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爱做的事，玩好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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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爱做的事，玩好玩的人

戴来

　　戴来，鲁迅文学院首届高研班学员。曾在《人民文学》《收获》《钟山》等刊发表长、中、短篇小说200余万字，作品入选多种选刊选本，部分被译成英、法、德、日、俄等文字介绍到国外。曾获 2002年首届春天文学奖、《人民文学》年度短篇奖、第十一届庄重文文学奖等奖项。代表作有《茄子》《准备好了吗》《亮了一下》《向黄昏》等。
　　写短篇始终能给我带来莫大的快乐和成就感，尽管有时过程中也会有类似于便秘的痛苦，但当终于完成，终于可以从坐久了的那个地方站起来，这时所获得的满足绝对大于从便秘中解脱出来的轻松感。尤其是当写着写着，故事的走向完全脱离了我最初的想法，擅自奔跑了起来，我跟在它后面，气喘吁吁，然后我又超过了它，看到了更多可选择的方向和奔跑的可能性。我时不时回头瞟它一眼，或者故意停下来让它跑到我的前头，它跑啊跑，我也跑啊跑。我们交替领跑，这里面有斗智斗勇的游戏的快乐。
　　比较而言，写中长篇就是一件体力活儿，需要作者长时间保持充沛的体力和饱满的叙事热情。我书桌前的那张椅子差不多是我使用得最多的一件家具，我坐在上面，可大多数时候并不是在写东西。我每天的生活都会从找借口玩一会儿再玩一会儿，直到实在不好意思玩了才打开文档。而当我玩的时候，我很清楚文档里有个相濡以沫了很久的家伙在等着我，看我如何编排接下去的情节，看自己的命运如何在我笔下起承转合。
　　很多时候，写作的乐趣和痛苦都来自于和自己较劲。然而长时间地坐在那儿，实在是一件比较枯燥的事情。要是这个时候，刚好接到我父亲的电话，我会感到绝望，因为他老人家的电话如果不是第一句就问，你是不是在写作？那么最后一句肯定会说，不要浪费时间，好好写作。他就像是一个时刻关心着地里收成的地主，看不得我懈怠偷懒。尽管他不和我住在一起，但我总觉得下一秒钟他就会门也不敲地闯进来，就像多年前他经常做的那样，而每当这时候，我总是在干着一件和学习无关的什么事。
　　我装模作样地坐在书桌前，面前摊着一本书，心里盘算着明天放学后找个什么由头去看场电影，或者干点有趣的事。这样的场景无数次出现在我的梦里，最后无一例外地被我父亲的怒喝声打断：你在干什么？
　　平时我跟外界联系不多，这和性格有关，也有能力的问题。我总是对自己说，属于你的早晚都会属于你，不属于你的就算暂时属于了你也终有一天会离你而去。所以属于自己的东西假使有一天离开了我，我会因为不曾为此做过努力而安慰自己：现在看来，这本就不属于你。
　　时至今日，我依然会因为新鲜的有趣的玩意儿而毫不犹豫地把正进行中的写作搁在一边，依然没有改掉当学生时历任班主任评语中的缺点，自由散漫，依然坚持写我想写的，做爱做的事，玩好玩的人，依然认为天大的事，抵不过自己喜欢。
　　看样子我要把这写成一篇检讨书，那么我再加上一条，我还是个懒散的人，很少参加剧烈运动。最剧烈的一次是从苏州跑到了河南，这之后我喘了好几年，才算调整好了呼吸。后来在北京以学习的名义时断时续地待过一年半载，现在想想都觉得累。
　　其实日复一日的庸常的不动声色的生活特别适合我。似乎这样的生活能把时间拉长，在机械而单调的线形的生活中，欢乐和痛苦都变得迟钝模糊，有难度和强度的运动就放到文字里去完成吧。我喜欢过轻车熟路的生活，不用与陌生人、陌生的生活程序打交道，太多的生活上的改变会让我不安。我时常会有生活在自己的生活之外的感觉，这是我的生活，但跟我关系不大。我尊重这种感受，同时也知道这是有问题的。
　　我知道这又是一篇谈了跟没谈一样的创作谈，因为创作本身实在没什么好谈的。对于写作者来说，他已经在写的过程中尽力呈现了自己想要表达的，余下的是读者和评论者的事了。

