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诗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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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在沉稳中前行——2012年诗歌综述作者：诗歌杂志
在沉稳中前行
——2012年诗歌综述
张立群


    正如冬天会照常来临，新的一年会如期而至，2012年在时间自然的推移中已走完自己的旅程。也许，对于每一个诗歌写作者来说，2012年已为其生命留下了许多值得缅怀的记忆，但相对于历史而言，个体的记忆往往是无足重轻的。出于一种职业态度的考虑，笔者自然也希望2012年中国诗歌有让人眼前一亮甚至是可以铭刻于文学史的现象或事件发生，因为这样会很容易为以下的叙述找到命名、线索乃至噱头，但已然远去的2012年诗歌却始终迈着沉稳的步子，以至于人们很难从其背影中看到诗歌应有的冲动与激切的一面：没有什么词语和热点的制造，诗歌在期刊的自然增长中实现着数的累积、量的叠加，民刊和网络依然在推动着诗歌的生产和消费……在这样的前提下，选择“散点透视”的描绘方式对2012年诗歌进行综述显然是种较为合适的策略。
                     
一、“集束式出场”的适度扩张

顾名思义，“集束式出场”是在同一标题下推出的具有某种共同倾向的诗歌小辑、专辑等专题栏目，它在具体呈现的过程中可由地域、诗社团、代际、性别以及网络新媒体等内容来确定“主题”。尽管，结合以往期刊发表的情况可知，“集束式出场”并不是一种鲜见的现象，它不过是将诗歌常态发表进行适时、适度的突出与集中，进而显露作品编发过程中的意图、策略；然而，从2012年各种诗歌杂志具体的发表情况来看，“集束式出场”俨然已成为一道“普遍的风景”：《诗刊》、《星星诗刊》、《诗歌月刊》、《诗选刊》、《诗潮》、《诗林》、《绿风诗刊》、《扬子江诗刊》、《散文诗》、《散文诗世界》、《诗探索》（作品卷）、《读诗》等均曾不定期开辟版面推出类似的专栏。其中，安徽《诗歌月刊》的“诗版图”专栏（阿翔主持），在延续以往风格的基础上，曾依次推出了“安徽蚌埠诗歌专辑”、“上海‘华亭诗社’诗选”、“湖北十堰13诗人辑”、“安徽六安诗歌特辑”、“同济诗群作品选”、“湖北——新公安派•后语言主义诗辑”、“安徽肥东诗人作品选”、“深圳西乡诗人作品特辑”、“甘南70后诗人特辑”等多个专辑；《星星诗刊》在2012年11月号集中推出了“2012•爱情诗大展作品”（之一）、（之二）、（之三）；《诗选刊》第1期的“2012·中国女诗人作品专号”、第5期的“2012·中国诗集作品专号”、第7期的“2012·中国90年代出生的诗人作品专号”、第10期的“2012·河北青年诗人作品特别专号”等，此外，还包括《中国诗人》相继推出的“我们”散文诗群、“伊犁诗歌特辑”、“现在进行时：贵州诗”、“散文诗档案”、“陵江诗歌论坛诗歌选”、“安徽80后诗专辑”、“甘南诗歌”等等……这些专辑或以地域、社团等具体内容为主题，或以代际、性别、民刊等“横向联合”为标准，涉及题材、形式、生态等诸多细部特征。“集束式出场”的适度扩张、大面积增长就诗歌生产而言，是将本年度诗歌以更为具体化、明确化甚至规格化的形式加以呈现；就作品发表、编辑策略而言，是更加生动、真实地反映了本年度诗歌杂志的容纳空间、承载力度及发现意识；而就作者群来说，则全面、深入地反映了其整体的写作水平，出场的渴望、能力以及某种潜在的团队精神。
