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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青年女作家《台湾三部曲》作者阎延文

2005-09-16　　作者:光明网记者 付小悦 郑炜 　

　　■作家介绍：阎延文，女，青年作家，文学博士、副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茅盾文学研究会会员、北京市杂文学会会员；现为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编辑部副主任。1997年25岁获文学博士学位，时为全国最年轻的文学博士。

　　历时十年创作“台湾三部曲”：《台湾风云》、《沧海神话》、《青史青山》，抒写台湾三百年沧桑。历时两年四易其稿，创作36集电视连续剧《沧海百年》，该剧于2004年10月，在中央电视台一频道黄金时段播出。自90年代中期开始影视创作，曾创作《台湾风云》25集电视文学剧本和《台湾风云》电影文学剧本。2003年4月《台湾风云》繁体字版在台湾出版，再次获得轰动，被台湾出版界称为“二月河之后最好看的历史小说”。《台湾风云》和《沧海神话》引起国际汉学界热烈关注，2003年7月6日和2004年12月5日，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等多家机构，先后两次在美国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美国汉学界、新闻媒体和读者隆重推介“台湾三部曲”。美国《侨报》、《澳门日报》、香港《明报》、新华社、中国新闻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凤凰卫视等海内外80余家报刊、电视台、电台及数百家网站进行连续报道。目前，美国强磊出版社正在接洽把“台湾三部曲”翻译成英文版，在美国出版。

台湾抗日:不该被历史遗忘的一页

记者：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我们就从台湾抗日的话题说起。您的“台湾三部曲”系列的《台湾风云》和《青史青山》，是第一次正面描写台湾抗日的长篇小说，您能介绍一下这三部曲的情况吗？

阎延文：《台湾风云》、《沧海神话》和《青史青山》是三部系列长篇历史小说，总计140万字。《台湾风云》写1895年中日签定《马关条约》，台湾割让给日本，台湾人民“愿人人战死而割台，决不拱手而让台”的悲壮画卷；《沧海神话》以“百年孤独”式的结构，描写了台湾先民三百年间拓荒传奇的祖先神话，复现一个家族九代人对家国信仰的皈依；《青史青山》写1895年到1945年日据50年间，一批坚守文化抗争的台湾知识分子，特别是爱国诗人《台湾通史》作者连横，在日本文化殖民环境下英勇抗争，以个人的力量，做艰难的文化突围的故事。我希望，用笔锋完成从拓荒、兴台、割台、保台到光复的“台湾三部曲”，书写民族的百年沧桑。前几天有记者来访，我们还谈到：如果说过去文艺作品中，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作品很少的话，那么反映台湾正面战场的，不是很少，而是几乎空白。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台湾三部曲》力图弥补这个遗憾。

记者：您曾说，中华民族抗日不是传统意义的八年，甚至也不只是“九一八”事变后的十四年，而是从1895年台湾抗日肇始的五十年。您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阎延文：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军各路人马“水陆交绥，战无一胜”。1895年4月，中日签定《马关条约》：将台湾全岛、澎湖列岛和所有附属岛屿“及该地方所有堡垒、军器工厂及一切属公物件，永远让与日本”。消息传来，全台震骇。台湾人民先是“锥心泣血，北向痛哭”，千方百计阻止清政府割台弃台；继而“奋空拳、拼残躯”，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与6万日本正规军相搏击，捍卫祖国宝岛。在这场波澜壮阔的历史壮剧中，400万台湾人民以自己的赤子之心，倾诉对祖国的衷情，引发了震惊中外的“公车上书”，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近代化觉醒。《台湾风云》描写的就是这段历史。

以往，我们更多地关注甲午战争的大陆战场，对台湾抗日战场表现较少，其实，台湾抗日是一段真正的血火壮史。从1895年6月至10月，在四个半月的保台抗战中，台湾军民激战大小一百多仗，打死打伤日军三万两千多人，这个数字是甲午战争大陆战场日军伤亡总数的两倍。日本皇室代表、北白川能久中将，陆军少将山根信成等高级将领纷纷抛尸台湾，而他们的对手，竟然是只有大刀、土枪，没有粮饷，也没有预备队的普通台湾百姓，这无疑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

