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曾经这样上学”——资中筠和她的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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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曾经这样上学”——资中筠和她的校园

【编辑按】4月20日，21世纪教育研究院在南锣鼓巷朴道草堂举办21世纪教育沙龙第36期，本次活动也是沙龙新推出的栏目“上学记”的第一期。沙龙非常荣幸地请到资中筠先生作为第一期的分享嘉宾。本文是此次沙龙的录音整理稿。

第一部分——资中筠：“我上学时教育界没有那么势利”

主持人：

谢谢大家来参加这期沙龙，这一期是整个沙龙的第36期，也是“上学记”的第一期。“上学记”是21世纪教育沙龙今年推出的一档新的节目。这期嘉宾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资中筠先生。

从此前的沙龙来看，我们做过中国的教育的政策、教育制度、探讨过中国教育林林总总的问题。但教育里面最重要的是人，是人的熏陶和成长，所以今年我们做了一个调整，决定每个季度拿出来一期专门做上学记，希望能上学记这个节目，可以“度量人的成长，发掘教育的力量”。通过倾听一个受教育者的受教育经历，让大家思索中国教育现在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这是我一个简短的开场白，下面有请资中筠先生。

资中筠：

今天和大家一起讨论，因为很多人都觉得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我最近碰到郑也夫先生，他写了很尖锐的一本书《吾国教育病理》，批评中国当前教育。他说：可以把教育弄得很糟糕，但弄得像现在这么糟糕得有点儿本事才行。

现在我孩子长大了，家里没有小孩在上学，因此我没有切身的体会。但是我所听到的，父母有小孩上学的，都是纠结得不得了。究竟问题在什么地方？我就回头想我们上学的时候是什么情况，我觉得那是一个很自然的情况。当然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一点的是，过去教育是很不普及的，农村有大量的文盲，大量的小孩是没有机会上学的。城市里的小孩大多数可以上学，起码上小学，择校问题没有那么严重，都是在自己住的区里上学，如果到远处，父母哪里有时间老远地去送孩子上学，所以都是在所谓的“弄堂小学”就近上学。

还有一个问题，一个小孩的教育费用如此之高，以至于允许生两个孩子了，好多人都不敢生两个孩子，觉得一个孩子已经承受不了了。我的父母辈，从前一家子生好多小孩是常事，一家有六七个小孩在我的亲戚朋友里是很平常的。一般的工薪阶层，所谓的公教人员，几个小孩也都能上学。不少人经济有一点儿紧张，有些人家每次要交学费的时候甚至会去借一点儿钱，是有这种情况存在的。但是还没有像现在那么负担重。特别是在知识界，小孩都是可以上大学的。那时候大多数是私立学校要交学费。但公立学校真的不用交费，这个很清楚。比如一个县、一个市都有县立或市立中学、小学，都是完全不交学费的，而且它多半是教育质量最好的。因此贫寒子弟只要凭成绩考进去，就可以上学。

我就觉得纳闷，现在上学的费用怎么那么高。现在人的收入情况，从城市来讲，平均应该比以前高。当然在抗战之前，1937年以前，城市里面的中产阶级收入还是比较高的。我记得好像是陈明远写过一本书，计算当时城市里的中产收入，比如鲁迅他们收入好像都还比较高。那是在抗战以前，一九二几年到一九三几年，确实是这样。抗战开始以后就每况愈下，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到四十年代，一般工薪阶层的收入就相当低了，生活拮据。但小孩上学的问题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吃不消。现在幼儿园的费用都比大学高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这需要像郑也夫先生这样的社会学家来寻找社会原因、制度原因。我们从前上学没有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等到上大学之后，如燕京大学、沪江大学这种私立学校学费确实比较高。这种学校，一般中产以上的家庭才出得起学费。但是它们也有奖学金，成绩好自然就可以免学费，另外家庭贫寒也可以申请。但是国立大学是绝对不要钱的，比如清华，一个子儿也不交，只需交饭费。还设有助学金，家庭贫寒的学生饭费可以免，当然伙食非常糟糕。当然这里面把农村排除在外，必须说明这一点，那时贫困的农民是上不起学的。但也不是绝对，也有人到农村去办学。那些有志之士，像叶圣陶这样的就到农村去办学。现在我确实觉得很纳闷，抚养一个孩子的费用怎么就那么高？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从前我们挑学校，说一个学校好，一般会说这个学校的师资力量好，教员很好，风气很好，学生在里面都好好学习、不瞎闹，管得比较严，是这样看的。很少听到“升学率”这个说法，没有说挑学校是挑升学率的，因为好的学校出来的学生考大学自然好一些。而不是本末倒置，说先有升学率然后学校更好一些，而是先有好的教育质量，将来学生出来才容易考上好学校。这整个观念跟现在很不一样。

我们那时上学，功课没有留的那么紧。我记得一般三四点钟下课，放学回家最多做一个钟头的作业，作业大多数是数学习题一类的，或者是国文老师留了一课书，下个礼拜背下来就好了。我也学钢琴，再练一个或者半个钟头的琴。晚饭后是不做功课的，就是看闲书。睡觉也比较早。在求学期间，我看课外的书要远远多于课内的书，同学之间看书借来借去。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宽松很多。

