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场主义”:散文精神的“在场”

教师之友网

“在场主义”:散文精神的“在场”

2010年7月30日

首届“在场主义散文奖”部分终评委答记者问 　     首届“在场主义散文奖”初选作品出炉后(见本报7月1日6版)，不少读者关心此奖的评选，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其中的五位评委丁帆、孙绍振、刘亮程、康震、周伦佑，他们就当下散文创作存在哪些误区，如何构建散文理论，怎样突破既有的散文模式，如何理解散文的诗学特征等问题发表见解。     因为顺其自然，所以自然就是散文的法则     记者:“在场主义”散文观中强调散文的身份和地位，并指出散文作家需要具有对应的使命和责任。在你看来，为散文赋予这么多重解读，如此“用力”地追求散文的意义，是否必要？我们当下的散文创作，是否确实存在一定误区？     康震(北师大文学院副院长):其实文无定法。散文怎么做，各有各的道理。我觉得，顺其自然，就是散文的做法，因为顺其自然，所以自然就是法则，因为自然，所以各有各的态度，各有各的精彩，何必强求一律？     苏轼说得好，写文章这种事情，“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大意是说:文章就好比行云流水，没有什么一定的框框，想写也能写，就一直写下去，写不出来也不想写了，就停下来。写文章，讲究的就是个自然，都不自然了，还写什么？苏轼又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大意是:我的文章，好比平地起水，一泻千里，浩浩荡荡。流过石头就是石头的形状，流过深渠就是深渠的形状，总而言之，文无定法。     记者:我国的散文传统由来已久，在你所关注的唐宋八大家及他们的作品中，许多文学传统沿用至今，但也有相当部分的精粹在历史中被逐渐掩盖。在你看来，这其中有怎样的传统是在当下散文创作中需要被继承和发扬的？     康震:打个比方吧。一个人吃一块羊排，在吃之前，他能确定这块羊排的哪一部分是自己需要的，哪一部分是不需要的呢？没办法确定，他肯定要将整块羊排全部吃掉，也就是全部接受。之后经过消化，原来意义上的羊排还存在吗？不存在了。它已经被分解成多种营养进入身体，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了。换句话说，这块羊排已经被你的身体全部否定掉了，并转化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了。     因此，对传统的继承就是两步:首先就是对传统的全部接受，然后就是对传统的全部批判、否定，而传统将转化成为当代文化与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当代存在着。原来意义上的传统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     记者:近年来，不少人认为，散文创作中缺乏诗意的展现，同时却也有人对于散文的诗化做出了一定批判，认为这是一种伪抒情。你如何理解散文的诗学特征的？散文中的诗意，是否并不局限在文字及结构上？     周伦佑(文艺理论家):“诗学”和“诗意”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广义的即文艺学意义上的，一种是狭义的即特指诗歌的。就广义的即文艺学意义上来看，散文作品有点诗意未尝不可以，但要“诗化”那就有问题了。关于这个问题，我曾在回答广东学者陈剑辉的反批评文章《在混乱中重建散文价值尺度》中谈到过。我认为，用“诗意”、“诗化”来为散文立标准，并希望以此来定义散文，引导散文，是开错了药方，走错了方向。每一种文体都是以区别于其它文体的本质特性来确认自己的，比如诗歌的“诗性”，小说的“小说性”，戏剧的“戏剧性”。     那么散文的本质特性是什么呢？当然不是“诗性”——而是“散文性”！如果散文都“诗意”、“诗化”了，那诗歌与散文在本质上又怎么区分呢？至于“文学性”，既然散文是与诗歌、小说、戏剧并列的文学门类之一种，“文学性”就是散文与其它文学门类必备的共同条件，而不是散文所独有的，能够用以“确立自身价值和文体独特性”的本质特性。