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用学研究要有本土文献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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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用学研究要有本土文献意识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2月02日第531期 作者：毛延生

【核心提示】语用学文献可以揭示其历时视角下语用思想的源流与走向，以及不同时期语用思想的显化特征和最终旨归，它们还构成理解语用视角下既定社会心理事件的特殊材料，并且为我们描述与再现其他时空里语言使用与社会地位等要素之间的关系提供可能。

语用学文献可以揭示其历时视角下语用思想的源流与走向，以及不同时期语用思想的显化特征和最终旨归，它们还构成理解语用视角下既定社会心理事件的特殊材料，并且为我们描述与再现其他时空里语言使用与社会地位等要素之间的关系提供可能。但目前国内的语用研究过分依赖国外的理论。为解决这一问题，语用研究需要注意提升本土文献意识。

发掘、整理语用研究汉语本土文献

语用学在西方的源流，可以回溯到莫里斯的符号学思想，而他的思想又直接来自于皮尔斯（C. S. Peirce）——古典实用主义的典范代表——的符号学思想。何自然曾指出，语用学虽然是语言学的一个新领域，但它所涉及的内容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就引起学者们的注意。例如，亚里士多德在《工具论》中讨论了动词的命题属性以及时态意义。

自古以来，我国许多先贤学士的著作中也隐现着一条语用学脉络。文旭认为，《易经》中从“象”到“理”的意义转换，涉及一定的语用推理。特别是《易经》对于人在生活中“时”、“空”和“分”等语境因素的细致描绘，充分体现了生存离不开交际、交际离不开得体语用的思想。同样，诸子百家在“名辩之学”的名义下论及的“表达和释义理论”等，也都具有浓厚的语用学思想色彩，它们都提醒说话人要注意听读者的心理，注意对方的身份，注意周围环境的变化，注意说话的适量性和适当性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钱冠连在《汉语文化语用学》一书中，参照西方语用学中的一些重要课题，把刘勰的语用论分为语用隐意（语用含义）、语用原则、语用策略和篇章联结。他认为，刘勰的“隐者也，文外之重旨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的说法，与现代西方语用学里“implicature”的含义几乎如出一辙。由此可见，古代汉语文献当中不乏闪烁着真知灼见的语用思想。我国古代语用思想是一宗宝贵的学术遗产，需要我们去研究和整理。相应地，如何将隐形的汉语语用本土文献发掘并整理出来，让其物尽其用，是有效避免国际化语境下语用研究中无效比较和低效比较的重要保证。

通过本土文献“解放”语用研究

语用研究中的本土文献意识，反映了语用研究的理论和语料分析的民族化视角。鉴于它往往带有明显的社会语境化特征，因此本土文献意识显然是一个带有本土化和情景化因素的方法论问题。面对语言研究中的语用学转向，汉语语用研究在面对不断翻新趋变的西方语用学理论时，不但需要保持一颗平常心，避免“身外求法”，同时还必须耐心地梳理、介绍、研究、比鉴语用研究的本土文献，并在此基础上与国外展开对话和交流，立足于汉语的民族性获得汉语语用研究的国际话语权。

近来，国际知名的《语用学杂志》在2009年、2012年连续刊发《解放语用学》专刊，倡导从多个向度观照语用学研究，具体就是从多元视角出发来关注多文化、多民族、多语种的语用比较研究。目前就现有的语用学研究范式看，“解放语用学”的倡导者认为英美语用学派过分关注单个的分析单元，强调单一语用因素的提取，而其造成的问题体现在当前认知语用学与社会语用学之间的壁垒难以消融，以及单一西方语用理论对于非西方理论的单向桎梏当中。由此可见，21世纪的语用学研究不应局限于英美主流语用文献，而应更多地关注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于分析性语用文献范畴之内的非英美文献。由于文献是基本的中介，研究者通过它在描述和此描述所指涉的事件之间寻求对应，因此在语用研究中给予本土文献充分重视，是语用学学科完成从“软科学”向“硬科学”过渡的重要阶梯。

随着整合、多模态、相对非任意性、社会中心性、历史嵌入性等“解放语用学”概念被引入语用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论框架，语用研究会呈现出一番全新的景象，而具有民族化特色的本土文献也将找到用武之地。在国际语用学研究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汉语本土文献的分析与应用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中国学术界一直倡导“中国的学术需要解决中国问题”，加大语用研究中本土文献的开发与利用，是语言学界对这一理念的努力践行。

（作者单位：哈尔滨工程大学外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