前几天我在南京“亲近母语”教育座谈会上说，我们那时候上国文课，没有一天到晚总分析作者意图这些内容。老师很欣赏这篇文章，就带着大家一起念，跟我们说这点怎么好怎么好，我们就跟着老师一起欣赏，也就对这篇文章或者这首诗有了印象，主要是一种熏陶和感染。现在一篇文章要分段落大意、归纳中心思想，又分这个是记叙文，那个是抒情文，这样好像就很科学。古文向来不这样分，而且文史哲是相通的，念完以后觉得文气特好，然后就记住了，经过融化和熏陶，最后变成一种文化底蕴，而不是实用工具。这是我自己学习中文的过程。

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我有一篇文章，大概前几年，上海有一个教辅机构把我的文章收入教辅教材，然后给我寄过来一份。上面就写“作者意图”是什么等等，我一想我哪有这意图呀。里面还有问答，这一段说明什么、第二段说明什么。我就觉得特别滑稽，我还活着呢，他也不来问问我。过去古人写的文章，就死无对证了，凭后人去分析。当然这作为某种学术研究可以，但不能作为整齐划一的理解，硬灌输给学生。，我觉得特别是文学方面，没有必要非要那么清晰地讲清楚，还要给它做一个判断，这是进步的，那是有时代局限性的，等等。

总的来说，我觉得现在的教育很不自然。教育应该回归人性，应该引发孩子自然的创造力，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有些外国的教育机构就觉得我们特别奇怪，“三好学生”，哪有一个学生什么都比别人好？别的学生，这个学生有这个长处，那个学生有那个长处，怎么就有一个学生或者几个学生什么都比别人好？这是不符合人的发展规律的。我们那时候当然也有考第一、考第二、总的平均分这样的统计，我们班也有学生特别棒，所有功课年年考第一，全面发展。大多数学生是这科好，或是那科好。经常考前三名的学生是全面发展的。但是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就那么了不起了，比别人高出很多。

我觉得我们那时候的学习方式是很自然的，当然碰见老师好的那堂课自然就特别喜欢。我当年碰到几个特别好的数学老师，讲的太好了，我们自然而然也被吸引进去，所以我中学六年最好的功课是数学。我当时上的学校是天津耀华中学，师资确实很好。因为校长（赵君达）很好，当时留美归来，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回国后在北洋大学（今天的天津大学）做教授。后来自己愿意办中小学，一共十二年，按照自己的教育理念来办学，然后他就应聘到耀华学校。这所学校原来是英工部局（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学校，英工部局是英国在英租界最高的行政机关。解放以后说外国人办学校是为了搞“文化侵略”，其实相反，是住在英租界的中国社会名流向英工部局提意见，说你拿了我们纳税人的钱，应该为这个租界做点儿好事。什么是好事儿呢，最好的事情就是办一个学校！所以是他们出钱办的学校。这个学校建筑和设备确实比较好，砖都是从英国运来的。1976年唐山地震，天津也地震得很厉害，就那个学校巍然不动。学校当时还设有实验室、大礼堂、室内体育馆。很少有中学有这样的设备的，所以我们当时的全市运动会总拿第一名。学生是全面发展的，但是我的体育很糟糕，一直都不太好。校长赵君达当时亲自口试请来的教员，师资确实是一流的。但这位校长1938年被日本人暗杀了。学校是在英租界，日本占领天津之后，不能进来。太平洋战争之后，英国也成立日本的敌国，日本势力才进入租借。太平洋战争之前，英国和日本并不是交战国，所以我们的学校不受日本、伪教育局的管制。但是日伪已经施加压力，要校长改变教科书。赵君达校长还接受了南开中学的学生，办了一个特殊班，我们下课后就把教室让给南开学生来上学。因为当时南开中学不在租界内，被占领后，南开大学随着西迁，中学还没搬过去，那些学生就失学了。日本人借口里面有抗日分子，不允许他办这个学校。怎么威胁他都不服从，最后就真的派特务暗杀了他。我那时是小学二到三年级的暑假，大家印象都很深，我很有幸在这样一个学校碰上这样一位校长。

这个学校还有一个特点（不仅仅是这一所学校的特点，我觉得过去的学校基本上都这样），没有现在这么势利眼，对谁谁的孩子在哪个学校那么关注，当时区别没有那么大。天津有一个特点，很多过去北洋军阀政客下台以后都在那里的租界上当寓公。我们学校有曹汝霖的孙女、袁世凯的孙女这一类的。徐世昌的侄女还有袁世凯的孙女都跟我同班，没有任何特殊之处，大家只是知道，有人这么说，但也没有人注意，没觉得这是了不起的事。还有很有钱的大资本家的孩子，也有很贫穷的孩子，衣服还有些补丁。都没有什么区别，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谁功课好就受到大家尊敬。我记得袁世凯的孙女功课就不好，大家没觉得她怎么样。那时候的社会至少在教育界没有那么势利。我特别不喜欢现在社会趋炎附势的态度。那时老师也很敬业，从来没有给老师送礼的，想都没想过这样的事情。

开始的时候，我们学校老师的工资可能比其他学校高一点，可以聘来高质量的老师。但到抗战后半期，以至于40年代打内战的时候，通货膨胀很厉害，所有教员，包括我们老师生活都非常苦，他们的工资基本上快吃不饱饭了。但他们还是非常敬业，很认真地教书。我记得有一位国文老师，单身女老师，她生病时，我们同学去她家看她，真是四壁萧条！她进不起医院，生病就扛着，稍微好点儿就来上课，但来上课时照样精神抖擞，认真讲课。四十年代末，老师确实非常艰苦，也有老师在课堂上发牢骚，说肚子里面空空如也，连窝头都填不满了。不是单身的话，家里还有妻儿老小要抚养，确实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觉得老师懈怠，不好好教书，或者有钱人家的家长给老师送钱之类的。所以我觉得风气和现在是不一样的。

