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健全的语言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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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建立健全的语言观(压缩版）作者：南冠客

建立健全的语言观

语言是“语文”这门课程的总根据。要达成这一认识，首先要对语言重新认识。我们的语言观来自索绪尔，仅接受了索绪尔语言思想中的形式的方面，把语言等同于语言知识。从西方语言学史的角度看，索绪尔的语言学只是西方语言学史的一个节点，它不等于整个西方语言学史，要全面地认识语言，就应当回到语言学的历史，在历史中，才能看到语言学家们对于语言的完整的认识。
1.西方语言观
古希腊的语言研究是因为哲学探讨的需要而提出来的。为了探索语言的意义，古希腊哲学家研究词源，提出了名词、动词、连词、冠词和主语、谓语等术语。中世纪的思辨语法学派研究语法，目的是表达精神的观念，精神观念的表达才是语法研究的根本目的所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唯理语法认为，说话就是用符号表达思想，为了表达思想才创造了词。
十九世纪的语言学家洪堡特认为，语言活动是人类精神创造的结果。“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1]他明确指出，语言从精神出发，再反作用于精神，语言终须回到精神本质上来，精神才是真正起着制约作用的力量。
作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的鼻祖，索绪尔并不把语言看作纯粹形式的东西，“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2]，他把符号规定为思想即概念与声音的结合体。观念、思想、概念等构成了语言的内容，它们借以符号系统表达出来。1930年代兴起的“布拉格学派”认为，语言是服从于一定目的的表达手段的系统，语言研究不能撇开语言体现的思想、意义。萨丕尔对语言的定义是：“纯粹人为的，非本能的，凭借自觉地制造出来的符号系统来传达观念，情绪和欲望的方法。”[3]语言是思想的符号表达，不是单纯的形式。
西方哲学在二十世纪初发生了“语言学转向”。卡西尔认为，语言是否完善，在于它是否以清晰而恰当的方式成功地表达了人类的情感和思想。在伽达默尔看来，语言不能与思维分离，语言并不是意识借以同世界打交道的工具，“因为语言的精神现实就是把我和你统一起来的精神”[4]。
语言不是一件已经完成的工程，绝对不是产品，而是一种创造活动，是人的精神活动，是活生生的精神。
2.我们对于“语言”的认识
我们对于语言的认识也有一个历程。1950年以来，“语文”教育界把语言看着一个知识体系，1980年代以后，“语文”界学者对这门学科的认识加深了，为“语文”课程注入了新的精神，使“语文”课程丰富饱满起来，在一定程度回复了它应有的生机。
1950年代到1970年代为语言知识教育期。1950年代，“语文”教育引进了苏联的语言教育思想，语言、文学分科教学，汉语的教学内容包括语音、词汇、语法、修辞、文字、标点符号等六项，上海把“语文”教学内容概括为“八字方针”。“知识中心论”持续到1970年代末仍然占居着优势地位。
在以语言知识为课程内容的片面语言观的主导下，“语文”教学变得琐碎、僵化、枯燥，毫无生趣。人们认识到“语文”教育中的主体是学生，不再把学生看作知识的存储器，而是看作能动的生命存在，从生命体看，“语言的学习与使用是一个心理过程。语言的处理经过人的大脑，它和人的感觉、认知以及心绪都有密切的关系。”[5]1980年代后期，“人文性”在“语文”性质的争论中得以确立。“人文性”语言观认为：“语言不仅仅是工具，更是人的生命活动、精神活动”[6] 。“人文性”改变了“工具性”主导下的“语文”教学的僵硬、呆板的局面，让“语文”教学变得生机盎然。
从知识为中心的“工具性”教学观发展到以重视人的精神发展为核心的“人文性”教育观，表面上是对“语文”课程的认识过程，根本上是对课程总根据的认识。思维、情感、人文精神等内容潜在地包含在语言之中，是语言的外在表现。近几十年来的讨论，实质是在认识语言。迟至1990年代末，我们对于语言的认识才算达到完满。
最后，要把语言与语言知识区别开来。语言不同于语言知识，语言是有形式的精神，语言知识是对语言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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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52页。

[2]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37页。

[3]萨丕尔《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7页。

[4]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67页。

[5]陈钟梁《是人文主义，还是科学主义？——语文教学的哲学思考》，转引自顾黄初李杏保《二十世纪后期中国语言教育论集》，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960页。

[6]王尚文《“人文说”和“工具说”的分歧》，转引自顾黄初李杏保《二十世纪后期中国语言教育论集》，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2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