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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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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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论文写作概述
1、导言（限制因素）
1)  “散文”的词源学考证
2)  “散文”的范围变迁及其承接关系考证
                                      ——散文的“自我”
  2、视角A（看待该主题的新角度）
1) 散文的特点
2) 散文雅俗互渗性及其在市场化条件下的显现
                                      ——散文的“超我”
3、视角B（与旧有视角的整合）
散文的历来传统，撷取特定时期截点作案例佐证分析——例证
4、总结（应用与引申）
散文的文学定位：散文的“自我”与“超我”的矛盾互进及其现代出路

二、参考资料及文献
1、佛经传译与散文文体的得名——以词源学为中心的考察   李小荣
2、中国古代散文概念的变迁及散文范畴的界定    渠晓云
3、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散文研究的文化审视    宁俊红
4、试论先唐论辩散文的体式及其变迁    孙海洋
5、雅俗合流：论90年代散文的发展态势   易瑛
6、雅而能俗 以雅化俗－谈梁实秋散文的雅俗共赏  江倩
7、熔铸点染化俗为雅——论《聊斋》语言艺术的魅力和特色  王林书 王同书
8、当代散文困境探微     孙国龙
9、论新世纪散文的跨越与发展    傅德珉
10、消费社会里的散文生产与消费——兼论20世纪90年代散文创作的消费性   张健
11、消费时代的散文观  臧小艳 杨静涛
12、Essay与五四散文的话语定位   王娟
13、五四散文观与建国后十七年散文观比较  王玉国  吴笑欢
14、五四散文的话语方式   程德强
15、南宋散文研究的困境与出路  闵泽平
16、散文品格定位与社会价值系统错位   张振忠

我的散文观（一）

一种观念的形成，最早可能来自于感性认识，但正如感性认识通过一定条件将转化成理性认识一样，观念的形成最终也是由理性认识来奠定，以此获得其作为观念自身的稳固性、自足性。以此，散文观毋宁说是一种理性地观照散文的过程，以此来形成自己对于散文的独特视角，其中当然有可能出现偏误，但那是任何一个视角也无法避免的，故而是可取的。当然，这也并不是说这种观照将全然剥离感性认识不谈，因为任何一种理性认识的形成没有大量的对于散文的感性欣赏是不会出现的。

笔者想发现散文的“自我”与“超我”，并在它们二者的矛盾互进中窥探散文的现代出路。

一、寻找迷雾中的散文“自我”
（一）散文的“名实之辩”

传统教科书都致力于向我们传递这样一种神话，即散文（可能还有其它形式）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轮廓定义，似乎是一个一出生就会讲话的婴孩，自立自足。这不仅不符合人类一般对于事物的认识心理，更从侧面反映出散文自身界限不明的缺陷——需要一个预先的定义来掩饰它。笔者对于这种中国式的演绎法颇为反感。

对于散文的定义，与其所处的话语权力密不可分，笔者不想从一开始就陷入这种“预置游戏”的把戏中去，先从词源学上对“散文”一词进行分析：

从词源学上入手，作为文体之一的散文与唐代的佛经传译有着不解之缘。《大正新修大藏经》卷16 之不空大师所译的《密严经》(《大正藏》编号为No. 682) 前所附唐代宗李豫所作的《大唐新翻密严经序》中就有一条关于散文文体的材料, 它可能是目前所知有关散文文体名称最早出处的语料。其文云:

“朕闻西方有圣人焉, 演不言之言,垂无教之教, 启迪权实, 发披聋瞽。…… 赖耶能变之端, 照自觉湛然之境;深诣心极, 其唯是经。夫翻译之来抑有由矣, 虽方言有异而本质须存。此经梵书, 并是偈颂, 先之译者多作散文。蛇化为龙, 何必变于鳞介; 家成于国, 宁即改乎姓氏。矧讹异轻重, 或有异同,再而详悉, 可为尽善。”

据唐代宗的经序可知, 《密严经》的梵文本是偈颂体, 而先之译者多作散文。偈颂与散文形成了对举，恰恰表明“散文”一词由佛经译语之文体用语转成汉语通用文体语。至此，“散文”的文体之“名”轮廓初现。

可是，这并不能等同于说，在佛教传入中土之前的偌长岁月里，就没有散文的滥觞。相反，我们不仅有大量的几乎与人类获具语言同步的口头散文，更有卷帙浩繁的书面文献为证。先秦历史散文、诸子说理散文、汉初政论文、汉大赋、魏晋南北朝的骈体文等等，都表明着先唐散文创作的可观。