我有过一个说法，可能说出来很犯忌。我认为国民党之所以垮台，一是因为腐败，二是因为腐败还不彻底，就是说官场是腐败，而整个社会没有腐败，教育、文化、新闻界没有腐败，知识分子没腐败。所以他们还追求正义，觉得受不了这个腐败的政府，所以要想办法反对它。还认为有另外一个希望，就都跑到解放区去了。因为社会上正义感比较强，但如果这个社会所有人都腐败了，连教育界、文化界、新闻界都腐败了，没有人受不了，那也就大家见怪不怪，也不会有人拍案而起，要改变这个社会。清华大学的孙立平老师有一个说法：现在的危险不在于揭竿而起的动乱，而在于全社会的溃烂。我很认同这个看法。全民族精神的堕落很可悲，很可怕，而教育是最关键的方面。

现在知识爆炸，小孩聪明的不得了，知道很多事，玩iPad、玩电脑，我玩不过十岁以下的小孩。他们知道的事情也不少，但是整个精神，特别是教育精神，我们教给他们什么？精神支柱是什么？我有一个朋友孩子的孩子，今年上高一，居然跟他妈妈说：“你看你，还是北大毕业的呢，现在连个处长都没混上，你算什么啊？”就这样跟她妈妈说话。他哪儿来的这种观念？还不是从学校里面、同学里面、社会里面来的？我想这种观念还是相当普遍的。所以我觉得现在最可怕的不是知识学多少，而在于现在的小孩都变得嫌贫爱富、非常势利，这是很糟糕的。

主持人：资先生，插您一句话，您能否跟大家分享一下，当时学校是如何做公民教育的？

资中筠：我上公民教育课没几天，因为当时抗日战争开始时，学校里面公民教育就少了。但是我记得一二年级有一些。其实公民教育没什么神秘的，它就是教你怎么做好孩子。不仅仅是在家里做一个好孩子，还包括在社会上怎么做一个好孩子。比如说不随地吐痰、不闯红灯，马路靠左边走，等等在公民课里面就有。那时候走路靠左边，因为还是英国的传统，抗战之后改成右边走，总之指的是遵守交通规则。看到别人有困难应该要去帮助等等内容。我看到我亲戚里面高年级的课本里有少数服从多数、让人把话讲完、民主程序这些内容，我学习的时候还没有学到这里。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天津沦陷以后，在日寇统治下成立了伪教育局。当时日本的政策对农村和城市可能不太一样，不像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的，完全赤裸裸的高压，不是这样。它通过伪教育局做一些事情，改我们的课本也不是都改成“大东亚共荣圈”，只是把课文改成古文多于白话文，把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内容取消一些。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它把公民课改成“修身”课，讲中国的传统道德、忠孝节义，我后来想来觉得很奇怪。现在说爱国教育要发扬传统文化、传统道德，把以前的“以孝治国”拿出来。而过去的奴化教育里面就有忠孝节义的内容，日本曲线奴化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但它无论如何不要公民教育，不要五四以后的新文学。那时候我没有意识到这点，也不懂，而且大家也没什么感觉，不会抵抗。因为古文里面的忠孝节义的故事，也都是我们家长辈过去在私塾所学的内容。当然，岳飞、文天祥等的民族气节的故事是去掉了。我后来想了很久才明白，实际上也还不太明白，为什么日本把中国的传统文化来做为奴化教育的内容，也许是因为伪教育局是中国人在做，可能是一个迂回政策，我不太知道。但是很清楚的是，民主、自由、公民权利，这些内容他们绝对不要。抗战胜利之后，从后方来了一大批学生，比如西南联大附中、南开中学这些在大后方直接延续国民政府教育的学生，跟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他们的新文学念得比我们多。

还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1947年考燕京大学时作文的题目是文言文，题目我还记得，《立国必先树人，树人必先树德说》。可刚复校的联大（清华、北大、南开头两年还联合招考，只是录取分数线不同）高考不许做文言文，只许作白话文，而且是一个很不起眼的题目，《我的中学生活》。然后我就考不好了，因为我在学校里做的比较多的是文言文，这样可以发挥，能够瞎拽，但这么一个题目就不容易出彩了。所以我第一次清华大学没考上，因为我的长处都没考好。我数学特别好，但五大道题目里面有两道几何，我证不出来，大概有40分，卡住了。但我刚到家就想起来应该换个思路，就迎刃而解了。把我气得不得了。我只要再稍微再想一想就能做出来，但当时就是卡住了，越卡住就越想不出来。所以我特别觉得一考定终身是不公平的。我第二年转学再考的时候就容易多了。

主持人：谢谢资先生的分享，有过程、有细节。资先生刚刚描述她所经历的过去的教育，把教育回归到人的本质，教师对自身职业的尊重感，现在的教育好像更多是站在一个对立面。我们听到以后更多是发出一个感慨，是什么原因让我们的教育变成了今天这样？我觉得她是非常认同那个年代的教育，这个更让我们有些反思。

资先生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她曾经说过某个大学是“集天下之英才而毁之”。我们来听听资先生的想法。

