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批评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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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批评的资格

王彬彬

　　收在此书里的六篇文章，是对六本书的评说，更准确地说，是对六本书的批判。六篇文章，发表后都有些动静，有的闹出的动静还很大，甚至酿成国际事件，当然，更准确的说法是，酿成了国际闹剧。这些文章，或多或少给我自己带来些麻烦，所以名之曰《有事生非》。

　　闹出国际事件的，是《汪晖〈反抗绝望〉的学风问题》一文。此文于2010年春发表。事先，我知道文章会有“轰动效应”，但没想到“轰动”得如此厉害，更没想到“轰动”出了国界，“轰动”到了欧美。这篇文章，主要说的是已成“学术经典”的汪晖先生成名作　《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　的抄袭问题。先是，国内六七十名学者联名发表公开信，要求有关单位严肃对待此事，给社会一个说法，接着，刘禾女士紧急联络国际学者，也有六七十人，联名发表公开信，担保汪晖没有抄袭。当时就有不少人提出质疑：这些在公开信上签名的外国学者，绝大多数不懂汉语，如何担保一种汉语著作没有抄袭？请这样一群人担保汪晖没有抄袭，岂非是让一群全盲的人担保一幅地图没有画错？岂非是让一群全聋的人担保一首歌曲没有跑调？岂非是让一群完全丧失了味觉的人担保一碗菜没有发馊？让一群完全不懂汉语的人担保一种汉语著作没有抄袭，从“学理”上说，与让一群文盲担保汪晖没有抄袭，毫无二致。刘禾是在发动一群国际学者对抗国内学者，但也是在拉来一群国际文盲压制国内学者。

　　发动此事者的心智，姑且不论。那群根本不懂汉语的国际学者居然在这样的公开信上签名，倒是值得深思的事情。此后的几年间，有好几位在刘禾策划的公开信上签名的外国学者传来信息，说自己当初之所以在公开信上签名，是因为获悉汪晖在国内受到了严重的政治迫害，而指控其抄袭，正是政治迫害的一种方式。这样的信息，让事情变得清晰起来。那些不懂汉语的外国学者，不少是本国的“知识左派”。而在他们那里，“左派”是永远与官府对立的，永远是反体制、反权威的。他们以为中国的情形也如此。当国家为了迫害一个知识分子而指控其学术抄袭时，他们便毫不犹豫地站在被迫害者一边，因为既然是国家蓄意要迫害一个反体制、反权威的知识分子，那这种指控便一定不但是虚妄的，而且是卑劣的。这也让我们明白，一些中国的、或者本来是中国的后来又成了外国的、但又在中国和外国两面挣名利的“国际学者”，面对国际和面对国内时，面目是两样的。鲁迅写过一篇杂文《二丑艺术》，勾勒的二花脸，与这种面目庶几有几分相似。

　　关于汪晖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两篇文章，则是在事件发生后被逼出来的。汪晖的《反抗绝望》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博士论文。我的文章发表后，有人以“八十年代”的名义为汪晖辩护，强调在“没有学术规范的八十年代”，我指出的那些问题都不算“抄袭”，更有人命我“好好读读”汪晖的成熟之作《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我于是写了　《读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献疑》。再后来，汪晖先生通过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给我发来了“律师函”，命令我立即停止“诽谤”并做出书面道歉，这逼我写出了《再说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剽袭问题》。实际上，我的几篇文章，其他人的许多文章，国内六七十位学者的联名信，都没有对汪晖先生构成实质性的打击。汪晖先生不但依然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博导，而且光荣地成为全国政协委员，有资格在人民大会堂参政议政。记得事件刚起时，网上有帖子说：“汪晖是攻不倒的，小右们收兵吧！”看来发帖者不是等闲之辈。刘禾女士当时是为了救汪晖于危地而发动六七十名国际学者为汪晖“担保”，但刘禾女士如果以为是自己的义举救了汪晖，那就大错而特错了。一群汉语文盲者的担保，也许的确能蒙蔽一些普通民众，的确能起一点混淆视听的作用，但对有权力处置汪晖者并不会产生多大影响，他们还不至于这样容易被忽悠。虽然汪晖的安然无恙和荣任国家级“委员”与刘禾女士的拔刀相助无关，但刘禾女士却有义务把汪晖的安然无恙并荣任“委员”通告那群国际文盲。