这是1895年的台湾，距大陆全面抗日还有42年，距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还有36年。台湾抗日与大陆抗日一脉相承，最充分地表现了中国人的血气和骨骼。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个人认为，中华民族抗日不是传统意义的八年，甚至也不只是“九一八”事变后的十四年，而是从1895年台湾抗日肇始的五十年。

立场：隔海著史与温情抚摸

记者：您动笔创作《台湾三部曲》时，只有23岁。您的初衷是什么？

阎延文：我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受了八年的专业训练。在搞创作之前，一直从事理论研究，曾发表过近百篇的理论评论文章。1995年，我正在准备博士论文，一个偶然的机会承接了《中国三十年代文学史》台港部分的写作，开始了台湾文化史的研究。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台湾的文学运动和大陆是同步的，从《新青年》到白话文运动、甚至三十年代的文学大众化运动，台湾文学思潮都紧随大陆。我们有白话文运动，台湾有文白之争；我们说“打倒孔家店”，台湾也有人称要“拆掉荒野中的旧祠堂”。这引起了我的兴趣，从1895年割让给日本至此，台湾与大陆已是多年隔绝，为何还如此同声同息？海峡两岸惊人的文化同构性，似乎预示着某种历史的奇迹。出于心灵的召唤，我开始回溯历史，查阅有关台湾历史的县志、奏折、家书甚至日方资料，一步步走近那些叱咤风云的人物。

记者：然后，就发觉他们还沉埋在历史中？

阎延文：是的。我们有的历史，比如清宫戏，在反反复复地写；而有的历史和人物，却被尘封着。比如说，我们常说“公车上书”，实际上，“公车上书”第一人是台湾举子汪春源。正是从台湾士子身上，康有为发现民心可用，才引发了一系列变革。汪春源1905年再次赶考，在填写原籍时，他写道：中国台湾省安平县人。而当时，台湾已被割让多年。他是中国最后一代进士，也是台湾省最后一个进士。还有《台湾风云》中的主人公邱逢甲，他是一介书生，却在危难时承担起台湾义军总头领的责任，带领义军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与6万日本正规军相搏击。他们是鲜活的，激情的，有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追求和梦想。如此有骨骼的文化人，为什么没有人写过？为什么沉埋在历史中，不能浮出海面？我觉得仅仅用文学史，是不能展现如此鲜活的东西的，我要用小说的文体，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历史。

记者：但是，您当时毕竟只有23岁，毕竟是学院派出身的文学博士。这样一部煌煌巨制，这样一个沉重的题材和沧桑的历史，背后的作者却是如此年轻纤弱的女子；您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文学博士，以理论研究见长，却又转向创作。这种沉重与纤弱，沧桑与年轻，理性与感性的冲突，您感觉到了吗？又是如何克服的？

阎延文：这种文学角度与历史角度的冲突，最初非常强烈。我接受的学院派训练要求我有理性的、框架的思维，我一直以理论研究为主，这令我有一段非常痛苦的时期。我需要克服理性思维。从1997年开始，我坚决不写理论文章，努力把话语方式转换过来，这甚至引起了一些误会。当时一位一直关心我的领导开玩笑说：“我已经把你归到理论这块了，你怎么又去创作了？”一位老诗人苦口婆心地说：“最近很少看到你的理论文章了，为什么？青年人懒不得啊！”1997年后，我还翻译了两本小说：《明日帝国》和《比尔・盖茨的秘密档案》，这有两个用意：一是靠翻译英文，强制性地忘掉中文理性思维；第二是我想写作时间会很长、生活会很清苦，靠这个也可以筹集点资金。完成翻译后，我的理性思维终于彻底打破，找到了富有生命力的语言，脱掉了一个理论的壳子。

