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在民间 志在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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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后新锐文化学者、散文作家史飞翔出版

第7本散文随笔集《学问与生命》

“学在民间 志在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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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与生命》,作者：史飞翔,出版社:西安出版社,出版日期: 2012-10-01

内容简介：

《学问与生命/西安市签约作家资助出版丛书》编著者史飞翔。

《学问与生命》责任编辑李宗宝评价该书“透过一个个独具个体的生命，用朴实细腻的笔墨，撩开他们人生的一角，呈献给大家的是一份感动，一份细微，一份真善，一份情趣。”
    作为陕西新生代散文作家的重要代表人之一，史飞翔近年来创作丰硕，文章频频出现于全国各大报刊，引起文化界普遍关注。著名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教授得知史飞翔致力于民国时期学人研究后，欣然为其题词“学在民间，志在个人”。

著名文学评论家、茅盾文学奖评委李星认为史飞翔的散文创作“走的是知识型散文写作的路子、文化散文的写作路子，是学理性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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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飞翔简介：

史飞翔，青年学者，散文作家。已出版散文集《为灵魂寻找镜子》、《红尘心语》、《读书与冥想》、《有一种沉默叫惊醒》、《历史的面孔》、《秦川散文》（合集）、《学问与生命》等。有多篇作品先后入选《大学语文》、《高中语文阅读欣赏》等大中小学教材及各种权威选本。

史飞翔系中华孔子学会、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中国民俗学会、中国散文学会、中国小说学会、三秦文化研究会、陕西省吴宓研究会、陕西省秦岭发展研究会、陕西国学艺术研究会、陕西贾平凹艺术研究院、陕西省作家协会、陕西省职工作家协会、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陕西省杂文学会、西安市作家协会等多家文学、学术团体理事、会员，西安市作协首届签约作家、《读者》杂志签约作家。现任陕西省散文学会副秘书长、《散文视野》杂志编辑部主任、陕西终南学社副秘书长、《终南文化》杂志编辑部主任。

作家访谈：

1、作为青年作家，你对文学是怎样理解的？

史飞翔：我自己认为文学它不过就是一种兴趣，爱好而已。我们国家一度把文学看的非常神圣，自从曹丕提出“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以载道就成了中国人的一种观念。好像一谈文学就得正襟危坐，有一种伟大的崇高，其实我个人理解不完全是这样，当然文学有它神圣，严肃，高雅的一面，但是从更真实的方面来讲，我认为它就是一种爱好，是人的一种生活的方式，是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应该对文学持一种恰如其分的态度，不是去夸它，说文学能够如何如何，像我们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全民大搞文学热，连农民都去写诗，当然也不要像当下一些人那样，说什么作家贬值啦，文学没救啦，文学要绝种啦，等等诸如此类的混账话。文学怎么可能绝种呢？文学永远不会绝种，在任何时候，只要有人，只要人群中还有那么一小撮人他天生还有一根对文字敏感的神经，文学就会永世存在。

我个人认为文学它其实就是一种压根不存在的真实，是人的一种有意识的自我欺骗，是人用来拯救自己的一种行为和方式，这就是我对文学的理解。

2、你对作家的理解是什么？

史飞翔：我记得我以前思考过这个问题，在之前写过一篇文章叫《作家、作协及其他》就谈到对作家的看法。就我们今天这个社会，著书皆为稻粱谋，就是说作家它不是一个称号，更不是一个位子，也不是一种官职。我个人认为说到“作家”它其实是一种自我身份的认同。你举个例子说，文先生是个作家，史先生是个作家，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文学它是一种自我生存方式的选择和认同，我愿意用我的一生来献给文学，或者说是一种爱好，对吧，我有志于文学的创作，或者说我有志于朝这样一个方向去发展。因此我觉得作家它是一种选择，是一种认同，而不是一个职位，一种职业。我个人比较反对作家职业化，我们今天这个作家的体制是从前苏联引进来的，据我所知，就世界范围来讲，专业作家不是特别的多，绝大多数国家都没有这样。举个例子，你比如说你是一个作家，你有可能是一个大学的教授，你有可能是一个新闻记者，你也有可能是一个农夫，反正就是说你该干啥你还干啥去，绝对没有说我就是一个作家，没有这一说，这样的话可能会使人淡化一种身份，他老是有一种居高临下，他老是认为我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那样的话，就不能够使他自己与我们的现实，与我们的人民融为一体，因此一个人，一个有志于文学创作的人，我觉得更应该洒脱一些，更应该看得开一点，站的高一些，看得远一些，想的长一些。也说是说，要想到自己的立身处世，想到宇宙人生、人类世界等等。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样子。

3、你为什么而文学？

史飞翔：记得在一个大学里搞讲座，有一个同学问我：  “史老师，你为什么这么喜欢文学呢？”我当时就说，我爱文学就和你们喜欢“挖坑”一样，它只不过是一种兴趣和爱好。

我说我之所以要写作，是因为我想做个聪明人，我不想稀里糊涂的来，再莫名其妙的走，我想做个聪明人，就说我搞文学的动机和出发点就说我想做个聪明人，我想越活越明白，我想搞清楚我这一生到这个世界上来一趟我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不想说是，我当个领导，当个什么厅局级领导，我家财万贯，我拥有洋房小车，然后我稀里糊涂的，应该说这个人啊，生活应该由两部分组成，有日常的世俗意义上的物质生活，但是人呢应该还有作为人的那种人性、那种崇高、那种尊严、那种精神上的超越、洒脱和挺拔。

4、你是把文学当作一种生存方式呢还是当作其它？

文学应该是一个愉悦的修炼，自我的修炼，我宁愿文学是一种内在的自我修炼，一种磨砺，而不是一种外在的，我想要通过文学谋个什么。它不过是一种爱好，是一种兴趣，是人的一种生存的方式，但是我这地方所谓的生存方式，它应该这样理解，就是说，我们对文学应该有个恰如其分的看法，既不抬高它，也不贬低它。我说文学它不过就是人的一种兴趣，一种爱好特长，是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今天说爱文学，从它的本质上来讲，就跟一个人，一个老头坐在街道上他去补鞋，一个农村来的大嫂她起早贪黑去街道上卖鹌鹑蛋，或者说跟一个农民驮着一大筐苹果去城里卖从本质上来讲，它是没有啥区别。我所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把文学作为一种生存之道，或者说一种职业，这样就会背离文学的初衷，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对文学更真实的一种态度。记得当代文坛上有一位作家这样说，对文学应该像养花一样去养养它，但不要太认真。

5、文学在你生命中的作用有多大？

史飞翔：事实上把文学放在整个生命中这样一个高度，这样一个空间里面，来给它一个定位或说法的话，我觉得应该这样说：我绝不夸大和高抬文学，但是如果把文学从我的生命中抽掉的话，假如说把我的生命比做一座大厦的话，如果说把文学从这座大厦中抽掉的话，我想我的整个生命。特别是精神生命肯定会轰然倒塌。

6、在写作过程中，你对读书的理解是？

史飞翔：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说呢，恐怕还得靠知识的传承，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薪火相传，就是阅读。今天我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通过一本书而把我们之前的祖祖辈辈多少千年来的积累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它走完一遍，读书可以缩短历史，拉近距离，古今中外，天上地下，但是我觉得读书你也要会读，要有一种悟性，否则的话你的思想可能就成了别人的跑马场了，或者变成了一个四角的书橱，只会吸收，消化不了，变不成自己的东西，这是不行的。我之所以这样讲呢，就是这两天我个人突然感觉到文学得有个后劲，“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因此，这个阅读对于作家来说它就是源头，就是活水，要源源不断的来提供，否则的话，如果你不阅读的话，你总有一天会江郎才尽。

作家学者点评史飞翔及其散文：

李星（著名评论家、茅盾文学奖评委）：

史飞翔的散文创作走的是知识型散文写作的路子、文化散文的写作路子，是学理性散文。他写自己读书的心得体会，探究从孔孟等古今圣贤到清末民初学人行状、学问、关怀、精神，寄托自己的学问志向，人格理想，光大中国优秀的人文、学术传统。史飞翔是有感而发，他所提出的都是当今文化人、著述者所遭遇的大问题。这些问题历来就有，也被许多前贤所关注过，但却于当今的文化—学术生态最为迫切，最当紧要。

韩石山（著名作家、山西省作协原副主席、《山西文学》原主编）：

飞翔先生雅好文艺，专注于散文写作与现代文学研究，藏书甚多，覃思博学，定有大的作为。

阎庆生（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孙犁专家、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史飞翔先生读书甚多，求知欲望十分强烈。他的散文简净、凝练，似平淡而实丰腴；茧中抽丝，婉曲摇曳，有回廊曲院之致。轻松中寓哲理，善于把历史的情思化作一些意象，在方寸之地腾挪起舞，见出了精彩。

陈长吟（著名散文家、中国散文学会副秘书长、陕西散文学会会长）：

飞翔之文和人，有三个特点：其一为传统之气。这个传统不是守旧，而是传统文化的熏陶、传承。只看飞翔的文字，你会觉得这是出自于一个上了年纪的文人之手，其实他才刚届而立之年。中国散文研究所举办的几次专业研讨会，飞翔都发了言，谈问题全面而有深度，不偏不倚，让听者能感觉出他阅读兴趣的广泛和知识积累的丰博，这在年轻人中是难能可贵的。其二为清正之气。现在的年轻人思维方式多元，兴致爱好纷呈，舞文弄墨也是拳路无定，甚至走偏门，求殊异，骇人听闻。飞翔则一派少年师表，仪态整肃，谈吐雅正，文字也秋水不染尘。他谈人生、说境界、勾沉文理、思考教育，关心的是社会的公德，人类的命运，不带艳俗与低媚的斑乱。其三为新锐之气。承史容易陈腐，求清容易浅露，飞翔则保持着一股昂扬的锐气。他的言论中常流露出一些激愤、一种批判精神，一份人生的执着，因此作品中也就凭添了许多穿透力。

和谷（著名作家）：

史飞翔的学术散文，正应了他名字，是试图驮着人文历史的俊彩飞翔的文字。他博览群书，并善于撷取其间的人与事及其思想火花，归纳成文，所提供的不是充饥的饭菜，而是陈年佳酿。所言说的人是学人，事是关乎形而上的精神生活，纵横捭阖，意趣丰沛，富于阅读快感。史飞翔的学术散文，潜入当下社会文化人的精神处境，在吸纳人文知识的同时，多了一层发蒙解惑的意外收益。史飞翔的散文，旨在唤醒同代年轻读者，在经济社会的生存压力下，回望一下先贤的修为，多一些智慧与品格，多一些自得与尊严，这种文字是有鲜活质感的。

