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柠：文学与现实的关系答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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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柠：文学与现实的关系答问录
（《文艺报》2014年4月18日二版）

主持人的话
　　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其实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理论的问题，这里面涉及的是概念、范畴、逻辑和辩证，一个层面是实践的问题，其中涉及具体的现实感以及将这一“现实感”转化为语言和形式的实践操作。张柠教授的文章采用对话体的形式，一问一答，以设问的方式从两个层面进行推进，自柏拉图始，以“非虚构”终，既有理论张力，又有幽默机智，历史地呈现了文学与现实复杂辩证的关系。   ——特约主持人 杨庆祥


    什么是“文学”？什么是“现实”？十分惭愧，作为一名文学教师，我说不清“文学”到底是什么；作为一个生活着的人，我不能够陈述“现实”究竟为何物。也可以说，我徘徊在“名”与“实”之间的混沌地带。现在却要来讨论“文学与现实的关系”这个长期纠缠着我们的老话题，实在是力不从心；要写成论文形式，那更是难煞我也。我想，既然是古老的问题，不妨采用“对话体”这种古老形式来讨论。

甲：为了就“文艺与现实的关系”来对话，我特地重读了《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中的一些篇章。苏格拉底跟另外一些人之间，你来我往地论辩，看上去很亲切、很平易似的，其实也不好懂，有些地方甚至不知所云。

乙：古人思绪高远，言谈时总是直达事物的本质。不像我们今天的人，在现实的泥淖中不亦乐乎，诱惑太多，思绪散乱，最多只能悬在半空，想一些“中间价值”问题。佛教称之为“恶慧”，而不是“智慧”。

甲：就“终极价值”而言，古人的确更智慧。柏拉图说，文艺是对现实的模仿，现实是对“理式”的模仿。前面一句好懂，后面一句就不好理解。

乙：谈到文艺与现实之关系的时候，柏拉图用“床”来打比方，他认为有三种“床”，一是画家画的床，二是现实中的床，三是“床之所以为床者”，他称之为“床的理式”。一模仿二，二模仿三。一般人只想到了一和二，不会想到三。

甲：他说的“床之所以为床者”，不就是床的“形式”吗？

乙：我们眼睛所观察到的那个“形式”，只能说是床的“表象”，而不是床的“本质”。也可以说，你所眼见的只是“幻象”或“色相”，而不是“真相”。我们可以换一个例子来说明。比如说，存在三种“男女”：文艺作品中的男女、现实生活中的男女、本质上的男女。后面一种，就是男女之所以为男女的“理式”，柏拉图视之为“最高真实”，它是“灵魂回忆”的对象。这个男女的“理式”，中国哲学没有完全对等的说法，大概可以用阳（乾：-）和阴（坤：--）表示，它来自混沌未分的“太极”（），指向不可言说的“道”。面对那种“最高真实”，西方人拼命地回忆（言说），中国人使劲地遗忘（沉默）。这是文化差异。就今天的文学创作而言，我们可以写一部关于“男女”的小说，却无法写一部关于“乾坤”的小说。但具体的“男女”之中，包含了阴阳乾坤，而不是相反。就此而言，文学包含了哲学。

甲：哲学家一定不同意你的说法，他们或许会将你逐出“理想国”。

乙：如果把“具体”“个性”都驱逐掉，那就只剩下“理想国的理式”。所谓的“理式”，不是要供人模仿的吗？连模仿者都没有了，它的意义何在呢？

甲：我还是没有弄明白，文学究竟要模仿具体可感的现实，还是要模仿抽象玄奥的“理式”。

乙：英国作家王尔德说，画家兼设计师莫里斯，发明了一种坐着很舒服的椅子，叫“莫里斯圈椅”。这种椅子是对草地斜坡的模仿。辛苦的劳作者，发现靠在草地斜坡上休息很舒服，但又苦于草地的潮湿、有虫子、草根扎屁股。莫里斯的模仿，继承了草地与身体之关系的“理式”，去除了草地与身体之关系中那些反“理式”的因素，创作了“莫里斯圈椅”这个“作品”。你说莫里斯是在模仿现实，还是在模仿“理式”呢？