　　此前，我也曾在《文艺研究》上先后发表两文，批评刘禾女士的《跨语际实践》和《语际书写》两书。刘禾女士发动国际学者声援汪晖后，网上有人说这是因为我写了这两文，所以刘女士要以此种方式报两箭之仇。这样理解刘禾女士投袂而起的动机，那是太简单化了。我的两篇书评令刘女士不快，充其量只能说是促使刘女士有此义举的原因之一，决不是主要原因，更不是全部原因。

　　两篇针对刘禾女士的书评也收在这里，这就是《花拳绣腿的实践———刘禾〈跨语际实践〉的语言问题》和《以伪乱真和化真为伪———刘禾　〈语际书写〉〈跨语际实践〉的问题意识》。刘禾两书，尤其《跨语际实践》，研究的是西方概念进入中国、在中国扎根生长的问题。我以为，刘禾的研究有着两大问题，一是空疏不实，一是无的放矢。具体看法写在文章里，这里不多说。两文发表后，北京大学的陈平原教授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谈中国现代文学关键词的文章，文章开头说到了我对刘禾的批评。陈教授文章引用了《以伪乱真和化真为伪》中的几句话，但注释却说明出自《花拳绣腿的实践》，我由此断定，陈教授并未认真读我那两文，甚至并不知道我其实写了两篇文章批评刘禾。陈教授一开始就强调，刘禾研究的是“语言问题”，而“王并不是语言学家”，只是一个“文学批评家”，因此，“王”只是指出了刘禾的几处知识错误，并不能构成对刘禾真正的诘难，陈教授的意思很明白，即“王”没有资格批评刘禾。陈教授以一种权威的口吻，评说着学术界对“语言问题”的研究。这让我有点纳闷。我想：陈难道是语言学家吗？陈难道是语言学的泰斗吗？如果不是，如何有资格说王没有评说刘的资格，又如何有资格对语言学家的各种观点评头品足？

　　我当然不能说我对刘禾研究的问题有什么研究。但我对这问题却早就有兴趣。西方概念，基本上是通过日本进入中国的，这些概念，其实都是日语外来语。1978年，我参加高考，被军队的洛阳外语学院（现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录取，被分配到日语专业。学了一点日语后，就对日语中有着大量的汉语词颇感兴趣。大学的毕业论文，题目是《日语中的汉语抽象语》，要求必须用日文写，那时不知道，现在知道，那日语表达肯定让日本人发笑。当然，后来并没有吃日文饭。但对中国现代人文领域、社会科学领域的基本概念基本来自日本一事，始终有兴趣，也曾在1995年写过《隔在中西之间的日本———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一文。我说这些，并非意在强调我有足够的资格谈论“语言问题”，而是在说，我对刘禾的批评，也是兴趣使然。

　　收在这里的六篇文章，都是所谓学术批评。批评别人的学术，不必自己一定特别有学问。指责饭店的菜做得不好，不必自己是高明的厨师；指责别人的歌唱得不好，不必自己是帕瓦罗蒂或邓丽君。我虽然写了些学术批评，但做梦都不敢自认为是有学问的人。

　　（本文为作者书评集《有事生非》自序，该书将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来源：《文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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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作家的精神指纹

葛筱强

　　《倒读与反写》，蒋蓝著，东方出版社2013年11月第一版，39.80元

　　所谓“倒读”，是“乱翻书”的另外一种说法。这样的阅读自然不可能系统而富有条理，但往往可以发现一些常规逻辑难以发现的奇妙之处。

　　法国文学理论家布朗肖说:“写作，就是投身到时间不在场的诱惑中去。”在我看来，蒋蓝就是这样一位奋不顾身地投入到时间之外的作家。更为可贵的是，在烟水氤氲、卷帙浩繁的阅读和思想粹炼中，他不仅没有迷失自我，而如一头嗅觉和听觉敏锐异常的猎豹，用快如闪电的目光利爪，紧紧攫住经典文字的旨要和灵魂的漂荡，在揉进自己火焰的灵动哲思之后，以汞液泻地的诗性话语，刀锋砍断时间之脊的勇气，勾勒出自己独有的精神世界谱系。由东方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他的新著《倒读与反写》即是鲜明的例证。

