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并不提供任何绝对的东西

教师之友网

文学并不提供任何绝对的东西
                                          ——先锋写作及其他
                                              杨永康       
      文学报新批评版1月10日刊登李美皆《从张纯如自杀想到“嗜血”的先锋》文，李文主张作家“必须以清洁的眼睛去看龌龊，而不能以龌龊的眼睛去看龌龊，更不能以龌龊的眼睛去看整个世界，否则，他就是一个龌龊制造者”，我很赞同。但李文在论述中把复杂的社会问题、复杂的文学问题、复杂的人性问题一概简单化了，比如作家之死，比如先锋写作，比如人性的善与恶等等。本文仅就李文涉及的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关于张纯如之死。李文引述《南方周末》刊登的一篇文章说：“美国一个著名的淫魔落网之后，警方在他的魔窟里发现了大量对女性实施淫虐的刑具和自制的录像带，其丧心病狂令联邦调查员都遏止不住地呕吐。但一名叫Rust的女士却必须独自留在现场为证据制图。四天以后，履行完职责的Rust回到家里，当晚便吞枪自尽了。从人性的角度分析，Rust的死因就是这四天当中，她目睹了太多的人性恶，人性恐怖的内囊全部对她翻上来了，人性的丑陋使她恶心，使她对整个世界都感到恶心，以至于她宁愿以死来对抗和逃避这种恶心。”从而得出“张纯如的遭遇跟Rust是差不多的”，“她曾经以非凡的勇气调查和揭露过南京大屠杀真相，接触过日军大量惨绝人寰的变态暴行，精神上受到极度创伤，并因此而产生悲观厌世。使张纯如悲观厌世的，把张纯如的精神击垮的，同样是人性当中的恶，人性当中的丑陋。面对这种人性恶，张纯如完全被绝望所占据了，所以她选择了自杀。”结论显然是勉强的。关于张的自杀，有张母的说法为证，已无疑可问。张母说——张纯如的死与写南京大屠杀真相无关。身为科学家的张母，从女儿生病后的第一天，就开始巨细靡遗地记录女儿每天的行动能力、用药剂量、行为举止，从而得出无关的结论。李文之所以对自己的结论信誓旦旦，我想还是把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化了。自杀问题是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它应该是霍兰德所说的“现代进步的危机”的一部分，本质上是“现代”的危机，“文化”的危机。霍兰德说：“在接近二十世纪末期的时候，我们以一种破坏性的方式达到了现代想象的极限。现代性以解放人类的美好愿望开始，却以对人类造成毁灭性威胁的结局而告终。”这确实是件让人遗憾的事。

    在谈到先锋写作的时候李文说:“新时期文学对于人性恶的迷恋是从先锋派的残酷开始的。莫言和余华都表现出对于暴虐的欣赏。莫言的写作中有一种嗜血的冲动，杀人场面写得异乎寻常的鲜活生动、酣畅淋漓，近乎狂欢，从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作者的某种过瘾情绪或代偿性满足。余华对于残忍有着病态的迷恋，那种不动声色麻木冷漠的残忍，显然具有某种表演性，更像玩酷。这种残酷的表现，与其说是在拷打人性，不如说是在摧残人性。”在李文看来，“残酷和变态在先锋作家的文本中都是当作亮点出现的，他们愿意以这样的亮点来标志自己的作品。”实际上就是在“以残酷的作秀来赢得读者”。莫言也一样，“对于热气腾腾的暴力场面的病态迷恋也不无骇人听闻哗众取宠的故意”。李文进而质疑，“以酷来媚俗，如同刽子手故意在看客面前做杀人不眨眼状以赢得啧啧之声”？这既是对自杀的误读，也是对嗜血与先锋的误读，更是对复杂文学现象的误读。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确曾出现过一批先锋写作者，其出现既与中国文学的发展有关，更与中国社会的发展有关，在作品形式方面的异端与实验诉求与西方现代主义有某种类似之处，但其实质与西方的现代主义实在是两码事，最多只是一场不彻底的文学运动。格非在谈到现代主义的时候提及到了这一点。格非说：“现代主义不仅仅是一个叙事学或修辞学革命，用布努艾尔的话来说，现代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带有强烈政治意图的意识形态。比如说，法国的超现实主义运动一度还爆发了街垒战。众所周知，法国的结构主义的产生与1968年的学生运动关系密切。甚至，按照伊格尔顿的描述，整个20世纪的西方文学理论变革的背后，都有一个清晰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意图伦理。简单地来说，文学理论也可以被看成是某种政治理论的替代物。只是到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学界才开始逐渐意识到，通过语言学的变革来解决一切问题的尝试，至多不过是某种慰藉而已。但是，文学却被永远地改变了。”是的 “文学却被永远地改变了”。