甲：我明白了，这就是“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道理吧？

乙：有这个意思在里面，但你用的是一个封闭的、没有余地的、过于确定的句式，将意义的多样性封杀了。

甲：我认为，无论什么道理，总要将它变成确定无疑的知识才好，才便于教授和传播。

乙：“文学研究”或许是一门知识，但“文学”不是知识。我们在讨论“文学”与现实的关系，而不是“文学研究”与现实的关系。

甲：如果能将不是知识的“文学”变成知识，倒蛮合我的胃口。

乙：既然文学的本质不是知识，它就不可能成为知识。至于那些能够成为知识的东西，它就不是文学，只能称之为学问。学问固然是好东西，但不是文学。

甲：这些话有点玄奥。一谈玄，文学就会离开现实，就会变得难以理解。那些高蹈在空中的小说和诗歌，就难以理解。

乙：从发生学角度看，文学并不源于“理解”，而是源于“志”和“情”，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所谓“情动于中而行于言”。只有《尚书》中的那些官方文件，它的目标才指向“理解”。其中有多篇征讨商纣的动员令，大意是：我要你们帮助我去灭掉商纣王，他沉迷酒肉，淫祭无度，偏信女人，牝鸡司晨，不亡其国更待何时！你们理解了没有？我们理解了！那就赶紧出发吧！至于箕子过殷墟所哭歌的“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究竟怎么理解，武王根本不在乎，他志不在此而在彼。只有那些殷商遗民，面对破国之山河，一草一木皆可泣可歌。没有这种感同身受，当然就不理解。

甲：我们今天还是不要讨论商纣和武王吧。我想尽快进入我们的正题。

乙：我们一直在正题里面。你为什么会觉得不在正题里呢？

甲：我的疑惑是，当作家偏重“再现”的时候，有人说那是“抄袭现实”；当他们偏重“表现”的时候，有人又说那是“自我膨胀”。文学与现实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呢？

乙：说不要“抄袭现实”，是在强调文学的创造性和超越性，超越现实的表象和“色相”，强调作家“无中生有”的想象能力，以便抵达自由的境地。否则的话，文学的逻辑与“现实”的逻辑就同流合污了。说不要“自我膨胀”，是在强调文学与他人和世界的对话关系，而不是一个人躲在自己的小世界中“痴人说梦”。

甲：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就说过，文学是“作家的白日梦”，大白天里做梦，还要发表出来让别人读，不就是“痴人说梦”吗？

乙：弗洛伊德说文学是“作家的白日梦”，他并没有说文学就是“梦”。白日里睁着眼睛说梦，说明理性还能够控制“梦”的内容，让梦的叙述符合逻辑而让人能够理解。“梦”对理性构成巨大的挑战，它那些可怕且可恶的内容，潜藏在无意识深层无法删除，让人烦恼。白天还“超越”得好好的，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理性”下班了，那些不可示人的东西全都粉墨登场，通过“梦”这个欲望的舞台尽情表演。怎么办呢？庄子说，有修为的“真人”，可以达到“无梦”境界。让梦彻底消失，这太绝对了。庄子自己却经常做古怪的梦，而且还不知道是他在做梦、还是梦在做他。佛教解脱法门中有“修梦成就法”，修炼到要梦见水就梦见水，还能将水梦成莲花；要梦见火就梦见火，还能将火梦成琉璃。这是对现实欲望或肉身叙事的升华。

甲：那“抄袭现实”又怎么解释？大作家巴尔扎克说过，他要做法国社会的书记员，做他那个时代的秘书，这是不是“抄袭现实”呢？

乙：“抄袭现实”是一个比喻，比喻那种面对现实不可自拔、缺乏审美超越的作品，也就是没有“灵魂回忆”、缺乏“道”的追求的作品。“现实”怎么可能被抄袭？如何抄袭？巴尔扎克所说的“书记员”、“秘书”也是一种比喻。不要忽略巴尔扎克后面的话，他说他要“编制恶习和德行的清单，搜集情欲的事实”“选择主要事件”“揉成典型人物”。这样，我们就能理解勃兰兑斯为什么将巴尔扎克视为像乔治·桑一样的“浪漫主义者”了。勃兰兑斯认为，他们两人都是“伟大的风景画家”，乔治·桑画的是草木在阳光中的那一部分，巴尔扎克画的是草木的根部。勃兰兑斯说，巴尔扎克既是“观察者”又是“梦想家”。前者是忠实于现实，后者是忠实于心灵。无论是观察还是梦想，最终都会归结到文本和叙事结构之中。对作品形式和意义之关系的分析，是文学批评的任务。