一般来说，“集束式出场”可以在博得众多目光的同时引发读者对于出场者和刊物的双重关注，而如果在“集束”的基础上进行再扩张、再提升，那么，其无疑会为某区域、某社团或某类题材的诗歌发展产生重要的意义。从2012年6月就开始报导的“甘肃诗歌八骏”（具体为娜夜、高凯、古马、第广龙、梁积林、离离、马萧萧、胡杨）奔腾而来的消息可知：甘肃“诗歌八骏”与此前举办的甘肃“小说八骏”一样，同是甘肃省委、省政府重点扶持和推介的文化品牌。为了给“甘肃诗歌八骏”的亮相喝彩，《诗刊》、《星星》、《诗潮》和《文学报》“三刊一报”将作为主办媒体助阵。“三刊”后分别于《星星诗刊》8期、《诗潮》9期、《诗刊》10期开设“甘肃诗歌八骏”作品专栏并配发短评。此外，作为西部文学的重镇，新疆的《西部》杂志也提供了友情支持，其第9期在“一首诗主义”栏目中编发了甘肃“诗歌八骏”作品专栏和诗人叶舟的点评；《人民文学》在第12期也编发了这八位诗人的创作……为了正式向全国推介“甘肃诗歌八骏”，甘肃省还在年末举行了“甘肃诗歌八骏上海论坛”、“云水与天马——浙江甘肃诗人杭州峰会”等大型活动（具体地点为上海、杭州，时间为12月25至28日），邀请众多诗歌刊物的编辑、诗评家到会座谈，开展联谊等。应当说，就具体的进展来看，“甘肃诗歌八骏”所覆盖的文学期刊和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最初的设想与目标。在持续获得新的发表平台的前提下，这样的“集束式出场”自然会对甘肃当下的诗歌创作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可以设想的是，如果上述的出场方式一旦在客观允许的条件下形成阵势，那么，其必然会对年度诗歌的生产、发表以及生态、格局产生重大的影响。
当然，如果将“集束式出场”进行数量上的“换位思考”，那么，我们必须看到2012年各刊物为此做出的努力：以《扬子江诗刊》为例，从第一期推出“深水区”栏目，集中介绍一位诗人的诗作并同期配发一位论者的评论，接下来在第二期刊出的“圆桌”栏目中集中几位评论者对其展开“对话”，而同期再刊发新的“深水区”栏目，这种形式对于集中介绍、认识一位诗人自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谈及“集束式出场”，诗歌民刊和网刊同样是不可忽视的部分。从《诗歌月刊》4期的 “全国民间诗刊社团专号”，选发47家民刊的诗歌作品；《中国诗歌》第6卷“2012年网络诗选”专号面世，设有“博客精选、网络好诗、微博精选”等栏目，囊括了诗生活网、棉花诗歌、凤凰诗歌、左岸诗歌、风月大地诗歌论坛、不解诗歌、陆诗歌、界限诗歌、大风诗歌、此在主义、华夏诗人、九派诗歌等知名诗歌站点……人们确实可以看出编选者的意图，此即为“我们从这些偶然的刊物，并不是要去发现某种代表或者什么权威，而是展开一种写作的基本状态。这种状态就是，这些民刊和诗人群体，作为一个小圈子，仅仅是整个汉语诗歌的一块又一块小阵地。而通过包括它们在内的所有小阵地的集结，我们或许可以窥视到目前汉语诗歌的一个大版图。”（本刊编辑部：《写在前面的话》，《诗歌月刊》2012年4期）值得指出的是，民刊社团作品编选、网络诗选往往和上述的其他专题存有“交集现象”，而诗人的成长、被关注程度以及出场的契机，或许正蕴含其中？！

二、海内外诗歌交流与诗歌活动的频繁

2012年4月，年逾八旬的台湾著名诗人、学者余光中受聘成为北京大学“驻校诗人”。不久，德国诗人、汉学家顾彬受聘于中国人民大学，成为该校今年的“驻校诗人”。9月，余光中来到北大，担任为期一个月的驻校诗人。驻校期间，余光中先后做了题为“诗与音乐”等三次系列演讲，深受北大学子们的欢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同期聘请海外著名诗人作为“驻校诗人”，既体现了两所高校“驻校诗人”的标准，又能在促进大学教育与诗歌结合的同时，为研究者与创作者提供全面交流的机会。不仅如此，鉴于两校“驻校诗人”的身份、影响，我们不难看出他们在成为国内名校“驻校诗人”的同时，同样也会对本年度海内外诗歌交流产生重要的影响：将海内外诗歌交流的过程、形式适当的“集中”、“规范”，既可以使交流深入、具体，同时也可以使交流本身更为开放、波及面广。