朱鸿（著名散文家、陕西省作协副主席）：

从走向分析，史飞翔之作品似乎属于深刻一路。他的一些文章，论人生之意义，人生之境界，关于爱情，幸福，显然都有独到的见解。他也不过三十左右，然而一些认识已经触击心灵，甚至透露着虚无的情绪。即使那种读书笔记，阅人记录，也多有异见，常现妙语。那种关于文化的思考，当然能给人以启示。

高建群（著名作家、陕西省文联副主席、陕西省作协副主席）：

诗经说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三年不飞，一飞冲天。

常智奇（著名评论家、《延河》杂志原执行主编、陕西文学院院长）：

史飞翔是陕西文学新时期以来第四代作家（70后）散文类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孙见喜（著名作家、文艺评论家）：

史飞翔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他读书不为写论文而记卡片，他读书不为颜如玉、不为黄金屋，而是“为灵魂寻找镜子”，灵魂的博大与悲悯被他视为精神的高屋，大慈念一切，慧光照十方，宗教的超拔使他向往那气势纵横却又舒卷自如的人生境界。……他是一个俯在真理窗缝的探看者。一个窃了普罗米修斯之火的传薪者。一个精神日渐独立的人。

方英文(著名作家)：

陕西青年作家史飞翔，出类拔萃于他的同龄作家，尤其散文写作上。原因在哪？此书告诉我们：就在于史飞翔是一颗读书的种子。作家永远、也只能由另外的作家（书）发酵出来，正如美酒只能由五谷杂粮而非石头煤球发酵出来一样。生活只能告诉我们经验；我们人人具有的智慧基因，却唯有通过阅读、无休止地阅读，方可能被激活。未被激活者，就是书呆子，学究，或者无所不晓的乏味之徒。史飞翔的读书之旅，是高山仰止之旅，是见贤思齐之旅。他笔墨畅朗，敬畏深情，读之拔俗也。

安黎（著名作家）：

在陕西新冒尖的年轻一代作家中，史飞翔是特别显眼的一位．他之所以显眼，在于他与众不同的个性，在于他满腔滚烫的血性；他具有深邃的道德意识，具有浓郁的悲悯情怀。别人的文字或许是稀粥，他的文章则是坚硬的骨头；别人的文字或许是羽毛，他的文章则是犀利的钢刀。在一个精神普遍萎靡的年代，他却怀着一颗拯救者的善心，观察着世态，思考着人生，这就使他呈现出一个思想者的冷峻面目，也使他的文章有了沉甸甸的分量。

李满星（著名作家、文史学者）：

年轻的史飞翔，耐得住寂寞，一头埋于浩瀚的历史文化海洋中，以深深的责任感，打捞文人墨客逸闻趣事，让忙碌的现代人，休闲一读，既增知识见闻，又捧腹一笑，可谓知识性、趣味性皆备。

杨文丰（著名作家、学者）：

史飞翔的书中有苦难，有良知，有忧，有虑，有智慧，有从容，有宁静，弥漫着作家独有的思考。在当今这个躁动的俗世，史飞翔的散文表现了作家难得的文化情结和高贵的文学精神！

孔明（著名散文作家）：

史飞翔好读书，求进取；善思考，能守志。揣读书人情怀，思天下人忧乐，字里行间充盈激情而弥漫悲悯。故此，他的文章多了“苦吟”的回味，而少了田园的牧歌。这样的文章像苦瓜，不是人人都喜欢吃的，但吃惯了的人又多上瘾。

王新民（散文作家）：

史飞翔像辛勤的蜜蜂飞翔在人类精神的广阔领域，广采多收，厚积薄发。飞翔读书很多，而且品读出了真味，甚至拨乱反正，为被误读了的作者翻案鸣冤，还其著作以本来面目，使人叹为观止。读他的文章也如沐甘霖，润人心灵，有时令人拍案叫绝。我以为飞翔的人和文富有禅味、人性味、烟火味。

王宏哲（青年作家、资深媒体人）：

史飞翔在书中思考人生，思考社会，思考文化的地位与存在的意义。他的思维是灵动的，他的笔触又是细腻的。

陈仓（杂文家、陕西省杂文学会副会长）：

史飞翔在旧书中发现新知，在新书中提炼高见，在别人思考过的地方深入思考，在别人停止思考的地方继续思考，在阅读与思考中进行精神操练。

杜文娟（青年作家）：

史飞翔是一位热情奔放、才思泉涌、演讲水平极高的青年作家。他读过很多书，有过人的思辨能力，他的文章无处不漫溢着美妙的锐气和青春的光芒。

孟改正（青年评论家、宝鸡文理学院陕西文学研究所青年作家研究室主任）：

史飞翔善于对日常世俗生活进行理性关照。咀嚼人生，体验生活，发掘生活的奥秘，探寻人生的真谛，是史飞翔散文的一大特点。在这个日益匆忙也日益焦虑的知识时代里，史飞翔的散文似乎是一种悠闲而孤独的漫步，他在对精神家园的长期寻求中，获得了一种观察和理解人生社会的方式，那就是对生命的悉心体悟，对人情人性、社会现象的哲理反思，对底层百姓、弱势人群的悲悯同情。人生与社会是史飞翔散文的两大题材。史飞翔的散文中较少自然事物，他关注的是人和人所处的当下社会。他更注重于对人的精神存在的追寻与反思，其散文创作可谓是现代人匆忙步履中的精神还乡。

段慧群：（青年作家）：

《历史的面孔》是史飞翔的最新力作，他撷取历史的人与事，以“试图驮着人文历史的俊彩飞翔”的文字，把博览群书后收获的陈年佳酿与读者共飨，这里响彻着英雄的悲歌，沉淀着圣哲的智慧，蕴含着隐士的哲学，也埋藏着智者的忧思。书中有棱有角的诠释给人鲜活的质感，读之使人倍感快慰。敢于提出自己的观点，且有理有据，史飞翔求真不苟的精神值得推崇。史飞翔的文字有一种对同代年轻人的唤醒，在当今社会的生存压力下，引导我们在回望先贤修为的同时，要拥有多一些智慧与品格，多一些自得与尊严。

袁富民（作家、地方志专家）：

史飞翔无意功名，他孜孜以求的是学问，是知识，是思想的升华，是灵魂的再造。他在苦读古今中外的名作，在思考世间百态，民生疾苦。史飞翔的散文厚积薄发，舒缓有致，具有强烈的思辨色彩，深邃的道德意识和浓郁的悲悯情怀，是典型的学者散文。他在用一双冷峻的目光穿透千百年时光，审视历史也审视现实。所以，史飞翔不是迎合世俗的那种，他是怀着拯救者的善心，在思考，在抨击，在批判，在呼吁，在救赎。

徐可雨（作家、《长安文学月刊》主编）：

读史飞翔的散文宛如走进了一座花园，看到的是万紫千红的花儿向太阳微笑，闻到的是花香，听到的是黄莺婉转的歌唱。史飞翔的不少篇章唤起了我的思考，如清静的湖泊，掷进一块石头，涌起层层涟漪。

魏凤男（大学教授）：

史飞翔是真读书的，勤勉刻苦，不华不浮，于噪闹中静下心灵品味学问，增长了思维的“味蕾”后，又咀嚼人生，再把自己嚼得的结果毫无夸饰地吐成真丝，写成了书，这种真读书又写真书的青年于今确实不那么多。飞翔的书让人强烈地感受到他的博览量是远超同龄人的，且读书的质量表现在他有自己的深刻见底上。我读飞翔，尤感其言也真，其意也善，其境也美！

高金星（作家）：

史飞翔的散文是飞翔本人成长经历的情感升华，阅人阅世的精神探求，为文治学的哲理思辨，是飞翔本人璀璨夺目的一部厚实的观察史和心灵史。史飞翔的散文有如下几大方面的特色：一是取材广泛，内质厚重；二是以“小”见“大”，思哲深透；三是短小精悍，洒脱自如；四是直抒胸臆，映照“自我”；五是质朴洗练，文采斐然。

孙卫卫（儿童文学作家）：

史飞翔对文学的喜欢，就像父亲对土地的忠诚一样。不管是上学还是工作，不管是在乡村还是城市，不管是在寂寞里，还是在喧闹中，他总是耕耘着他那块文学责任田，任凭遇到多大困难，都没有使其荒芜，而且刻苦学习古今中外各种栽培方法，试验再试验，他的田地总给人以惊喜，每到收获的季节，自然硕果累累。外界的歌红酒绿，似乎与他隔绝。以这样的心情写作，文章自然分外安静。史飞翔的不少文章都可以当诗读。

杨广虎（青年作家）：

史飞翔是能耐住寂寞的，他孤独的文学中时刻闪现着亮晶晶的思想之花。人格的独立铸就了他散文的基石，加之广泛的阅读、深刻的思考，朴素的语言，让他的散文充满了一种大美和深刻的文化内涵，在情与理的交融中，在现实与梦想的对立下，一颗矛盾的心为文学而殉葬。他独立思考的精神一直贯穿于他的散文中，在真情的拍打下，变得饱满、深邃。

郑长春（青年作家）：

史飞翔的散文创作一直保持着学者型的写作风格和写作品位，写得较为深入，思考的路径也是新鲜的，尤其他那些对历代文化精英为人为文的解读，对中国文化心理的剖析，对人性本质的挖掘和思考，对于人物历史命运和政治命运的探索与拷问，对于纠缠在浑浊社会追求真理与光明的内心彷徨与挣扎，苦闷与矛盾，复杂的心理感受，无奈的文化苦旅，都给读者有了更深的认识。

姚展雄（青年作家）：

史飞翔是一个有癖好、有性格、有思想、有信仰、有抱负，且特立独行的当代陕西文坛的“异数”。作为陕西散文作家中“新生代”的史飞翔，虽“青春作赋”（韩石山语），但少年老成，厚积薄发，势头迅猛。他的散文不仅散见于国内报刊，还飘洋过海，打进海外华文圈。近些年来，他先后在美国《国际日报》、《世界日报》、《星岛日报》、《世界华人周刊》、加拿大《环球华报》、澳大利亚《澳洲彩虹鹦》、《香港大公报》、《澳门日报》等海外报刊发表了大量的散文随笔作品，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引起了海外华人的关注，他的多篇作品还入选各类教材、书籍及词典，这在当代陕西青年作家中是不可多见的。史飞翔的散文有三个显著特点：1、学者之广博；2、哲人之睿思；3、佛家之悲悯。

文彦群（青年作家、陕西散文学会副秘书长）：

史飞翔做人很性情，他的文章充满着强烈而浓郁的思辨色彩，常有深刻、精辟、独到的见解，或做惊人之语，或成一家之言，或婉转细腻，或激情澎湃，或发人深醒。他经常对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等终极问题，进行着自己独立而庄严的思考。字里行间洋溢着他对文学艺术的虔诚，也充分显示了其厚实的文学素养，扎实的写作功底，和业已达到的思想深度。