将“诗意”、“诗化”强行植入散文的结果，只会戕害散文，把散文变成现代诗的附庸文体。所以我认为，“散文性”的提出对于当代散文理论建设是具有革命性意义的。     散文评论微弱且混乱，混乱是由于理论幼稚     记者:首届“在场主义”散文奖的初选推荐作品，给人一种印象:推荐篇目要么是直接成书，要么见之于各大杂志。事实上，现在有很多散文作品最先是在媒体和网络上发表的。这是一个基数很大的散文写作群体，其中也能遴选出优秀的作品。没能很好顾及这两类媒介上的作品，会否是一种忽略和疏漏？在遴选过程中，你作何考虑？     孙绍振(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我想，任何评奖都必然遇到这样的问题，没有一个评委能够对大部分散文有所涉猎，正是因为这样，初选才作全面撒网式收集，由各杂志和有关人士推荐。网上的作品，寄希望于个人自报。这里还有一个考虑，并不是所有网上的散文作者都认同“在场主义散文奖”，前不久广东的另一个民间文学奖项就有获奖者拒领的事例。当然，由于我们的奖项历史还太暂短，并不排除一些才华横溢的作者没有注意到。这种遗憾，虽然不可避免，但也是我们日后工作的课题。一旦真的发现了众所认可的大才，是不是要突破一年的时限，事后设立一个特别荣誉奖，我个人建议应该加以研究。     丁帆(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工作量太大，此次评奖只局限于纸质媒体发表的散文，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另外，按照传统的观念，这两大媒介在没有合流之前，各有各的评价体系与标准。     记者:一个奖项的权威、公正，我想也有赖于引进一个参照系，这就需要我们对这一文体近年的发展做一番系统的梳理。这些年来，相比于小说评论的热闹，诗歌评论的喧嚣，散文评论的声音有些微弱。可否谈谈对散文现状的看法，你有何可行性建议？     丁帆:其实，散文创作和其它文体创作一样面临着失控的乱象，主要是在消费文化的挤压下，作家失去了一个作为知识分子的基本的价值判断，有时连最基本的人性判断的方向都没有了。如果说其它文体的评论尚有一些声音的话，那么，散文评论更是处于失语的状态。     孙绍振:你说散文评论“声音似乎有些微弱”，还是比较客气的，实际上，不但微弱而且混乱，混乱是由于理论幼稚。这里第一，有体制性的问题，具体表现为鲁迅文学奖的散文奖往往有极离谱的表现。除了少数得奖作品名副其实，大部分的获奖者是由于种种潜规则运作的结果，这样的奖项，在许多方面是有辱于鲁迅的名字的。     第二，是理论问题。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远远超过了小说和诗歌。小说、诗歌至少还有理论，而且是多元的理论，而散文缺乏理论，已经达到了惨不忍睹的程度。广泛认同的“真情实感”论，其实是一种说法，并不是理论，只是对于作家的道德规范，从话语上来说，也没有达到理论概括的必要高度，更多的是感性，充其量不过是一切文学作品的最基本要求。并未涉及散文的特殊性，算不上散文理论，从学科基本概念来说，它是静止、僵化的。既不具备内涵的严密，又缺乏范畴的内在矛盾衍生的机制。     散文理论的幼稚还表现在连起码的分类都混乱。普遍运用的“抒情散文”、“记叙散文”、“议论散文”，肤浅而又不符合实际，抒情散文并不和议论、记叙绝缘，议论散文中抒情则更是比比皆是(可以鲁迅的杂文为代表)。至于五四以来的随笔、杂文、小品，都是交叉的概念，而近来流行的大散文，文化散文，小女子散文，都没有明确的外延和内涵，也没有系统的自洽。从哲学方法上说，根本的局限是，孤立地论述散文。我在《文学创作论》中将“散文”和小说诗歌的矛盾和转化作了系统的展开的尝试。首先从内涵上看，诗歌倾向于概括性，具有形而上的性质，而散文则比较日常，近于形而下的性质。故李白在诗歌中不能摧眉折腰事权贵，而在散文中则以“遍干诸侯，历抵卿相”而夸耀。     柳宗元散文中说，小石潭“峭沧幽默邃，凄神寒骨，不可久居”，也就是说，他怕冷，怕孤独，欣赏欣赏则可，长期居住，则不可能。可是《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簑笠翁，独钓寒江雪”，他笔下的理想形象却是既不怕冷，又不怕孤独的。