事实上，结合2012年海内外诗歌的交流情况，我们也能从多次座谈会、对话会、研讨会、朗诵会上看到交流的频繁、内容与形式的多样。与之相应地，国内诗人频繁出访、参加世界各地举办的诗歌节并屡获国际文学奖（后者如杨炼获本年度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翟永明获意大利CEPPO PISTOIA 国际文学奖等），则充分表明了中国诗歌在2012年国际诗坛上产生的影响，而像由北京文艺网发起的“国家华文诗歌奖”（2012年7月）所确立的“华文之根系、全球之视野”的价值坐标，更生动地体现了海内外诗歌交流活动本身的应有之义。
比较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驻校诗人”，首都师范大学的“驻校诗人”可谓历史悠久、别具特色。9月18日，2012年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入校仪式在首师大举行，来自辽宁的宋晓杰成为该校第9位驻校诗人。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在时间上约为1年，在形式上交流、学习并重。“驻校诗人”在驻校期间通过座谈、学习和创作，一方面，可以使学生在学校就可接触到当下的优秀诗人，对校园的诗歌创作及诗社活动有重大的推进；另一方面，由于北京特殊的文化氛围，来自外省的“驻校诗人”在北京可以感受到相应的文化反差。年轻而又颇具潜力的“驻校诗人”可以更为广泛地接触当下诗坛的各个层面，可以充分利用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的资料室，旁听首都师范大学的相关课程，从而为“驻校诗人”提供新的学习、交流的形式。
与逐渐全面、日趋成熟的“驻校诗人”活动在诗坛产生的重要影响相比，2012年中国诗坛可谓诗歌活动频繁，各式诗歌节、诗歌评奖此起彼伏。2012年1月，海南省作协等联合举办的“2012•中国诗歌海南年”活动正式于海口启动。活动具体包括“2010—2011海南岛诗歌双年奖”颁奖典礼、海南十大校园诗歌巡回朗诵、当代诗歌之“诗歌海军”研讨会、《海南当代诗选》首发式及研讨会、海南“70后”诗歌朗诵会、两岸四地诗画联谊会、第二届海峡两岸诗歌高端论坛、博鳌中国诗歌论坛等多项活动。此外，“2012•中国诗歌海南年”将采取“一月一个活动”的形式，在持续一年的时间内掀起一个又一个海南诗歌热潮。2月，首届广东佛山诗歌节正式启动。开幕式当晚，还举行了《十月》杂志首届骆一禾诗歌奖的颁奖典礼，杨键、吕约获奖。佛山诗歌节活动前后持续近四个月，逾三千人参与。3月，由诗刊社、光明日报文艺部、辽宁省委宣传部、抚顺市委、抚顺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等联合举办的“雷锋——道德的丰碑”全国诗歌大奖赛落下帷幕，张笃德、邢海珍、程步涛、黄亚洲、大卫等分获各个奖项，《诗刊》、《诗潮》、《中国诗人》等刊物对获奖作品进行了选登。4月13日，香港诗人黄灿然获第十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11年度诗人奖。7月23日，诗人胡弦在武汉摘取第三届“闻一多诗歌奖”。7月30日，“中国首届海子青年诗歌节”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举行，在本届诗歌节中，举行了海子纪念碑落成仪式、海子诗歌纪念馆开馆仪式、海子诗歌咏诵大赛、海子诗歌研讨会等系列活动。9月，诗刊社第28届青春诗会在云南蒙自举行，陈仓、灯灯、马占祥、莫卧儿、翩然落梅、泉子、泉溪、沈浩波、三米深、唐果、唐小米、王单单、夭夭等来自全国各地的13位青年诗人参加了本届诗会。9月底至10月初，“中国先锋诗歌十大流派研讨会”在福建省漳浦县旧镇“天读民居书院”举行。会议重点讨论了新世纪以来仍然活跃在中国诗歌界的十大先锋诗歌流派的写作及活动，由于讨论对象的特殊性，本次讨论会被誉为是五四新文学以来第一次以诗歌流派为主题的专题研讨活动……