何超锋（青年诗人、《延河》杂志编辑）：

读史飞翔的文字，感觉血液里的血都沸腾了，整个人都被他的文字燃烧起来，那种激动，一直持续到现在。在文学不再神圣的时候，史飞翔仍然坚守着“文学依然神圣”的信条，这种精神让人感动。

张念贻（青年作家、资深编辑）：

飞翔的散文是飞翔“花开的方式”，他的散文观是独特的，思考以及行文的方式也是别具一格的，更重要的是他的散文中蛰伏着一种对于生命本真的思考和对世间真理的探寻，犹如风中的沉吟与呐喊，一派从容大气，一派学者风范。

田冲（青年作家、资深编辑）：

史飞翔是个思想者，他的散文体现了他对人生、对社会、对读书、对传统文化的深深思考，对劳苦大众的关注和悲悯。当今世界物欲横流，能够“世人皆醉我独醒”的人不多了，飞翔是为数不多的清醒者之一，他用自己微弱的声音在呐喊，用自己那支并不能当匕首的笔在挣扎，企图还真善美于世界，与浊世污流进行战斗。这种精神难能可贵。飞翔读书多，思考深刻独到，有着强烈的批判意识和学者风骨，行文语言老辣，思辨睿智机敏，常常给人以启发和愉悦。

孙亚军（青年学者、作家）：

史飞翔是一位有担当之心、有责任之心的作家，也是一位对自己永不满意，独善思考的作家。史飞翔先生不仅坐得“冷板凳”，所悟之道也是当前不入主流的大学问。他走的是一条“从文学到学问”的路。史飞翔先生志在修五四学人史，所问之道大都关乎人文情怀，在梳理五四学人从文为学的历程中，他发现真正能够撬动人心的不是文学路上的风花雪月式的铺陈，而是积淀深厚的学问之道，是中国延续数千年的学人风骨。先生所问之道、所学之思，皆为当下文人所失之处。比如“艺术家的良知”、“大师的硬度”、“审视苏武”……每一个题目都关乎千古之命题。史飞翔先生独善思考，与山为友，心怀天地之浩然正气，行走于学问之路上，坦然的做着一个终南山下那个令人尊敬的书生。

郭远光（青年学者、中国新闻人网总编）：

史飞翔的散文于凝重的文字之中，蕴含着对底层生活和草根阶层的深度思考和选择。

蔡静（青年作家、资深编辑）：

史飞翔为人腼腆而不失文雅，随和而不失大气。正应了一句古语：上善若水。飞翔勤于思考、精于读书。他目光如炬、心细如发。生活中的点滴小事随手拈来皆成文章。飞翔的散文思想深邃、意境悠远。

刘增峰（青年作家、资深编辑）：

史飞翔的散文和他的人一样朴实无华，给人一种内在的美。而他的评论也往往能够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症结所在，且论述的有理有据。在很多时候我都惊讶于飞翔文字中所表现出的那种理性与深沉。一个没有深厚积淀的人是不可能达到他那种高度的。飞翔无论是写人物还是写书评均能笔走委蛇、云惊风雨。

兰增干（青年作家、书画家、资深编辑）：

史飞翔读书多、涉猎范围广，他的创作源泉像终南山上的山泉，隽永悠长。一件件极其平凡的事情，飞翔都能挖掘出深层次且不易被常人察觉的东西，令人长时间的思索和反诌。

秦豫（青年作家）：

史飞翔的散文文笔优美，清净澄明，字字珠矶，犹如一壶清茶，悠悠地在口中弥散，又深深地在心底沁入，唇齿留香。

刘虹（青年作家、报纸编辑）：

史飞翔的文字凝结着崇高的人生智慧，更散发着悲悯情怀。他的内心如他的名字那样，向往和云海作伴，清风为伍。

教师之友网

史飞翔，70后新锐文化学者、散文作家，供职于某高校，致力于文化、人物研究与写作，文章在各种纸媒与互联网上广为流传，深受读者喜爱。已出版书目：
1、《为灵魂寻找镜子》     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
2、《红尘心语》           西安出版社2007年
3、《读书与冥想》         美国科发出版集团2008年
4、《有一种沉默叫惊醒》   内蒙古出版社2009年
5、《历史的面孔》         陕西师大出版社，2011年
6、《秦川散文》（合集）    太白文艺出版社，2012年
7、《学问与生命》         西安出版社，2012年

访谈： 心灵之旅

——对话王春

王春：你很年轻，已经出版了7本书，从正式发表第一篇文章到现在，也已17年，算是时光悠长，成绩卓然。你觉得“文字”这两个字眼如何影响着你的人生、工作？它在生活当中有怎样的意味？
史飞翔：我理解你所谓的“文字”其实就是指读书、写作，对吧？对我而言，读书、写作不仅是一种兴趣、爱好，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占据了我日常生活中很大一部分。活着是为了思考。读书写作已成为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成为我生存于这个世间的一个安身立命之所在。我想你肯定也是如此。

王春：你说韩石山曾说：作家的一生应该是“青春作赋、中年治学、晚年修志”，受此影响，你自觉向学问靠近，最近出版了新书《学问与生命》。学问、生命是两个大命题，你觉得你的基本把握是什么？
史飞翔：在学问与生命之间，我主张“有生命的学问”和“有学问的生命”。学问与生命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二者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另外，我认为人世间所有的学问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使人生活得更好。学问如果没有生命作为依托，它就会流于形式，就有可能“异化”。

王春：你对宗教的贴近也比较多，生活当中自己也觉得是一个过得“苦”的人，这个“苦”指什么？你对自己的状态满意吗？你的理想状态是什么？
史飞翔：“苦”是一种心境。我一直觉得人生应该有一些些微的“苦”。正是因为厚实、苦痛，人生才变得丰富多彩。甜蜜蜜的人生那不是真实的人生。佛家教导人“勿忘世上苦人多”，我以为这是很有深意的。
我对自己的生存状态是既满意又不满意，但更多的时候是满意。我认为人很多时候是需要一点阿Q精神的，自我安慰、自我调适。人生永远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这个人反应迟钝，对于激变的社会和复杂的人事既缺乏先天的敏感也缺乏后天的应对。很多时候都是别人将牛牵走了，我才想起去摇橛。正所谓：智者一步，愚者十年。生活中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只将头埋在了沙地里的鸵鸟，别人都是迎着潮流而上，而我却是背对着社会奔跑，永远也抓不住时代跳动的脉搏。我理想的人生状态是“花开半妍月半圆”，我特别向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那种“中庸之道”。

王春：你的新书《学问与生命》读来非常丰厚有快感，让读者集中了解到很多学问大家的思想和人生，还有你的独特解读，让我们受益匪浅。你在写作此类文章的时候也一定是随之喜乐的，讲讲写作对你自己的意义？
史飞翔：写作对我来说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了听从内心的召唤。

王春：你说自己突然能听进去戏了，随着年龄，我也从原来的不可忍受到沉醉其韵味，“戏”的滋味究竟和人生的经历如何扣合？
史飞翔：真是那样的。我以前最怕听秦腔戏。我母亲喜欢在电视上看秦腔戏，我一见就头疼，借故走开。但三十岁过后的这几年忽然间喜欢起戏来。先前并不怎么喜爱的秦腔，居然也能入耳了。乡间民舍、街头巷尾、公园夏夜，大凡闻得秦腔之声，我总忍不住驻足侧耳、近前一观。看那提袍甩袖、吹胡瞪眼，听那慷慨激昂、幽幽怨怨，唏嘘之中禁不住生发出一番无限感慨来。后来我仔细想了想，这恐怕和人的年龄和阅历有关。人常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戏不过是人生的一种“变形”而已，人生是一处广义的戏。有时候想想，我们每个人在尘世其实都是“演员”、“戏子”，对着一群认识或不认识的观众扮演着社会赋予并认可的角色和故事，我们“看戏”也“演戏”。白天工作、晚上看戏。既然天下事无非是戏，世上人又何须认真呢？

王春：你写了一系列的隐士文章，什么心缘让你开始关注“隐士”？
史飞翔：我关注隐士既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因素。偶然因素是2008年，我参加了长安终南山佛教协会举办的一个为期一周的文化夏令营，与佛结缘，此后便经常跟随佛教协会心一师兄拜访隐士。必然因素是我骨子里天生就有一种“隐士的基因”，生性散淡、不喜拘束。我一直认为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种隐士情结。在当今这个日益浮躁的社会，不管你承不承认，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种或隐或淡的隐士情结。试想，当我们被快节奏的现代生活逼得无路可退的时候，当我们面临种种诱惑而身心疲惫的时候，当我们左冲右突仍无法找到慰藉心灵的途径和出路的时候，我们是否萌生过退隐的想法？我们是否憧憬那种闲云野鹤、恬淡安静的隐士生活？其实隐士并不神秘，它只是一种生活方式，即：过一种心灵的、精神的生活。人人都能做自己心灵的“隐士”。

王春：梁漱溟曾说人生三阶段：逐求、厌离、郑重。你对此有什么个人体验吗？
史飞翔：我觉得梁漱溟先生的这个总结太好了。我自己时常也有这样的感受：有时候我觉得内心很自信、坚挺，就像广阔草原上的一棵大树一样；但有时候却又忽然莫名的忧伤、难过的要死，那情形就像风雨交加之夜一个纸做的房子，随时有可能倒塌。总之，情绪时常在这两者之间摇摆。

王春：我也很喜欢你在写杨绛的文章里提到的英国诗人兰德的诗：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是艺术……这是怎样的人生况味，这种单纯有力的感觉能够有限地实现吗？还是它是一种态度而已？
史飞翔：诗人的天职是咏叹人生。兰德这首诗所传达出的那种淡淡的、幽远的、略带忧伤而又分明豁达的智者的人生境界实在是一种大美。我想这更多是一种心境，形而上的心境，是从精神的层面出发的，至于能否实现这种理想的境界那是另外一回事。你说呢？

王春：在“陈寅格的婚姻”一文中提到陈对爱情婚姻的看法，你觉得呢？你怎么看待爱情？什么又是适宜的婚姻？
史飞翔：我觉得爱情要分开看，恋爱中的爱情和结婚后的爱情。恋爱时的爱情是一种感觉。彼此心仪、你死我活。婚姻中的爱情更多的是一种亲情，不痛不痒、不离不弃。对于结婚多年的人来说，婚姻就像是一根绳，将红尘中的一对男女捆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相濡以沫、白头偕老。
已故作家张中行先生曾把婚姻分为四类：可意、可过、可忍和不可忍。你可以试着对比一下，看看自己属于哪一种？至于陈寅恪先生说的那种理想的婚姻在现实中恐怕是很难存在的。调查显示，中国人的婚姻，75%是凑合着过下去，20%是还行，只有5%的人认为自己的婚姻是幸福的。我觉得婚姻其实就是迁就，是“理解之同情”“同情之理解”。

