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醒龙：再伟大的男人，回到家乡也是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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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醒龙：再伟大的男人，回到家乡也是孙子

散文《抱着父亲回故乡》获在场主义散文奖新锐奖

郑周明

　　少年时的刘醒龙，在湖北黄州的山村里，用脚一寸一寸地丈量着家乡的河流。和许多山里少年一样，他攀上山顶仰望无际的天空，想起夜晚爷爷给他讲的各式古代侠义故事，也想着山峦的尽头，是世界的何处。多年后，他回忆起曾经被启蒙的一个瞬间：“我少年的时候，就喜欢一个人躺在山坡上看天空。记得有一次一架飞机从天上飞过，我突然产生了一种恐惧感，一种对生命的无奈，想着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的东西都还没有尝试过，也不知道这辈子能不能接触到，就很绝望。”一种小路有尽头，大路可朝天的期待逐渐打破了单纯的“天籁状态”。随着父亲的工作调动，他也离开家乡，随着挑夫起伏的背影，“一步一步地走进大别山腹地”。

　　在后来的成长岁月里，对于家乡的印象越来越遥远，逐渐内化成记忆中的一个焦点。他常用“漂泊无定”这样苍老的词汇来形容少年时光，“很多时候，连我都觉得自己的身份十分可疑，而更相信自己漂泊无定，没有真正意义的故乡、故土和老家，无法像大多数人那样，有一座老屋可以寄放，有一棵同年同月同日生的树木作为标志，再加上无论走得多远都能让内心踏实可感的一块土地”。当他开始写作，并期望手中的笔写下家乡时，发觉家园虽惘然，根脉却抽出新枝，“人一旦离乡村远了，其心灵离乡土就会更近”。因为少，也便更珍惜笔触，他把家乡当作浓郁的精神意象，沉浸在小说中，发掘深埋的心灵，就如获2011年茅盾文学奖的《天行者》，主角乡村民办教师，被他视为“哺育二十世纪后半叶乡村心灵的英雄”。

　　少小离家老大回。成年后的刘醒龙，很少回家乡，他对记者说：“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在家乡待过一整天。”而每一次短暂停留，在他记忆中都是忘不掉的大事。第一次回老家，还是30岁那年，父亲带着他，“为了替垂危的爷爷选一块墓地”。那时他悟出了答案：“除了将心灵作为老家，我实在别无选择。”他再次踏上这条乡间小路时，手中多了父亲。也就是这一次，他决定第一次以形而下非虚构的方式，写下家乡，写下父亲。

　　他在2012年末写下的这篇散文，名为《抱着父亲回故乡》，而后发在2013年初的《北京文学》上，熟悉他的朋友看到这篇散文后，为其中隐忍的平和和流淌的回响所震动。他对记者说，这一次“一切都不再是抒情，而是一点都不含糊的真真切切的存在”。是第一次“父亲与故乡合为一体了”，也是他作为儿子，“第一次”且最后一次抱着父亲。相隔一年，这篇散文获2013年在场主义散文新锐奖，也为这“第一次”平添了一层纪念意义。被潮湿小径、寂静小垸所唤醒的家乡也在刘醒龙的答案中露出了原初模样。

　　记者：《抱着父亲回故乡》　刊发后，许多人感受是温情背后藏着深厚积蓄，延展出无限的家园感，是篇与众不同的纪念亲人文章。您写完后是种什么样的感觉？

　　刘醒龙：这些文字是为父亲守灵时写下的。当时觉得断断续续，写到最后才发现，几乎不需要再增删什么，依着原始的样子就行。主要的感觉是遗憾，是文学在表现情感时，无力达到真实状态的那种遗憾。对家乡的习俗我并不是太陌生，即便如此，当父亲被掩埋在土地里，我还是强烈震撼了。热心帮忙的乡亲们，将预先埋下的锄柄从堆土中拔起，留下一个通向墓室的小洞。作为长子的我，几乎是趴着将几样家乡食物放进小洞中，让深埋在土地里的父亲吃上人世间最后一顿午餐，再用双手捧起黄土堵上这洞口。这种震撼再过几辈子我也许会写出来，但在这篇文字里，我的文字是苍白的。