频繁的诗歌交流活动，诗歌节、诗歌评奖的此起彼伏使2012年中国诗坛生机勃勃。结合这些活动的具体开展情况，大致可以看到其主题鲜明、内容多样、风格务实等特点。历次诗歌交流、诗歌节、诗歌评奖不再简单、浮躁，不再为制造某种话题而展开，反映诗坛已进入较为良好的发展态势。自由、丰富、多元、舒展、开放等特点，恰恰为诗歌创作与发展营造了良性的生态环境。              

三、关注身边的生活与写作的多元化

阅读2012年诗歌，就写作的整体态势来看，可以发现两个较为突出的特点：其一，是诗人普遍关注当下的现实生活，将写作和身边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其二，是几代诗人汇聚一堂，虽未呈现所谓众语喧哗的态势，但将其称之为写作的多元化却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讲述方式”。
出于对世纪初诗歌写作沉积与定位的焦虑，在新世纪诗歌第一个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围绕各种写作而产生的“命名”热、“代际划分”热等现象曾一度流行。然而，这些现象随着人们的耳熟能详已逐渐沉寂下去，毕竟任何一种命名与概括都不能涵盖写作本身的丰富性与个人性。在此背景下，2012年诗歌基本延续了上一年诗歌的发展态势，更加紧密地贴近现实，从日常生活和内心感悟中发现诗意。也许，作为对一种普遍态势的阐释，列举大量的诗人诗作是毫无意义的；也许，这样的状态注定会使2012年诗坛略显寂寞，但在另一方面，它又使本年度诗歌在具体发展过程中显得缓慢而沉稳：诗人们可以耐心地将生活中捕捉到的诗意用生动而贴切的语词呈现出来，从而达到一种亲切、真实的阅读效果；与此同时，诗人们也不必为本已十分成熟的诗歌技巧和形式层面的问题担心。写出好诗对于当下的诗歌界来说其实并不困难，然而，内容深度与诗歌精神的匮乏却表明诗歌一直对现实的生活发现得不够，还需在写作与现实之间进行进一步的打磨。值得指出的是，在将写作和现实捆绑在一起之后，诗人对现实的责任感、直面现实的勇气和信心并未有所降低，他们只是卸下了“底层”、“道德”等附加于诗歌之上的外在负担，将对于现实生活的认知、感受凝结在一些细微的变化之中，进而以叠加、沉积及舒缓的方式呈现出来，抵达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以人为本”的状态。
与写作外部略显平静的表象相比，众多诗人在写作上的努力从未停止。除郑敏、牛汉、屠岸等老一辈诗人仍笔耕不辍之外，1950年代以后出生的几代诗人不甘寂寞，从年度的意义上说，他们虽未写出公认的名篇佳作，但不少好诗的出现仍反映出诗坛潮流的涌动及希望与前景。以《诗选刊》第7期推出的“2012·中国90年代出生的诗人作品专号”为例，以施瑞涛、吴群冠、马列福、鬼啸寒、丁鹏、苏笑嫣等为代表的40余位90后诗人的集体登场，便反映了新生代诗人不断成熟的姿态：他们既写失败、读心术、孤独等可以称之为观念层面上的体验，又写葬礼、看电影、买东西等现实生活层面上的题材，然而，其诗质却并不肤浅、浮泛。正如由“本刊编辑部”撰写的《“90后”诗歌：宛如天籁——“2012·中国90年代出生的诗人作品专号”主持人语》指出：“编辑完成这期‘中国90年代出生的诗人作品专号’之后，一个最直接的感受是：我们曾经以为幼稚单纯的那些孩子们长大了，与去年四月份我们推出的90后诗人专号中的作品相比，他们的作品中更多了对社会、对人本身的理性思索，就是说有思想了，而我们知道，诗的成熟与人的成熟是成正比的。