　　二十二万字的《倒读与反写》，是蒋蓝近些年来发力阅读西方哲学、文学作品的专题笔记，其题材为首次结集。在这本书里，身兼阅读者、思想者和书写者三重身份的蒋蓝，犹如站在书山之巅的豪迈统帅，“虽千万人，吾独往矣”，用自己的虔诚之心和敏锐之眼，一一检阅着自己热爱的哲人和文学大师，在用心解读他们的精神密码之时，也深深打上了自己的诗性烙痕。加斯东·巴什拉、穆齐尔、帕斯卡尔、普希金、乔治·奥威尔、毕晓普、安徒生、赫塔·米勒、里尔克、博尔赫斯、米沃什……一座座耸立云端的思想文化觇标，在他的彩笔下焕发出异样的神采和风貌。比如，他写被阳光下的苹果花折磨一生的诗人威廉·叶芝，“苹果花在叶芝的咏叹里拒绝凋谢，它在思想的高处以灿烂的白光拒绝所有成熟或退缩……以前所未有的张力，既撕裂、又激活了深植于诗人心底的火焰之书，让它不可思议地吐放出浓郁而忧伤的色泽。”写安静的、大地的钥词般的俄罗斯作家阿斯塔菲耶夫:“他看见，他说出。如降落在河面的雨水，有的在开花，有的在凋谢……悲悯是大地的钥词。钥词组合着明澄的世界。哪里有悲悯，哪里就有拯救;哪里有拯救，哪里就有重生。”写“放血煮字”的英国作家奥威尔:“用钉子一般的决绝稳住了自己的身影，远远看去，就像一朵左旋的花……对于一个强有力的写作人来说，意识形态的纹理既构架了他表达的肌理，又垒立成了文体的骨头……时光顺流而下，让那些隐喻总是在呼救的声浪里与遥远的出发地相遇。”

　　每一个纯粹的写作者都有自己的心路历程，甚至是天路历程，在蒋蓝看来，这是一个人灵魂的踪迹史，在我，则视其为作家的精神指纹。一个没有自己精神指纹的作家，注定会淹没于历史的滔滔烟尘中渐渐面目模糊，直至遁入虚无的尘埃之境。只有在创作文本里留下独一无二的精神指纹的作家，才能使自己千煎百煮的思想化为一道照彻漫漫长夜的弧光，给孤独的个体并不温暖的文字生涯带来一点点希望的慰藉与热量。记得大诗人庞德在其《石南》一诗中深情地写道:“黑豹走在我的身边;在我的手指上，飘着花瓣一样的火焰。牛乳一样白的少女，从冬青树中直起身子，她们雪白的豹子，注意着跟随我们的足迹。”读毕蒋蓝的一篇篇思想随笔，我深陷在客厅的沙发上垂首沉思，他是哪一只猎豹呢?黑色的，还是白色的?长久的默然后，我的脑海里恍惚浮现出这样一幅图景:在大雾漫灌的街衢上，蒋蓝如一只孑然单行的花斑猎豹，锋利的豹爪倒提着向黑暗搏击突围的皮鞭，在重重夜幕中挥舞出矮行者无法预料和难以企及的光焰，而从豹口中呼出的那一团团热气，则翻滚着这个世界赋予他的所有热爱与疼痛。

　　按照蒋蓝自己的解释，所谓“倒读”，是“乱翻书”的另外一种说法。这样的阅读自然不可能系统而富有条理，但往往可以发现一些常规逻辑难以发现的奇妙之处，其阅读引起的联想意义与落地价值，是本书区别于一般读书笔记较为突出的特点;“反写”进一步凸显了不走寻常路的个人化言路，宛如铅字时代透过纸页的墨迹。在一次对话中，蒋蓝曾对我说:“写作，必然会造成身体和心灵的双重伤害——我说过，一个人写作所能达到的高度，与内伤成正比。”这还不是身为一个诗人或作家的最大不幸。多年来，蒋蓝为了自己心中的思想之梦和创作之梦，在具体的生活中遭遇了太多的波折，但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和折磨并没有让他停顿下来，而使他变得更加坚韧和自信，更加硬朗卓然，用他自己的话说:“这种生活很多年来在折磨我，我只有内陷得更深，把这种郁郁之气化作写作的力量。”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翻译家金重先生在《世界文学》2013年第6期对大诗人布罗茨基的评价:“我看到的是一个因写诗而被放逐的茨基，一个视死如归却在情人面前‘泪流满面’的茨基，一个心系但丁的犹太人茨基。文明之子的茨基。”我有理由期待并坚信，蒋蓝这个“能够透过平静的日常生活表象，看到潜在危险的人”(祝勇语)，以自己昂昂然不竭的创造力量和日臻成熟的思想话语体系，必会在追寻文明的道路上留下属于自己的那束薪火和石印的脚迹。

来源：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