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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从根本上转变中文教学的理念
——访北京语言大学张朋朋教授
茅卫东
张朋朋: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武汉大学语言文字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具有三十多年教外国人汉语普通话和中文的课堂教学经验。曾在巴黎东方语言学院、巴黎第七大学、瑞士日内瓦大学、苏黎世大学、德国美因兹大学、英国伦敦大学和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或讲学。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所进行的教师培训受到了当地教师的高度评价和教育部官员的充分肯定。代表作:《现代千字文》(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口语速成》(华语教学出版社2001年)《集中识字》(华语教学出版社2001年)《常用汉字部首》(华语教学出版社2001年)《部首三字经》(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2年)
语言和文字是两个独立的系统
中国教师报:你强调区分文字和语言,这个似乎比较容易理解。但是说文字不表现语言,这与我们的生活经验不太一致。比如,我现在说的每一个字(音),都是可以用字(形)来表示的。这不是文字记录语言、表现语言吗?
张朋朋:这就是“文字表语说”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文字的意义就在记录语言、表现语言。我反对这种观点。
语言以“音”示“义”,是“音”“义”结合体,“音”是听觉的,是看不见的,文字的字形是视觉的,看得见,但听不见。有“形”的文字不可能把无形的语“音”记录下来,因为看到记录的一段文字,你不知道被记录者的语音是如何的。比如,一个上海人用上海话说“我是学生”,被记录下来以后你用普通话来读,你能说文字记录的是语言吗?《论语》是两千多年前孔子讲学的语录,今天你朗读《论语》,你能说当年孔子也是用现在的普通话给学生讲学吗?日文中使用了相当多的汉字,有不少汉字的意思也和中文一样,当一个人在纸上写出“中国”“经济”“法律”“科学”等汉字时,你能知道这个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吗?你能知道他是说汉语还是说日语吗?
所以说,文字是视觉的,字音仅仅是文字和语言联系的“中介”,不是文字的本质。文字的本质是字形,是以“形”示“义”。听到一段话,我们可以记录下来,好象是把语言记录下来了,其实是一种假象,我们只是用文字把说话人所表达的意义记录下来了。以后阅读这一段文字时,只有知道字形所表示的意义才能明白它的意思。
文字可以读出来,我们现在说的每一个字(音)可以用文字记录下来,这只是说明文字和语言之间是有联系的,不能说明文字是可以记录语“音”的。
中国教师报:你的意思是,文字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交流工具,而不是依附于语言的?
张朋朋:没错,语言和文字属于两个不同的独立系统,不是同类事物,不存在第一性、第二性的问题。生活中我们可以遇到,有时一段文字你能读出来,但不一定理解它的意思。而哑巴英语则相反,能“看”懂文字,却“读”不出来。这都说明,语言通过“音”表达意义,而文字是通过“形”表达意义。不应说“文字是语言的书面形式”,而应说“文字是一种书面的表达意义的形式”,这是中国古代就有的“文字表义说”的观点。遗憾的是,一百多年前,它被西方的“文字表语说”取代了。这直接导致了诸如“取消文言”、“消灭汉字”这些似是而非论点的出现,对国内的语文教学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严重影响了传统文化的继承。这也是我们的对外汉语教学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
不能只从书写角度来评定文字优劣
中国教师报:汉字难学难记,直到今天还是很多人的看法。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一种相当流行的观点,认为汉字难学难记,所以才造成中国教育的落后。
张朋朋:这种观点似是而非。不是因为汉字难学难记,一般人掌握不了,所以中国教育落后,而是因为当时穷苦人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机会。
我们过去的私塾,教学效率是很高的。学生经过五六年时间,就能写得一手漂亮的文章。但因为很多人穷,没钱,被拦在学校大门之外,因此就不能识字阅读了。
实际上,不管哪国的文字,不进学校一般就只能是文盲。任何国家的文字都得专门有人教,不像母语,在一个自然的语言环境中慢慢就掌握了。英、法照样有文盲,只是后来因为经济发展了,普及了教育,文盲才少下去,这与文字难易没关系。
中国教师报:可是与英文相比,汉字看起来是比较繁难啊。
