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语文教材变迁》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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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百年中国语文教材变迁作者：罗大耳朵

《百年中国语文教材变迁》缘起

冉云飞

一

    一九八九年是我个人生活的分水岭，由此壁立，斫为两截。此前的我贫穷而简单，青春好像得了狂犬病，苏轼伟大的教导正合我的胃口：人不癫狂枉少年。故尔诗酒流连、吃喝玩乐，使酒骂座，每令人不堪，无所不用其极。八九事发，单位上峰蝎毒度我，撂我于苦海，欲让我检讨而得解脱。小子不敏，拿菜刀问候上峰，兼及文骂，撰了个不对之联：上联为“比根中指姆”，下联为“说声娘希皮”，横批“向领导致敬”。慷慨苍凉，一时无两，搞了个汪云水、陈卧子的模仿秀。就此得一年漫游若尔盖大草原，拥抱阿坝山川的惩罚，与阿来日夕狂饮。闲来兀自在九寨、黄龙的奇山秀水中穷读，往来黄龙大草原的必经之地瓦松公路，翻身而上嘎礼台，夜奔查真梁子，凌晨览尽唐克九曲黄河第一弯的美景，拍马横穿热尔大坝而走甘南，偷用草原姑娘美色，此乐何极。
    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行如背包客，只身前往马尔康，至古威州大桥，雪一阵紧似一阵，风刮如刀。忽听得齐奥塞斯库遭毙，喜极而狂，与朋友斗酒至拂晓，于车中昏睡至小城马尔康，第一次梦中翻越险要之鹧鸪山。至小城安顿下来，闲逛小街，仿佛多出一个人来。朋友们已盼候多时，于街边打美式桌球，晚上干掉几坛青稞酒，乱舞锅庄，沉睡两日始醒，青稞酒的威力于斯可见。起来翻行囊，包中只带了三本书：一本是与我心情匹配的《普希金在流放中》，没读多少页便搁置，现已忘是谁人所作；二为台湾李魁贤翻译的里尔克《杜依诺哀歌》复印本，里尔克一直是我欣赏的诗人，九七年我为他写了一本传记《尖锐的秋天：里尔克》以了却我对他的尊敬。第三种为《胡适书评序跋集》（岳麓书社版），此书乃路过威州古城购得，它躲在新华书店的角落里，尘埃满身，以半价获得。对胡适先生，自然是早闻大名，然读他著作则自此书始。胡适沉潜平视的做人求知态度，本不对浮嚣如我的路，然于彼时境遇下读来，竟如饮佳酿，爱上了他的大潇洒。后来对他的书必欲搜读而后快，读到“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真与梁启超先生读龚自珍诗文时的感受一样：若受电然！