这就是说，在散文的名与实之间, 是先有其实后有其名的。散文的这一“名实之辩”为我们理清散文的源流及其术语使用上的变化提供依据。

（二）散文的历史承接

但是，词源学上的“名实之辩”也并不是给了散文一个明确的定义，相反，正因为这一定义的暂时缺失，使得散文创作蔚为大观。从古代形态到现代形态，散文完成其历史的承接变迁。

1、 古代形态（先秦——“五四”前）

先秦散文尚处于应用阶段，哲学家用以说理, 史学家用以记事。总体来说，开辟了我国散文的最基本形式, 即议论文和叙事文。到了汉代，散文在种类上进一步细分成史传文、政论文、赋三大类，继承了先秦实用为文传统，并在史传散文上达到高峰，以司马迁、班固为代表。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 使文学出现新的变化，发端于西汉的大赋这一时期转变成为更适宜文人抒情感怀之用的骈体文，散文的的题材扩展了, 山水景物成了文学表现的新内容, 文章中的抒情成分大大加强。唐宋两代是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高峰期,以“唐宋八大家”为代表的唐宋散文家,既继承了先秦两汉散文的优良传统, 又吸收了六朝文学抒情写景、语言修辞方面的艺术经验, 加以融合、发展, 使文章的体裁样式增多, 艺术提高, 出现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元明清三代, 戏曲、小说兴盛起来, 而诗文等封建社会的正统文学成就已不能和唐宋相比，比较有特色的是文人的读书笔记和小品文。

2、 现代形态（“五四”——至今）

这一段时期的散文创作又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从1917年到1949年的现代散文创作、1949年建国之后的当代散文创作。

1）1917——1949“五四”时期散文的革故鼎新，如同其他文学形式一样，是相当自觉和彻底的。散文自此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实现了从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这一时期，散文的突出特点在于，无论是创作形式还是表现的内容，都较以往的古代形态有了质的飞跃。从《新青年》上的“随感录”，《中国青年》上的杂评，从“语丝社”、“文研会”到“创造社”，大抵形成了30年代散文的三足分流：以周作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作家的散文；以鲁迅、瞿秋白等为代表的左翼作家的杂文；和以独语调式闻名的何其芳为代表的“京派”与开明文人的散文。

2）1949——至今这一时期的散文创作大抵呈现出马鞍形态势。“十七年”散文创作带着新中国成立的春风唱出嘹亮“赞歌”；文化大革命期间散文创作趋于沉寂；新时期以来的散文开始向五四精神散文本体复归，散文创作量大质高，相当可观。

（三）散文的特点论证

通过对散文的历史承接梳理，确立了不同阶段的散文创作分期，据此，基于不同形态的散文也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笔者试从对这一纵向的历史分期的考察中见出散文的特点。

1、 古代散文的特点

⑴中国古代散文的实用性较强。有时很难划分文学性散文和其它文章的界限。如《墨子》。

⑵中国古代散文内容包罗万象, 形式多种多样。内容上, 从天文、地理、政治、经济、军事、哲学, 到自然景物、市井风情、家庭琐事、婚姻爱情, 无所不写。体制上, 有奇句单行的散文, 有骈文, 有辞赋。如《史记》的鸿篇巨制。

⑶中国古代散文伴随社会生活和历史的发展变化, 不断演进。从散文到骈文; 从先秦诸子, 到秦汉散文, 到唐宋八大家, 到晚明小品;从汉大赋到东汉魏晋抒情小赋, 到南北朝骈赋、唐朝律赋、宋代文赋, 这些变化既是文化内部的演进, 又往往与时代生活息息相关。

⑷中国古代散文重视语言修辞。如唐宋八大家的散文。

2、 现代散文的特点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革故鼎新，并非是对传统文化的一味抵制淘汰，而是批判吸收。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散文传统也部分被现代散文所吸收。除了在语言使用上摒弃了传统文言文写作，在内容体制上摒弃古时八股呆滞散文范式外，在散文的本质上，可谓是一脉相承。

首先，散文的社会属性在任何时代都被提到鲜明的位置上。例如五四时期的散文家们以锋利的散文笔锋向黑暗不合理的现实投枪，“和敌人进行猛烈地斗争，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其次，散文的题材继续是广泛而多样的。再次，散文的结构自由而灵活，一反古代散文繁缛苛刻的限制，显得富有生气。最后，散文依旧是最接近生活真实的文学样式。

从以上历史对比中便显示出了散文的基本特点。

（四）散文的定义1——拾得“自我”

一个事物的特点即构成事物自身矛盾的主要方面，抓住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我们便可以给散文一个相对明确的学科定义并且根据内部矛盾规律预言散文的未来走向。