张朋朋:这是因为你单纯用笔画分析汉字。如果用笔画来分析汉字,一个汉字一个样,大量的汉字就成了相互之间没有联系的孤立的个体了。“繁体字”一词就是有人采用“笔画”来分析汉字造出来的。比如,“轟”字用笔画来分析是21画,因为笔画多的字就“繁”,所以就主观地认为“繁体字”难写、难记。
但是,如果不用“笔画”,而是用“构件”来分析汉字,我们就能发现,汉字字形是由少量的“构件”在方框内按照一定的结构和规律进行拼合的系统。什么是汉字的构件?就是少量的独体字和由独体字演变而来的偏旁,如“人”“手”“刀”“口”“金”“木”“水”“火”“土”“日”“月”“女”“子”“大”“小”“田”“力”“门”等。我把它们称为“汉字之母”。
用“构件”来分析“轟”字,它只有一个构件。三“车”为“轟”,不论是书写字形,还是记忆字义都不难。这就是说,得出“汉字繁难论”是因为分析汉字的方法不对。
汉字有3000个左右常用字,现在说,掌握900个汉字就能通读一般读物了,这些汉字都是由少量的构件(常用构件有200个左右)拼合而成的。因此,学生先学会了少量的构件或者说汉字之母,就可以拼写出大量的常用汉字,会写大量的常用汉字,就可以写无限的词汇了。
中国教师报:可是从书写角度来说,似乎英文比汉字容易得多。
张朋朋:从单个字的书写看,似乎有道理,英文写起来流畅。可是,英文中由一个字母组成的单词很少,大量的单词字形结构很少二块、三块的,其实远比汉字复杂。而汉字的独体字,数量特别大,使用率非常高。比如“人”字,就一撇一捺,多简单,而英文“peaple”,不管是书写还是记忆,难度都超过汉字的“人”。再比如,“有朋自远方来”,多么简洁。如果翻译成英文,多长一个句子?大家都知道,同样的内容,中文文本总是最薄的。
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只从文字的书写角度来考虑问题。书写不是文字最本质的东西,文字归根结底是为眼睛服务的,是视觉的。
文字交流得靠眼睛,本质是形的问题,是视觉符号,不能单纯考虑书写快慢。我们过去搞的文字改革,就是太看重文字的书写交流的工具功能了,只想着如何减少笔画,书写方便。结果,简化字出来,书写是方便了,但汉字超时空的功能也被破坏了,不能沟通古今了。现在很多人不认识繁体字,更读不懂文言文,这对继承传统文化是非常不利的。
其实,就是从书写工具角度考虑,想提高汉字的书写速度,也不必非要减少汉字笔画。过去人们写字,一般是用行书、草书,很少用正楷。有了印刷术后,读书就不用抄了。再说,汉字中,笔画繁多的其实只是少数。现在有了电脑,汉字的书写就更不是一件困难的事了。
向古人学习识字、写字教学
中国教师报:现在的孩子,写的字越来越不规范,不美观,而且错字率很高。这主要是汉字的字形特点决定的,还是一个教学问题?
张朋朋:当然是教学问题。我们的古人在教我们的孩子识字、写字方面已经积累了很成功的经验。我们应该冷静下来,好好向前人学习。
过去的私塾,没有专门的识字教学,识字与阅读是联系在一起的。是把字搁在文章里来认识的。当然,这些文章是专门为识字而编写的,比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这都是多好的识字教材啊,篇幅短小,押韵、很有节奏感,琅琅上口。像千字文,一千个字,没有重复。这些识字教材还“文以载道”,识字的同时也在进行伦理道德教育,不是把儒家经典读透,是编不出这样的文章的。
中国教师报:让孩子背这些,就能识字?这不是死记硬背吗?
张朋朋:孩子从三岁到十三岁是他们记忆力最好的时期,不要说背诵这些识字课文,就是经典古文,他们在这个时期也背诵下来,
孩子学这些,就像是学歌谣,很快就能背下来。在跟读、背诵的同时,慢慢就建立起了读音与字形之初的联系,能够认字了。过去的实践证明,这套方法效率是很高的,孩子几个月能识字,一年后就能读经典了。也就是说,过去的私塾教育,孩子不怎么费劲就打下了坚实的汉文基础。
中国教师报:过去没有拼音,而现在小学识字教学先学的是拼音,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张朋朋:用拼音辅助识字是可以的,但决不是说,识字必须先学拼音。古人的教学实践早已证明了这一点。可以在孩子掌握了一定的识字量,比如认识了一千个字以后,有了初步的阅读和写作能力,再告诉他一套拼音方法。
一定要清楚,现在的这套拼音方案最早是为了取代汉字,是为了汉字拼音化而从国外引进、改造的,不是孩子学习汉字必须的。
中国教师报:现在的孩子字普遍写得不规范,错字多。私塾教学在这方面有没有成功经验可资借鉴?
张朋朋:有啊!以前识字教学和写字教学是分开的,识字在先,写字在后。孩子们慢慢能认读一些字了,知道这些字在文章里的意思,但是不会写,不知道这个字是怎么回事。这个时候,私塾先生才开始教孩子写字。先是毛笔描红,写“永”字八画,练基本笔画,然后教写独体字,如:“日”、“月”、“人”、“口”。那时有专门为写字编写的教材。你看,这些字里都有“人”;你看,这些字里都有“口”;你看,这些字里都有“木”。孩子一看就明白了,原来字是这么回事,一块一块拼起来的。所以,掌握了独体字的写法,其他的字拼一下就行了。那时不像现在这样强调字的笔画,而是强调字形、字的结构。
可惜,这套东西后来被人们谈忘了。识字教学时重拼音、重笔画,孩子学得累,学得苦,效率还不高。我们这几十年的语文教学好象一直是在探索一条新路,重新研究怎么教汉字,怎么读文章 。结果怎么样?语文教学还是被批评为“误尽苍生”。这是什么原因?如果不从根源上去找原因,只在一些细枝末节上下功夫,教改只怕还是徒劳无功。
应该让孩子从先学文言
中国教师报:你说的根子,就是语言文字理论吗?