来源：中国作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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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有意思的故事——戴来小说论

张俊平

　　作为活跃于当下文坛的“70后”作家之一，戴来以其独特的小说风格备受读者和批评家的青睐。超性别叙事、边缘化写作、日常生活的极致性表达等等语汇在判断戴来的小说时具备公认的、标签性的意义。戴来小说显著的辨识度来源于戴来对自我写作清醒的认识，她是一位有着高度写作自觉的作家。
　　戴来谈及自己的创作时，“想象”和“有意思”几乎是念兹在兹的两个词。回避纯粹的自身经验的写作，走出一己有限的视野，放纵想象力的翅膀，营造无限大的虚构的空间，对于戴来而言，似乎既有挑战性，又有无穷的乐趣。同时，在小说的价值判断上，戴来认为好的小说应该“有意思，这是一个大前提，必须是有意思，大家都知道，日常生活是没有意思的，问题在于你怎么把日常生活中有意思的东西发掘出来，写出来”。在小说中表达有意思的感觉，传达有情趣的意绪，在戴来的小说观念里同样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相对于戴来深居简出的写作状态，惯于重复“庸常的不动声色的生活”，她的小说呈现出来的人物繁杂、变化多端、深度呈现以及富有戏剧性的情节等等 “有意思”的现象与前者构成了一对巧妙的矛盾。我们一面迷惑于这种矛盾，一面会惊讶于戴来超凡的想象力和对世态人心洞烛幽微的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实生活中的安于现状与小说世界里“不安分”的“折腾”之间的张力构成了戴来小说独特魅力的根源，并且集中体现为基于想象的建构和对意蕴与趣味的追求。
　　基于想象的建构
　　在戴来的小说里，作家的个体生存经验和人生经历常常处在被忽视的地位。戴来津津乐道的是未被经历的或者将要发生的可能性，对可能性的迷恋是戴来创作的原初动力。所以无论是男性视角还是超性别叙事对于戴来而言，很大程度上只具有工具性的意义，即男性视角为戴来提供了发掘生活中更大可能性的便利条件，这有点类似于中国古代哲学中“道”与“器”的关系。戴来不止一次地强调对于可能性的想象在自己创作中的价值，“走出自己有限的视野和经验，会看到更广阔的空间，发现更多的写作可能性”，“异性的世界给我的写作带来了更大的空间和可能性，这也让写作变成一件有意思的事”，“生活中的可能性，可能会发生的事，将要发生的事，这给了我写作的冲动”。所以对于自身亲历的固定了的生存经验、生活方式和思维定式，在戴来那里被果断地舍弃了。
　　那么，生活在“庸常的”、“轻车熟路”的惯性生活中的戴来是如何在想象与生活的诸多可能性之间建立联系的呢？戴来自称小说中的人物基本都是虚构的，既完全不是生活当中的，甚至也不是经验当中的；而我们读戴来的小说时也常常会有如是的感觉，即故事的情节经常被夸大到极致，夸大到令人怀疑的地步。比如《没法说》中的父亲，年轻的时候无意中撞见妻子与邻居小刘的“暧昧”关系，此后数十年一直为头顶上想象中的“绿帽子”所困扰。在一次酒后居然莫名其妙地割掉了如今已是风烛残年的“老刘”的命根子。再比如《搞错了》中的老马，年轻时妻子刘蓝香的一次出轨，从此将老马送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而老马数十年如一日的所谓写作其实都在探讨一个问题：一对不相干的男女是怎么搞到一块儿的。这样的情节设计在常人看来未免有些“惊世骇俗”，至少是不可思议。而这正是戴来想要表现的“可能性”。我们不禁要问，这样的 “可能性”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能的呢？