这些写诗的‘90后’，不同于我们在媒体、网络上看到的经常饱受诟病的所谓‘非主流’90后，他们有着自己独立而完善的价值观，不盲从，懂得热爱，懂得生活，懂得珍惜，对善与恶有着自己的精道感受。这是让诗坛觉得幸运的。”集中凸显90后一代诗歌创作的新动向，一方面表明诗坛处于不断更迭、新人辈出的状态，另一方面则在相对弱化以往频繁使用简单的代际划分概括群体写作的同时，以近乎一种历史化的方式显现了当下诗坛丰富、多元的特点。除《诗选刊》的“90年代出生的诗人作品专号”外，《诗歌月刊》每期的“本期头条”、“先锋时刻”，《扬子江诗刊》的“深水区”，《诗江南》的“首推诗人”，《汉诗》、《中国诗人》的“开卷诗人”等，均是可圈可点的专题栏目，它们对于2012年不同年龄段诗人的集中展示，同样以个性凸显的方式证明了本年度诗坛的丰富性与多元性。
客观来看，诗歌写作面向现实、和生活紧密相连，相对于以往的诗歌历史颇有些反思的意味。走出狭窄的个人世界，不再使写作悬置于活生生的现实之外，以自己熟悉的方式表现生活日新月异的变化甚或某种偶然，本身就体现了诗歌的时代性追求、使命感以及公信力的建构意识。转向现实之后，诗歌的整体意识和公共意识相对增强了，诗歌与当下社会生活的对话意识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攀升。这种特点本是新诗的基本属性，它在2012年形成稳定的趋向充分反映了源自诗歌内部、外部及历史、当下的共同要求，同时，也彰显了诗人的现实责任感。

四、女性诗歌及长诗创作

女性诗歌历来占据诗坛的半壁江山。从2012年的写作情况来看，女性诗歌大有摆脱仅停留于感性、表面的倾向。女诗人写出内心深处的体验，直面当下的生活状态，抛弃意象或符号层面的简单能指，从生命感悟的所指出发，并不乏将理性的思考贯注其间，完成一首首“存在之诗”，让我们既看到了“我的幻觉有了现实感。从自我抽身/于混沌，于沟壑，于万仞/触摸到那些陡峭的事物/以及我没有书写过的世界”中的“现实”，又读到了“还有谁轻言这有形的疑问/和那无形的存在之美？”的疑问（李轻松：《存在之诗》，《诗潮》2012年3期），而其思考的深度和广度也由此得到了扩张。
按照惯例，每年3月各大诗歌刊物都会集中推出女性诗歌作品。但从2012年1期《诗选刊》“2012·中国女诗人作品专号”的编辑情况来看，这场盛会比预期的提前了两个月。“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诗歌界发生的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即是女性诗歌写作的全面兴起。当我们回溯女性诗歌发展的历史时，会发现这也是几代女诗人逐渐从身体觉醒到精神觉醒的过程。当下女诗人创作之所以丰富、多元，且时有佳作出现，还是在于诗人们所拥有的诗歌素养与创新精神。”（本刊编辑部：《女性诗歌写作的理想和精神——2012·中国女诗人作品专号卷首语》）基于上述判断，此次女诗人作品专号共收录44位女诗人的300余首诗。从年龄构成上，虽为“几代”，但在整体上却是以1970年代之后出生的女诗人为主体。除了南子、夏雨、微雨含烟、叶丽隽等在身份上尚属“老诗人”外，谢小青、张漫清、冯娜、左小词等80年代出生的女诗人特别是1994年出生的温程晰的入选，显然表明此次“女诗人作品专号”的编选，已注意到女性诗歌的中坚群体和新生力量。