    话说回来，即便莫言和余华真的在嗜血，真的在尝试嗜血，也无法说先锋写作都在嗜血、都在尝试嗜血。显然李文把复杂的、繁复的文学现象与人性问题极端简单化了。李文说：“文学不是为了创造人性的地狱，而是为了创造精神的家园；文学不是对于人性的砍伐，而是对于人性的抚慰；文学不是为人们营造黑暗，而是让人们看到光明的出口；文学不是对于恶的放纵，而是对于恶的超度；文学不是围困人们的精神，而是疏导人们的精神；文学不是为人们创造洪水，而是为人们制作方舟；文学不是让人们厌恶这个世界，而是让人们爱上这个世界；文学不是让人类鄙弃自己，而是让人类肯定自己。如果时代在糜烂，文学更应该以一种清洁的精神去打捞沉沦的人性，而不是给这个不健康的机体传播更多的病菌，使其更加恶化。”我赞同。李文主张文学应该抑恶趋善，我也赞同。李文把文学与人性仅仅归结为善与恶，乃至非善即恶，明显有偏颇之处。我们姑且不论伟大作品是否超越了善恶，也姑且不论复杂人性是否非善即恶。如果文学为我们呈现的只是善恶，那文学怎么表现李文所主张的——“文学应该表现人物形象的复杂多面性呢？李文说：“如果片面地强调恶的力量，过多地阐释卑鄙作为通行证的魔力，而对高尚即便只是作为墓志铭的意义避而不谈，只有功利的较量，没有精神的较量，也看不见善恶冲突，只是一味地恶下去，恶得荒诞，恶得莫名其妙，那就很不正常了。”我想问的是，如果文学作品片面地强调善的力量，过多地夸大善的魔力，那不是同样“只有功利的较量，没有精神的较量，也看不见善恶冲突”了么？

    作家应该为自己的作品负责，先锋写作自然也不能例外，只是一味强调作品的道德力量，哪会不会重蹈尼采所说的那种责任性消失的谬误呢？尼采说：“于是人们就按顺序人为其后果，然后为其行为，然后为其动机，最终为其本性负责。可是人们最终发现，这种本性也是无法负责的，在这方面，它完完全全是必然的结果，而且集中了来自过去和现在事物的各种因素和影响；也就是说，不能让人类为任何事情负责，既不必为其本性，也不必为其动机，为其行为，和为其后果。于是人们得出这样的认识，即道德感的历史是一谬误的历史，即关于责任性的谬误的历史，人类对其行为和本性完全的无责任性，那是认知者不得不吞咽的最苦涩的药水。”若如此，“不得不吞咽的最苦涩的药水”的就不是人类了，也不是道德，而是文学了。文学还怎么像巴尔扎克那样“致力于人性的批判”，像君特格拉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从终极信仰角度来达到人性的拯救”？艾略特说：“在查泰莱夫人一案中，为被告辩护的证人在为该书辩护时，都在强调作者的道德意图，而不是强调那是一部重要的文学作品。”如果真的出现尼采与艾略特提及的那种情况，那实在是道德之不幸，文学之不幸。