于是我们便可以给出这样一种散文的定义：散文是一种题材广泛，结构灵活，注重抒写真实感受、境遇的文学体裁。这一定义是由散文的自身特点决定的。

但是这一定义来源于历史纵向分析的结果，并没有顾及同时期其它文学形态与散文的不同，所以依旧是相对片面的。

在中国文学史上，与散文有着近亲关系的诗歌、小说一直与散文交织存在着，如果把它们比作三种语言，那么相互之间既有好的正向迁移，也有不好的负向迁移。关于散文与诗歌、小说的比较，李广田在《谈散文》里说的很清楚：“如果把‘散’字作为散文的论点，那么就应当给小说一个‘严’字，而诗则给它一个‘圆’字。如把散文比作行云流水，那么小说就是精心结构的建筑，而诗则为浑然无迹的明珠。说散文是‘散’的，然而既已成为‘文’，而且假如是一片很好的散文，它也绝不应当是‘散漫’或‘散乱’，而同样的，也应该像一座建筑，也应当像一颗明珠。”李广田大致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信息：相对于诗歌小说来讲，散文形散而神不散，散而有聚，散而有凝。

于是中和历史纵向以及与其它相近事物的横向比较之后，散文又可以可出这样一种综合性的定义：散文是一种区别于诗歌、小说的题材广泛，结构灵活，注重抒写真实感受、境遇的文学体裁。也许这种假借诗歌、小说的偷懒式定义方法不合情但却很在理。

至此，可以说已经找到散文的“自我”了。

二、被忽略的迷雾——散文存在的“超我”

心理学上的“超我”是一切道德限制的代表，是追求完善的冲动或追求人类生活的较高尚行为的主体，它是道德化了的自我。笔者在此借用这一概念研究散文，是想突出散文在自身发展中受到的外部“非正常”条件的影响，这其中有因为影响过小而消弭在散文“自我”之中的，也有影响过大而扭曲散文纯洁“自我”的。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散文的品格定位混乱以及散文在市场条件下的困惑与突围。

（一）散文的品格定位——参照系的缺失

先秦散文是繁荣的，不仅因为有百家争鸣的文化背景，还因为散文在最直接的意义上成为诸子宣传自己的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的工具，文学性让位于政治、伦理、哲学内容。唐宋散文的勃兴，则镶嵌在唐宋文化大发展的背景上。唐宋古文运动“推陈出新”的旗帜旨在一改魏晋一降铺张扬厉的雕琢之风，恢复“文以载道”的实用品格。“五四”散文的高潮，则直接依附于新文化运动，“为人生”的文学主题、自我解放的价值追求以及实用白话文的表现形式，使散文与时代要求一拍即合。至于60年代的中国散文，不仅在为社会主义政治和建设服务上找到了体裁寄托，歌颂新生活的主题，也满足了人们的抒情要求，但这一时期散文的“无我”，不仅造成散文表现形式的模式化，还制约了体裁自身的发展。90年代以来更有理性散文与通俗散文的雅俗合流。

由上可知，散文的品格定位一直与社会价值系统密切挂钩，散文这种社会的“指向标”易受社会思潮的影响更是不在话下。“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王国维先生早已意识到这一点，而如今，由于时代的风云变迁，要想给散文一个确定的品格定位基本是不可能的了。许多学者很人为地给散文张贴许多类别标签，如“学者散文”、“文化散文”、“思想散文”、“生活散文”、“新媒体散文”、“新潮散文”、“大散文”、“小散文”、“老生代散文”、“新生代散文”、“女性散文”、“小女人散文”、“乡村散文”、“城市散文”、“经济散文”等等，不一而足。如果从字面意思来理解，“文化散文”、“生活散文”是以散文所呈现的文化性和生活性内涵而言；“大散文”、“小散文”基本上是以散文题材的大小、境界的高低而言；“老生代散文”、“新生代散文”是以散文作者的年龄特征而言；“学者散文”、“女性散文”是以散文的身份特征而言。但是，这些分类名称的内涵往往重叠、有诸多矛盾之处。好像散文是随意打扮的姑娘，想怎么打扮就怎么打扮。

以上种种分类只是讽刺性的向世人展示：散文评判参照系的紊乱或缺失。时至今日，笔者仍然忍不住要问：现代散文已经向五四散文精神复归了么？

（二）散文在市场条件下的运作

现代散文的一个最突出的变化在于滋养文学的经济基础变了，市场经济对于文学观念的一个最实质性的启发便是：文学也可以是一种商品，可以生产也可以消费。现代中国文学用实际行动证明：马克思主义生产消费理论，是可以套用的。随着消费时代的来临，表现在散文领域就是抒情的东西越来越少，艺术散文失掉了市场。笔者这里参照臧小艳、杨静涛关于《消费时代散文观》一文对于散文的考察，文章说：