二

    至此以后，读胡适而及他的朋友的书，穷搜猛讨五四以降的人物文章来恶补，看各位时贤竟都不约而同地对当下教育发表了诸多看法，高见迭出，其热心参与程度，于今观来，令人有隔世之感。返过来再用彼时之北大、清华、南开包括后来的西南联大所取得的成就，比照今日同名学校之作为，足可以让他们汗颜。于是，遍览所能获得的各类教育书籍，穷读不休，关注中国教育诸多弊端，审查远因近果，成了我日积月累的爱好。五、六年后，小女降世，眼见教育越来越不堪，作为父亲，深感恐慌。因而在一九九八年以一个公民和知识分子的身份，写了一本猛烈中国教育弊端的书《沉疴：中国教育的危机与批判》（一九九九年五月南方出版社出版），以期对包括女儿在内的小朋友们的受教现实稍有改观，而有小补，庶几不枉多年关注的苦心。至于是否达到效果，非我所能左右，正所谓不以成败论努力。
    既已对当下中国教育的各种病症，痛下猛药，作了宏观的批判，我便意欲作些具体而微的建设工作。因为在我看来，对一事物提出问题，指出其谬误，固非易事，然更为最紧要的莫过于能够在当下所剩不多的回旋空间里，提供一些可供操作的指导性意见，启人心智，于是便有了《中美两国中学生作文评点》一书问世。我于此书之评点绝不只囿于用作文法、文章学的老套路来考量，而是从开放的思想、活跃的思维、批判的精神、怀疑的意识、独立的见解，来开导学生如何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富于创见的自己。稍有常识的人即可知道，语文教育，不只可以提高学生习文的准确生动，就是辩才无碍的口头表达能力，亦藉此而来。扩而大之，生动活跃的语文教育，对于养成一国国民良好的精神状态，良好流利的口头表达以及清晰有力的笔头表达，对于个人利益的争取与获得，其它诸多学科的学习，全仰赖语文学习的好坏，因此我们说语文教育于所有教育中有领袖群伦的作用，绝非妄言。寻着此种理路，细察二十世纪中国的语文教材，便可从中观看出起伏跌荡、人世沧桑。
    二十世纪，于民族社会、对文化演进，王纲肢体，天崩地解，诚为吾国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那些以神话为实的狭隘民族主义史学家、老子先前阔过的阿Ｑ型学者不断验证我们有煌煌五千年的历史，如果真有也就是多做了两千年奴隶而已，有何骄傲可言）。国之将堕，民之日衰，外侮日重，内乱频仍，民主启蒙与救亡图存反复拉锯切磋，而残酷的现实使得后者成为二十世纪中国不可改易的主弦律。于是党派以民族存亡相标榜，国家利益为号召，用虚浮大词，以正义的外衣公然侵夺个体利益，而谋一党一派之私利。而要从他人口袋里抢钱，巧取豪夺，则必洗民众之脑而后得。于是党化教育、奴化教育相率登台、联袂表演，达一世纪而不休。党国不分，奴化党化，所谓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国家主义教育观，是法制西政府和一般专制政府都坚持的，两者虽小有差异，然实质则没有什么不同。正如著名学者张东荪所说，要我在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选择，无意于叫我选择砍头还是枪毙。从一般情形来看，教育中的语文、历史、政治诸科更容易成为党派教育、奴化教育的工具，语文教育不能成为民众争自己利益的武器，反而成为粉饰现实的帮手，实乃语文教育的大灾难，也是民众及国家的大灾难。而语文教育的具体实现便是要看我们所教的语文，选取什么样的东西作教材。选编的教材里，左一个主席语录，右一个书记训令，再来一个圣人教导，直把活人当死人来对待，加以呆板的老师，其欲求知得真，难于登天。可惜的是，二十世纪尤其是下半叶的中国人读到的多半是此种教材选文，党化及奴化教育之荼毒可谓大矣。

