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寻“归真之路”——为语文教育破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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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推荐阅读：找寻“归真之路”——为语文教育破题 臧 莺作者：吴泓工作室

找寻“归真之路”——为语文教育破题

臧莺

    “中国语文教育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2011年岁末，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学举行的黄玉峰从教45周年“语文教育研讨会”上，与会者纷纷走上讲台，痛陈他们对于语文教育尤其是高中阶段语文教育的担忧。他们之中既有来自上海语文教学第一线的教师，也有文联及写作协会的专业人员以及高校文科教育的众多知名专家。“缺乏人文精神”“过于强调语文教学的工具性”“中学与高校在文科教育上的断层”“学生逻辑性、想象力及表达能力的缺失”“语文学科渐趋边缘化”……一时间，黄玉峰早在十年前就敲响过的警钟再度响起，虽然历经了一个寒假，但依然余波未平。
    遭质疑——教材到底该怎么编
    这场大讨论源自《收获》杂志编审叶开的一番话。2011年12月中旬，叶开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重提黄玉峰十年前说过的话——“中国语文教育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他甚至公开“叫板”语文教材，称其选材“不仅没有营养，而且是有毒的课本垃圾”。一石激起千层浪，语文教材的“多宗罪”瞬间成为舆论焦点。这些指责不仅针对课文的选择与改编、比例调配，还针对单元的划分、课后的习题设计等。
    黄玉峰坦言，他很不满目前高中语文教材中文言文比例远低于现代文，以及外国文学篇目过少的现状。黄玉峰认为，很多课文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虽然它们代表了一个历史阶段的时代特色，但却难以适应当代的特点。
    黄玉峰的观点得到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骆玉明的支持。骆玉明告诉记者，对于一些泛政治化、泛道德化的文章，应该在教材编纂过程中考虑删减。“语文教育不应该太靠近政治，而应该将焦点聚在语言和文学本身。如此一来，好的文本才能对学生起到情感上的感化作用，帮助学生理解人生的意义，提升学生的审美价值和更高的文化趣味，”骆玉明分析道，“如果有些文章的主旨已经与现在这个时代脱节，那么教师在教的时候就很难受，学生也会反感，这样反而降低了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和动力。”
    教材的编写，核心在编写团队，不同的编写团队会令语文教材的编写方式千差万别。一般而言，语文教材划分单元的方式通常有按文章体裁划分和按文学史划分两种，而上海现行的二期课改语文教材却采取了一种新的方式，按“爱国主义” “生命教育”等主题进行划分，其出发点在于让学生整体感悟，整体感知。黄玉峰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感到，这种划分方式并没有汲取以前两种方式的长处，反而有人为切割之嫌，把众多经典文章硬塞进了条条框框当中，一方面限制了学生的思考，另一方面也让很多经典著作失去了其本身的丰富内涵。虽然语文教师可以在实际教学中有自己的想法，包括不按教材顺序教，但这种教材编写方式还是让人看出教材编写团队的编写思路存在偏颇，甚至离语文教育的本质相去甚远。
    问方向——语文到底该如何考
    评价高中语文教育，乃至整个基础教育阶段语文教育水平的高低，高校教师有很大发言权。记者发现，上课之前先“消毒”已成为不少大学教师的无奈选择。所谓 “消毒”，消的是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形成的固定化、机械化思维之“毒”，也是学生期望对任何问题都要寻找到一个标准答案之“毒”。大学教师为了开启大一新生独立思考之“门”，培养他们的审美、创新及思考精神，不得不将从小就根植在学生脑中的惯性思维统统“格式化”，以期达到“消毒”的目的。
    其实早在十年前，有专家就提出，中小学教师要脱离“惯性”教学法，学生要远离“标准答案”。然而在十年之后的今天，情况非但没有好转，反而变本加厉：课堂上，评价教师一节课上得是否成功，看的是其知识点讲得是否清晰和完整；教学方法上，尽管年轻的教师们从未听说过凯洛夫教法、红领巾教学法，但这种20世纪50年代模仿前苏联的以分析课文结构，将完整文章分解得“支离破碎”的教学法却依然深深地影响着目前的课堂教学；评价学生时，要求他们在应试中对同一段文字有一模一样的感受和理解，追求答案的标准统一……当这些“惯性”的教学模式和“标准”的认知行为一成不变时，语文教育便不可避免地与时代的发展南辕北辙，学生的语文水平也愈发与高校和社会的要求格格不入。
    对此，黄玉峰认为，基于这种 “惯性”和“标准”之上的“假语文”必须改变，而且这种变革的需求已经越来越紧迫。尽管其中存在应试的干扰和压力，在可预见的将来，考试依然不可避免，但关键在于“怎么考”，即如何在科学地遴选出优秀人才的基础上，更好地避免“惯性”和“标准”的毒害。对此，黄玉峰建议，至少在下一个十年到来之前，教育界内部应当排除应试教育的干扰，对语文课堂的教学模式，以及对师生的评价方式达成一个共识。
    找目标——语文教育的本质待还原
    其实，无论是教材编纂原则的游离、课堂教学方式的呆板，还是教学评价机制的陈旧，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语文教学目标的不明确。即使有一天能完全排除应试的干扰，语文教育的问题也仍会凸显，教学目标不明确就是重要原因之一。记者在采访中感到，无论是一线教师还是语文教育研究者，对此都有较为一致的认识。
    二期课改在教学目标设计上，首次强调了“工具性与人文性相统一”，已经向语文教学的准确定位迈出了一大步。不过语文教师们仍认为，语文教学的目标设置依然和语文学科所承担的功能有一定程度的错位。此外，教师在执行教学任务的过程中究竟多大程度地实现了教学目标，依然存在探讨的空间。
    为此，记者专门对照了上海市一期课改、二期课改以及国家的语文课程标准，发现仅语文一个科目，就分成了课程的性质与地位、基本理念、设计思路、总目标、阶段目标、实施建议等为数众多的分目录。然而课程标准尽管凸显了“工具性与人文性相统一”的新目标，但对其内在意义的阐释却明显不足，这也直接造成了一线教师理解上的偏差。最为突出的是，教师对于“人文性”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是培养人文素养，还是通过培养人文素养进行道德教化，这直接影响到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诸多行为。
    此外，让语文教育承载了太多内涵，反过来忽略了其最本质的属性，使得通过语文教育最需要完成的任务，反而成为需要师生“增负”完成的项目。
                                                         来源：《东方教育时报 新闻综合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