　　其实，“老马”也好，“父亲”也好，他们“疯狂”的举动背后是他们脆弱的精神支柱所承载的传统伦理道德和贞洁观念的重压。戴来只不过是把对这种精神压力的敏锐感觉置于尖锐的现实情境之中，让它产生震慑人心的力量。或者我们可以说，在戴来的小说里，除了虚构的人物和夸张的情节，只有对世态人心的敏锐感觉才是真实的。而这种敏锐的感知能力正是连接戴来的想象和生活的可能性之间的桥梁。鉴于生活中和视野里实实在在的人物反而无法进入戴来的小说，我们不妨把戴来的小说创作称为“无原型”写作。对于戴来而言，写作不亚于一个创造的过程，故事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有着内在的生命，写作者不过是循着人物内心的走向，使其呈现出生命可能的轨迹。故事的结局具有多种的可能性，而每一种可能性都是合理的。这种写作的模式一方面显示了戴来在塑造人物、把握对象上的无比自信，也让读者见证了她洞烛人心幽暗的非凡能力。
　　相对于以生存经验的积累作为小说创作的源泉，同时相对于女性作家以“私人写作”或者“身体写作”独擅胜场，戴来的小说显然更关注生活在社会边缘的平凡人物的内心世界。在戴来的眼中，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生活中的来来往往难免遮蔽人们的本来面貌，惟有内心世界的丘壑最能反映人的本质，透视人性的弱点。而在把握人的内心世界方面的敏锐感觉和独到眼光，提供了戴来“凭空想象”的资本。
　　在刻画人物内心方面，小说《茄子》是难得的佳作。彩扩店老板老孙是婚姻生活中的失败者，妻子抛夫弃子跟了别人，夜深人静的时候，老孙以偷偷洗印的一大包中年妇女的照片慰藉乏味孤寂的生活。儿子小龙怯懦的性格中隐藏着不安分的因子，对唾手可得的爱情熟视无睹，却沉迷于对不可能实现的爱情的幻想。父子二人同时对“小三”身份的年轻女孩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却是出于完全不同的动机：父亲试图通过对他人婚外恋情的破坏达到惩罚婚姻生活中非道德者的目的；儿子怀着拯救“迷途少女”的心态实现爱情缺失者对于爱情消费者的报复，结果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父子二人隐秘的内心世界几乎是在一系列无意识的行动当中一步一步暴露在读者的眼前，两人在等待女孩来店里取照片时的那段对话更是精彩绝伦。在这篇小说中，不仅鳏夫孤寂难耐的心理和青年争强好胜的不安分心态得到了极好的呈现；作为生活中共同的失败者、落魄者，父子二人对于现实的不满和对生活中优胜者的敌视心态也淋漓尽致地呈现给了读者。尽管小说的人物、情节完全出于虚构，这篇小说所传达的真实的心理感受和人性的真相让我们丝毫不会怀疑它的价值。
　　所以，对于人物内心世界和心理走向的准确把握是戴来小说想象的根基，而这种准确把握的能力应该是源于戴来面对生活时的冷静和理性的思考。如此，戴来的小说呈现出一种综合性的审美特质：它是虚构的，也是真实的，它是想象的，也是扎实的，它是感知的，也是理性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戴来凭借想象建构的小说世界里，呈现出明显的互文性。一方面，戴来热衷于塑造生活在社会边缘的自由写作者形象，他们不仅具有相似的身份，也具有相似的生活遭际和心理状态，他们大多是游离于生活之外的落拓者，身不由己地被现实生活裹挟着前行，他们背负着家庭和生活的重担，却无力做出改变，只能一步步地向生活妥协。另一方面，同一人物穿插出现在不同的小说文本中，比如《要么进来要么出去》《还不到时候》《对面有人》等中的安天就是如此，使得不同的文本相互参照，彼此牵连，形成一个潜力无限的开放网络，大大延伸了揭示生活的层次、拓展了表现生活的广度。这种特质使得戴来的小说呈现出整体性的特征，凸显出一个有抱负的小说家的眼光。
　　对意蕴与趣味的追求
　　戴来用想象建构起小说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面兴致盎然地处理陌生化的题材，创造生活之外的人物，传达可能性的经验，乐此不疲地享受着自由支配的特权。写作对于戴来，是一件创造性的劳动，创造经验之外的主观世界，让写作成为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生活本身对于戴来而言，不仅没有意思，而且常常是严酷的，甚至是残酷的。戴来的写作自觉地规避生活、规避自我生存经验，在很大程度上与她对生活的认识有关。戴来自觉地把生活与写作两分，生活是生活，写作是写作，或者干脆说戴来生活在生活之外的写作当中。然而戴来的可贵之处在于她并不是超然生活之外的旁观者，而是时刻调动着对生活、对生命敏感的神经，不动声色地感知、捕捉、挖掘、呈现。所以，戴来是悲悯的，也是冷静的。