王春：你文中提，沈从文临终时说：我对于这个世界没什么好说的。大师们对于死亡的看法很多都在深深影响着我们，毕竟世间除过生死并无大事。艺术家杜尚在自己的墓碑上幽默地刻着：总而言之，死的都是别人。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考虑过这个问题，只是它太大太难以实证，你呢？
史飞翔：首先我怕死。我怕死是因为我贪生。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我主张“未知死，焉知生。”一个人连死都没有思考过，怎么会懂得生呢？生与死是一对孪生姐妹。生是死的结束，死是生的开始。汶川地震后我写过一篇文章《把每一天当作最后一天过》。在这篇文章中我写道：人在任何年龄、任何时候都有可能突然死去。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将自己想象成是“一个行将离去的人”，以“一个行将离去的人”的心态来理解和对待人生，把每一天都当作是生命的最后一天来过，倾宇宙之全力活于当下一瞬，那样我们就能体会到“春有鲜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的自然之趣，就能拥有“闲爱孤云净爱僧”的悠闲从容，就能够在此生活得既智慧又洒脱。

王春：你写“大师的清贫”，你的金钱观是什么？
史飞翔：我对金钱的态度是：能够维持基本生存略有结余即可。相对于金钱，我可能更看重精神生活。

王春：除过读书、写作，业余还喜欢什么？
史飞翔：罗素曾说：“三种单纯而强烈的感情控制着我的一生。那就是：对知识的追求、对爱情的渴望以及对人类痛苦无以伦比的怜悯。”同样，在这个世界上有三种东西吸引着我，那就是：自然、艺术和美女。除了读书写作，我还喜欢散步，特别是雨天或者是雪地中。

王春：对下一步的创作，是什么样的计划？
史飞翔：没有太大的野心。走一步看一步，能写多少是多少，得过且过。但总的方向应该还是文化散文。

王春：很多大师在生活当中都多少有点“痴呆”，你文中提到的金岳霖、冯友兰等的故事都让人忍俊不禁，这可能和他在某些方面过于投入有关。记得和你曾经聊天，你说你在生活方面也挺有笑话的？
史飞翔：大师们的“痴呆”那是风流，是风雅，是精神，是风骨。我不一样，我是真傻。你比如：我不懂数学，对数字不敏感，不会算账，不知道工资卡里有多钱，稿费都交由老婆打点。再就是我生存能力很差。不要说小事，就是在评职称、买房子这样的大事上我也一直是糊里糊涂，傻不愣登。老婆好心给买了个智能手机，没想到却不会用，一不小心电话就拨出去了，而且不知道怎样挂断，别人打电话让记个手机号，手忙脚乱。另外，我记性很差。上街去买肉，装模作样地“讨价还价”，结果付了钱却忘了拿肉。寄信去，信塞进了邮筒才想起没有贴邮票。洗脸转个身找不着眼镜。背心穿在身上却满屋子里找。还有一些更傻的事：过马路，对面过来个女孩，左躲、右闪结果还是撞了个满怀，类似的事很多，丢人得很。

王春：你写了很多“文人”，你对“文人”的定义是什么？
史飞翔：这个问题以前没想过。今天你提了那就现场理一理。在我看来，一个人要能称得上是“文人”，起码在精神、思想上要具备两个先决条件：一、他必须要有传统士大夫的那种情趣、精神和操守，是一个热爱生活且有情调的人；不一定非得要棋琴书画样样精通，但一定要有品味，要懂得幽默。二、这个人就精神底色和思想认知而言要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风骨和传统，要敢于说真话，且能够批判现实，不是一个“精神的侏儒”和“权利的爬虫”。

王春：读书对于一个人人生的重要性不必多说，每一本好书都是一个世界。你说道读好的东西有被”电击”的感觉。你读书范围大吗？偏爱那一类？
史飞翔：我读书很杂，偏爱闲书与杂书。前几年喜欢文学书，特别是散文随笔集。现在看的多是一些和学问有关的书，包括人物传记。最近一段时间突然喜欢上医学书籍，买了不少中医以及养生的书。这几天正在看中华书局版的《黄帝内经》。

王春：对于读书的选择和判断也很重要，还有读书的消化问题，我们也不能让书完全控制，在这种力量的平衡中是不是就是独立思维的空间？
史飞翔：要读书，但不要读太多的书。比读书更重要的是生活。我的读书体会是读书一定要有质疑精神和批判思维，要能够“穿透”纸面，深入骨髓。

王春：一个人的人生气氛其实是主要由“心灵生活”决定的，你认为呢？
史飞翔：你说的很对。所谓人生其实更多时候就是一种“心灵生活”，是人对自身以及外界客观世界的一种感受。什么是幸福？灵魂的安宁就是幸福。实践证明，大凡能给人带来持久愉悦的那一定是精神性的而不是物质的。

王春：我曾说过我是一个微观上乐观、宏观上悲观的人。你对人生持什么态度，底色是乐观的吗？
史飞翔：和你一样我也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不过我可能比你更悲观。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唯美主义者、悲观主义者，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者。

王春：如果可以重新设计人生，你想做什么职业或者什么事情？
史飞翔：如果可以重新设计人生我肯定不会再写作。写作太累、太苦。我想做一个农民——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农民，在终南山中种地。闲了在自家庭院里种点花，看花开花落。


自序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转眼我已三十过五。“风去入世多，日月掷人急。如何一少年，忽忽已三十。”最近几年我一直有一种生命的紧迫感。常常觉得自己是虚掷光阴。“早知穷达有命，恨不十年读书。”
我是1994年发表第一篇文章的，到今年已整整十七年了。回顾我的“十七年文学”，大致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从文学到学问。刚出道那会儿我走的也是纯文学的路子，清一色的正统散文。但是不久，大约是在我第二本散文集《红尘心语》出版之后，我就开始思考一个问题：难道我一辈子就写这种小散文，我怎样才能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那段时间我甚是苦闷。后来，我无意中看到作家韩石山的一个演讲《一个写作者的一生该怎样安排》。韩先生说，一个作家的一生应该是“青春作赋、中年治学、晚年修志。”韩先生这话就像闪电划过夜空一样，一下子将我惊醒。从那时起，我就明白，我应该向学问靠近，而不仅仅是当一名散文作家。十几年后，我和韩先生坐在一起说起这段往事。他说，你当年的选择是正确的，你现在的路子也是对的。韩先生建议我研究胡适。
在那之后我的兴趣便逐渐从文学转向学问。我开始大量购买并阅读学术书籍。传统文化、古籍藏书、思想史、学术史、历史、哲学、社会学、西方经典、教育学、学人随笔甚至包括佛学、性学等闲书、杂书。十几年来，我不断地买书、读书。光是读书笔记就记了几十本。加上平时的剪报、资料等，整整装了两个铁皮柜子。至于读书，那更是辛苦。可以说，十几年来，几乎是没有一日不在读书，即使是过年这样的日子我也要读几页书。苦功虽然下了一些，但由于我天资不足，一无家学，二无师承，盲人摸象，没有接受过任何系统的学术训练。更要命之处在于，我在学问上一直是“用情不专”，一会是新儒家、一会是学术史，一会是隐士、一会是藏书，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到头来一无所成。
古人言：人贵自知，各安其命。我深知自己永远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学者。我生性散淡、不喜拘束，打心里讨厌学术的那些条条框框。但我又不甘心做一名单纯的散文作家。我的理想是做一名“学者化的作家”。我的想法是尽可能地在我的散文创作中融入学问的色彩。我不知道我的这条路能否行得通？但我一直是这样做的。坦率地讲，这十几年来，我过得很苦。几乎没有一日不在读书。即使是过年这样的日子，我也照读不误。以至于累得昏倒在厕所。十几年来我身边的朋友一个个或升官、或发财，惟独我书生傻气，皱纹辐射眼角，忧郁凝结眉梢。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最早对我将学问引入散文这种写法给予关注的人是李星先生。李星先生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茅盾文学奖评委，一生阅稿无数，炼就了一副“火眼金睛”。他说，我的散文创作走的是知识型散文写作的路子、文化散文的写作路子，是学理性散文。他在肯定我方向正确的同时，也毫不客气地指出我学养的不足、理论的欠缺以及人生的某些幼稚。他告诫我要多读书，读那些真正有思想性的东西。后来，随着文章的不断发表，有评论家开始称我的散文是“文化散文”。
2008年，有段时间我忽然对中国传统文化很感兴趣。买了不少这方面的书。阅读中我有一个体会。那就是我发现，对中国传统文化理解最深、最透彻、最到位的居然是民国时期的一些学人，特别是号称“当代新儒家”的那批人，像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张君劢、冯友兰、钱穆、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包括后来的余英时、杜维明等。于是我找来这些人的传记、文集。我将阅读重点放在他们的生平经历、精神风貌以及立身行事的特立独行等方面，而不大去纠缠他们的学术思想，我知道以我目前的知识储备，我还啃不动他们那体大思精的学问体系。但即便是这样生吞活剥，收获还是很大的。2010年9月，著名学者、国学大家刘梦溪先生做客终南大讲堂。我同刘先生谈起自己对传统文化的一些看法，刘先生连说我学问好。我哪配得上谈什么学问？我只不过是读了一点书而已。
后来，我将阅读视野从“当代新儒家”这一群体扩展到整个民国学人。事实上，民国学人是我长期关注的一个课题。我积累了不少这方面的资料，一度想写一本《民国学人品行录》，终因各种原因而放弃。201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读了胡文辉先生的《现代学林点将录》。斯书材料之丰赡、论述之独到、见解之深刻，让我这个门外汉瞠目结舌、拍案叫绝。受胡文辉先生影响，我将原本要写成学术专著的资料变成了一篇篇的小文章。让我意想不到的是，这些文章居然受到欢迎。全国几十家报刊竞相刊登。最多的时候一天发过三、四篇。许多文章被《文史博览》、《文史精华》、《文史天地》、《读书文摘》、《各界》、《中国社会科学报》、《北京青年报》、《工人日报》、《人物汇报》、《文学报》、《文摘报》、《杂文报》、《西安晚报》、香港《大公报》、《澳门日报》等著名报刊转载。有的还产生了一定影响，比如：《狂狷钱钟书》、《沈从文的自负》等。2012年4月20日，著名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教授，在得知我致力于民国时期学人研究时，欣然为我题词“学在民间，志在个人”，以此鼓励我继续深入研究。
我在学问上是典型的“二道贩子”，通常的做法是读了某本书或某篇文章之后，被书中的某个材料或观点所吸引，于是稍稍发挥一下就热蒸现卖。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我的这些文章压根就不是什么文化散文，充其量只能叫读书随笔。我的文章缺乏严谨，情感有余、理性不足。
最后，我要感谢那些长期以来在生活和学问上给予我大力支持、充分鼓励和无私帮助的众多亲友师长。恕我在此不能一一列举姓名。感谢西安市文联、市作协为我提供了一个成长的机会与平台。当然，我也要感谢我的父母、家人，没有你们的理解、支持，我就走不到今天。真的谢谢你们。
胡适先生说过一句话：一个人三十岁以前作学问应当受鼓励，三十岁以后作学问是本分。如今，我已三十五。那么，就让我本本分分地做一点学问吧。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史飞翔2012年写于终南山太乙宫


