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散文文体的辩证理解 作者 王兆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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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散文文体的辩证理解  作者  王兆胜
当前散文创作的繁盛有目共睹，不仅散文家硕果累累，就是小说家、诗人、艺术家，以至于工人、农民、军人和官员都纷纷写起散文，散文成了一个大的“演兵场”，这里会聚了千军万马，人们声势浩大，各显神通！与此相关的是，评论界的目光也被吸引过来，他们品头论足，争相发表自己的散文观。这是一件好事，它说明散文真正成为当下文坛的“热点”，它正在积蓄力量以图腾飞。不过，在过于喧嚣的嘈杂之声和过于纷乱的人们中间，散文的许多问题也就暴露出来，其中之一即是非常简单而又随意地理解散文文体。关于“散文文体”，众说纷纭，但普遍存在着一元化、庸俗化和机械化的思想局限，缺乏辩证的思维方法，以至于今天的不少散文阴阳失调、心神不宁和无家可归。只有辩证地理解散文文体，当下存在的诸多问题才有望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一、自由与限制
  
  在散文理论界一直存在着“自由”与“限制”的矛盾，而且这两者势如水火，难以相融。一派意见认为：散文的核心即是“散”，于是提出要打破一切条条框框，甚至发展到“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的程度；另一派人提出“艺术散文”的概念，认为散文必须“清理”队伍，进行“纯化”，除了严格意义上的“美文”，其他都算不上真正的散文。其实，这两者都看到了散文文体的某些特性，但却对其进行了简单化和片面性的理解。其结果，前者造成了散文的散漫、虚脱、无骨、乏神；后者使散文越来越封闭狭隘，失了大气、活力与广大的读者。
  没有自由的散文无异于辕下之马驹，也像刀板上之鱼肉！问题是不能将散文的自由理解为随心所欲，为所欲为，那样就离散文精神越来越远了。比如，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赵玫在《天津文学》１９８６年第５期发表了《我的当代散文观》，其中有这样的设问：“能不能把一大堆杂乱无章的感觉堆砌起来？能不能在一篇散文中并不要表现哲理、意义、主题思想什么的？能不能不要意境不要情调只有一连串神秘的意象？能不能只是也来点调侃也来点自嘲？能不能只是一个情绪的氛围其余的什么也没有？能不能只是一个色彩的七巧板拼来拼去像搭积木？能不能把音乐雕塑图画舞蹈都拉上来像一个大杂烩？能不能只显示一种节奏快和慢的激扬和舒缓？能不能打破旧时语言的规范把不相干的词罗列在一起？能不能搞一点五六十字的长句子再搭配些一两个字的短句子？能不能反映现实是说只要自己心中的真实？能不能变形夸张不失其真实却更能传神？能不能也有拉开抽屉的维那斯给美以新的定义？能不能也有蛮荒远古又透视出现代人的眼光？能不能也来一点喧嚣和骚动？能不能激烈一点疯狂一点暂时脱一脱小布尔乔亚的嗲气？”这里，作者冲破束缚与罗网，追求自由的精神值得肯定，但其中无疑包含了更多的对自由的表面化理解！今天有不少人坚持“散文就是没有束缚的自由写作”，即与此一脉相承！
  自由既包括写什么，更重要的是怎样写。自由的散文有如山间的白云，溪间的流水，也似花丛中飞翔的蝴蝶和天宇间展翅翱翔的雄鹰，它有身心的大自由，不会受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道德等外在环境的左右，也不会受到其自身的束缚。不过，这个自由并不是有人所理解的“为所欲为”和“我行我素”，因为完全的自由是没有的，它需要某些限制。这里我说的限制，主要指常识、公德和自然法则等方面。散文的常识有“神凝”，因为不论长短都不能没有饱满的神韵；散文的公德是“真诚”，因此“虚假”是它的头号敌人；散文是写人的，但它的依据是“天地道心”，这也是为什么有的散文写得很大胆，但却永远难成天地至文！我认为，没有限制的散文自由必然走向自由的反面。像有的文化大散文由于对自由缺乏深度的理解，不知道在自由的同时加之限制，结果像一条被污染的混浊的河流，令人生厌作呕！其实，山云、溪水、蝴蝶和雄鹰的自由也是有限制的，它们或受地气的制约，或有苍茫大海的吸引，或被香气和美丽所陶醉，连庄子笔下的真人也不得不吸山间的清风，啜草叶上的露珠！当然，对自由的限制决非指外在的干预，像“清理”、“纯洁”之类的提法，是荒唐可笑的，它明显带有话语霸道的味道，而是不能违背天地自然之道、公德和常识等方面。
  因此，我极不赞成“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的散文观，认为它是造成当前散文文体失范的主因。我更不赞同散文的“纯化净化说”，认为它是形成当前散文格局气量越来越小的主谋。许多“大文化散文”都是“垃圾”；而更多的“集锦式散文”每篇由几段组成，其中无必然联系，乏整体感和充沛的气韵，这一形式随地传播，成为一种“流行病”。从这个意义上说，必须确立散文文体在“自由”与“限制”间的辩证关系，不可进行分割式的简单化理解。还应该注意，对散文文体“大”与“小”的辩证理解，即是说“大散文”必须见小，否则就是一张包袱皮；“小散文”必须见大，否则就是井底之蛙。所以，理想的散文文体或是大海深山藏有“珠宝”；或是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国式的“袖里乾坤”。
  