　　记者：这篇散文里，您是重新踏上了一条回归家园的真切小路，记忆都被唤醒了，鱼丸、炊烟、包面，散发出慢慢“寻到根”的感觉，语言也是克制的，并不张扬。这让我感觉，抱着父亲叶落归根，是情感上的仪式，寻回了许多往事。

　　刘醒龙：还有心痛。我这辈子没有见过奶奶和外公，外婆也只出现在我一岁时那早已找不到踪影的记忆中。爷爷和父亲都是88岁时离开我们的。爷爷走时，我正闹失眠症，守了两天两夜之后，我从下午两点一口气睡到第二天上午十点，失眠症就此痊愈。爷爷走时当事的是父亲，所以，父亲是我当事送别的第一个亲人。那种心痛，包含着对诸多无法弥补的往事的追悔。

　　记者：您说：“此时此刻，我才发现大路朝天也好，小路总有尽头也罢，都在自己的真情实感范围之外。”当自己切身感受到那种生命内在联系的复杂时，是否就不敢相信了？

　　刘醒龙：“根：是一种抚摸骨头的感觉，一个人寻找到自己的根并不是一件令自己特别快乐的事情。它会让人怀疑，从这根上生发出来的事物，真的与这根有着生生不息的关系吗？

　　记者：这篇散文虽不长，但感觉隐藏了不少故事，比如父亲只身在洪水来时抵抗决堤口，只希望全村人不用再出去乞讨。您想过将来会通过散文形式更多地呈现吗？

　　刘醒龙：散文是一种必须时刻保持警觉的文体，写作者稍有不慎就会被自我异化。这也是我很少写散文的缘故之一。除非我的情绪百分之百饱满，除非我的心态百分之分正常。当然，真正的百分之百也是不可能的，起码要达到百分之九十几以上。看上去散文是一种广受欢迎的文体，实际上散文又是与读者最不相干的一种文体，其非虚构性决定了它必须是写作者的一种心灵状态。在散文中的任何虚构，所杀伤的不是散文，而是写作者自身。

　　记者：您曾提到30岁那年和父亲回家乡为爷爷选地时，因为当年栖身之所已成了别人的菜地，“关于故乡的梦突然裂成碎片”，以及以前也提到自己童年是“流离失所”状态，对家乡的记忆是零散的，但您的小说并不缺丰富的家园意象。

　　刘醒龙：每每见到一些作品将大量乡情恣意汪洋地堆砌其中，我就感到难受，是妒忌，也是遗憾。相比他们对家乡的日常起居有太多了解，因为我所晓得的量少，就会更加珍惜。家园意象可以是一百件事，也可能是一件事。重要的是它们在每个人心中的分量。

　　记者：身居武汉多年，您曾说时时刻刻想着如何改变这座城市让它更美好。城市也是许多人的“家乡”，包括您的儿女，对于城市生活，您希望它的情感秩序是什么样的？

　　刘醒龙：城市里的人反感拆迁，也是因为城市也是有故乡的。这种情怀现在有了根本的改变，只要有足够的拆迁补偿，就算一年拆一次，一年搬一次家，也难得有人反对了。随着城市建设的大功告成，生活相对稳定下来，人与人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情感秩序，也会慢慢回到城市。

　　记者：您主编《芳草》多年，观察到的乡土叙事写作，对于“在场”和在城市书写，这两者之间如今呈现出哪些不同的特质？近两年非虚构方式书写乡村的作品热议颇多，也像是在对以往小说大量煽情的一种理性反拨。

　　刘醒龙：合格的写作，优秀的作品，其状态都应当是“在场”的。当代文学，包括小说、诗歌和散文，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正是其状态没有“在场”。既不在文学现场，也不在人生现场，甚至连生活现场都不在。在这一点上，诗歌反而是做得最好的。这些年，我所阅读到的能撼动心魄的细节，既不是小说提供的，也不是散文提供的，而是由诗歌提供的。在这方面，小说做得最差。对细节的叙述原本是小说最核心的机密。这些年诗歌的活跃，在于诗歌发现并捡到被小说丢弃在田野上的麦穗。调查凶杀案的警察要弄清楚死亡原因，处理车祸的警察要弄清楚现场痕迹，文学若找不到文学的第一现场，就算每天上一次“排行榜”也不行。还是要听信那句话：再伟大的男人，回到家乡也是孙子。

来源：文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