与《诗选刊》的“专号”相比，《诗潮》第3期的“中国女诗人作品专号”可谓如期而至，兼具整体和局部的特点。“女诗人方阵”选择李琦、叶玉琳、路也、林莉、李成恩的近作表明《诗潮》一贯坚持的辐射全国的立场；而接下来的“女诗人方阵——辽沈作者专辑”则在兼顾地方特色的同时凸显了辽宁作为女性诗歌大省的整体风貌：萨仁图娅、林雪、李轻松、川美、王妍丁、宋晓杰、李见心、玉上烟、孙担担、苏浅、娜仁琪琪格、苏兰朵、夏雨、黑眼睛、水色烟紫、李霞、董燕、贺颖、菁菁、赵坤的组诗，既反映了辽沈地区女诗人创作的整体实力，又反映了她们创作的个性特点。“对于诗人来说，重要的是一种发现的目光，于庸常的俗物中，发现令人心动的不平凡之美。”（苏兰朵：组诗《皱纹》之“创作谈”）“发现”对于诗人和编辑来说都是同等重要的，惟有通过“发现”，才能进入诗歌的内部、呈现当下诗歌现场的独特景观。
对于2012年女性诗歌的创作及实绩，还可以列举很多期刊杂志。其中，像《诗刊》2012年5期推出的“方阵·女诗人作品辑之一”、“每月诗星·女诗人作品辑之二”、“国际诗坛·女诗人作品辑之三”、“长歌短调·女诗人作品辑之四”，同样也可以作为一次集束式、多样化的出场。综观2012年女性诗歌，创作在稳步前进中逐渐成熟、在实践与探索中呈现的写作新姿态，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为女性诗歌的发展积累了丰厚的经验；除上述提到的女性诗歌创作外，《扬子江诗刊》在“深水区”栏目推出的杜涯、靳晓静的诗（同期配发评论，下一期在“圆桌”栏目展开对话），均是值得关注的现象。女性中坚诗人持续保持高水准的创作且位置稳固，如甘肃的离离、山东的兰雪等一大批女诗人日趋成熟，以及新面孔的不断浮现，为女性诗歌未来的发展带来了希望。
按照“大事记”的方式审视2012年中国诗歌，在女性诗歌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的同时，长诗的关注也在悄然的进行。有感于“长诗研究几乎是空白”的现象，2012年2月，《中国诗》、《天下诗歌》、《湿地》三家诗歌民刊与诗歌中国网、中国先锋艺术论坛联合推出由诗人白鸦主持的“2012，新世纪长诗大展与评论”。对新世纪以来长诗集中的展览与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自然会推动长诗的创作。无独有偶的是，由浙江诗人芦苇岸酝酿五年、历时三个月创作的千行长诗《空白带》，也相继于《文学港》、《六盘山》、《中国诗人》、《中国诗歌》等刊物上或以全文或以节选的形式与读者见面。出于“现实的焦虑”，这首起首于“生活注定从低音区开始”、结束于“疾速滑行的留白，戛然而止”的长诗，是“一部观照生死、美丑、爱恨、善恶的组歌，一支不回避人性与社会性，不耽于温婉酬唱的交响”，它在“多声部”的指挥下“回环跌宕、敢于担当”，而生存境遇、现实世界也正在其中得到诗意繁复的展现。
                     
五、经典回溯、现状考察及其他

如果说当下的诗歌创作、诗歌活动最终都可以在沉积与裁剪的过程中成为诗歌的历史，那么，这种带有回溯性的行为或曰事件在2012年中国诗坛同样得以呈现。2012年3月10至11日，由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办，《扬子江诗刊》、太仓市文联、太仓诗歌学会和太仓市沙溪镇人民政府承办的首届“中国新诗论坛”在苏州太仓沙溪镇举行。“中国新诗论坛（2012’中国沙溪）”是江苏省作家协会组织的“‘新诗百年’系列活动”的第一项重大活动。本次论坛以“新诗的经典化问题”为主题，另一主要议程是评选“新诗十九首”。“新诗十九首”的构想来源于对“古诗十九首”的诗学应和。与会者在具体评选过程中，本着“去蔽存真、只重文本、惟好诗入选”的评选尺度，投票选出了《死水》（闻一多）、《雨巷》（戴望舒）、《再别康桥》（徐志摩）、《断章》（卞之琳）、《我爱这片土地》（艾青）、《金黄的稻束》（郑敏）、《红玉米》（痖弦）、《乡愁》（余光中）、《回答》（北岛）、《致橡树》（舒婷）、《相信未来》（食指）、《悬崖边的树》（曾卓）、《边界望乡》（洛夫）、《阳光中的向日葵》（芒克）、《斯人》（昌耀）、《阿姆斯特丹的河流》（多多）、《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海子）、《帕斯捷尔纳克》（王家新）、《镜中》（张枣）“专家评出的新诗十九首篇目”（见《扬子江诗刊》，2012年3期）。