附：史飞翔代表作欣赏
                  

学问与生命

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一书的自序中曾这样发问：“我们这些人，为什么稍稍有点学问就变得如此单调窘迫了呢？如果每宗学问的弘扬都要以生命的枯萎为代价，那么世间学问的最终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呢？如果辉煌的知识文明总是给人们带来如此沉重的身心负担，那么再过千百年，人类不就要被自己创造的精神成果压得喘不过气来？如果精神和体魄总是矛盾，深邃和青春总是无缘，学识和游戏总是对立，那么何时才能问津人类自古至今一直苦苦企盼的自身健全？”与秋雨先生一样，近年来我也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生命与学问。
由于工作的原因，近年来我先后慕名拜访了国内不少学术大家，所得是主要的，但困惑同样存在。在与这些名流的接触中我发现，如今不少学人，学问固然做得很好，但身上总有一种叫人难以言喻的官场气、商场气、学阀气、市侩气，油腔滑调、两面三刀、阿谀奉承、八面玲珑，很有政客、商家、公关家、外交家的风度。除了那一顶顶耀眼的光环和虚假拿捏的举止，在这些人身上你嗅不到任何学问与生命的气息。失望之余，难免要感慨，不知从何时起文字变得与一个人的行义名节无关，学问竟演化成一种单纯的利禄工具？
孔子有一句话叫“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在我看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古代学者学习的目的在于修养自己的学问道德，而现代学者的目的却在于装点门庭、好为人师。学术究竟是为己好呢，还是为人好呢？这实在是不好一概而论。有道是“著书皆为稻粱谋”，如今能在为学的同时依然坚守为道的人恐怕是少之又少了。
中国传统学术的精神指向主要是在成就道德而不在成就知识。中国知识分子的成就也在于行为而不在知识。中国人读书不是为了知识，而是为了完善道德人格。因此，“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以修身为本”，人各以其一身挑尽古往今来的担子，以养成涵盖万汇的伟大人格。这说明，在中国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不是追求自然界的纯知识的为物之学，而是立足于人的生命、生活的重道德的为己之学。
梁漱溟先生说过这样一番话。有学问的人，没有觉得学问是复杂的，在他们身上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很轻松，真是虚如无物。如果一个人觉得他身上背了很多学问的样子，则这个人必非学问家。不仅如此，梁先生还结合自己的治学心得，进一步说，凡真学问家，必皆有其根本观念，有其到处运用之方法，或到处运用的眼光，否则便不足以称为学问家。真学问家在方法上，必有其独到处，不同学派即不同方法。在学问上结论并不很重要，犹之数学上算式列对，得数并不重要一样。在学问里面你要能自己进得去而又能出得来，这就是有活的生命，而不是被书本知识所压倒。若被书本知识所压倒，则消化太少，自得太少。古人云：洒扫、应对、进退，即是形而上学。又云，下学而上达。故，凡对人情事理有所悟者，就是很大的学问。梁先生不愧是真学问家，他的这番话真是见道之言。费孝通先生1987年10月31日在北京举行的梁漱溟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谈到梁漱溟先生何以能成为思想家时说，做学问其实就是对生活中发生的问题，问个为什么，然后抓住问题不放，追根究底，不断用心思。用心思就是思想。做学问的目的不在其他，不是为生活，不是为名利，只在对自己不明白的事，要找个究竟。
近代学者王韬曰：“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中国学术与西洋学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于，中国学术是要使生命成为一种智慧，而非智慧奴役于生命。这既是一门学问，也是一种艺术，——一种人生的艺术。中国文化的核心是生命的学问。中国文化的深层内涵，是如何让生命活得更舒适、惬意。
读了三十多年的书，到今天才算是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人世间所有的学问归根结底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了使人生活得更好，换句话说，叫学为自得。

学问与气象

英国哲学家培根在他那篇著名的论说文《论学习》中写道：“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培根这话牵扯出一个问题——学问与气象。学习究竟能不能陶冶性格，或者说学问是否真的就可以改变气质甚或形成气象？
古往今来的学人或专一史，或守一门；或发前人之覆，或成一家之言；或触类旁通，或高瞻远瞩；或独辟蹊径，或开疆破土；或成专家，或为匠师；总之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就喜好而言，有人喜体大思精、茹古涵今；有人爱荜路蓝褛、起例发凡；有人则善纵横百家、洞烛幽微。学术规范是共性的，但学术精神的外在表现则明显是带有个人色彩。你比如同为“五四”时期的人文学者，胡适清澈、周作人驳杂、钱玄同高古、刘半农有趣、沈兼士平淡、废名神异，俞平伯平实，差异竟如此之大。其实这还是就正常的一般差异而言，若论一些怪异之举，则更是标新立异、惊世骇俗。你比如：阮籍的青白眼；温庭筠、柳永的放浪形骸；徐文长的杀妻；李贽的自残；米芾、倪云杰的洁癖；陈独秀、郁达夫的嫖妓；张爱玲的奇装异服等。今天的学人虽不至疯狂如此，却也时有令人心痛之处，那就是学问的异化。
人世间的学问原本只是为了使人生活得更好，使人更能像一个人那样体面而尊严地活着。然而由于种种的原因今天学识已等同于迂腐、教养已演变成鄙俗、智慧已异化为狡诈、德行已沦落成虚伪。看看我们今天的一些学者谦谦君子、温文尔雅，动辄以什么思想者、公共知识分子、某某形象代言人、某某学派、某某主义自居，频频出现在报刊杂志、网络电视上，面对公众口若悬河、神彩奕奕，再加上隔三岔五地出上那么一两本畅销书（多为“米不够水来凑”），简直堪称是“道义的良知”、“学问的化身”。然“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察其言、观其行，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让人觉着不舒服。仔细一想，不对呀，这个人的文品与他的人品不一致呀！类似这样的“人格分裂”，你能说还少吗？
熊十力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思想界最为重要的人物之一。按照牟宗三先生的说法：“自从明朝结束，乾嘉学问（派）形成后，中国的学统就断了。清朝以来，全部学问都没有了，只剩下‘说文’‘尔雅’。‘说文’‘尔雅’能代表什么呢？能代表科学、政治、经济、宗教、哲学吗？都不能。那中华民族的生命凭藉什么来应付环境，应付挑战呢？所以恢复这生命的学问，恢复这中国老传统、大汉声光、汉家威仪的，是熊先生；把从尧舜禹汤文武一直传下来的汉家传统重建起来，是熊先生的功劳。”熊先生的学问一向被称为是“生命的学问”。熊十力先生在一封写给张立民的短札中这样说：“中外古今学者殆无不经过从不知天高地厚傲然自足之中、忽起空虚与恐慌、然后向上求进、以成就其人格与学问者。唯在空虚与恐慌之阶段、却甚危险、非有大量、即不能向上求进以生、只有陷入空虚恐慌以死。”熊先生所讲自是体悟之言，可惜今天的学人只怕是少有“空虚与恐慌”，更遑论“人格与学问”。同样，朱光潜先生在《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一文中也说到：“文学是人格的流露。一个文人先须是一个人，须有学问和经验所逐渐铸就的丰富的精神生活。有了这个基础，他让所见所闻所感所触藉文字很本色地流露出来，不装腔，不作势，水到渠成，他就成就了他独到的风格，世间也只有这种文字才算是上品文字。”朱先生这里谈的虽然是文学，但学问亦是此理。
学问要转换成气象关键是要在“濡养”二字上下功夫。北大教授袁行霈认为构成学者个人气象和风范至少有三个条件：第一是敬业的态度，对学问十分虔诚，一丝不苟；第二是博大的胸襟，不矜己长，不攻人短，不存门户之见；第三是清高的品德，潜心学问，坚持真理，堂堂正正。这三句话一言以蔽之，也就是古人常说的：“学问深时意气平，精神到处文章老。”

学问与政治

古往今来，游走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士人可谓多矣，这其中不乏进退自如、游刃有余的成功者，但更多的却是“一心处两端”的苦痛失败者。
孔子，这位“学而优则仕”的开创者，可谓是中国知识分子积极入世、博取功名的一个典范。老先生无论是早年做“委吏”、“乘田”，还是后来做“中都宰”、“司空”、“司寇”，乃至屈尊见兰子，都是一副“求官若渴”的样子。“如有用我三年，三年其为东周矣”、“苟有用我者，期月可已可也”求官之心，昭然若见，如饥似渴、自吹自擂。“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这哪像是一个圣人？55岁去国离乡，68岁返回故里，周游列国14年，垂垂老矣，方才明白一个道理，自己原来压根就不是当官那块料。好在老天有眼，让老夫子活了73岁。在生命的最后5年，孔子终于回归学术，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崇高地位。
与孔子有着惊人相似经历的是梁任公。任公一生挣扎于政治与学术之间。年纪轻轻就踏入仕途，流亡日本14年，两度做官，一生坎坷。晚年归宗学术，一心治学，在生命的最后十年达到辉煌巅峰，成为“贯通古今、囊括中外”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有“民国元老，学界泰斗”之誉的章太炎一生更是醉心于政治。鲁迅称赞其“七次被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章太炎的本色是学者，他的优长特显于学术，一旦政治活动受到阻力和挫折，尤其是在职业革命活动间歇时期，学术活动便立即上升到主要地位。但章太炎不同于一般学者，他做学问不是“为了学问而学问”，他的学术活动有一种革命的色调。所以，他既是一位“有学问的政治家”，又是一位“讲政治的学问家”，政治与学术在他那里得到了很好的结合。
蔡元培，一位开“学术”与“自由”时代之风的先驱人物。自清光绪二十二年（1894年）春被授翰林院编修起，到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春在中央研究院院长任上辞世，蔡元培的身影一直穿梭于晚清和民国的政界、学界：“戊戌维新”之后辞官回乡，创办绍兴中西学堂、上海爱国女校；之后远走德国学习；辛亥武昌首义之后，又匆匆返国，出任民国首任教育总长；不久便辞袁世凯政府的“伴食”阁员，再回莱比锡大学从事研究；袁世凯倒台之后复又归国参与“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失败后又赴法国，三年之后再次回国整顿北京大学……每当革命遇阻，国内政治无望时，蔡元培就主动退出波谲云诡的政治舞台，转入寂寞求真的学术研究；而当革命稍有进展之时，他又自觉愿中断孜孜以求的学业，从事耗费事功的政治或“半政治”的教育事业。政治和学术构成了蔡元培人生的两翼，而政治家和学者或教育家则构成了蔡元培身份的两面。身为学者，蔡元培主张“学”与“术”的结合，将文化教育与民族未来的政治命运置于密切的关联当中；身为政治家或教育家，蔡元培又不时主张一种超离现实政治或一种非政治的观点。
张君劢，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备受争议的传奇人物。他左手进入政治国，右手进入学术国。从清末民初起介入实际政治，除参与排满、再造共和、巴黎和会外，还在抗战结束后调停国共，起草了《中华民国宪法》。在政治纷扰之间，犹能以宏观的视野，时时提醒着民族文化复兴的必要。张君劢一生充满着矛盾，徘徊与学术与政治之间，结果在这两个领域里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
中国传统人文知识分子似乎生来就有一种政治情结，都希冀在“治国平天下”的事业中一显身手，其中杰出者更是怀有“为君王师”的抱负，如冯友兰、郭沫若等。但事实上，恐怕更多的是像夏衍说的那样“书生做吏必受辱”。这不奇怪，“毕竟是书生”嘛。在学术上有大作为者，未必就能在政治上大显身手。徐复观先生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大意是：政治和学术各有其领域。学术的真价是要在学术的领域中去决定，而不是在政治的领域中决定。假定某一学术思想是要通过政治以发挥其效用，则其必接受政治领域中的法式。徐先生参加政治活动多年，曾任蒋介石侍从室机要秘书，40岁以后才逐渐走上学术之路，他的话当是经验之谈。