资中筠：

师长的关怀和真诚的爱，对小孩非常重要。我经常从报纸上看到，那些非法虐待孩子的事儿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现在有的老师经常对孩子加以讽刺，完全没有感情。因为老师自己的业绩跟学生的成绩联系在一起，如果这个孩子扯了班级成绩后腿，老师就会把成绩不好的孩子看做仇人。这样对孩子影响就太大了，将来长大以后要么也变成这样的人，要么变得非常自卑。据说现在教师也是很难考的，但他们对学生的态度怎样、有没有善良的本质，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从前上学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有些成绩不好的学生，老师也会批评，但他是很负责任、很诚恳的，没有与学生为敌的态度。而且我觉得，现在的制度，将升学率和老师的升职以及所有经济利益相联系是绝对错误的，这种制度本身制造了这些扭曲。

至于说赞助费动辄几十万，这些绝对是教育腐败，根本就不应该被允许。可是现在一切都在教育行政部门的掌控之内，这一类的事情为什么就不管。如果这样的话，根本没有教育公平可言了。

我觉得也不用讳言，“聚天下之英才而摧毁之”，我说的就是清华。考清华确实非常难，考上清华的孩子大多数都是相当聪明的孩子。我说摧毁在什么地方呢，主要是弄的人非常势利眼，因为当下清华最以出大官自豪，一天到晚讲出了什么大官。当然它出了一些最高的官。比如说朱镕基是我同年级的同学，跟我们一起毕业。那一年他是我们的学生会主席，我们当时也没觉得特别了不起。我记得几年前清华有一次开什么纪念会，有一个人上去说部长以上有多少是出自清华的。我相信除此之外，高科技的企业家、富豪榜上的也一定有很多出自清华。如果一个学校，不管多高智商的学生，他的注意力和引导的方向都是往这个方向走，我觉得就属于精神上的摧毁。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清华学生都出国了。所以，清华从留美预备学校变成国立大学，然后又变成留美预备学校。至于它的教育水平怎样，因为是工科大学，我没有资格评价，我相信它有很多高科技可以跟国际接轨，我相信一定有的。但在精神上（从小学到大学，也不光是清华，好多学校都这样），培养的是一种趋炎附势、嫌贫爱富的精神，这是我们教育最大的失败。

还有一个感觉，小孩是需要管的，不能完全放任不管，但管孩子什么方面非常重要。我觉得很多家长管的不是地方，孩子在外面做了很多不道德的事情他不管，就是分数管的很厉害。所以，我觉得基本的教养和基本的文明是最重要的。杜威的教育思想认为，小孩天生都是好的，只要让他发展他自己的兴趣，他就一定能成才。比如这小孩爱画画，但特别讨厌数学，你就别逼他学数学了，让他好好画画。杜威主张完全让孩子发挥他自己的特长。对于他的观点，后来美国也有人批评，认为这太放任了，小孩自己管不住自己，还是需要管的。有些内容他暂时没兴趣，以后有可能会有兴趣的。但总的原则是，相信每一个人都是可以成才的，不要像盆景一样按照大人的口味加以扭曲，你觉得这样比较好看，就一定要把它弯过来。要让孩子自然地茁壮成长，前提是老师和家长都要有正确的态度，适当地浇水、护理。

但现在麻烦就在这儿，我还说过一句话，我觉得现在的教育会有使人种退化的危险。学生如果这样教出来，其中一部分会变成老师，更大一部分会变成家长。按照这个路子，就越来越下滑了。为什么在文革这么乱的时候，有些学校还是相当不错的。像北大附中，我女儿就是文革后期在北大附中上的。那个时候，他们的老师还是原来培养出来的老师，还有一些是北大教授后来反右把他们刷下来贬到中学去，我觉得那些老师好得不得了，非常敬业，还是原来的教育思想。可是这一代人早就过去了。现在好像经济好了，老师的待遇也提高了，整个硬件也好了，但是一代一代这样培养下去的话，那就在精神上一代一代退化下去，我的担心就在这儿。

主持人：谢谢资先生。资先生所说的这番话让我想起钱理群老师对现在大学生的描述：精英大学所培养出来的学生很多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很小的时候都会在心里算计，什么是利于他的，但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第二部分——提问与回应

提问1：

大家好，我来自兰州。我所在的机构是法语联盟，我负责的是其中的多媒体内容。我的问题是让资先生针对基础教育阶段的全科教育和分科教育进行评价。全科教育是一个老师语文、数学、音乐、美术等各种课都上，一个老师什么都会。

资中筠：

我当年还没接触过这样的老师。我觉得全科老师，在幼儿园可以，但是到了高年级，比如说五六年级以后，大概不太现实。我倒是家里认识过这样的老师，我母亲的一个朋友，我很得益于他。他特别有学问，什么都会。首先国文功底很好，教我《左传》。在中学里，他数理化国文英文都能教，就是没有见过外国人，所以英文发音不好，可是他的语法讲得好极了，都是自学的。这种老师过去还是有的，哪门缺老师，就填补哪门，而且各科都讲的很好，确实有这样的老师。但是我觉得现在到了高年级以后，要求老师什么都能教，恐怕不太容易。在贫困地区，师资很缺乏的地区，很需要这样的老师，就像大夫一样，特别需要这样的全科大夫。

重点倒不是老师什么都会，而是学生应该什么都要学。所以我现在比较怀疑，高中二年级就开始分文理科是否合适。我觉得还是不分比较好。人应该全面发展。现在许多文章喜欢讲钱钟书先生当时数学考零分，我觉得不应该都强调这个。这是特例，数学不好的人很少人有钱先生这样的文才。不是人人都要当数学家，但学习数学有助于培养思维的逻辑性，非常有用，不能说我不喜欢就不学。教育应该照顾大多数。我不认为小孩比较早的时候因为任性不爱学的就不学，因为学习有时候是需要一点儿压力的，但现在以升学率、分数为压力是错误的。