三

    前不久我曾购读台湾学生局出版、黄瑞仪译著的《国际重要图书馆的历史和现状》，看到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各国图书馆良好的书籍流通、快捷的馆际互借、广泛向民众开放的服务态度，感慨良多。而我们国家的图书馆，花纳税的钱购买的可怜的图书，只是为统治者所谓的文治起点装饰作用而已。中国图书馆的衙门作风，和当今任何一个在中国的官方性质的机构，没有什么区别，门槛高，脸难看，借阅难，把读者当刁民一样对待，民众借书之困难，好似到了求人救困的地步。作为一个纳税人，自己交了钱，却得不到相应的公共产品服务，真是匪夷所思，使人愤怒莫名。
    我所在城市的公立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作为西南馆藏量最大的图书馆，由于与商家合作修新馆而扯皮，致使许多善本打捆藏放在通风不佳的阴暗潮湿之地，不仅无法借阅观看，就是这此书籍的小命亦恐将不保。揆诸常情，我也算一个文化人，关系不少，借书应该不算难，但事实并非如此。一是手续烦琐，近乎刁难的地步；二是图书管理员不熟悉图书，效率太差；三是管理老化，即便有几台电脑，诸多图书馆信息的公开化远未完成，使民众无从查询，图书的使用频率低下，造成阅读者和图书之间的资源配置失当，徒耗钱财，而没有起到相应的作用。不才著书达十数钟，没有一种受惠于中国的图书馆，所以当有人来寒斋看到我四壁皆书，说我是藏书家时，我只有苦笑，叹息作罢。作为一介书生，有哪个的钱多得像鲜活的鱼儿在那里跳，非花出去不可而后快吗？
    还好，现在有了无远弗届、交流快捷、视野广阔的互相网，当我将自己因写作《百年中国语文教材变迁》的帖子发上网，向朋友们求助时，立即收到不少素昧平生的网友的回应。或以书相赠，或卖书予我，或指点迷津，或提供思考路径，真是令人温暖莫名。更令人惊喜的是，网友淮茗兄在我所发的求助帖后面，跟帖道出了我们国家语文教材收藏的大本营——北京师范大学。他说，北京师大图书馆编有一本内部用的《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解放前中文教育书目》，查阅各种语文教材十分方便，“除教材之外，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仅民国版中文教育研究图书就藏有3759种，其中线装古籍200种，并收有部分老解放区及敌伪时期出版的教育图书。其中有关儿童教材研究者39种，有关小学课程研究者有24种，有关小学教材研究者9种，有关小学语文教学者25种，有关中学课程研究者15种，有关中学教材研究者28种。其他与语文教育有关图书甚多”。听到这样的好事，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者是终于知道大批教材的老巢之所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捉拿自己想要的书；忧的是，我僻居西蜀，如欲进京查询所要书籍，所费不赀，对于像我这种自外于国家或者省级基金的个体研究者来说，这样的研究可谓高矣。如果当今中国的图书馆能够及时快捷地实现馆际互借，并且像国外一样有民间基金和图书馆支持搞研究，则研究成本大大降低，研究所出成果的概率亦将大幅度提高。小而言之，为自己求名得利，大而言之，客观上为社会及国家多作贡献。可惜在目下之中国，这只不过是一种空想而已。
    闲笔淡开说这些的目的，无非是要说做具体而微的研究，资料收集之不易。以我动研究《百年中国语文教材变迁》数年之久，所收得语文教材也只不过区区百来种而已，而国家的图书馆作为公共产品，大多不能提供这种有效的服务，能不令人废书三叹？就连耗费众人之力，经数年编撰而成的《中文语文课文作者辞典》（一夔主编，四川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５月版）所收之的语文教材也只有五百一十四种，可见收集教材之不易。吾国历来号称藏书历史悠久，然对具体而微的细大不捐的史料之收集或收藏，则根本不予重视。我在写作《从历史的偏旁》一书的过程中，想学一下《蒙塔尤》以及布罗代尔的《１５世纪至１８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鲜活的写作方式，最终只能差人意。我在《从历史的偏旁进入成都》的自序中说道：“中国的史书，看上去抱负宏大，颇成规模，其实不外是帝王起居注和断烂朝报。好像除了官方那些所谓的大事，其它便付诸阙如，自然民众的喜好和个体的生活便没有位置。……我看法国汉学家谢和耐所写的《蒙元入侵前夜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一书，其资料来源似乎仅限于《东京梦华录》、《癸辛杂识》等少数几种，我真的理解他写该书时的艰辛与无奈。这就说明中国官方的正史总是不给史家提供分析世俗生活和个人生存状况的方便，……而中国的史学研究者，似乎根本就不屑去关心民众的生活，而只对帝王将相有着不懈的热情，甚至变向肉麻的讴歌。”同理，我们总是喜欢分析这样作文方法，那样语法特点，寻找那些大而玄的所谓规律，给学生搞填鸭式教育，就是不从常人并不注意的教材看出中国语文教育，大而言之，中国教育的走向，以及其间政治、社会对语文教材编撰的影响，从而更深一层地为教育的改良献计献策。

