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教育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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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教育访谈录丛日云
1、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思考“公民教育”的？在研究过程中，关于公民教育的思想资源来自哪里？

2000年，一部谈素质教育的论文集向我约稿，我撰写了《论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向公民教育的转变》一文，发表于2001年初。那时互联网刚刚兴起，这篇文章在互联网上曾广泛流传。
那个时候开始思考公民教育问题，首先基于对数十年来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反思。我本人是学这个专业出身的，但在大学后期我即从这个专业跳出来进入政治学领域（西方政治思想史），毕业后也也曾在这个专业任教。虽然我教的课是政治学而不是思想政治教育，但对这个专业的内容和影响也是非常熟悉的。我认识到，延续了数十年的思想政治教育是革命时代的遗产，其目的是灌输某一种意识形态，培养某一党派的信仰者和追随者。这样的教育与当代建设民主法治国家的目标是相悖离的。此外，我的专业是西方政治思想史，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有非常丰富的公民文化的思想资源。早在古希腊城邦时代，就已经发展出非常发达的公民理论，罗马城邦时代的共和政治实践，也为公民文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更不要说现代发达的民主宪政文化了。我在研究这些思想时，发现它们与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需要是相互契合的。于是，我便开始提出，用当代世界普遍通行的公民教育取代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
2、您在2006年曾经出版过《中国公民读本》，这本书的编写有什么特殊的契机吗？在编写之前，您对主流意识形态有怎样的评估？
那本书的写作是在2003年。那时候，有一批公民道德教育的通俗读物问世。一家出版社接受新闻出版署的任务，在北京找人写一本《中国公民读本》，他们找到的北京的几位学者都推荐了我。我除了上述那篇文章外，还发表过关于西方公民意识、公民文化的文字，他们觉得我是合适人选。于是出版社便找到我。但是，当我写出来的时候，他们说形势变了，上边对公民教育类的读物限制很严，此书不能出版社。所以又拖了三年才在另一出版社出版。
我猜测，当时不能出版的真实原因，是我写的公民读本与他们原来想像的差距太大。也就是说，不是他们想要的。以往那些公民道德读本、手册等，基本上还是在讲原来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只是点缀上一点儿公民的词藻而已。你可以看到，他们讲的公民道德与臣民道德没有多少差别。还是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助人为乐、团结友善之类，甚至尊老爱幼、勤俭持家都写上了。可以说，这些作者对当代的公民教育完全没有概念，只是追求新奇赶时髦而使用了公民这个词而已。我主编的这个读本不是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而是从政治学和法学的角度来阐释公民的内涵、公民的人格特征、公民意识和公民行为方式的内容，是真正的公民教育。结果这些叶公好龙的人反倒接受不了。
3、若把“2001年10月，中共中央颁发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作为标志，这是公民教育的一部分(公民道德)首次进入官方政治语汇。十年后，你如何评价这个文件？
“公民”一词在中国社会已经消失了半个多世纪，《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使“公民”概念和公民教育重新出现在官方文件中，这是件有意义的事。但是，这个文件虽然使用了公民概念，提倡公民教育，但从其中的内容看，与原来的思想政治教育并没有多大区别。它确立的公民教育的内容是：“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着力点。”虽然意识形态的色彩淡化了一些，但基本思路没变。
公民教育与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看起来有一些交集，但立足点和基本内容是不同的。比如，公民教育也要求忠诚于国家，但把国家视为公民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里，公民具有独立的人格、平等的权利和主人的尊严。唤醒公民独立、平等和尊严的意识，是公民教育的重要内容。公民教育也强调义务和服从，但公民的义务是与权利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享有权利，因而需尽义务。而公民的服从只指向共同体的公共权威，包括选举产生的政府和体现共同体意志的法律。如果片面或过份强调义务和盲目服从，那是在强化臣民意识，而公民教育的目的是要使公民树立起权利意识、公共意识。任何社会都会对民众进行道德教育，使其认同和遵守主流社会的法律和道德规范，但公民社会的规范与臣民社会是不同的。一个公民需要具备“好人”的美德，但公民社会与臣民社会中“好人”的标准是不同的，特别是在公德领域，臣民社会中的“好人”可能并不是公民社会中的“好人”。所以，我们需要认清公民社会对公民的要求，公民的行为规范与传统的臣民有何不同，从而明确公民教育的目标和内容。
4、十年下来，中国的公民教育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时隐时现，也未真正扎根于现存教育体制，更多的是一些教育理想主义者凭着一己之热情在实践。他们的行动，通过媒体报道形成一阵热潮，之后又迅速消退。您是怎么理解这个现状的？