    在文学范畴内解决道德问题，在道德范畴内解决文学问题，既无法拯救文学，也无法拯救道德！尼采说：“世界作为物自体，如此地意义丰富，深刻，奇妙，孕育着幸福和灾难。”我想这既是世界的伟大之处、深刻之处，也是文学的伟大之处、深刻之处，更是人性的伟大之处、深刻之处。世界不只是一种颜色，文学也不只是一种颜色，人性也一样。只有表达出世界的伟大之处、深刻之处，只有表达出人性的伟大之处、深刻之处，文学的伟大之处与深刻之处才能显现出来。先锋文学还处在呈现世界的伟大之处、深刻之处，人性的伟大之处、深刻之处，包括自身伟大之处、深刻之处的路上，既然还在路上，我们就完全不必像李文那样担心“人们倾向于认为恶的丑的就是真的，美的善的就是假的”，乃至“对于善失去了起码的信任，善变成伪善。人心所向”。更不用担心“把真善美等同于高大全，并进而混同于假大空，因此对于真善美产生本能的排斥”。

    文学真正应该担心的并非“善恶”而是“天真”。作家的“天真”与批评家的“天真”。李文主张文学应该去欲望化，希望作家们走出“人性的沼泽”，希望女作家们禁欲、终成正果，希望爱情作品更多地张扬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经典爱情，希望反腐小说、现代官场写得别那么阴、别那么狠、别那么可怕，一句话别那么 “泛恶”。这些想法确实是无错的，就是“天真”了些。对于所谓的“欲望化写作”我一向持摈斥态度，但任何“写作”的出现，包括欲望性“写作”的出现都有复杂原因，这其中既包括复杂的时代原因、社会原因，及李文所说的人心原因，也包括复杂的文学原因。阿伦特在谈莱辛的时候说：“历史中有许多时代，在其中公共领域被遮蔽，而世界变得如此不确定……生活与这样一个时代并由它们塑造的人们，很可能总是倾向于要么厌恶世界和公共领域，尽量的忽略它们，要么越过它们……在这样一个时代，如果情况非常糟糕，就会发展出一种特殊的人性。”阿伦特在这里提出了一种特殊的人性，就是说李文提及的人性之外还存在一种“特殊的人性”。阿伦特还提及到了“非人性”，“他们每个人都按自己的想法去做，只有少数人试图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理解一个脱节时代中普遍的非人性”。其实李文提及的人性也好，阿伦特提及的特殊人性、非人性也好，它们都体现了人性的繁复与复杂的一面。所谓先锋写作的“暴虐的欣赏”、“嗜血冲动”、“病态迷恋”、不负责任等习性，所谓欲望化写作的“泛恶”、“媚俗”、“伪善”、“嗜丑”等恶习即便不是是繁复人性的一部分，也应该是非人性及特殊人性的一部分。就是说文学既无法“忽略它们”，也无法“越过它们”。

    席勒把诗人分为“天真”与“感伤”的两类，很有深意。“天真的诗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实际上他们就像自然——平静、无情而又睿智。他们率真地写诗，几乎不假思索不会顾及文字的理智与后果，也不会理睬别人的评论。但是，感伤——反思性的现代诗人质疑自己感知到的一切事物，甚至质疑自己的感觉本身。当他把自己的感知铸入诗行的时候，他会考虑从许多教育的、伦理的与理智的原则。”文学既需要“天真的”，也需要“感伤的”，我们要允许作家与诗人“天真”、“感伤”。别整天望着先锋写作的“回归”与 “内省”，与其指望先锋写作的“回归”与 “内省”，不如对先锋写作释放更多的善意。实际上并非先锋不怀好意、欲望不怀好意，而是过分的“天真”遮蔽了先锋写作包括欲望写作的责任心与反思精神。既然无法“忽略它们”，无法“越过它们”，那就面对它好了。

　　李文说：“文学不是为了创造人性的地狱，而是为了创造精神的家园；文学不是对于人性的砍伐，而是对于人性的抚慰；文学不是为人们营造黑暗，而是让人们看到光明的出口；文学不是对于恶的放纵，而是对于恶的超度；文学不是围困人们的精神，而是疏导人们的精神；文学不是为人们创造洪水，而是为人们制作方舟；文学不是让人们厌恶这个世界，而是让人们爱上这个世界；文学不是让人类鄙弃自己，而是让人类肯定自己。如果时代在糜烂，文学更应该以一种清洁的精神去打捞沉沦的人性，而不是给这个不健康的机体传播更多的病菌，使其更加恶化。文学作为一种精神生产力，存在的意义就在这里。也只有这样，文学才能拯救自己。”精神的家园、人性的抚慰、光明的出口、恶的超度也好，方舟、爱、肯定自己也好，都无法体现文学的独特价值。昆德拉说：“应当承认，简化的蛀虫一直以来就在吞噬着人类的生活……”粗暴与简单包括“天真”的蛀虫也一直在堂而皇之地吞噬着文学的独特价值。人类处于一个真正的粗暴、简单包括“天真”的漩涡之中，文学也处于粗暴、简单包括“天真”的漩涡之中。 “生活世界”就这样彻底暗淡了，文学世界紧随其后。文学从来谈不上，“拯救世界”，文学的独特价值就是规避粗暴与简单，包括阻止 “天真”，包括阻止黯淡。　　　　