四

    纵观二十世纪中国语文教育，虽与世界语文教育一样，都有服务十九世纪工业革命后，教育大规模勃兴的现实。但中国与众不同的现实境况，几千年来传统文化的袍袱，中国与世界诸国错综复杂的关系，都使得二十世纪语文教育及教材编写无不受到深刻的影响。举其大端，二十世纪中国语文教材编写出版发行的特殊性如次：
    其一：盛行了几千年的文言文，在二十世纪初期遭遇了空前的打击，从文言文到白话的裂变，是二十世纪最富影响力的文化事件，至今在我影响着我们的生活。由文言而白话文，致使二十世纪早期尤其是前三十年的教科书编写处于一个艰难的适应期和过渡期，因为教材编写者自己的白话文都还处于煮夹生饭的状态，加上由经、史、子、集的分科方式和传统学习方法，转而到现代意义上的语（国）文、数学（算术）、历史等科目，因此早期教材编写难度甚大。如一九一二年谭廉编纂的《高等小学校新国文教授法》一书（商务印书馆出版），固是老师的参考书，但从三十六篇课文来看，大抵有关科学技术包括科幻的十来篇，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而涉及于道德伦理的则有《慈善事业》、《合群之利》、《博爱》、《南丁格兰》（今译兰丁格尔）诸篇，约占六分之一；再有《国民》、《国家》、《户口》诸篇关涉民生及政治内容的，这正好说明早期分科不细而编者一锅烩的结果。但问题是，这种分痄不细，而将各科知识良好融汇一起，而形成教材生动气象的局面，在后来分科较细，各科壁垒越来越森严以后，没能得到有效的保持。因此早期教材编写的特殊性，以及对后来教材编写的指导性，由此可见一斑。
    其二：中国地域广大，人口繁众，绝域殊方之处所在多有，山川地理各异，风俗习惯凿枘不同，要想用统一教材而涵盖全国，殊非易事。二十世纪上半叶，亦即民国政府以前或民国政府在大陆统治期间，时有军伐割据而自成一统，无论是武力还是文化控制都并没有无远弗届的威力。所以二十世纪中国语文教材，包括其它教材尤其是乡土教材的收集，困难重重，要想收集完备，恐怕痴人说梦。四九年后的政权挟雷霆之力，展强权之威，所有领域空前整肃，翻天覆地，铁篦刮过，无一漏网之鱼。于是教材一统，思想一律，语文教材成为假话的渊薮，学生一上学学的第一课便是接受谎言。以笔者为例，小学一册第一课“毛主席万岁”，实乃一大谎言，接着便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节约一滴水，节约一度电，用后随手关，节约闹革命，打击帝修反”。事实上，毛泽东不可能也不应该万岁，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我那穷乡僻壤到世纪末才用上，而且是白天来电，晚上不来电。典型的说假话不打草稿。说假话一方面是强权制度的惯用忮俩，另一方面就是统一教材的恶果所致。或许这种话当时在有限的大城市里的是事实，然大多数地方却是不折不扣的谎言。此种镜花水月的东西，既不属于科幻亦不属于小说，拿来育人，实在害人匪浅。教材上统一，毛病甚多，除了思想箝制外，无甚好处可言，这点我将在后文详细论及。
    其三：吾国自十九世纪中叶被动打开国门以来，走上了一条被动的现代化道路，弱小民族的弱者心态一直困扰着国人。今天触目之处，仍到处是容易被政府愚弄而利用的、有着狭隘民族主义情结的义和团人士。吾国为何多产义和团人士呢，原因固多，其中最重要之一点，便是我们教材编撰中的急攻近利，政治和意识形态至上，对政治正确有着至死不休的迎奉。对西方现代化国家，于教材中反应出来不是侵略，便是虚伪已极，总之对处不多，在教材中极尽妖魔化之能事，这在四九年至八十年代以前的中国教材中特别明显。可以这样，不研究西方诸国与中国的关系，就不能很好地知晓中国语文教材的变迁道路。有鉴于此，我对二十世纪西方的教材，特别是港台、海外华人地区的华文教材受中国教材之影响，以及其孤悬于文化母体之外，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对西方现代化思想的接受程度，反过来对中国语文教材编写之影响，深加注意，这本身就是文化交流，中西对接的小窗口。
    其四：四九年于中国人的象征意义虽不像当政者夸张的那么邪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据说原先还要更荒唐一些，当权者说的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种根本没有基本逻辑的荒唐谎言充斥着假话制造机——中国大陆传媒。顺带说一句，前不久《南方周末》发掘出一大批被当政者打入冷宫，而不让民众知晓的法律界高手，令人唏嘘感慨。其实在四九年后从学科上遭遇连根拔起的学科，不只有对当权者统治合法性有害的法律，还有稍一分析就能戳穿其谎言的逻辑学，比如金岳霖先生等逻辑学家在四九年后的遭遇还没有人深刻地发掘。王小波的文章除了好看有趣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他有着不少知识分子没有的逻辑力量，当然更好理解的是，逻辑学于他是渊源有自，因为他父亲是逻辑学教师。