　　戴来的发掘生活中“有意思的东西”最显著地表现在她善于书写人生的尴尬和生活的缺陷。戴来的小说既没有宏大的叙事，也不刻意追求作品内部意义的建构，只是静静地呈现生命的无奈和对于芸芸众生的悲悯情绪。戴来笔下的人物大多具有一种“神经质”的精神气质，他们身不由己地怀疑一切：爱情、婚姻、友谊，甚至亲情，他们被自己假想的不确定性折磨得精疲力尽，却始终没办法走出生活的梦魇。小说《搞错了》为我们提供了三对人物关系：老马和妻子刘蓝香，殷天泽和妻子马昕，身患绝症的男子和他的妻子。老马崇拜作为作家的女婿殷天泽，而他自己对文学的痴迷却源于他对妻子刘蓝香出轨的怀疑，并因此白白浪费了生活中大部分的光阴。殷天泽把小说拿给妻子看，却被马昕对号入座地认为他精神出轨，在无休止的无谓的争吵中，他们原本就不稳固的婚姻生活岌岌可危。身患绝症的男子在巨大的打击面前，对妻子的感情变得犹疑不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都是生活中的不幸者，亲情、爱情甚至经不起微不足道的生活琐屑的考验，更遑论挫折与不幸的打击了。小说弥散着一股浓浓的失落感和虚无感，这是戴来小说常有的气息。爱情和婚姻问题是戴来在小说中经常探讨的话题，对于此，戴来有一个基本的经验，即爱情是有保质期的，婚姻是需要妥协的。在戴来的小说中，我们既看不到甜蜜的爱情，也看不到稳定持久的婚姻，有的只是猜忌、妥协、将就和纯粹对欲望的渴求。
　　总的来看，戴来笔下的人物是边缘人，也是失败者，他们有反抗平凡命运的念头，却往往像火星一样一闪即逝。生活中的挫折磨平了他们的棱角，在与生活的对阵中他们节节败退，最终成为命运的俘虏，在被强加的境遇中苟且偷生。对这类人生存境况和心理状态的审视和观照成为戴来意义发掘的渊薮，也是小说写作的价值所在。戴来坦陈：“在我看来，生活经常是严酷的，甚至是残酷的。很多时候，你以为你在把握着生活，其实生活一直在掌控着你，面对我们无从把握的生活，我们只能不断地‘练习’生活，修炼自己。”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戴来的眼中，生活具有悲观主义的底色，人类在与生活的抗争中呈现出来的迷惘的精神面貌和灰色的内心世界正是戴来认为“有意思”的地方，而戴来通过小说所传达的理性的怅惘和悲悯的情绪也是戴来追求的意蕴所在。
　　在小说中，戴来喜欢“用‘轻’的形式来表现‘重’的东西”，这种“轻”的形式具有多重内涵。戴来小说的语言一向是冷静的、懒散的，带有不紧不慢的调侃的意味，情节越是夸张到极致，她的语言越是冷静得不可思议，有时甚至是残忍的，就像是在讲述一个跟自己毫不相关的故事而且从中感到快意。戴来的小说经常具有戏剧性的转折，在让人猝不及防的时候，把主人公无情地置于极端尴尬的地位。《亮了一下》中的夫妻俩貌似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其实都是婚姻爱情的背叛者。丈夫在一次偷完情回来的时候正好撞上了正在安排和情人幽会的妻子。《我看到了什么》中的安天在一次精神出轨后，回家看到了妻子与别人在床上偷欢的情景。小说在戏剧性的转折之后戛然而止，形成富有高潮意味的结局，以这种戏谑的方式带给读者饱含悲剧性的幽默感受，具有强烈的后现代色彩。戴来的小说在标题的设计上也颇有新意，小说都是在写好之后选取小说中某人说过的一句有意思的话或者一个词作为标题，这种看似轻松随意的做法使小说呈现出一种混沌的状态，在小说的标题和内容之间产生了巨大的言说空间，许多小说的标题因此产生了超越文本意义的意味，使得戴来的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寓言式的色彩。

来源：中国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