    在李文看来，文学在欲望的洪流中已经游走得太久了。“作家的非道德化倾向使种种不正当欲望失去了应有的难堪而变得当仁不让、堂而皇之，作家在展示自己的欲望甚至堕落时是何等的轻松和坦白！欲望的旗帜猎猎作响，作家在旗下充分享受着刻意张扬的快感，受伤的只有文学。比如婚外恋，许多婚外恋的本质不过是婚外性，喜新厌旧、不忠、放纵、缺乏自制、不负责任本来属于人性的负面，可是在欲望化写作的旗帜下，所有欲望都被认为是合理的，应该得到释放的，包括婚外性欲望。于是，欲望的黑烟恣意地弥漫在文本的上空，存在就是合理的存在主义哲学完全把作家引入了人性的沼泽。”女性写作某种程度上更是构成了“欲望化写作最强有力的一个部分”，都是恶之花，而“恶之花只能炫惑于一时，终难得成正果”。只有沈从文与巴金例外。 “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之所以富有艺术价值，就在于它不仅是一种清新明朗的自然美，更是一种和谐健康的人性美。人性的优美比其他一切优美都重要。巴金的作品也许不那么深刻，但它的难能可贵在于它有一种实实在在的人性的审美，那就是爱和真诚。爱和真诚是一种美好的人性，这种美好来源于自律、自觉而不是放纵、放肆。人性有复杂、刺激的一面，也有纯正、安稳的一面，巴金就体现了后一面。”　至于张爱玲那就太不足道了。 “她只能写病态和变态，她写不了健康的人性和人生。张爱玲敏锐的洞察力往往只体现在对于人性恶的发现上，她对于病态和变态有着奇特的敏感，一眼扫过去，人性之恶必尽收眼底。张爱玲对于人性的洞察令人叹服又令人遗憾，因为，她洞悉的只是人性当中的恶，善基本是她的盲点。还有，因为她是蚌病成珠，以异常看异常，所以那种内在的幽深和张力，生活的逼仄，人性的逼仄，人与人之间看不见的刀光剑影，写来令人窒息。那种生活其实是非常可怕的，可是，以她的冷眼观世，写来却不觉得有什么，超然，冷漠。说到底，她对于人世已经丧失了起码的悲悯情怀。”　如果真如李文说的那样，张爱玲将是多么的黯淡？沈从文、巴金将是多么的黯淡？文学将是多么的黯淡？果如其言，被“摧毁”、被“击垮”的应该不是张纯如而是文学了。有一点李文言中了，“对于文学，我们曾经进行过反思，但是，如果反思的结果就是一个简单的逆反，这个反思就是不彻底或未完成的，需要进行反思之反思的。”　李文的“反思” 不但是不彻底、未完成的，也是 “简单”的、“逆反”的。

　　文学要想不丧失“照亮人心指引人心的那种光辉和力量”，为“人性导航”，为人们“指点迷津，改善和提升人们的精神质量，带领失陷的人心走出泥泞”，首要的不是忙着“照亮人心指引人心”，忙着为“人性导航”，忙着 “指点迷津，改善和提升人们的精神质量，带领失陷的人心走出泥泞”，而首先要阻止来自自身及这个世界的粗暴与简单、天真与黯淡。波德莱尔说，“自然并不提供任何绝对的东西。”文学也一样，它并不提供任何绝对的东西，正好与人类粗暴、简单、天真、黯淡的愿望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