“消费时代对散文创作提出挑战，散文创作也面临一系列的问题。1、散文创作模式化，趋同化，这不仅仅是体裁上的“一窝蜂”，比如历史文化散文走红，就一窝蜂都去写这类体裁。更重要的是我们很多感觉来自媒体信息，出现媒体时代特有的特征，使思想观念和意识不约而同地走向一个模式，虽然是“我”的口吻，但意识已经不是自己的。个性淡弱，共性强化，散文生产“批量化”都会影响散文的生命力。2、相当一批散文表现出姿态化的特点。过去的散文创作“我思故我在，我心写我口”，真诚地表现自我，而商业化的时代，信息过剩，一些作家为了能够吸引读者，扩大并强化信息量来避免被埋没，出现姿态化问题，姿态与真诚对散文孰轻孰重？如果牺牲真诚追求吸引力，便泯灭了散文基本特征，散文建设就无从谈起。3、散文创作中诙谐、幽默、调侃增加，但这应与生活结在一起，如果仅仅是插科打诨，离开了思想及生命体验，会造成散文低俗化。4、技术主义问题，很多人认为散文是很容易写的，这就从一个方面导致散文深刻的含量不足，一些青年作家把诗的语言带入散文，在意象营造上煞费苦心，造成敞文行文的雕琢。”

散文在市场条件下出现的“非正常”现象大致如上所述，至于散文在市场消费状态下应扮演的角色变化也须和散文的品格定位一样，成为越来越多学者关注的对象吧。

（三）散文的定义2——拾得的“超我”

散文作为一种文体有其独立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是散文必是处于一定的文学园林之内，而文学作为一种社会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形式之一，必将受到外界“超我”的影响或是制约。基于此，笔者设想，从文学的外部性来给散文（现代散文）下一个定义：散文是一种社会言论的工具，它需要一定的评价参照体系，并且必须适应市场化环境的冲击。这听起来更像是一种诠释而非下定义，但也许这更能适应瞬息万变的社会的实际需要。现在的实际告诉散文，若想拥有“观众”就必须接受社会为其提供的“超我”干预。因此，笔者认为，从这个角度为散文下定义是十分必要的。

三、现代散文的出路兼论我所认为的好散文

（一）现代散文的出路

一个人的人格构成少不了“自我”对本我的的协调，离不开“超我”对“自我”的检查、监督和奖惩，忽略任何一点，这个人的人格便是不完善的。通过心理学上关于三我的互相作用观照，可以发现，“自我”居于人格中心的地位，它开放性的联结着“太晦涩的（本我）”和“太鲜明（超我）”的。

散文的“自我”即散文的定义问题，对于散文的独立发展和繁荣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现代散文的出路在于理清散文的本质，保持自己在抨击时弊、抒露心灵方面的独特个性。毕竟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可以描摹散文轮廓的时代了。

与此同时，社会“超我”对散文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准确把握社会价值体系对与散文品格的要求，尤其是适应现代消费社会商品运行规律显得尤为重要。据此，笔者认为需要大力整顿文化市场，尤其是新闻出版事业，要保证社会有足够的空间“给散文家说话”：说大众的话，说自己的话。

散文将会在“自我”与“超我”的矛盾互进中艰难而又稳健的前行。

（三）我心目中的好散文

抛开繁琐的散文规律分析，直逼散文本身，我比较喜欢能表达真情实感的文章，可以是对自己内宇宙的表达，也可以是对外宇宙的评析。语言上自然简练朴实无华。形式自由，可以是书信体、杂文体，内容上可以记事也可以抒情。例如朱自清的《背影》。

背  影朱自清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到徐州见着父亲，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父亲说，“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回家变卖典质，父亲还了亏空；又借钱办了丧事。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惨淡，一半为了丧事，一半为了父亲赋闲。丧事完毕，父亲要到南京谋事，我也要回北京念书，我们便同行。

　　到南京时，有朋友约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须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车北去。父亲因为事忙，本已说定不送我，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他再三嘱咐茶房，甚是仔细。但他终于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颇踌躇了一会。其实我那年已二十岁，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是没有甚么要紧的了。他踌躇了一会，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我两三回劝他不必去；他只说，“不要紧，他们去不好！”

　　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过去。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坐位。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警醒些，不要受凉。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我心里暗笑他的迂；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直是白托！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么？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

　　我说道，“爸爸，你走吧。”他望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须穿过铁道，须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望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

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谋生，独力支持，做了许多大事。那知老境却如此颓唐！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但最近两年的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我北来后，他写了一信给我，信中说道，“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利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                                               １９２５年１０月在北京。

（原载１９２５年１１月２２日《文学周报》第２００期）

通篇全用白描记叙事实，不做任何渲染。语言平实简洁，朴实无华。感情真挚。总之，通篇一个“真”字，这恐怕也是它长久不被人忘记的缘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