一个人是要有点文化底蕴的，特别是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古人因为文史哲不分家，但现代的社会，一个现代的人只念文科，一点科学知识都不懂，连你的身体健康都不懂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合适的。中学是需要相对全面的发展。

提问2：

资先生好，我是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刚刚从您讲的内容，能感觉到您对现在教育的教育有很多抨击，在座的很多人也希望能够找到改变的突破口。以您的智慧，能否开点儿药方？

资中筠：

我最怕开药方。因为这是社会问题，不是教育本身的问题，就没法开。如果光是教育本身问题的话，就让教育多样化，不要全是教育部审定的教材。能允许私人办学，我知道不少有志于办教育的人，但办着办着就办不下去了。能允许有教育志向的人，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拿出来办教育，按照他们认为的方式办，我认为这应该就有救。因为现在不乏有教育理念的人，我就认识好几个。但是我不会，让我办我办不成。现在制度卡在那儿了，必须这样、必须那样。南科大到现在算是成功还是不成功？我不知道。

提问者3：

我特别想分享。刚刚都是80后在分享，我是60后，在中国教育报当记者，我也当过老师，所以我先分享我的故事然后提出我的问题。我是73年到78年在贵州的一个边城六盘水上学。我这十年上学也没有上名校，也没有遇上好老师。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的英语老师好像是昨天备课今天讲，所以我以特比微弱的成绩最后幸运地考到了北师大。我回过头来，特别感激这一路，我觉得我们的老师特别有爱，负责任、诚恳认真，跟您的老师是一样的。可能学问不高，但是很宽松。我们的作业跟您差不多，可能稍微长一点儿，回家以后要写一小会儿。我们以学习小组的名义纠集在一起各种玩儿。现在回想起来，我跟我的小学同学40年，中学同学30年，一直保持着非常紧密的联系。那时候没有课外班，我们所有的快乐都是同伴之间互相给予的，开心极了。可是后来他们也说，你带着我们玩儿，然后你就去北京上学去了，他们大都留在本地上学。

相比之下，我女儿在北京上学.我不是很主张我们在座的年轻人一定要这么费劲的选择名校。首先我掏不起那个钱，其次认为不值。我女儿从附小、交大附中、现在高中是在北师大的三附，都是在第二方阵的学校。我觉得她能力可以上，然后在群体里面是一个中等偏上的感觉就不错。而且更有意思的，今年她要高考了，按照目前的成绩，还不一定能考上北师大呢。所以我觉得一个人上什么学校真不是那么重要，因为她学校老师一定比我当年的老师好很多很多。

我非常同意郑也夫老师的一个观点：孩子是自己长的。有足够好的环境，作为家长给他够大的花盆，该浇水的浇水，该挪到太阳下就让他晒晒太阳。她是自己长大的。我们对中国教育有很多不满，非常焦灼，一边呢，我是中国教育报的记者，每次开选题都会开到每个人垂头丧气，一边呢我又是一个家长，在教育体制当中，跟你们有很多感同身受的地方。但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孩子一天在学校的时间多，其实在家里的时间更多，我们与其去指责抱怨，做很多我们做不了的事儿，连资先生这样有学问、有地位的人尚且说我开不了药方，那我们作为普通的父母就更开不了药方。可能我们能做的就是净化我的这一盆土。所以，我的问题是，您觉得我们当家长的怎么在已经被污染的教育环境下做我们能做的，您当初家庭教育的滋养，有哪些您非常感恩、愿意跟我们分享的，谢谢！

资中筠：

我觉得现在的孩子跟过去不一样，我们那一代绝对不敢违抗父母，对长辈高度的尊敬。据我了解，现在的孩子不一定是这样。而且现在知识爆炸，他的新知识你可能都不太知道了。我觉得学校、特别是他的玩伴甚至比家长更重要。家长只能给他一个很基本的以身作则，如果你一天到晚在家里讲升官发财的事情，他自然而然耳濡目染只想升官发财。或者父母谈事时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是什么样的，这是耳濡目染。家长对孩子到底有多大的影响，要看情况，那是不一定的，因为现在的社会跟过去已经不一样了。

另外一个是不能看死。我认识好几个小孩，大概上初中的时候非常叛逆，逃学逃的一塌糊涂，家长拿他没办法，甚至一下子就跑到外地去了。但是后来就回归了，成熟了，就好了，现在事业非常成功。有很多外国人跟我讲，他们也是这种情况。所以也不用太担心，一个孩子在青春期叛逆，或者功课滑坡，从教育专家来说，恐怕也是可以容忍的，是必然的一个过程。