学问与生存

钱理群先生在《我的精神自传》一书中提到这样一个细节：他初入学术界的时候，“初生牛犊不怕虎”，常发一些“惊人之论”，因而遭到一些人的非议。这时他的导师王瑶先生便劝告他：“你在学术界还没有站住脚，你不要那么冲；学术研究既要显出你自己的东西，又要讲策略，你得要存在，要不别人掀倒你太容易了。”王瑶先生的此番讲话无疑是“一个智慧老人的忠告”。后来钱理群先生在一篇写王瑶先生的回忆文章里这样概括王瑶先生对自己的教诲：“研究者本身不得不考虑保全自己的问题——鲁迅说过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研究者也不得不考虑自己的生存问题；‘如何做中国的学者’，这实在是一门大学问。王先生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经验（‘打太极拳’、‘擦边球’、‘外圆内方’）。他一再告诫我，在学术研究中，既要有‘求真’精神，绝不可作违心之论，但也要注意分寸，掌握什么时候，可说，不可说，说到什么程度之类的分寸。”
王瑶先生的话让我想到了季羡林先生的那句名言：“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为什么“真话不全说”呢？这是因为说真话也要讲究场合和时机，不是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说真话。什么时候说，说多少，这是大有讲究的。“假话全不说”，是一个人的道德人品问题，表现的是一个人的良知；而“真话不全说”，是一个人做人的技巧问题，表现的是一个人的生存哲学和智慧。
李泽厚与易中天在一次对话中也谈到了学者生存这个话题。易中天先生说，不管是谁，都要养家糊口过日子！“墨子独能任，奈天下何”？何况清贫也不等于一文不名，基本的生活总要有保障。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是因为他还可以“种豆南山下”。一旦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餐餐饭都要靠别人施舍，想到庙里挂单都不行，有几个人能不被收买？人，总有扛不住的时候，除非下定决心饿死在首阳山。可是，就算你自己扛得住，老婆孩子呢？要不要管？基于此易先生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没有经济独立，就没有人格独立；没有人格独立，就没有思想独立。
联系实际，现实中无论是写文章还是讲话，学者们往往不得不有所顾忌。很多时候他们是一边做学问，一边又要提防“老鼠来咬脚后跟”。就连杜维明教授也感慨“国内学术界内耗太厉害”。何谓学者？以我的理解，就是被上帝从芸芸众生中挑选出来承担某项特殊使命的人。上天怜悯我们才派他们来引导我们、拯救我们，他们爱极了，也狠透了。世人愚昧，虚妄遮眼，往往视这些人为“异类”，加以排挤甚或是迫害。因此无论是鲁迅，还是季羡林、王瑶、钱理群、易中天，任何一个一心向学、一意求真的学者都要面临一个如何生存的问题。人们常说，鲁迅是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战略家、策略家，其实一切希望在中国生存下去的文人、学者都是不能不考虑策略、方法以及自我保全，而这一切相对于学问本身又实在是另一门大学问，是需要用一生去琢磨的。

                                                   

为学的境界

置身大学这么多年，内心一直向往一种宁静、淡泊的治学境界。时下学风浮躁，痛心之余，愈发怀念起那些个一心为学的纯粹学人。
蔡美彪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长期从事中国史及蒙古史研究，成就卓然。蔡先生一生淡泊于名利，在治学上有“四不”境界。一、学术会议不请官员捧场。为抵制不良风气、维护学术尊严，蔡先生一直坚持学术会议不请官员捧场。二、不给别人写序。蔡美彪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序”，所以他一直拒绝给人写序。很多熟悉他的人，甚至是他的博士生也未能说动他作序。三、不作空头主编。蔡先生从不当挂名的空头主编。他说：“要当主编就得从头到尾、一字一句地编写。”四、不慕名逐利。蔡先生拒绝接受媒体采访，理由是不想当“演员”。蔡先生当过不少奖金的评委，但他不赞成作者自己申请评奖，希望采取学者推荐的方式。他自己从未主动申请过奖金，得到的奖励都是别人代为申请的。蔡美彪说：“我对寸金没有兴趣。我要寸金何用？老一辈先生叫学生做学问不要贪名图利，真才实学才是根本。范文澜生前曾向出版社写信声明不收稿费，稿费全部上交国家。他的近代史印了上百万册，《中国通史》印了几十万册，多少年来却从未领过稿费。古人将钱叫做‘泉’，到手就花了。不花就等于没有。但学问却能不断充实自己，不会流失。”蔡先生在治学上的这 “四不”境界，看似不近情理、不合时宜，但它实际上维护的却是一种学问的境界和学人的自尊。
樊骏先生是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中国现代文学50多年。退休后被中国社会科学院授予“荣誉学部委员”。然而，按时下流行的“专家”标准，樊先生连中等“人才”也算不上。他没有奖项、没有申请科研项目，没有学术专著，只有论文集，且发表的论文也不多。樊骏先生一生奉行“三不主义”。一、不结婚。樊骏先生直到去世，一直独身。很多人关心他为什么不结婚？他几乎都不回答。樊骏的弟弟说：他不结婚是怕自己的严苛让别人受不了。二、不当导师。我国刚设立学位制度的时候，樊骏先生就可以做博士生导师，可他不申请，连硕士生导师也坚决不当，直到退休。熟悉樊骏的人都知道，他这不是谦虚，也不是想摆脱做导师之累。他只想做事，不想要名。三、不写专著。樊骏先生生前没有著作等身的皇皇巨著，一生只留下十数篇论文，但无一不是慢工出细活，无一不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经典。樊骏先生仿佛是为了学术才来到人间的。他去世后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魏建教授写了一副挽联很好地概括了他的一生：无妻室无家产无专著无一名入室弟子独善其身默默治学不恋常人之所有；有大爱有恒心有卓识有万千私淑门生胸怀天下苦苦殉道只守众生之所无。
中国学问历来有一个传统，那就是要求学问与做人结合起来，将学问融入生命。世人在评价一个学人的时候也常常是将学问与人格并提。一个人学问的高下往往和他境界的高低相联系，做学问与做人是统一的。钱钟书先生就是很好的一个例证。钱先生生前一再奉劝别人不要研究他，反对别人为他写传记，反对建立“钱学”。他不愿出全集，明确表示自己的作品不值得全部收集。钱先生主张“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为此，他醉心学问、甘于枯寂，心甘情愿地做一个“学隐”。钱先生拒绝别人登门拜访，拒绝记者采访吹捧。一次他生病住院，正在病床上吃蛋糕，突然发现记者的摄像机。他一撩被子，连人带蛋糕一起捂了进去，全然不顾奶油弄得一身一被子。

附：评论文章               
               

艰难的高度

——史飞翔散文集《学问与生命》评论辑

编者按：
青年作家、陕西散文学会副秘书长史飞翔的第7本散文随笔集《学问与生命》日前由西安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收录作者近年来创作的各类散文随笔作品100篇，分为《生命的学问》《读书的智慧》《隐士的哲学》《人生的况味》等六辑，堪称是作者多年来写作的一次集中展示。2012年12月8日，西安市文联、西安市作协在唐华宾馆组织专家对该书进行了研讨。以下是部分专家的评论文章。

史飞翔的选择

陈长吟

人在世界上的生存方式，实际上是一个选择的问题。上大学的专业要选择，工作的岗位要选择，结婚的对象要选择，住房的环境和楼层也要选择。
作家的创作也同样面临选择，他要表现的题材、体裁、内容、语言风格等，都要经过一段摸索，探求然后确定下来。胡子眉毛一把抓，往往是没有重点，事倍功半。
选择是一种智慧，选择是一种清醒，选择是成功的基础。
史飞翔已经出版过好几本书了，摆在我们面前的《学问与生命》，是他最新的一本，也是最为厚重的一本。此前，他曾经与我们探讨过，自己的兴趣、优势、方向在哪儿？陕西的青年作家很多，如何才能写出个人的特色？他说他喜欢读书、做学问，又在高校工作，所以创作的方向应该朝学问方面靠拢。在得到大家的肯定之后，他便执意前行了。
事实证明，史飞翔的选择是正确的。以青年学者的视角来写散文，在陕西散文界，他是最有收获的了。
这册《学问与生命》，集中写了两类人的思想和修为：一是学人，二是隐士。
在飞翔的散文中，我们看到了刘文典的狂狷，陈寅恪的气节；沈从文的自负，冯友兰的骨格；朱东润的长寿，傅斯年的馋嘴；黄万里的特立独行，金岳霖的自知之明等等……一幅幅鲜活的画面，带着特有的时代背景，呈现在大家面前。可以看出，飞翔读书广泛，勤于学习和思考，又善于将这些史料化进自己的文章。
前辈学人的高风亮节，学贯中西，对待知识的认真态度和做人的正直坦荡等，都在我们面前树起了高标。
关于隐士文化，从古到今内容不少。但重新来考量隐士在当今社会中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则是前几年美国人彼特写出《空谷幽兰》之后，激起的新的话题，可以说，目前这方面的文章，都是浅尝辄止。许多作品注重田野考察但是没有文化梳理，描述了茅棚小溪轻视了苍山的厚重，摄下了缕缕炊烟却看不见浓云迷雾，感叹了孤灯青衣却缺少心灵的震颤……因此，真正有份量的作品还未出现。飞翔住在终南山下，那儿是隐士文化的发源地、聚集地，同时他又参与“终南学社”的工作，所以写写这方面的散文，也是他的优长之处。我觉得，在隐士文化题材方面，飞翔可以多下一些功夫，他有这个潜力和能力，可以写出大作品。
在创作方向上，飞翔给自己选择了一个艰难的高度，因为要写好学者散文，首先本人要有丰富的学养做基础。但是，目标高了才具有挑战的精神，才能品尝征服的乐趣，才能看见光明的照耀。
飞翔面前的天空很宽阔，勇敢地展翅吧。
                                             2012年12月7日于吉祥村