张朋朋:应该说,这既有理论方面的原因,也有历史的原因。理论上说,我们国内的语文教学问题的根源,是因为我们机械地接受了西方的“文字表语说”。从历史的角度看,我自己感觉,汉民族历史上曾被几次被其他民族打败,但不久,汉文化就同化了这些民族。但是,一百多年前我们被英法联军、被八国联军打败了之后,很多人对汉文化,包括汉字完全丧失了信心,想通过全盘西化的方式走上复兴之路。这一百多年走下来,谁都知道,这条路是行不通的。现在,已经没有人再提“汉字拼音化”了,但是对于如何学习汉字,学习文言文,很多人的认识还不是很到位。他们还是错误地认为,学汉字就必须学拼音,还是把文言文当成古代的语言,而不是一种文体,因此,也就不能理解让孩子一开始就学习文言文这样的做法。
中国教师报:你主张在小学就学习文言文,初中、高中再开始学白话,是不是难度太大,缺少可行性?现在白话通行,让孩子一开始就学文言,是不是缺少一个语言环境,就像中国人学英语,往往因为没有英语语言环境而学不好。
张朋朋:这样说,还是没有把语言和文字分开。千万不要认为,文言文就是古代人说的话,文言文是“文字”、“文章”。以前的孩子在私塾学文言,出门说的也是白话。当时也有白话文,《红楼梦》《西厢记》《金瓶梅》等都是当时的白话文。只是当时的先生不教白话,也不主张学生读,因为白话的东西太简单,把说的东西写下来,不是挺容易吗?所以,学文言文不是学古人如何说话,而是学古人如何写文章。
中国教师报:从白话文开时学写文章,不是更容易为孩子接受吗?
张朋朋:很多人认为古文难懂、难学,似乎四、五岁的孩子是学不了的。其实,中国古典诗文,文字精练,对仗押韵,篇幅短小,易学难忘,一生受用,以前的孩子都能够学习掌握。只是很多人因为贫穷读不起书,不是因为这些东西太难。
古文或文言文和现代白话文是分不开的,它们都是用汉字写成的,是属于同一个文字系统。古文和现代白话文的基础,是源与流的关系。学汉文从古文学起,就像盖大楼要打好基础一样。只学白话文,那是无本之木——没有根的树是长不同的,是无源之水——这样的水容易枯竭。因此,教汉文,要教古文,只教白话文,那是舍本求末。
而大量的事实表明,学好了古文,白话文就可以无师自通。曹雪芹、鲁迅、胡适、钱钟书、毛泽东等在学习阶段都是只学文言,不学白话,但他们都兼有文言和白话的读写能力,而且白话文写作相当有水平。这不是一举两得,事半功倍吗?
而现在,很多人以为不学拼音就不会识字,主张“我笔写我口”,其实这都违背了学习汉文的规律,是放弃古人创造的捷径而走上了弯路。
中国教师报:“我笔写我口”,有什么不对吗?
张朋朋:把说的话写下来,这当然也不是错,也是一种交流的需要。但文章的概念是什么?就仅仅是把说的话写下来吗?这就大错特错了。“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好文章是靠大量的阅读经典才能出来的。“我笔写我口”,把读文章搁一边去了,以为文章写不好是不会说话。老师在那里一个劲地说啊说,不但自己说,还让学生说,就是缺少读和写,学生阅读的也基本是现代白话文。不读经典,只把说的话写下来,这样的文章能好吗,能精练吗?
如果像以前那样区分“语言能力”和“文字能力”,就很容易明白,母语是自然习得的,孩子去学校不是去学说话,而是去识字读书,是去学汉文。人学会了汉字和古文,很容易把说话能力转化成读写白话文的能力。也就是说,白话文基本不用教,自己多看就可以了。而我们今天的小学基础教育却在教“语言”,教说话,真是该教的不教,不该教的反而去教。
语言一时传,文章千古在。只有多读经典,才能够写出好文章。
中国教师报: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现在小学有很多科目,孩子们不可能像过去的学生那样整天背三字经、千字文,慢慢建立起字音和字形间的联系,慢慢品味经典。而且,现在的师资力量也根本不可能承担起让孩子一开始就学习文言文的教学任务。
张朋朋: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应该从根本上转变中文教学的理念》,提出要放弃来自西方的“文字表语说”,重新接纳本土的“文字表义说”。我们现在所说的,首先只是一个学术探讨。只有大家真正接受了这样的理念,才有可能在实践层面上逐步落实。
也是从学术探讨的角度来说,我个人认为小学阶段的重点应该是打好汉文基础,同时很自然地渗透基本的伦理道德教育,数学可以有一点,其他自然科学方面的内容是不是有必要设置科目,我以为是可以讨论的。等孩子们有了较高的阅读能力,然后学白话文,学物理,学化学……往上走,这样可能更好些。
只有大家理解并接受了“文字表义说”,赞同应该让我们的孩子获得高水平的汉文读写能力这样的观点,转变才会真正开始。这将不是几个人,几所学校的事,而是一个举国工程,需要有一个长远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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