记者：其实历史小说一直是近年来长篇创作和荧屏的热点。例如从二月河的帝王系列到刚获得茅盾文学奖的熊召政的《张居正》，都受到关注。你们之间有相似点，但更有不同点：他们的主人公是大家都知道的人物，尤其是帝王将相；而您书写的台湾是人们比较忽视的地域，这段历史也是大家不熟悉、甚至淡忘的历史，您在努力地使那些历史和英雄“浮出历史地表”。如果说，他们写的是“显史”的话，您写的更近乎“隐史”。您如何看待“显史”和“隐史”？和那些男性作家相比，您觉得女性立场会给作品带来影响吗？

阎延文：在去年《沧海神话》第二版出版时，一些书评人曾说：“《台湾风云》在台湾出版后，被台湾出版界称为‘二月河之后最好看的历史小说’，将此作品与二月河相提并论。但其实细看二者是不同的，这大概是男性历史观与女性历史观的区别。男性作家更强调的是宫廷权谋，是帝王将相的俯视；而你笔下的主人公不是最高统治者，你的视角也是平视，在书中有很多可能只有女性才会写的情节，不是政治的、冷冰冰的解决，而是梦想式的，比如《沧海神话》中叶省临刑前与福康安下棋的情节，这是非常女性化的，男人在历史中不会这么做，不会这么写，而女性发掘了历史温情的一面。历史是生杀予夺，是冷冰冰的，不存在你这种温情的抚摸，但是，我们觉得很好看。”

记者：在我们视野所及，在台湾文艺中也常常涉及“台湾的历史”这一命题，比如吴浊流的《亚细亚的孤儿》，再比如侯孝贤的电影《悲情城市》。台湾对于他们来说，是“自我”，而您的书写，可能更接近于对“他者”的书写。隔海著史，您觉得您这种比较独特的立场为作品带来怎样的特点呢？

阎延文：在如此漫长的历史中，写这段悲情历史的很少。日据时是不能写，台湾人当时必须用日文，被称作“失语的一代”；五十年代后，更多地写现代主义的东西。的确，老一代作家亲历历史，写身边的故事，写得刻骨铭心。但毕竟历史越来越久远，能够亲历、甚至口述历史的人都越来越少。其实，远距离的观照可以带来冷静、客观的立场，比如此次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所推出的抗日题材的作品，可能比以前更为全面。所以，在时间的流动中给出一个定位， “隔海著史”并不是坏事。我曾开玩笑说：既然台湾的李敖可以写《北京法源寺》，我们为什么不能写台湾呢？

十年青春：在历史中的“行走文学”

记者：“台湾三部曲”使用了不同的结构方法，比如《台湾风云》是以一个中心人物邱逢甲带出一段历史，而《沧海神话》是百年孤独式的陈家九代人的家族史。您是动笔之初就有“三部曲”的想法还是创作过程中逐渐明确下来的？

阎延文：在《台湾风云》结尾处，邱逢甲见到孙中山，说“最有魄力的中国领导人应该收复台湾”。很多读者觉得刚刚豁然开朗却结束了，后来怎么了？那接着写吧。又有人问：建省前怎样呢？我想，既然有很多人问，说明还是空白。于是《沧海神话》上溯拓荒史，而《青史青山》就继续往后写。所以，从时间顺序上，应该是：《沧海神话》、《台湾风云》、《青史青山》。

记者：《青史青山》很快要出版了。据说原来并不叫这个名字？

阎延文：是的，原来叫《台海往事》，有朋友觉得比较空，于是我取了主人公连横的一句诗“青史青山未能忘”来命名。

记者：青史青山未能忘。是的，这不仅是连横的期望，也是您的良苦用心。您有几句话令我十分感动。“在一个轻松娱乐的时代，这无疑是痛苦已极的选择。” “我的笔所以坚硬，因为我身后站着一个山脉般不屈的民族。”在《台湾三部曲》的一百多万字中，凝聚的是您十年的最美好的青春。我也是女性，也是七十年代生人，甚至和您从一所学校毕业，所以格外地感受到您的艰难，也格外地敬佩您。是什么，令您如此执着？令您选择了一条荆棘之路？