中国公民教育的艰难处境是中国公民社会发育过程的一个侧面。中国经历了数千年的臣民社会，而后又经历了数十年的“群众”社会——我这里说的“群众”处于臣民与公民之间，兼具两者的特征，但更接近于臣民的状态。这几十年中，官方文件对民众的标准称呼就是“群众”。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公民社会开始孕育、结胎，但其真正脱胎而出，成长壮大，还要有一个痛苦而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转型的时代，传统的威权政治一定会拒斥和打压现代的民主意识，而威权人格与现代的民主人格有水火不容之势，固守臣民意识或“群众”意识的人，必然排斥和拒绝公民意识，所以，公民教育就会遇到极大的阻力和受到压制。
有些人认为，公民教育会使民众不听话不好管理，甚至是教唆民众犯上作乱，这是一种误解。我们要认识到，中国走向公民社会是大势所趋，民众的独立意识、平等意识、尊严意识、公共意识、参与意识的增长，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面对这种不可遏止的发展趋势，我们只能改革传统的政治体制和治理方式来适应它，而不能压制或扼杀它。如果政治体制和治理方式进行了适当的改革和调整，人们就会发现，现代公民人格的形成，公民意识的增长，对国家的治理是一个积极的因素而非消极因素。现代的善治必须有成熟的公民的参与。
中国的现代化不仅是经济技术的现代化，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还要有政治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就是使国人都成长为现代公民。要实现这个目标，公民教育就是必不可少的。
5、身为大学教授，就您观察所及，您对现在的大学生的“公民素养”如何评价？
比起前几代大学生，当代的大学生身上有更多的现代性特征，比如较少等级和权威观念、更追求个性的自由、生活态度更加积极和开放、头脑中的教条较少等。但在公共领域，他们的素养和表现，在整体上是令人失望的。他们对公共事务的关心和参与，与他们的青年知识分子的身份极不相称；大多数人对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不够了解也不够关注，而对历史和外国以及中外关系，他们许多人脑子里装满了偏见和虚假的信息。这与他们所受到的极端的应试教育和片面的民族主义教育有很大关系。
6、您也是新浪微博的一员，微博作为当下普通人论政的重要言论阵地，也是观察当下中国民众公民素养的最好场域，您怎么评价当下中国人的公民素养？我们是否需要更多的公民训练？
我对微博持审慎的乐观态度。借助于这种新的信息传播手段，中国人头一次如此广泛深入地参与公共事务。以前，国土广大，曾是实行民主不可逾越的障碍，微博使空间距离完全消失；信息传播的等级制也使执政者与民众相互隔绝，但微博拉平了两者的距离，使他们能够面对面交流；在现有体制下，公民们相互分离没有组织，这使他们的影响力受极大的限制，但微博使他们走到一起，很容易就形成群体的力量。总之，微博的出现，使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有了新的便捷渠道，推动公民参与突破了制度所设计和允许的范围，也部分地抵消了传统政治文化对公民参与的消极影响。互联网这种工具的出现，使中国的民主进程会加快前进。
当然，这种乐观不是无条件的。微博也存在许多问题：传播虚假信息、哗众取宠的言论、情绪化的争吵，以至于语言暴力直至肢体暴力，都是令人担忧的迹象。有人因此怀疑中国民众有没有能力实践民主，甚至会不会重演文革初期的派仗和武斗的历史。这种担心是有理由的，中国民众初次涌入公共领域的竞技场，会不会误入歧途，会不会导致混乱无序？保持这样的警惕是明智的。
但是，我们需要认识到，微博上的许多问题，是微博外的政治体制、家庭和学校的教育、主流媒体的宣传造成的。网民在上微博之前就已经由这些因素构成的环境塑成了他们的价值观念、成见、思维方式、语言表达方式、行为方式，也就是说，形成了某种人格特征，微博只是一个表达渠道而已。
我们还应该看到，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有个学步的过程，在初期阶段出现一些问题是正常的。就像不能因为孩子会摔跟头就不让孩子学走路一样，也不能因为微博出现一些问题而压制公民的公共参与。既然公民参与的愿望急剧增长的趋势不可逆转，那么，我们就只能通过公民教育来训练公民学会有序地、理性地和有效地参与。公民只能通过参与来学会参与，而微博本身就是公民教育的学校。网民政治参与中出现的问题更提醒我们，开展公民教育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在开放的时代，公民开始广泛参与公共事务的时代，还延续思想政治教育培养愚民和暴民的作法，是非常有害的。
7、您认为，在当下，我们需要怎样的公民教育？
发达民主国家的公民教育主要是对未成年人的教育，使他们经过一个政治社会化的过程，接受民主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培育民主的政治人格，并训练学生掌握参与公共事务的技能。中国的家庭和学校教育，特别是中小学教育，应该承担这个功能。这样，我们就需要重新审视现有的政治课、历史课、思想品德课等，还有大量的课外活动，是否适应建设公民社会的需要，从而对其教学内容和方法进行深度的改革。
中国的公民教育还包括对成年人的教育，即人们常说的启蒙。其主要任务是使成年人完成由臣民或“群众”向公民的角色转变。在理性上接受民主法治的价值观，同时，还要养成民主的政治人格。这种教育既有艰巨的理论清理和建设工作，还有现代思想观念的广泛传播，更要创造现实生活中的公民学校，如逐步开放公民的表达和选举的渠道，以及各种类型的政治参与渠道，鼓励建立公民的志愿组织等，让公民们从参与和自治的实践中学习行使公民权利，履行公民义务。所以，这种公民教育，在学校教育外，还包括政治参与的实践、媒体的政治传播、网民的交流讨论等，都是公民教育的途径。我们要让整个社会都成为公民教育的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