谈史飞翔的散文

   阎庆生

                                                        

                                  一

    大约三四年前，在一次散文研讨会上，我见到了青年作家史飞翔。当时，互相初识，并没有晤谈。后来，我们两人之间，有了几次接触。我知道，他是写散文的，出版过几部散文集子。其中，两三本我粗略地读过。《历史的面孔》一书，受一家出版社的委托，我看得较细。我觉得，飞翔这几年来所写的散文，虽被一些论者称之为“文化散文”、“学者散文”什么的，但我从“五四”以来散文的发展史来看，还是将其视为“历史小品”为宜。因为，他的这些作品，尚不是已经成名的学者所写的散文，也不是着力于自己特定题材的文化内涵的深入开掘的。他的散文，特别是后边几本，内容大部分是有关中国古近代、现代文人生平、性情、著述、命运的思考；既非特定专业领域的学术研究，又非一般的写人与纪事的散文。其特征是：涉猎面很宽，篇幅短小，采取一事一议或集纳同类事迹进行议论的方式，娓娓道来，在平实的叙述和不经意的说理中，蕴蓄着淡淡的文采。不用说，他的散文与纯文学散文创作不同，是靠近学问之途的。五四以来，有高士其、贾连璋等名家的“科学小品”,也有不少史学名家写的历史小品。看来，飞翔所写的历史小品，几乎全部是关于历史人物的（很少有专谈历史事件的）。我称之为“历史小品”，并非轻视，须知要把它写好并非易事。学者何满子先生，史学家王春瑜先生，就写得一手好历史小品。

二

    我读飞翔的几本散文集子，所得的印象是：作者知识广博，文字流利，逻辑清晰，善于把自己想传达给读者的意思详实明快地表达出来。抓住一个题目，能够从容道来，旁征博引，从中引出学理或人生哲理。他下笔快，可以说是一个文章快手。这主要得力于他的阅读面宽，知识积累比较丰厚，肯于思考问题，而其文字功力较强。近几年来，他在全国各地报刊上所发表文章篇数之多，可以说是惊人的。这就见出，他作为一位农村出身的青年作家的异常勤奋与刻苦。他的写作，是应和着时代的节拍的，是适合青年读者的需要的。我当过报纸编辑，深知报纸特别看重短小精悍的文章。在这方面，飞翔发挥了自己的优势，已经取得了很是不错的成绩。我觉得，他的散文，对于入世未深的青年读者包括大学学生，尤为适宜。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学问与生命》，凡21万字，100篇，厘为《生命的学问》《学人的风骨》《大师的风度》《读书的智慧》《隐士的哲学》《人生的况味》6个专栏。细想一下，此种划分，本身就是对于作者先前同类题材写作的一个规整与提升，有效地避免了散乱的弊病。由于各部分有了一个中心，写成便于读者翻检，而写时又能使作者在某一向度上集中地思考问题，深化认识。不难看出，《学问与生命》这部集子里的文章，围绕着“学问与生命”这一主线，对历代文人各种不同精神面貌和遭遇进行了描绘和论析，具有一定的深度，能够给人以启迪。《文人的风骨》栏各篇，连类举出20余名学人，对其人品作了评述。虽说他的看法不一定都妥当，但总是能够让读者通过阅读，引发对“文人与风骨”这一主题的思考。以正面的事迹为主，也有负面的剪影，在给读者以经验的同时也给读者以教训。正是在同一主题的连续阅读之中，读者会自然产生出一种历史的感兴与幽思，进而深思对象的真谛。飞翔的行文，是简洁的；既不故作高深，又不堆砌辞藻。难得的是他能在平淡的叙述中，融入一种情味理趣，用以吸引你，感染你。

三

    我为飞翔在散文创作上取得的新收获而喜悦；同时，也对他的下一步发展抱有殷切的希望。路得靠作家自己来走，别人的意见仅有参考的作用。李星先生、刘梦溪先生的面命耳提，我想对于飞翔的参考价值是很大的。事实上，飞翔也在自觉地向学术研究的方向迈进。前几年，他对终南山隐士，就下功夫钻研过，写了不少文章，见出一定的深度。此书里就有《隐士的哲学》这样一个专栏，读者可以参看。那是一种新的探索，是对于当下社会人文生态的别样研究。观点可以讨论，作者的“问题意识”值得大力肯定。飞翔曾数次与我交谈他的发展路向问题，我学殖浅薄，的确于此乏良策可陈。当然，也不是一点想法也没有。就我带研究生的经验而言，飞翔要在做学问上有所发展，恐怕就得在以前的基础之上，逐步缩小自己的写作范围，选定一个适合于自己既有特长与治学兴趣的专业领域（他已有了隐士研究的基地）；进而，把以往的“急就章”写作，转化为比较规范化的学术论文、学术论著的写作。就历史研究而言，可以进行断代史研究，也可以在诸如思想史、风俗史、地方志、人物传记、大家研究等方面着力。比如，研究胡适、王国维、钱穆、钱锺书等学术大家，就得潜下心来，花费较长时段的功夫。但如此的话，一位作家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也就不知不觉地变成学者了。多年前，文学界曾有一种强大的呼声：“作家学者化”。殊不知，要真正实行起来，那问题很多，也很复杂。细细想一下，那会无形中把“作家”变为“学者”的。大师孙犁就曾对上述说法提出过异议。其原因，就在于，作家与学者的思维方式，在根本上是不同的。一位作家的文化素养再高，只要他还没有形成自己特定的研究领域，拿出代表性的论著，恐怕很难说他是一位学者（杂家是一种特殊的学者，另当别论）。至于五四以来，鲁迅、郭沫若、朱自清、闻一多等名人，身兼作家与学者，我看那是可遇不可求的，自然生成的。他们既有所谓的纯文学创作，又有经典性的学术著作，其内在原因是主体兼胜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人为地进行所谓培养，作出呼吁，那只是一厢情愿而已。依我看，飞翔的思维方式，这几年来，似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倾向于逻辑思维、有所积淀，形成一种不轻的张力了。

    如此说来，飞翔似乎站在纯文学创作（写艺术性散文）与学术研究的岔路口上。选择可能是艰难而又痛苦的，但我以为，无论如何，飞翔绝不会“临歧而泣”。

    总之，青年作家史飞翔的写作潜力很大。我相信，他能在不倦的探索中，勇敢地走出自己的路子来。我们知道，要成为一名真正的杰出作家或学者，无论如何，总得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具备鲁迅所推崇的那种“天马行空”的精神。就“天马行空”一端而言，就很难做到；因为那不仅需要较高的艺术修养和思想修养，还需要奋力冲破当下周遭弥漫的浮躁、凡俗氛围，显示出相当的魄力和开创精神。至于“学者”和“作家”的称谓，那不过是一种外在的符号而已。只有主体躁动不已的文化生命，和闪耀着的、清明的人文智慧，才是自身发展与提升的内在驱动力。

   

对民国学人品行的解读

李志慧

史飞翔新著《学问与生命》，他自谦为“读书随笔”。我想，这大概是有鉴于全书六辑一百篇文章，全是千余字短文，但文虽短小价值却值得重视。其价值不仅在于对民国学人品行的解读，而且开拓了民国学人这一新的研究领域。
我一直认为，中国古今学术史上有三个黄金时代，这就是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和民国时期。当时的社会动乱使得政治失去了对学术的制约，遂形成战国处士横议、魏晋风度和民国学人的特立独行，造成先秦子学、魏晋玄学和民国学术的空前繁荣。飞翔的新著，从学问与生命、气象、寿命、政治与生存等命题切入，兼及隐士的哲学、人生的况味和读书的智慧，重点在于对民国学人的生平经历、精神风貌以及立身行事的特立独行，做了准确的阐释和深刻的解析。其精神风貌如陈寅恪的婚姻，曹禺的傻气，傅斯年的馋嘴，梁思成的困惑；立身行事既有热情的礼赞，如钱钟书的狂狷，沈从文、李泽厚的自负，王世杰的执拗，也有深深的惋惜，如郭沫若的自省、冯友兰的“骨骼”和“功利境界”。一篇篇周详的材料，深刻的解析，生动的描述，活脱脱映现出民国学人的品行，这就是第三辑从大师的道歉、鞠躬、痴呆、宽容、担当、面孔和底气中，所阐释的人格的硬度、棱角、风骨、风度、自负和气节等。其观察的深刻，体悟的独到，都使我想到司马迁将自己所究天人之际、所通古今之变而形成的一家之言，通过对一个个历史人物品行的独到观照，予以深刻的揭示和形象的再现，即如对李斯的“持爵禄之重”、商鞅的“惨刻”、吴起的“猜忍”、李广的“数奇”等，从而将古籍中的僵尸，化作具体的形象和鲜活的历史。当然，飞翔要达到这种“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境界，必须以毕生求之。但其新著中所表现出来的敏锐的思想方法，以及史的正气、文的灵气，却是处处都可以感受得到的。
飞翔将整个民国学人作为他长期关注的研究课题，是很有见地的。民国三十年间，一方面是全国范围的动乱，一方面却是在学术、艺术的各个领域中，都涌现出许多大师、泰斗级的第一流学者。其原因在于政治家这时或忙于争权夺利，或热心于救亡图存，政治无暇关注学术文化，再加上五四运动的影响还在。于是，学术文化在近乎“失控”的环境中，得到自由的发展，学人也得以保持着人格的独立性和学说的原创性。正如飞翔在新著中揭示的，“汤用彤的学术成就主要是在1949年以前取得的”，“王瑶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达到一个学术高峰后，此后便再也没有出现本应出现的新的学术高峰”。新著通过民国许多学人后期学术生涯的停滞不前，揭示出了这一现象，并分析了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这对构建“一个适合学术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诚如作家韩石山先生所谓，飞翔选择“青春作赋，中年治学”的路子是对的。就治学而言，他现在还处于阅读、收集、梳理资料阶段，这当然是必要和重要的。我认为，民国学人这一研究领域，与春秋战国子学、魏晋南北朝玄学，有着同样的研究价值；而且它距现代不过百年，对当代文化发展借鉴意义更大；况且这还是一个有待于开拓的新的研究领域。
希望飞翔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对这一领域作深刻的挖掘，深入的思考，以期将感性的描述，化作理性的分析，独到的论述。以飞翔的刻苦和才力，我相信他完全可以在这一领域中独树一帜。