其次从形式上看，散文和诗歌所包含的感情都是特殊的，但是，散文所写客观对象是具体的个别的，而诗歌则是概括的。故诗人笔下的山和海可以是没有具体所指的。而余秋雨笔下的文化胜迹的具体故实则必须是有根有据的。有一点不实，就要被攻击为“硬伤”。     记者:近年散文影响式微，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始终没有形成一个持续时间长、有较大影响的散文流派。而既有的散文流派，多缺少显著的标识。我们不妨举近年备受争议的“文化大散文”为例，由余秋雨发端，类似的文化大散文大量出现，以至不久成了一种僵化的模式。在一些学者看来，这种模式发展到后来，就成了散文的另一种末路。由此引申开去，对散文创作如何突破模式的局限始终保持活力，你有什么见解？     孙绍振:文化大散文只是一个现象，从五四时期，周作人把散文定义为“美文”，也就是抒情叙事为主以后，产生过两次危机，一次是叙事淹没抒情，主要是40年代解放区，以通讯报告为正宗的倾向，以至于到50年代初期，最受推崇的散文变成了通讯报告，如《谁是最可爱的人》。到了50年代后期，事情朝向另一极端，杨朔的把每一篇散文当作诗来写的主张，风靡天下。造成普遍泛滥的滥情，以小女子散文为最。余秋雨的出现正是把散文从诗情的褊狭追求中解放出来，为散文带来了诗情与智性结合的新天地。这大大缩小了散文与当代诗歌和小说在艺术上的距离，但是，余秋雨只是从此岸走向当代文学的一座断桥，他的局限性有时表现为摆脱不了的滥情，有时，又显得智性不足。这一工程后来由南帆为首的新一代散文，包括刘亮程、周晓枫来继续。     丁帆:散文创作也和其它文体的创作一样，不可能形成流派，我早就说过，这是一个大师和流派死去的时代，不要指望通过什么理论来集合群体流派。消费文化时代就会使余秋雨式的散文异化而走向穷途末路，一旦成为模式的写作，在这个时代的文化消费就立即成为“大师”的商业包装，“大师”是不需要脸面和社会良知的，他只不过是以一个交易者或是掮客文化身份来说话的，所以，大家也不必奇怪，因为这是“历史的必然”！     乡村写作，其实是朝着精神乡村的仰望和皈依     记者:当下散文队伍空前壮大，散文创作数量激增，但真正关心社会问题、展示心灵本相、富于社会责任感和道义感的文本却不多见。你是如何看待这种现象的？     周伦佑:正如你所言，我们现在读到的大多数散文作品都或多或少地带有逃避现实的倾向。这有时代的原因，也有写作者个人的因素。在许多人眼里，总是把散文和闲适、优雅、散淡联系在一起，似乎散文天生就是一种不堪重负的、轻飘飘的文学体式，如果谁用“严肃”、“介入”、“深度”、“疼痛”来要求散文，谁就是粗暴了散文的优雅，破坏了散文的文调。继而用这样的观点来解读中国散文的审美精神，认为中国散文的精神血脉就是闲适、优雅、散淡——甚至逃避！林语堂的许多文章就是这样论说的。而我们现在的许多散文写作者也是这样认为的。但在我看来，那些逃避当下现实的写作，那些缺少精神向度的写作，那些自娱自乐的闲情写作，都是不在场的。在场，就是不回避残酷现实，敢于介入当下现实，敢于深入时代语境的核心，敢于推开社会禁忌之门的写作，这样的写作才是真正的“在场”。     记者:以自然、本真的方式呈现乡村是你作品中的一大主题，在如今嘈杂的社会环境下，原散文的创作究竟应该如何坚守？你笔下那种纯净的乡村还存在么？     刘亮程(散文家):乡村对于我们，已经是一个遥远的过去家园。现在中国只有农村。农村是现实的。乡村却是诗意和精神的。我所说的乡村存在于《诗经》、《庄子》、唐宋诗词以及山水国画，那是我们已有的精神家园。所谓乡村写作，其实是从面朝黄土的沉重农村抬起头来，朝着精神乡村的仰望和皈依。     记者:我们知道你一直在关注新生代的散文创作，可否向读者推荐几位你认为比较优秀、但外界了解较少的优秀青年作家？对于青年一代的散文创作，你又有怎样的期待与指导意见？     刘亮程:关注谈不上。因为做了“在场”评委，集中看了一些青年作家的散文。散文也许是一种成年人文体，适合有些岁数的人去写。当然，天才除外。这次进入初选的新生代作家都出手不凡。但都处在成长期，需要时间。而好散文或许是在一个人的漫长时间里长成的。

选稿:芦村  来源:文学报    作者:傅小平 张滢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