阎延文：这是一个消费的时代，包装可能使人一夜成名，许多人把文化当作消费而不是精神产品来看待，所以我在创作中常常觉得很艰难。有人觉得，我这种“主旋律”的写作一定是领了创作任务、有资金扶持，但是，我可以明确地说：从来没有。我没有得到过任何创作资助，没有进入过任何创作扶持计划。但是，当我沉浸在关于土地、家园、民族的锥心刺骨的历史沉思时，生命便进入了一种广漠的开阔地带，使我感到震惊。我不断经历着精神的淬砺，也不断承受着意外的惊喜。所以我说，“虽然处在北京文化中心，我却仿佛行走在文学的边疆。这种孤立无援的状态，需要内心的力量。”

记者：这种内心的力量，来自哪里？

阎延文：在最艰难的时候，我总想想他们，想象那些在台湾抗日中死去或依然活着，经历了血火历史，却默默无名的人们，想想那些尘封在历史深处的民族惊魂。我的艰难写作，成为他们走出历史的一扇窗口。心里有没有失衡的东西？肯定有。可是，我想想笔下的人物，比如说连横，他写《台湾通史》时，哪有什么创作扶持，甚至还在日本的压制威胁之下。想想他们，心里能使自己更坚强。我觉得自己虽然辛苦，但和他们比相差太远了。

记者：那些人物，已经不仅融进了您的作品，也融进了您的血液和理想。

阎延文：是的。我也希望能有更多的读者，能与更多的读者对话。

记者：所以说，在您的作品中，常能读到一种沉重，一种浩然正气，一种宏大叙事的勇气，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作为一位七十年代出生的女作家，这一点让人很惊讶。因为这一作家群似乎更注重个人史和微观叙事。从23岁到今天，您用了十年最宝贵的青春年华打造“台湾三部曲”，这是您生命中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事情吗？

阎延文：如同你所说，这是最宝贵的青春年华。我觉得，拿出23岁到33岁这十年时间，无论做什么，哪怕只做一件很不起眼的事情，对个人、生命来说都是最重要的，因为这段年华最宝贵。如果说最开始我没想到一走就是十年，但走下来却觉得如同登山，只能往前走，没有后路。这十年间，我已经习惯于放弃休息、放弃娱乐、放弃许多机遇和属于年轻人的快乐。如果说真有“行走文化”的话，我就是行走在历史中，和走黄河、长城是一样的。

记者：接下来，您有什么写作计划吗？

    阎延文：台湾三部曲后，我发现中日文化有很多深入的绵长的渊源，但也有不断的冲突。比如从明代就有的“倭患”，故事很多但没有串起来。我将以抗倭名将俞大猷为主人公，写有关明朝抗日的题材。

记者：十年一剑。您用十年青春书写台湾历史的计划已经基本实现，今天，您还有什么遗憾？

阎延文：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反映台湾抗日的影视作品《台湾风云》未能拍摄，这是我今天最大的遗憾。《台湾风云》2000年底出版后，在一个月内就有七家最有实力的中央和省级电视台及影视制作单位希望投拍。2001年2月，我和九洲音像出版公司签署了有效期两年的电视连续剧投拍合同，因为这是一部具有时效性的作品，在合同中还特意签定：如果该公司两年不投拍，作者有权将投拍权转售第三方。可时至今日，四年已经过去了，《台湾风云》的拍摄仍杳无音讯。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一部部相关题材的影视片被搬上银屏。近日，我不断接到海内外新闻界朋友、读者和同行的电话，纷纷询问电视连续剧《台湾风云》的拍摄情况，当得知杳无音讯时，大家无不表示遗憾......

《台湾风云》繁体字版2003年4月在台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