我读王浩先生的《哥德尔》以后有醍醐灌顶之感，久存不去，实在得力于逻辑的力量。一九四九年的确使吾国文化教育呈刀劈斧削之态，官方对苏式教育亦步亦趋，对苏式教材的生搬硬套，邯郸学步到了令人惊骇的地步；复次，几次汉字简化都是毛泽东对秦始皇赞美，而指使知识分子所做的实际行动。同文同轨，汉字简化功过不好一笔言说，然毛在四九年后想做秦始皇这样残暴专断的始皇帝的心态，实在暴露无遗；最后，学制缩短，对一九二二年壬戍学制亦即六三三学制的破坏，到最后干脆停学胡闹，吾国三千年来，如此愚民毁学无出其左，尚属首次。所以研究二十世纪中国语文教材变迁，对国民党政府和中国共党政权着一个比较，是题中应有之议。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哪个政权在这方面做得更加糟糕，谁有权对对方说三道四，谁在指鹿为马。
    其五：教材作为特殊的文化商品，其编写、出版、发行的垄断与否，深深影响二十世纪中国语文教材。四九年前大致数来，搞教材编写、出版发行的有名书局就有有商务印务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北新书局、广益书局、世界书局、中正书局等（可参见郭汾阳、丁东著《书局旧踪》，江西教育１９９９年１月版），除中正书局有一定官方背景外，其它大多是民办私营，这从侧面说明民国时期的新闻出版的自由程度——虽然常常听到现在官方说国民党如何禁毁书籍的一面之辞——远非今天可比，这就像彼时还有《新华日报》这样天天谈论民主自由的报纸一样，今天有哪家报纸出版社是民办的？连如今把你当你当权者自己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的关天言论自由的文字，汇集成册出版都要禁，还有何脸面说别人屁股不够干净？
    四九年前的教材出版发行都处于比较好的良性竞争之中，这于教育的发展有百利无一害，因为通过比较好的竞争，打破了思想上的过份政治化、避免教材的伧俗都有极好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许多教材的编选者及督印者都是一时之选——如叶对陶、朱自清、吕淑湘、丰子恺、夏丐尊、赵景深、张元济、王云五、陆费逵、舒新城等——这对选文及注释，都有相当的质量保证。不特如此，由于出版教材者众，学校及学生都有相当的选择余地，而不被没有选择而苦恼（而任何事情有选择在我看来甚为重要，没有选择便是剥夺自由的开始）价格及服务诸方面，都做得比较好。单以中华书局为例，自一九一二年成立到四九年结束，所出的小学各科教学法及教学参考书（绝非仅是今天一般意义上的参考书）就有百多种，小学课本二十九种（未暇细算册数），如算上“中等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乡村教育”、“社会教育及其它”、“民众教育及其它”等栏目下面的教材，数目将极为惊人（见《中华书局图书总目：1912—1949》Ｐ174—188，中华书局1987年版）。而四九年后为了钳制言论，禁锢思想，不仅没有民间出版社，更没有什么真正的竞争，而是像人民教育出版社这样的教育社将教材这块肥肉统起来，而各省的教育出版社大多出点教辅以自肥。如此一来，教材的编写出版发行没有生气，质量得不到保证，只成为意识形态和政治正确的传声筒。因为没有竞争，教材编写不再是名家关注的园地，同时因为不需要（更主要是害怕）真正的教育思想，所以四九年前许多名家，在四九年后便没有编写教材的资格了，而编教材成为大多数匠人的工作，教材了无生气，没有活力，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其六：中国人口的确繁众，造成今天难以收拾的局面，现今政权要负很大的责任，如后来的学者怀念马寅初先生时所说：错批一人，猛增三亿。人口众多的袍袱已成为当今发展的瓶颈，成为今天许多人贫困的根源之一，因为人多，教育经费的拮据，教育成为稀缺资源，人人得以受教育的机会成为空谈，免费的义务教育更是成为镜中月水中花。因此编辑除学校教育之外，适合各种水平的语文教材就成为当务之急。我有幸收到四九年前不少平民识字课、扫盲小册子，如民国政府教育部编的《民众学校课本合订本》、（一九三七年二月初版，为教育部免费发放）、《女子国文读本》（方浏生著，商务印书馆1905年十月初版）以及其它平民识字课本、劳工读本、扫盲小册子等，也有晏阳初搞平民教育、梁漱冥实验乡村建设、陶行知先生参与办的乡村学校所编写的教材等。而四九年后虽然看宣传进行过扫盲，但很少收到这种资料，真是怪事。我小时听过我们村扫盲所用的教材内容，是我母亲背给我听的，全是吾县地人文地理介绍，也还有趣。倒是八九十年代搞扫盲，我看到的多半是走过场，比如我家两个嫂嫂根本就没进扫盲班，而上报的资料中却是了脱了盲的，当然谁都知道这是一场骗局。在中国，数字出官，官出数字，蒙骗民众，已成恶性循环。