甲：说到文学批评，也有很多地方难以理解，一会儿一个新术语，比如后现代、后殖民、新历史，而且意思不确定，我们有点跟不上。

乙：面对新的创作实践，新术语的出现总是难免的，但你不要被那些新术语吓到，不要被它所迷惑。关键在于你自己要忠实于自己的感受，进而建立起自己的评价标准。

甲：批评家的标准也很混乱，好像并没有什么确定性。早几年他们夸奖一个作品时，会激动地喊叫：“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啊！”

乙：那是比喻，用水波作比喻，比喻壮美崇高的风格。

甲：最近，他们又改了，夸奖一个作品时，会激动地喊叫：“接地气啊！”

乙：也是比喻，用土地来比喻，比喻作品有现实基础。

甲：一会儿用水波比喻，一会儿用泥土比喻。我想，“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也不“波澜壮阔”，《九歌》和《洛神赋》也不怎么“接地气”。

乙：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但比喻又是不可缺少的。用一个事物来说明另一个事物，所谓“写物附意”“扬言切事”。你可以说它简洁明晰、强烈可感，也可以说它过于粗暴、差强人意。但比喻的修辞手法之所以不可或缺，原因在于文学与现实的关系、言与意的关系，实在是太复杂。

甲：尽管模仿现实的“写实性”作品要好理解一些，但我觉得，文学创作还是应该以想象力为主，只有想象和创造的翅膀被折断了，才会堕落在土地上。我们看到美景的时候，会说它像图画一样美，因为图画是创造和想象的产物。

乙：中国文艺传统重视“传神”，而非“逼真”；强调“神似”，而不是“形似”。这一点在传统的诗歌和绘画里表现得很明显。到了今天，真实的或者形似的东西，有可能会被高科技所取代，而“传神”的东西是很难复制的。要抵达那种“传神”的境界，的确需要高度的想象力，仅仅靠接“地气”是不够的，说不定还要有一点接“天气”的能力。

甲：你说的“接天气”就是指作家的想象才能吧？但我还是有疑问。是不是说，凭着自己的“天才”，躲在书斋里发挥想象力，就能够写出好的作品呢？

乙：文学创作的“独创性”，的确要求它创造一个“世界”。但我们对这个独创出来的“世界”，还有另外一些要求：比如与他人交流而引起共鸣的要求，指向可理解性；比如与另外一个“世界”达成和解的要求，指向价值的超越性；比如与天地之间和谐一致的要求，指向形式的均衡性。一个人躲在书斋里，闭目塞听，很难保证不走火入魔。我们经常读到一些连作者自己都不理解的作品，这基本上可以判定为堕入魔道。

甲：看来还是要“接地气”，经常到底层去体验生活。

乙：可是，有些人接了一辈子的“地气”，弄出一身病，也没写出令人满意的作品。因为“地气”是丰富多彩的，具有生长性的，但也是杂乱无章、没有形式感的。如何使它有效地变成审美形式，是一个难题。至于那些抱住“地气”不放的人，最终只能变成“地气”本身，消失在泥土之中，而没有变成文学。

甲：如此看来，文学创作中的“再现”与“表现”，并没有对错之分，而是一种带有“历史辩证法”色彩的运动过程。就像我们的对话一样，也在现实和想象的两极之间，来回荡秋千。

乙：历史运动本身具有一种“纠正”功能，文学史的演变也是如此。当文学创作太过于关注现实、太过于写实、太过于社会化、太过于简单的时候，一种注重想象力、注重写意、注重自我、注重文体奇谲的风格就会出现。就文体风格而言，历史上的“公安派”与“竟陵派”的交替，就是一例；20世纪的“启蒙文学”和“左翼文学”之交替，也是一例。

甲：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演变，好像也符合这一规律。

乙：是的。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文学，是“人的文学”对前面20多年“政治的文学”的一种纠正，但紧接着，因过于“写实”而几乎要与社会思潮合而为一了。80年代中后期的文学，可以看做是“虚构的文学”对“写实的文学”的一种纠正，但紧接着，因过份“虚构”而开始走火入魔、不可理解了。90年代中后期以来，“写实的文学”又开始兴起……

甲：请等一等。你说的“写实”，究竟是指作家的“写作风格”，还是“取材立场”？如果是指“写作风格”，我认同你的描述；如果是指“取材立场”，我就觉得当代作家，特别是一些成名的作家，并没有转向“写实”。

乙：我理解你的意思，你是说他们的创作，没有介入当下的现实。

甲：是的。当下那些成名的大作家，他们的写作风格或许是“写实”的，但他们的取材，主要是指向历史的、过去的事情，而不是当下的现实。即使有一些关注“现实”的作品，也是躲躲闪闪、王顾左右而言他，缺少介入的力量。还有一些作家，介入的力度似乎很大，但“新闻性”过强，“文学性”有疑问。