两代人不一定都要按你的方式来走。我也赞成不要总是追求名牌学校。可是现在有一个问题。过去的学校，一直到文革，除了特色的几个名牌学校之外，一般的学校都还过得去，一般是两头小中间大，是橄榄形的。那时候大部分都就近上学，也没人知道几十几中学，都差不多。但是现在两极分化特别厉害，我们的财富两级分化，教育也两级分化。好像没有普普通通的学校了，普普通通的学校都放羊了，反正你考不上大学，也没有升学率，老师也就不好好教了。这种自暴自弃的情况非常多，甚至有人告诉我像清华附中这种学校，一个年级有六个班或者十个班，其中有几个班是准备让他好好考大学的，其他几个班也都放羊了，就是最好的重点学校也只重视最好的那几个班。我的母校耀华中学现在在天津还是最好的中学，和南开附中两个比升学率。但首先它小学部划出去了，把初中和高中部分开，只重点考虑有升学率的高中部。它依然是最好的学校，大家挤着要去，但它主要是靠升学率了。我也在想，为什么非要上好学校，往海淀区的学校去挤？但我也听其他人说，小学的教学质量确实非常不一样。我没有调查，不太知道过得去的学校的数量有多少。我们以前一般都是就近上学，我的孩子也都是我们住在哪儿，就上附近的学校，是一个不起眼的学校，但也是好好教，自己好好学就能学好，都是特别普通的，不知道现在为什么就变成这样了。

主持人：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前不久做的一个关于北京学校调查的报道。朝阳区是北京最大的区，朝阳区一所最好的高中，升学率在北京只排到二十几，基本上都被海淀或者西城的名校给垄断了。整个教育资源完全是集中几个顶尖学校里面，有些学校甚至都不说重点率，而是北清率（北大清华录取率），简直是秒杀其他一些学校。在朝阳区和海淀区相交界的一所公办学校，那个学校将近有1000人的规模，其中将近有800个打工子弟的学生，北京户籍的学生都不去读，它是公办学校，但他们不去读，宁肯跑到海淀区择校。这是现在北京地区公办学校一个现实的情况，家长择校还是不择校，我觉得择校是家长一个理性的选择，但我非常认同资先生刚刚所说的，孩子在那里不一定如何如何。你是不是要求一个孩子只是成绩好，还是有其他的期待。

提问4：

我在广东出生，中国、美国都上过学，搬过二十多次家，什么样的小学、初中、高中都上过。我四年级的时候上了三所小学，因为这些也有一个很独特的上学经验。

我很认同刚刚那位家长说的，小孩子想要培养的各种能力，领导力、想象力、写作能力，各种能力我相信天生就有。比如你把一个iPhone给孩子，什么都不说，离开半个小时，回来他保证就会用了。但我也看过家长，你把iPhone给一个家长，半个小时回来，他就推掉了。所以很多方面，孩子不懂，他敢于尝试，不怕犯错。反而很多学校输出一种观点，最糟糕的事情就是犯错。其实我在成长过程中的很多体验都是经过尝试得到的。一个是社会变化很快，一个是我们还没有想清楚我们自己要做什么，所以不能以此前这套观念来做。我经常搬家，也太会牵扯到升学率，而且我爸爸妈妈经常很忙，所以从来也没有告诉我要重视成绩。我的求学经验，一部分是校内老师的，一部分是同学的，一部分是社会上的。

我在中国的一个好处是，中国的基础教育确实很好。我在中国三年级的数学水平可以达到美国五年级的水平。我在五年级的时候，课都已经会了，老师就拿我没办法。所以他就让我和另外一些已经学会的学生做项目，一个学期结束后给他做汇报。那个时候觉得很兴奋，因为每一天都可以有一群朋友去玩。我们那时候很喜欢玩乐高，用乐高做机器人，琢磨怎么让机器人打篮球，琢磨怎么编程序、做自动化的东西。我回过来想，小孩子很有这种好奇心，但如果你让他回来，叫他一步一步往前走，反倒没有心愿去尝试了。

我现在在北京创业，主要是给孩子提供创造和探索性的教育。我的问题是，教育创新方面的提升，如何衡量本身是多元化的东西，个性化的能力用什么样的标准去衡量？

资中筠：

就我了解，譬如美国的大学录取，不光是看考大学的分数，还要看中学的各种各样的成绩，包括做志愿者的经历。在中国行不通的原因，如果看学校高中三年的分数和成绩，这些成绩往往不是真的，甚至一个很次的学校反而成绩很高，这些都是可以作弊的。据我了解，美国是有各种各样考察的，不是一考定终身的。但在中国灵活的东西是行不通的。现在唯一的还比较公平的仍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可以改进的是考试的内容，内容不要这么死，死扣唯一的答案。比如有一首诗作者是李白，有一个学生写“李太白”，就不算他对。大概是凭电脑判卷。这种当然应该改进。

我想来想去，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方式，还是一刀切比较公平。但就是一刀切还公平不了，因为现在作弊的方式太多了。我记得是去年有一个消息，一位监考老师比较认真，没收了学生高科技的作弊东西，然后家长就去闹，说他们唯一能得到的“公平”就是作弊，如果不允许他们作弊，就不公平了。这是一种非常滑稽的逻辑，意思是说那些有特权的人不需要作弊，不需要成绩就可以进去。如果这点儿公平都没有了的话，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公平。现在说应试教育多么不好，我想不出来除了应试之外，还有其他什么方法来选拔。

主持人：谢谢资先生，我想起来之前沙龙有一位嘉宾说过：应试教育是一种很公平地把孩子变傻的制度。但是现在看，很多人觉得这个“很公平”的前提非常重要，虽然高考也把我们的孩子“变傻”了。

提问5：

我是首师大教育学院的老师。刚刚资先生提到，您中小学期间是抗战时期，我是六零年出生，比您小三十岁，小学正好赶上文革；我的孩子是九零后，比我小三十来岁。我回想起自己中小学经历，在安徽农村上小学，我的孩子是在北京上完中小学毕业考大学。我觉得这三代人的教育空间，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越来越小、越来越紧。您讲到您读的课外书比课内读的多，而现在不是这样。现在孩子完全被课业绑架。我那时文革时期，一片空白，没有书读。但也有一个好处，我自由了，没有受到伤害。就像莫言，他没有上学，也没有受到学校的伤害一样。