五

    前不久，我曾在天涯虚拟社区的四个栏目关天茶舍、闲闲书话、天涯杂谈、舞文弄墨曾发过一帖《目前影响我的十本书》，不少跟帖者都说教材（其中几乎都是说的是语文教材）对他影响较大，除掉他们的搞笑成份外，未必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材对于一个人一生的重要性。如有可能，我希望在将来研究过程中，每一个时代尽可能地多选择几种小学一年级一册的教材，来进行扎实的个案研究，以观编者何以选此作为学生学习的开篇之作，意义何在？用心何在？它定下了一个什么样的基调？事实上，第一册的第一课不是一个小问题，它相当于音乐中的定调，它好似一张白纸画上了第一笔。如果时机成熟了，在杂志和网络上来搞一个我的第一课，一定会引起大家的浓厚兴趣。
    每星期日从草堂文物市场搜旧书回来，必到流沙河先生家中与一帮文朋诗友如肖雪慧、黄一龙、李书崇、曾伯炎诸先生谈诗论学，已成惯例。由于我一直关注教育，当然也就不免与诸位谈及各自上学第一课所学的东西，流沙河先生记忆力奇好，他还记得三种小学课本第一册第一课的开头，当然都是他们三十年代末读书时学的教材。１：来来来／来上学／去去去／去游戏。２：天亮了／天亮了／起来／快起来／爸爸早／妈妈早／遇见老师行个礼／遇见同学问声好。３：小小猫／叫叫叫／小小狗／跳跳跳。而我所学的第一课已于前述，就是“毛主席万岁”，而且我记得彼时吾家二哥上初中时英语的第一课，好像也是“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好像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Long live！long　long live　Chairman MAO！”这让我想起后来关于“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搞笑英语翻译。其实把这个英文直接回译过来就是“毛主席活得长！活得长！活得很长很长！”，真是难为英语啊，它哪有我们汉语在展示自己奴性时，语汇如此丰富啊。直接回译过来，竟成这般模样，实在搞笑之至。恕我孤陋，好像中国的皇帝都没有哪位如此露骨要民众学习并祝贺其万岁的，而且还要写进教材，真是前无古人，是否后无来者我不能断定，他们坚决贯彻的是愚民要从娃娃抓起。
毕业于北大历史系的范美忠兄是七十年代生人，我估计他读一年级的时候，可能是七九年或者八零年，据他说，他读到的第一课是“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在愚弄民众这一方面，政府真的是与时俱进。到了现在我女儿上学学的第一课，好像不那么装神弄鬼的了，但依然是国家主义教育观深入骨髓。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书包？”／我去上学校，／天天不迟到。／爱学习，爱劳动，／长大要为人民立功劳。人民是一个什么概念，人民这个抽像概念中有大写的人自己和每个人个体的利益吗？小学生能懂吗？很多人成年人都糊涂的东西选进教材并作为第一课，实在让人匪夷所思。多少人假人民之名，来搜利自己的利益，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时序已进二十一世纪，依然用这样不堪的教育观来愚弄下一代，怎不令人扼腕！倒是前几年学生根据这第一课改编的民谣不胫而走，我记得最重一句好像是“轰隆一声，学校不见了”，来表达对糟糕的学校教育的愤怒。这样一看下来，就不难分析沙河先生那一代，我和美忠兄这一代，以及女儿们这下一代，所编教材的高下之别了。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语文教材的政治化倾向和意识形态紧箍咒，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太大的松动迹象，用这样愚民的教材可以教出真正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尊重个体发展权利的人来吗？在我看来，以此为作为教育的目的，从个人而言是对人权的侵犯，从社会而言，不可能在将来全球化的各项竞争中，取得上佳的实绩。
    作为一个教材研究者，真的很希望能够搜集到众多的第一课的个案，“以我的第一课”为题，做一专章研究，再加上与港台海外华文教材包括西方的教材作一对比，再来观察问题之所在。更希望有众多的朋友，来写出“我的第一课”，来纪念你与文字的结缘，你与文化的第一次握手结交，在你心中留下的是什么感想，以此展示你内心深处渴望的语文。