乙：首先，“历史”是死的，像一块化石，容易捕捉；“现实”是活的，像一条泥鳅，很难抓住。其次，历史是“长时段”的，容易发现规律，它属于历史学家的领域，文学家只需要通过想象增加细节；如果作家的叙事或者细节，颠覆了已有的历史规律，那只能说是他意外的惊喜。至于现实，它是“短时段”的，杂乱无章，没有规律，它往往是新闻关注的对象。就关注“事实”的角度而言，文学无疑不如新闻。或者说一不小心，它就可能变成蹩脚的“新闻”。因此，作家面对当下“现实”，往往会很谨慎。

甲：你好像在为他们不介入现实找借口。但无论如何，作家不关注现实，总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情。所以，“非虚构写作”一出来，就引起了关注，其势头压倒了传统“虚构”写作或“历史”写作。

乙：所谓“非虚构写作”的意义，不在“文学性”，而在提供了一种新的进入“现实”的视角。这种新的视角，既不是传统“文学的”，也不是当下“新闻的”，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这样写作和观察的“边缘姿态”，或许能为当下文学创作介入现实，提供新的思路。

甲：我对你说的“边缘姿态”很感兴趣。为什么不是“主流姿态”或“底层姿态”？

乙：我们不可以将它简单地归纳为“底层的”“平民的”“人文的”，因为这些东西许多作家都有。我想说的是，传统“文学性”的僵化特性，与其说是文学史提供的一笔遗产，不如说是作家所领受的一个重负；它的好处是，具有潜在的权威性；它的坏处是，对“活的现实”视而不见。对“中心姿态”而言，“边缘姿态”就好比物质结构中的边缘微粒，它总是处于极度活跃状态。只有在这种活跃的状态下，才能够将那些人们视而不见、习焉不察的“现实”呈现出来。

甲：我看过一些“非虚构”的作品，第一次读感觉还不错，但没有再读的兴趣。我觉得，好的文学不应该是一次性消费的。我甚至觉得，衡量一个作品是否是经典，就看人们是不是会重读它。

乙：我们已经说过，“非虚构写作”是进入“现实”的新途径之一种，我们没有讨论它的“文学性”问题。作为“语言的艺术”，文学创作的虚构性、想象性、创造性，已经决定了“非虚构写作”的位置。在文学创作中，如果过于强调“非虚构”的特征，语言的种子就无法生根发芽，文学就会染上“不育症”；如果过于强调虚构的特殊性和想象的个人性，语言的根须就会四处疯狂蔓延，文学就会染上“神经症”。

甲：我想，现实是一个无边的概念，它好比一头大象，我们都是在“盲人摸象”，摸到的只是现实的一部分。

乙：从经验层面看是这样的。但文学艺术的超越性，给了我们第三只眼，打通了局部和全体之间的壁垒。观一叶而知秋意，尝滴水而知沧海，窥一斑而见全豹，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甲：所以，文学作品不应该仅仅依赖于模仿或再现，还应该有启示性，它即便只写了现实之“象”的一部分，也能启示读者对“象”的全体有所领悟。当代文学也应该有更多带启示性的作品。

乙：当下的文学状况还有许多不确定性。我们可举古典长篇小说为例，根据其“文学性”由弱到强，大致可以按以下顺序排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前面两部太“现实”，中间一部太不“现实”。后面两部是介于“现实”和“虚构”之间的，既非“现实”，也非“非现实”。按照你前面所说的标准，《红楼梦》的重读率，大概是最高的吧。我们可以想象，10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过去了，有谁会在乎《山海经》故事是不是真实的呢？有谁会在乎《聊斋》是不是写实的呢？有谁会质疑“太虚幻境”或者“赤霞仙宫”是不是真的存在呢？这些经典作品，记下了华夏初民的质朴、勇敢、自由、刚健的精神；记下了被压抑的自由、通过梦的缝隙涌现出来的真情实感；记下了年轻人成长的喜乐、悲伤、彻悟。文学就是这样，生长在现实的土壤上，吸收的却是“神瑛侍者”浇灌的上天之甘露。“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也可以看做是文学的一个绝妙注脚。

（此文为供《文艺报》“文艺如何表现现实”系列讨论之专稿。2014年4月5日写毕，刊《文艺报》2014年4月18日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