作为一个家长，是不是非要追求名校，迫使孩子去读功课。我自己不是这样，我小孩在芜湖上小学然后来到北京，在丰台上了一个普通的小学，然后到海淀区上五六年级，高考结束后她又去丰台走一趟。那时候特别羡慕别的家长送孩子上学。我问她上了三个小学，最喜欢哪个学校？她想了想说，最喜欢丰台的学校，因为她觉得自由一些。因为第一个和第三个都是名校，压力很大。她今年厦门大学毕业，申请到法国留学。我从孩子的经历来看，家长不需要特别追求名校。就像刚刚资先生讲的教育是非常自然的事情，顺其自然最好。我的孩子马上要去法国学习，依您来看，他们这一代人去国外念书然后在外面工作，您怎么看？要不要教育他们关心祖国？

资中筠：

对于这个最简单的问题我觉得不应该问我，由你自己决定。也许你也决定不了。她已大学毕业，一旦出去，关心什么，不是别人可以左右的。假如她将来想当法国人，或者想回来，只能听其自然。

虽然我说用不着追求名校，但有一个问题，现在不是名校的学校，有的时候孩子在里面越学越坏。我听他们说有些县里面的学校就是流氓打架，有时候把孩子放在里边去，就完全坏掉了。那就不能让孩子上那样的学校。最可怕的是两极分化到了自暴自弃的地步，只要不是名校不是升学率很高的学校，他自己就自暴自弃了。到底比例怎么样，我不太清楚。如果教学质量差一点，问题倒并不大。

提问6：

大家好，我来自北京师范大学。资先生您刚刚谈到教育的自然，在浸染熏陶中不功利的学习，我都非常赞同。我想是否可以归结为探讨国家和社会在教育治理中的权力和边界的问题。您刚刚提到杜威，他女儿在《杜威传记》里写道，“中国是杜威除了自己的祖国美国以外，他最为关注的国家”。他1919年到1921年在中国度过了两年时光，对中国当时学制的制定做出过非常重要的贡献。我想谈教育组织在教育治理中的作用。在民国时期，我们的课程标准主要是由教育组织的学人来制定的。杜威做演讲的时候，特地提出，我们的公立教育应该由国家来办，但目的不能由国家来定，而是要由社会来定。因为目的如果由国家来定，就会非常偏狭。这一点在民国体现的特别好。美国1917年中等教育原则影响美国很多年，这个制度就是由美国中等教育改组委员会所制定。反观当下，我也问过北师大一位八十多岁的老教师，他也认为教育组织一直没有独立人格、没有独立声音，一直到现在。资先生您从民国到现在，有没有在社会组织里面的经历？

资中筠：

我没有这种经历。我从学校到学校，1951年大学毕业以后就被安排去工作。你说的问题是大家有目共睹、无能为力的，所以是没法讨论的。

提问7：

大家好，我和资先生隔半个世纪，但情况有些相似。90年代在天津一个郊区里读书，后来去了北京大学。

从我自己的受教育经历来看，以至于我大学期间走到新疆、西藏、青海一些地区去看，我认为自己是当时同龄人当中比较幸运的一个，因为我占有了比较好的教育资源。我的问题是，您分享的自己的受教育经历，以及从您和您同代人的交流中来看，您当时在耀华中学的经历能否代表那个时代的普遍情况？

资中筠：

如果从全国范围来看，我的经历肯定不是普遍的。我说过，那个时候的教育很不普及的，文盲率很高。能够受到教育的人，特别是大学教育的，本来就是一小部分人。从当时已经存在的小学和中学范围来看，耀华学校是一个比较好的学校，是当地数一数二的。但从全国的学校来看，不是个别的，很多地方很多学校都有这样的精神，比如从校长到教员，他们的态度和敬业和教育理念，应该不算是很特殊的。

这是两个概念。一方面是当时教育很不普及，文盲率占80%以上。另一方面，已经在城市里存在的学校，不管是大城市还是小县城，只要一个县有一个中学，质量都是不错的。教员的态度、老师的水平都是可以的。只要办学校，就有一定的标准。

提问8：

大家好，我在立人大学工作。正如资先生所说的民间办学，我们正处在夹缝中找一点空间。去年做游学班的时候请过陈远老师，读过他所著的《燕京大学》这本书，对燕京大学多少有些了解，请问资先生，燕京大学解放前和解放后有什么区别？您是否还有燕京大学复校的期望？

资中筠：

我只在燕京大学上过一年，不是在解放后，解放前就去了清华，解放后毕业。

燕京大学整个没了是非常不对的，但是现在复校恐怕也不太现实。我觉得1952年院校调整本身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使当时的教育受到无可弥补的摧残，特别是文科教育。整个就是错的。因为每一个大学都有它自己的传承和特点，这个学校这个系比较好，那个学校那个系比较好，是常年历史积累的。1949年以后每一次的教育改革都是越改越坏，52年的改革是一次最大的摧残，后来文革就不用说了，弄的乱七八糟。后来又有大学合并，每一个大学都变得越来越大。现在把协和医学院并到清华去，（不过协和本身是还是独立的）。然后工艺美术学院也并到清华去。上海有名的医学院“上医”非要并到复旦去，这是很特殊的一个情况。浙大把杭大给并过去，杭大的文科原来是很有特色的，结果弄得天怒人怨。