六

    四九年前教材编写既有比较充分的竞争，而教材的竞争力必来源于教材编写的内容是否能给人带来真正的趣味和知识，再者还有教材编写者的知名度所带来的市场号召力如何，必然影响该教材的销量，以及它被传播的广度和普及面。所以四九年以前教材编写，除了一些著名的编教材的编辑家如沈颐、蒋维乔、范祥善、孙良（左有人旁）工、宋文翰、赵家璧等，其他便是享有声誉的著名学者，已详前述。而参与彼时语文教育改革包括教科书编写及改革的人，单拿《二十世纪前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来说，其中便有梁启超、钱基博、蔡元培、胡适、刘半农、朱经农、黎锦熙、吕思勉、周予同、陶行知、陈东原、邰爽秋、罗常培、许寿裳、陈望道、李广田、浦江清、郭绍虞、孙伏园、阮真等，实在是群贤毕集。而二十世纪后半叶要聚集这样多关注教育发展的大学者、作家，无异于天方夜谭，因为官方已经不让你关注了，代替学者言论的，只有毛泽东每隔一阵就要发出的关于教育的所谓指示，其实无非隔靴搔痒而已，教育云乎哉，不教育，奴役也。生动鲜活的教育，受制于一个人的头脑，会干出什么名堂，自是不难想像。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教科书明显呈一特点，即国民政府越到离政权垮台的时候，教材里的政治化倾向、意识形态的影响越来越严重。如《民众学校课本合订本》（教育编、免费发放）里面不仅开篇有国民党党旗，后面还有《党歌》、《新生活运动歌》，虽然这只是成人教材，然愚民之心却是昭然若揭。到二十世纪下半叶就干脆把这种针对成人的做法，推广到未成年人的学校教育之中了，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不特如此，二十世纪上下半叶有关的教育杂志，相当于学生课外读本的《中学生》、《学生杂志》、《中学生》，前两种是国民党治下所办的杂志，后一种是共产党治下所办的杂志。前不久我曾在一篇有关读书的文章中作过一点对比，现抄录如下：
    三种杂志，我尚未细读，但粗略比较有几个方面的印象。一：封面。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学生》（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杂志，以红色为主调，封面多是戴红领巾的学生，譬如宣誓或者做实验。国民党统治下的《学生杂志》（商务印书馆）封面为钱君陶先生设计，主色为黑白对比，厚重大方简洁，编辑者陆功甫、发行人王云五；而叶圣陶先生任长的《中学生》（开明书店）则为战时半月刊，为了节约纸张，封面即目录，颜色为土黄。二：广告。中国青年版无广告，而商务及开明版则广告甚多，均为这两个出社出版的各种书籍。广告的多寡表明书籍出版的繁荣与否及相应的经济形态。三：出版及杂志所属性质。1949年特别是公私合营后，中国再也没有私营出版社，而开明及商务均是私人出版社。四：内容。中青版政治内容甚多，党化倾向严重，而商务及开明版则无甚政治内容，涉及纯然知识及文艺作品，无明显党化倾向。五：初步总结。稍具常识的人都知道，教育是千秋万代的事业，就像真正的文化传承它超越于党派之外一样，不应以一党一派的得失作为教育宗旨。正如民主社会所推行的，教育应独立于党派之外，不受任何政治之侵蚀，如此教育方能得教育的精髓和实质，否则洗脑教育只会越学越愚蠢，这应该是值得每个公民深长思之的问题。
    二十世纪对于中国来讲，是个翻天地覆的世纪，是多事之秋，这翻天覆地倒底是走上了大道通途还是进入了死胡同，现在是该加以深切反省，严肃讨论的时候了。二十世纪中国语文教材作为中国教育的一部分，更作为激变板荡生活的一部分，是研究二十世纪精神生活不可缺少的特殊领域，让我从每个人几乎都经历过的教材来观察我们到底过着一种怎样的生活，而当政者为何不让我们过上更好更有自尊的生活。