思想深刻   文如其人

——读史飞翔散文集《学问与生命》

毋 燕

作家如何守护自己的灵魂呢？
在一次采访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王安忆曾说道：“小说家所作的努力就在于用他（她）的信息重新塑造一个世界。是一个把细节编入逻辑链的过程。小说家好像都在说废话，但最后就是有事情在这些‘废话’中被解决了。小说家的‘废话’会滚成一个固体、一个存在。”我想，只要是一个稍有责任感的作家，无论是小说创作，还是别的题材的创作，他都会以自我的担当呼应时代的召唤，诚实、崇学、务实、向善。从作品的角度看，那些能够遐迩流传影响深远的文字，必然是融进了创作者对自我的自律和苛求。我特别想说的是，这正是一个写作者应有的最基本的社会担当，更是一位优秀作家理应靠拢并致力修为的品格和境界。
一、守护自己的灵魂
说到这里，便很想谈谈作家史飞翔先生。
我所了解的史飞翔先生，他是一位谦虚的学者，又是一位勤奋的作家，近几年来一直致力于文化、人物的研究和写作，而且已经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这些都是我在和他为数不多的几次接触中一点一滴地了解到的。虽然每次交谈只是非常有限的时间，但他为人的低调儒雅，处世的厚道坦荡，作文的认真执着，却以其非常深刻的印象存于我的视野。我想，无论做人，还是作文，但凡有了一种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的奋进精神，在辛勤的耕耘之后，必将收获硕果累累的满园芬芳。史飞翔正是如此。他身上淌出的那些可贵的为学、处世精神注定了他的品质和内涵，也注定了他用心创作出的每部作品，都必然自成风格，而且达到一定的品格。这几日捧读他新近出版的《学问与生命》一书，更加证实了文学创作规律的这种必然性。毫不夸张的说，该书是集结了他近年来孜孜以求于文学、文化领地中所有汗水和心血的一次丰收。全书各个篇章所提及到的文学现象，几乎全是当下文学生态中日益显示出研究迫切性的话题，而其中贯穿始终的正是一位作家强烈的创作使命感和文学责任感。
恰恰是这一点，非常难得，因而，便显得极其宝贵！
在这样一个日渐浮躁的时代，当人们对金钱、名利、享乐趋之若骛，当责任感、道德感已然遭遇许多人不屑并弃之不顾的时候，当读书写作常常成为某些人功成名就之后渲染身份的工具，当曾经很多美好温馨的感情正逐渐从人们内心稀薄、淡出并趋于泯灭时，作者却能以如此深重的的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克己自勉，我想作为一个作家，史飞翔是守住了自己的灵魂了。诚如，他在之前出版的散文集《为灵魂寻找镜子》一书所言，“清风明月之夜，一卷在手，纸页沙沙，书香缕缕，兴起而读，兴尽而止。读书于我而言已不仅是开拓视野，增长才识，也是一种心灵的慰藉。”这可视作他读书的价值观。审视当下我们的读者，真正视读书为生命的又有几人？事实上，正是因为得益于这种精神的自觉，他的作品每每一经问世，便以其醒目的姿态和卓然的风度平地而起，吸引了众多的目光，赢得了热烈的喝彩和高度的肯定。从1994年开始发表作品至今，文章遍布全国各大报刊并被大量转载，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惊诧和意外。然而，却是名至实归。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对散文而言，这“源”就是思想，这“流”就是文章。好散文的标准是什么？无非两条：思想深刻；艺术精湛。
二、敏锐的深情的思想者
先说精神品质。
文学和生态原本是不同领域的两个名词，如今却组合并因此具有了独特的所指和丰富的含义。文学的生态化，就是要保持文学的绿色发展和可持续生存，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一致中开掘人类存在的真性。这是作者守护自己灵魂的必然选择。更是人类体验自己终极存在的活动方式。作者置身文学的领域，以高度的清醒和自觉，游历于自由的精神及灵性的世界中，使自己成为“知性”、“尽性”、“体性”之生灵，在参天地、化育万物中追寻人类生态性存在的意义，以此达到消除现实的功利性存在，因此，其实质正是在与自然的和谐一致中开掘人类存在的本真，通过彰显人的本来面目而走向人类的未来。全书六辑100篇，分别是《生命的学问》《学人的风骨》《大师的风度》《读书的智慧》《隐士的哲学》《人生的况味》，或是追寻生命的意义，或是演绎历史的悲情，或是探访儒道的真义，又或是体悟自我的心路轨迹，虽然各自的侧重有所不同，但无一例外都渗透着创作者的文化情结和文学精神。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对于文学和文化的敬畏，作者才可以在冷静的思考与率真的描写中，潜入到当下社会文化人的精神处境和生存状态，以铁肩担道义的魄力发出了有力的声音——那就是对日益激烈的商品社会、物化时代的道德、伦理、社会、人生、学术诸方面的深入思考，进而以“我”为在场，剖析、反思、自勉、告诫，表现出一个作家应有的对民族、对社会、对人生、对价值清醒冷静的思考，而深潜其中的是对现实深刻的批判，和貌似虚无感背后那至真至深至纯期待和呼唤。
台湾大学校园内有一口著名的“傅钟”，傅钟每天都只是响21下，这是根据台大原校长傅斯年的一句名言：“一天只有21小时，剩下的3小时是用来深思的。”傅先生的话直言思考的重要性。人之可贵在于有自己的思想，而作为作家，只有思想者化的作家才能开辟自我特有的疆域，并以自己的思想为推动社会的发展尽些功力。可惜的是，这种写作的作家少之又少。然而又很庆幸，当我第一次翻阅《学问与生命》之时，便兴奋不已，因为我看到了一位有着独立思想的作家是如此之虔诚地践行着作家的神圣使命。
思想的高度首先表现为见识高。所谓“见识高”，就是能够透过纷繁芜杂的现象深入本质，抽绎出其中或可关联的内在品质，以实现对当下的观照。该书立足于对历史上尤其是民国时期一大批文人学者的文化精神状态的思考，进而追问生存的哲学，寄托其间的浓浓的难以排遣的悲情淋漓洒落，化作对当代人灵魂的严肃叩问，以充满对现实的哲理思辨与诗情洋溢的视觉审美为世人提供了重新思索人生的可能。面对社会转型期时期社会价值观念的混乱纷杂，作家有感于物质财富的增长与人文精神颓败的巨大反差，非但没有无奈、没有悲哀，更没有人云亦云。相反，他以怀疑的精神和自甘清贫自甘寂寞的超越功利的人生姿态维护着心灵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坚定而善良地守护着自我崇高的精神家园。自律且自强，自励且自信，孜孜以求探索人性的崇高和生命的价值，这也构成他作品独立不羁、庄严深邃、冷峻热烈的独特审美性格。第四辑《读书的智慧》，尤其是最后一辑《人生的况味》诸篇散文中，厚重且广博，深刻也通俗，作家深入浅出，着眼历史反观当下，泼洒的是浓浓的人生进取豪情，在作者的生命体验和理性思辨之间，以独特的审美眼光观察品味千头万绪的当下生存，透过梳理深蕴生活其间的潜在秩序以实现对现实不堪现象的批判和反思，直达对生命本质和生存本义的叩问与探索。不需要拔高，不需要豪言壮语，在朴实文字之间，完全是实实在在的生活体悟。他思考凝重，多出妙语，捧读这些篇章，就像和作者对面而坐，在对人生困境的思索与体验中，我们被冲击被震撼被惊醒，不由得开始审视自我的生存状态和价值取向。
其实，就本质而言，思想的深刻正是源于经常性的思考。
三、寓工妙于自然，寓浓郁于平淡
再说艺术风格。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对于任何一个热爱文学的人来说，都是终身受益不尽的源泉。通览全篇，我们可以强烈的感受到作者文化功底的丰蕴深厚。这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境界，在作者身上，我们应该可以体会其中一二。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博览群书，不仅获取不竭的思想史料，不仅开阔了视野，更重要的是，它可以陶冶情操，怡情养性，提升人生的精神体验。在汲取了众多史料清流之后，作者知识的水库因此不断储存进新鲜的水源，同时他虚怀若谷，他不仅读书，而且他吸收之后，又生发拓展，落笔之时，那丰硕的资料已经融会贯通并顺着他的笔尖倾泻而下。这一点尤为突出的表现在该书的前三辑中，作者引经据典，上下五千年，纵横捭阖，以历史上的一个个活色生香的人文故事为基础，类比归纳，取其精脉，以自己的智慧解读注入故事以崭新的人文思考和文化意义，为我们呈现出了数十篇可读耐读的散文佳作。一个个鲜活的文字，组合成文采丰沛，质感厚重的段落篇章，令我们久久沉思其中。刘勰在《文心雕龙》曾言及：“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舒展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说的是想象能够把古往今来，上天下地联系起来考虑，然而这绝不是一日之功。在《精神之旅》一文中作者直陈自己读书的心境：“读书乃灵魂的壮游。当别人游山玩水、迎来送往的时候，我将独居终南山下开启一个艰辛而愉快的精神之旅。心静何需怕骄阳，炎炎夏日好读书。”隐忍而厚重，厚积而薄发。如果不是这样日复一日的潜心阅读和深入思考，是完全不可能沉淀出这般蕴含着独到体会的精美文字来的。
值得一提的是，当今文坛，各种各样的思潮五花八门，层出不穷。在这个作家日渐失去了话语权的当下，散文创作的问题尤为突出：已经流于了日常生活的琐碎记忆，缺少了思想的提炼，仅仅是“无骨”的机械复制，语言表现更似乎是玩起了文字游戏，不再是赏心悦目的雅静，或流于空泛苍白，或陷入到了无病呻吟的矫情和虚伪。当然，如果把写作仅仅看作是自我日常发泄的一种方式，这完全是个人的自由。但是，好的散文绝对不是只有“自我”唯一一个读者。如果他所表现的内容和用来表达的文字，是经过用心提炼精心推敲而来的，是物理、事理、情理、文理的契合和一致，那么这样的文章必将能够经得起岁月的磨砺和时代的检验，负载着某种特定的文化精神和思想精髓，流传下去，经久不衰。令我甚为惊喜的是，在阅读《学问与生命》中，我清楚的看到，史飞翔非但没有随波逐流，相反他以对于文学的敬畏之情谨守文学创作的神圣，始终保持着散文创作的纯洁性，始终保持着语言的生动和文风的朴素。在深刻的思想性之余，是普遍的知识性、诙谐的趣味性，寓工妙于自然、寓浓郁于平淡，取材平实，语言精辟、机警，文字干净，用词妥帖，不拖泥带水，点到为止，展现出生动性简练性理趣性兼备的语言艺术。这正如他的为人，从不虚与委蛇，与之相处，是清清淡淡的朴实，是坦坦荡荡的利落，通透而洒脱，虽平淡却不失隽永，虽质朴却深沉执着。
这一切都在说明，他能够写出好的散文绝非偶然。
在序言的结尾处，作家深情的写到，“如今，我已三十五。那么，就让我本本分分地做一点学问吧。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是的，学问已然成为他生命中不可取代的一部分。我相信史飞翔先生，他会继续着自己的文学之旅。自然，也期待着他更加绚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