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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 ,诗歌“盛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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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5-23 17:50:34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八十年代 ,诗歌“盛唐”
TEXT+ 徐敬亚1979-1989,持续了整整10年的中国八十年代诗歌热潮,是一个民族特定阶段壮阔的艺术奇观,构成了中国人一次灵魂的特大探险与展示;文学上,它足以成为当代世界上最盛大最混乱的诗歌集贸市场;社会学上,它成为一种定向的全国青春大渲泄,也是一次次对秩序破绽的冒险追寻。
2001年夏天,在巴黎的青岛餐厅,那位远离故乡、微微发福的中年厨师,一位当年的诗歌爱好者,操着纯正的北京味儿,对我和北岛、王小妮说:“八十年代,那就是盛唐啊!”
我不知道这话,对还是不对。
“没有上一代,也没有下一代”的《这一代》
1978年春,我从一名做豆腐的锅炉工,摇身一变,成为坐在吉林大学中文系课堂上的大学生。其时,恰逢刚刚开禁的《现代文学史》课程在全国高校同期开课。“五四”后的文学社团高潮――这一被长期遮蔽的历史,被正面、公开宣讲后,像示范性星火,迅速在七七、七八级大学生中蔓延,民间性的文学结社,突然在高校大面积兴起。
同时,在各大学,一批民间文学社团的领袖人物应运而生。很快,位于中国中央地理区位的武汉大学,成为全国高校社团的信息中心和集散地。后来名传全国的诗人高伐林、王家新等均迅速从中文系脱颖而出,而张桦逐渐成为领袖中的领袖。
1979年上半学期即将结束时,我收到了张桦与高伐林的来信,他们邀请我们“共商大是”:由武汉大学《珞珈山》发起,8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14所院校“社团领袖会议”。会议后,由全国14所高等院校学生社团联合发起,创办全国性联合刊物《这一代》。创刊号由武汉大学承办,第二期由北京承办。
《这一代》的创刊号在全国一抢而空。在武汉,《这一代》一夜风糜三镇,洛阳纸贵,很多读者涌入校园,逐个游说有书同学,申述如何求之若渴,结果有的人竟被说动,把发给自己的那本也卖出;在杭州大学,据说一同学摆开桌子跳将上去高喝:“快来看,快来看,没有上一代也没有下一代的《这一代》呀!”在北京、广州、天津等地的高校,也都是几小时一抛而光。
《今天》与首届“青春诗会”
文学与诗歌,并不是高等学府的特权。滥觞于1979年春夏的大学生社团,很快感染到了全社会。当年底,全国各大城市中,由工人、职员和待业青年为主体的各类文学社、诗社,开始陆续涌现。
在长春市,当年有一个著名的《眼睛》诗社。这个由孙文涛、周然、王法、姚大侠、程晓钢、于克、余世夫等青年工人组成的诗社,不但发起较早,而且诗风很盛。
同样作为由工人、待业与返城青年组成的非大学生社团,一本北京的民间杂志,享受到了历史最高的礼遇。这就是《今天》。“诗,还可以这样写?!”这就是当年的青年人对《今天》最初的直觉。正如在听了邓丽君磁带后感到:“歌,还可以这样唱?!”也正如当年突然看到街头的喇叭裤之后忽感:“裤子,可以这样美?!”
不管后人看来多么可笑,当年的感觉的确真实地、批量地在千千万万的年轻人心中发生过。1979年秋天,我第一次看到《今天》,正是它的第3期诗歌专号。那本蓝色封面的打字油印“诗集”,从我的床头传遍了我们204寝室,又传遍了七七级,之后陆续传遍了中文系。
我不能想象,如果没有《今天》,没有当年的青年工人北岛、芒克,没有待业青年顾城,没有纺织女工舒婷,没有曾经的神经病人食指,没有知青方含,没有从白洋淀返回的多多……中国七十年代末涌起的文学社团会不会朝着诗歌的方向发展?八十年代的诗歌疾风暴雨会不会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诗刊》敏感捕捉了艺术启动的信号。1980年上半年,这批被后来人们称为“朦胧诗”的经典作品,开始少量发表于正式的官方刊物上,这使它得到了更大范围的阅读与关注。很快,《诗刊》,做出了一个具有当代诗歌史意义的决定:举办一次全国性的“青春诗会”。
1980年6月初,我与王小妮同时接到了《诗刊》的通知。7月20日,我们坐了一整夜的硬座,在清晨到了灰蒙蒙的北京城。在当年虎坊路《诗刊》的平房院子里,我们见到了杨牧、张学梦、陈所巨、叶延滨、江河、高伐林、舒婷、梅绍静、常荣、徐国静、孙武军、徐晓鹤、梁小斌、顾城、才树莲等其它15位青年诗人。
在一个物质匮乏而精神膨胀的年代,参加一次普通诗歌会议的资格,其光荣被放大到惊人的程度。离开长春去北京参加青春诗会的前一天,长春青年诗人们在曲有源带领下,在南湖大草地上为我们送行。
天下诗人英雄会:86诗歌流派大展
1986年,对于诗歌来说,我当年的定义是:“一个无法驾驭的年代,一个无法拒绝的年代。”
1986年7月5日,我向全国几十位诗歌朋友发出了名为《我的邀请•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流派大展》的信。这也许是我一生中反响最壮观的一封信。我不知道它经过了多少次转告、复印、传递,总之,1986年夏秋,中国诗歌突然朝向我降下了一场漫天大雪。从全国各地雪片一样寄来深圳的诗稿,很快淹没了我的办公桌。我不得不每天用自行车驮着一大堆诗稿回家。
为了扩大诗歌大展影响,我忽然想寻找一个合作伙伴。1986年8月初,我与当时全国惟一的诗报――安徽《诗歌报》主编蒋维扬先生和编辑姜诗元先生进行了联络,并一拍即合。他们的加盟,至少对我当时产生了某种助长。
大展正式出版的日期是1986年10月21日。那一天,安徽《诗歌报》与《深圳青年报》在两地分别刊发了“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流派大展”的第一辑与第二辑(4个整版)。10月24日,《深圳青年报》另外刊发了第三辑(3个整版)。
按当时的统计,7个整版是13万字,全部三辑共发表了64个“诗歌流派”、100余位诗人的作品与宣言。同时还发表了我写的前言《生命:第三次体验》及《编后》。
有一个数字可以充分说明当时大展的影响:《大展》的高潮正值报刊征订的黄金时段。《深圳青年报》的订数从3万份狂升至15万份。
(本文选自徐敬亚最新未发表长文《八十年代 ,诗歌“盛唐”》,限于版面,对原文作了较大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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