                                          2003年1月12－16日

《百年中国语文教材变迁》初目及提纲

冉云飞

    一：写作背景。自从十九世纪末以降，中国现代教材包括语文教材诞生以来，至如今，走过了百年的坎坷道路。语文教材的编写及现代化历程，与中国被动的现代化历程是同步的。可以说，语文教材的改变是中国应对西方情势，而作的因应对策。同时，也是对中国人口众多，受教育基数过于庞大的现实，所采取的一种务实态度，即必须学习西方大规模工业化下的教育形态，即传统的小规模的私塾教育，显然不能适应现代社会教育的需求。在这种情形下的语文教材应该有以下特点：（1）：既是大班集体教育，其普遍性、通约能力、适应性，学生心理，都得有相应的照顾。（2）：一定而有效的教材内容量。教材内容过多，则学生负担重，老师教起吃力；反之，则学生没能在有效时间内最大限度地获得相应的知识，同时也无法使老师获得一个比较好的工作量。当然若教材灵活，而老师自我编写教材的能力，包括处理课外阅读的能力较强，则不妨让教材编写的量，作相应的减少，以增加老师和学生的灵活性。这是将来教材编写改革，应该可以做出的试验。（3）：教材编写的普遍性，也不是绝对的。因为中国地域辽阔，农村与城市、东西部差距较大，因此教材编写在倡导竞争的同时，应该保有一定内容的地方性，培养爱国情感，应该从热爱地方开始。没有地方内容的爱国教育，会流于虚假不实。（4）：教材的充分竞争。教材的竞争是绝对必要的，否则沦为少数几家出版社，少数几个人闭门造车的产物，这样一来，学生厌学，老师不爱教，社会不接受，与时代脱节，整个儿变成无用的废纸。（5）：教材的更换频率。教材有其自身的时限性。不可以将有明显时代局限，明显脱离现今生活的文章，一用再用。通常的做法，是五年一个轮换期，因现时的变化，真可谓日新月异。（6）：教材编写人员的构成。应该以专门的教材编写人员、专家、一线教师、作家（儿童文学、科幻作家等）组成，切不可变成学院象牙塔的东西。（7）：应该有定量的教材绩效研究。一方面从学生接受角度，从学生的意见反馈中来；二方面由老师教授的角度，以及老师与学生的互动上来看；三应该看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以上七点，便是我讨论语文教材的一个初步背景。在这种情形之下，来对百年来的语文教材，进行研究与梳理，我认为十分有必要。
    二：写作目的。百年来语文教材研究，缺乏真正融会贯通之作。缺少把语文纳入整个教育体系来观照，缺乏与整个社会思潮，社会变迁相对照来进行细致个案研究的作品。语文教材走到今天，它百年来的得失，及我们应该藉此的反思，应该有人来深入地梳理了。这不仅是对千万学生乃至整个民族负责任的态度，也是一个学者对自己所生活的社会所应做出的紧迫回应、关注。有鉴于此，我不揣简陋，积数年关注之力，来切实研究百年中国语文教材变迁的问题，以便抛砖引玉，引起更多有识之士，对语文教材包括其它教材的研究和关注，对振兴中国的教育，做出自己的贡献。
    三：写作方法。阅读大量教育研究书籍后，总体感觉搞教育研究的人，和现今许多搞学术研究的人一样，喜欢在自己学科里自我繁殖，缺少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的双重观察视野。由于没有其相关学科的知识之储备，所以在选题及研究上颇为受限，这是必然的。最终连引以自傲的入乎其内，也变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1）我的方法是入乎其内，探讨教材编写与语文教学、学生学习、以及考试的关系，即研究教材在教育系统内自身其它方面的关系；出乎其外，即研究教材所受社会、政治、时代等相关因素的关系。（2）而从研究点上，我主张宏观描述和个案研究相结合。宏观描述，就是对二十世纪的中国语文教材变迁的轨迹，有个整体清晰、准确的把握；而从个案研究上，我会选取文言与白话之争对教材编写的影响，统编教材与竞争性编写教材的不同，教材内容古今中外所占比例之研究，教材编写者如叶圣陶等个案研究。（3）：以时代为珠串。百年语文教材变迁，以一九四九为例，总体分为上、下两编。而在上下两篇中，除了照顾社会大事件所自生出的时代划分外，我还分会考虑人在社会中自身的一个代谢时代，即一般以三十年为一代，以这样的角度来观察教材编写，即可看出上下两代文化传承，以及他们之间的代沟，包括社会在其间的演进，可以作社会学的观照，从而为教材编写提供新的视野与路径。（4）：以图文并举的形势。充分利用图片蕴含的信息大和直观可看的特点，配合理性而不呆板的文字阐释，改变学术著作呆板可厌的面貌。
    下面将《百年中国语文教材》暂拟初目罗列如下，肯定在写作之间有增删，以成书定型为准。今年准备花一年时间来写，不知能不能完成全书。也许今年只能完成上编，只有等进行时再作决定。

《百年中国语文教材变迁》初目（暂拟）

上编（1900—1949）

第一章：我们的第一课（每隔十年为一期，通过回忆录、口述史及采访，获知各个时期的第一课，汇集起来，以作研究蓝本）
第二章：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澄衷堂字课图说、共和教科书等）
第三章：以一全套语文教材的个案研究
第四章：平民教育课本观察（市民、平民等识字课本）
第五章：出版社遍地竞争（中华、商务、开明、文明、中正、北新、广益等）
第六章：教材编写专家的涌现（张元济、蔡元培、黎锦熙、蒋维乔、叶圣陶、朱自清、夏丏尊、丰子恺、赵景琛、姜亮夫、赵家壁、周建人等）
第七章：教材编写的心理和逻辑
第八章：教材的教育方法研讨
第九章：小学语文教材的整体评骘（编写史、主要人员、影响面，下同）
第十章：中学语文教材的整体批判

下编（1949—2000）

第一章：我们的第一课（研究其与政治风向的关系）
第二章：教材面貌的改变
第三章：教材编写和出版的政策观察
第三章：扫盲、冬夜、农民（含渔民等）识字课本研究
第四章：军队、监狱、佛教语文教材略评
第五章：文革时期的语文课本研究
第六章：七八年后的语文教材综述
第七章：新语文及语文教材的反思
第八章：百年语文教材内容重复率研究
余论：百年语文教材与中国现代教育的关系
2011年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