“新诗十九首”名单公布后在届内有所争议，这一点从2012年《扬子江诗刊》6期依次的由陈超、林莽、韩作荣、宗仁发、李少君、张清华推荐的篇目也可以得到确证。由于“新诗十九首”的篇目推荐和“新诗经典化”一样，取决于历史、现实、美学诉求、个性审美、读者喜好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故此，存在自然的差异并不涉及推荐本身的探索意识，而像谢冕在《认同与致敬——“新诗十九首”评选感言》中指出的“我认同通过评选新诗十九首的活动以促进新诗经典化的举措”、“我要向那些获得广泛认同的新诗经典致敬”（见《扬子江诗刊》，2012年6期）恰恰道出了这次推荐活动本身的意义和价值。
     与探讨“新诗的经典化问题”、“新诗十九首”推荐活动主题相一致地，还包括由《中国诗人》和“当代汉诗研究员”自2012年初联合推出的“百年新诗大型纪念专题《世纪访谈》”栏目，和2012年7月启动的旨在通过电影镜头再现经典诗歌、开创并引领中国诗歌影像化潮流的“诗电影计划”。相对于新诗经典的回溯，“现状考察”同样是值得关注的现象。2012年4月，《诗潮》刊发了以“新世纪以来中国诗歌现状考察”为主题的“世纪论坛”专栏。此栏后持续多期，围绕“如何看待新世纪以来中国诗歌的语言表达方式”、“新世纪以来中国诗歌的美学变化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诗歌创作如何应对网络时代”、“一个诗人如何实现在社会发展中的价值”、“新世纪以来国际诗歌交流频繁，中国诗歌如何借鉴国外诗艺，体现民族性与世界性”共五个主要话题展开问答。通过众多知名诗歌评论家、知名诗人的回答，人们可以在其中看到新世纪以来中国诗歌在语言表达、美学变化、网络写作、诗人自我认识等诸多方面的特点。这种“现状考察”有助于以动态的方式把握新世纪以来中国诗歌的发展、变化，并对当下的诗歌创作、诗歌建设以及诗人的自我认识产生积极的影响。谈及对诗坛的“现状考察”，有针对性的诗艺探索自然也是重要的一环。2012年的《散文诗》，曾持续开展“散文诗艺术技巧”的专栏，刊发多篇文章，对散文诗创作提供一定的借鉴、予以相应的指导。
    在跋涉中，2012年中国诗歌在整体上以沉稳前行的态势走完了自己的诗歌之旅。年末，《特区文学》、《都市》、《西湖》等继续推出“诗歌版主联席阅读”、“对抗与碰撞”、“汉诗”等特色诗歌栏目；《汉诗》、《诗建设》、《大河诗歌》、《国酒诗刊》等依旧延续着自己的风格，《滇池》、《文学界》等对诗歌的推动亦各有新意，其他如《山西文学》、《广西文学》等综合文学杂志均持续对诗歌保持关注和努力，“诗生活网站”仍在日复一日的更新……上述栏目的推出及编辑活动，又为新一年诗歌的发展带来了希望。
    在这篇综述结束之前，笔者还想做如下几点说明：其一，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本文主要参考了2012年各诗歌刊物、诗歌读本及综合类文学期刊，对于本年度出版的诗集特别是收录大量2012年作品的诗集难免有所遗漏；其二，总括而言，20行以内的短诗仍然是本年度成就最大的诗歌形式，它浓缩了诗人的智慧和驾驭语言的能力，同样也似乎更适合表达对现实生活的瞬间感受；其三，“在沉稳中前行”是2012年诗歌的整体印象，但其并不能反映每个诗人、每次诗歌活动的主观意愿；同时，就长远的眼光看来，一味的“沉稳”也会使未来的诗歌史留有大量的“空白”，无论是诗人、研究者，还是读者，我们都希望诗坛能够风生水起、佳作频传，而这正是诗歌的希望与未来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