我就觉得我们的教育就别再瞎折腾了，好像一所房子，越拆越坏，都是注重形式。回到你刚刚的那个问题，燕京变成这样是绝对回不来了。

提问9：

先生你好，我的孩子在一所名校读书，刚上小学一年级。这一年，我和他共同经历了很多。我现在在考虑是否要把他转入国际学校，还是送到美国去。对于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当时让他进入这所名校，是想要让她打好中文基础，因为我觉得相对于英语来说，中文是最不容易学的。

资中筠：

这是你的选择，我没法回答。你嫌现在的中文教学不够好，就干脆不让她学中文了？是这意思吗？你得想明白，要他当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当中国人就必须学好中文。我父亲是留学生，在日本、美国都留过学，他有很多留美的朋友。我们家都觉得他们挺“洋派”的，当时日本侵略中国以后，在英租界的家长们有的把孩子送到国际学校，当时天津有一所英国学校，据说上完那所学校就可以直接去英国。也有一所学校是法国人办的。那个学校一切都是外文，当然也有中文课，但中文就非常差了。我母亲就坚决反对，她认为中国人就要学好中文，坚持让我上中国学校，我感到很幸运。这也是我的想法。你不满意现在中国学校的中文教学内容，那让他上外国学校不是就干脆不学中文了？所以还是先得想明白你要让他做哪国人。

至少要有一种母语学得特别深，思想的深度取决于母语的深度。母语学到什么程度，整个文化底蕴及思想的深度就被决定了。现在欧洲有人说，拉丁文取消后，使得他们的文化水平降低了。就跟我们说，要学点古文和经典一样。如果你的孩子要当中国人，他必须学好至少六年小学的中文。学校如果文学课不够，你可以自己适当给他补充一点。国际学校的中文是很浅的，那种情况下，如果你在家再给他补中文，他一定会觉得特别麻烦，会抗拒。如果想让他当第二代美国人，就去美国学习，好好学英文。文化水平其实就是母语的水平。比如你专业不是自然科学、数学，将来看这个人有没有文化底蕴，主要是看母语的程度。

提问10：

我之前是一个教育类媒体的从业者，现在在一所学校做蹲点研究。我想问资先生，您在天津耀华中学感受到的教育文化是怎么来的？

资中筠：

我觉得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老师的老师就是这样的。应该说，我们的文化没有断裂，一直到1949年才断裂。有人说是“五四运动”把我们的文化给断裂的，我不同意这个，我们这些学校都是“五四”以后的。我小时候母亲就让我读经，《论语》《孟子》《左传》都念，小学也唱“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后来学英文的时候也学习美国《独立宣言》，当时都没觉得有什么冲突，都吸收进来了。一方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一方面在民国之后又吸收了西方文化，融汇在一起。学校的校长从美国哈佛回国以后，他建立了这样一种学习课程，中文是非常重视的，数理化体育方面大都是从西方学来的。

改革开放以后，我在美国第一次见到台湾人，他是70年代的台湾清华毕业生。我发现他的谈吐非常儒雅，学理工的，用的词儿跟我们从前学校里培养一样。从用词和称谓都传承下来了，台湾的文化没有断。我们的文化是从1949年以后开始断裂，但还没有完全断，因为当时的老师都是原来传承过来的。在文革之前的17年学生所受过的中小学教育还有一点继承，尽管已经抛弃了许多。。文革时期，毛泽东说，我们的学校全是资产阶级的，教师全是国民党培养出来的。我就觉得大为奇怪，17年不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学校么？后来我才明白，他认为那些教员所继承的还是原来的教育、文化，必须彻底决裂。到文革以后就彻底断裂了。你问怎么来的，我觉得就是代代相传来的。如果这个传统断掉了，那就断掉了。

主持人：

教育是水滴石穿的，最关键的是不要折腾，这么多年这么多教育的问题还在于当权者不认为教育是百年的事情，更多是出于为当下考虑。

我们之所以想做上学记，比如请资先生或者将来请到其他的先生来跟大家分享，主办者的小私心是希望反思的同时，凝聚改变的力量，而不仅仅去抱怨。希望资先生今天的分享，能让大家有所启发。比如做教师、做校长、做教育部的某些官员，能静下心来想一想，不要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于不可改变的体制之上，而是从自身出发，想想我们还可以做点什么。否则，如果仅仅停留在追忆的层面，我们就不要再做上学记了。

资中筠：

实际上还是有空间可以做的，虽然比较艰难。譬如我认识一个企业家，他有了钱之后办平民教育基金会，自己在一个市里办了一所学校，按照自己的理念办了起来。完全不用教育部的课程，但他能保证他们到高三的时候按高考需要突击一年，就能考上大学。他办了八年左右，还没办完初中呢，就办不下去了。因为原来的市长支持他，换了一个市长就不支持他了。但至少已经办了七八年，种子已经种下了。假如说钻空子做好事，是可以做一些教育工作的。我觉得现在即使在教育界的一些官员，也有一些明白人，在可能的范围内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你们研究院大概请过李庆明（注：原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深圳南山附属学校校长，后被解除职务），原来在深圳办公民教育，现在在宁波又在做这件事。不是说不能做，而是不能等政策大一统了才起来行动，那是不行的，自己一点点儿拱，是可以拱出一点儿空间的。

主持人：

坐而论道后，当起而行！谢谢大家，今天沙龙就到这里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