  二、真实与虚空
  
  诗歌、小说和戏剧等文体是可以虚构的，或者说这就是它们的特性，而散文必须真实，于是在散文的“真实性”与“虚构性”问题上一直争论不休。有人死活坚持文学必须真实，即真实的生活，真实的感情，真实的人物，真实的表现手法，真实的文字，总之，一切都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否则就不是散文；也有人试图打破这一局面，既然不能保证表面的现实生活都是真的，既然散文也是艺术，那么它就可以超越“现实”的局限进行艺术化处理，进而可以虚构创造。长期以来，这种分道扬镳的意见就如同两条难以重合的车轨，也似永难见面的太阳和月亮，束缚着散文文体的建设与发展。
  不容讳言，散文的本质特征是“真实”，这是它有别于其他文体，而在今天这个充斥了更多虚假的时代受人青睐的重要原因。因为人类需要坚实的大地，这样他才有稳定感和安全感，才能将自己的生命之舟系牢，而不至于成为浮萍样的人生。所以，我一直坚持认为，散文必须立足于现实，扎根于大地和民间，反映最低层人的苦难与不幸，成为他们心灵的代言人，于是真、善、美永远是散文不败的花朵！当一个散文家失了这些东西，他的散文就分文不值！我喜欢张炜的散文，就在于它的根本深入大地，吸吮着土地的泉源，于是他的笔下才能散发出大地的芬芳。这是真散文与伪散文的一条分水岭。
  不过，如果机械地、肤浅地理解散文的“真实”，那就必然将散文的生命断送了，因为“真实”并不是刻板，并不是墨守成规，它必须有“虚空”的参与。换言之，“真实”与“虚空”是辩证统一的两个方面，它们是互为独立而又相互依存的，是一而二和二而一的一个整体的两个方面。这就如同阴与阳，右手与左手是一样的。同理，两条车轨和日月之间既是分离的又是统一，否则车辆就不能快速地奔跑，天地就不能孕育万物的生命。我们也可以做这样的理解：木刻艺术和白描画的“实”有时是靠“虚”显现的；中国文人画的“无”就是“有”的一部分，此所谓“计白当黑”；一支笛子假若全是实木的，没有“虚空”，没有雕出孔，那它也不会发出美妙的乐音；还有梧桐，之所以它是制琴的良材，即因为它“真实”中的“虚空”；人也是如此，真实中有一颗虚空之心，他才能像大海一样不满不盈，处于下位，百川归之，有容乃大！因之，散文文体一者要“真实”，二者必得“虚空”，这包括内容和表现方式等所有的方面。这里以张炜的《人生麦茬地》为例：这是一篇写大地和母亲的散文，其景其情其意其韵都是真实的；不过，作者不是以铁匠敲打铁器的写法，而是多用“虚空”的笔触。由写个体的母亲，放大到写天下所有的母亲，乃至于写大地母亲；于是阳光照在麦茬之上，照在母亲的白发之上，照在母亲的目光之上，照在母亲苍老的手上。像一幅光芒四射的油画，张炜用迷离虚空的笔致，印象主义式地雕刻了心中真实的“母亲”。从而，我听到了作者那颗发颤的心弦上弹奏的无声的曲调——博大、仁慈、温柔、悲凉而又辽远。只有“真实”而无“虚空”，要做到这一点几乎是不可能的。
  现在充斥着更多的假散文，题材假、人物假、感情假、表达方式和语言都的假的；有的虽然写了真人真事，但因为没有心灵的感动，缺乏独特的个性和见解，那也难免伪假之嫌。另一方面，有的虚构散文，由于不合情入理，难以反映生活、人生和生命的本质真实，也必然落入粗制滥造的窠臼。因此，我主张真正的散文文体既要信守真实的原则，又要注入虚空内容和表现方法。当然，这个“虚空”不是“伪假”，也不是生活的现象层面，而更多的则是哲学的形而上意义。
  
  三、边缘与中心
  
  不少人认为，散文应该摆脱政治、道德等方面的束缚，去表现那些生活化、人性化和文化化的内容，从而使散文成为它自己。由此，有人甚至将散文比成“文学的散步”，也有人称散文这一文体为“老人文体”。显然，这一散文观更注重幽默、闲适、性灵的边缘化写作状态。另一看法与此正相反，它认为，现在的散文越来越脱离了这个时代，而走向无聊与琐屑，于是更多地写了腻人的花前月下，鸟儿虫儿，猫儿狗儿，这简直就是散文的自杀！从这些作品中，不要说摸不到时代的心跳，就是生命的气息也少有了。于是，这一散文观更强调散文当随时代。其实，这是关于散文“边缘”与“中心”的矛盾。我以为，庸俗地理解这一对矛盾必然走向非此即彼，有你无他的困境，但是如果辩证地理解，这二者其实并不矛盾，它们完全可以兼容并顾，取得和谐的统一。
  应该承认，散文不会成为时代的主流话语，这是由其文体特性决定的。散文文体的“散”、“淡”和“闲”，使其必然成为一种“家常文体”，在西方称之为“Ｆａｍｉｌｉａｒｓｔｙｌｅ”。从这方面说，有人将新闻报道、杂文批评、报告文学等划到散文内是没有道理的，有人将没有多少文学性的读书笔记、日记、总结报告当作散文也是错误的。如果说，诗歌、小说、戏剧更多的像书法的“中锋”行笔，那么散文更多的是“侧锋行笔”，从此意义上说，它是一种“边缘文体”或“业余文体”。因此，如果以“作家”的姿态写散文，或将“散文”当文章做，抑或把“散文”当成政论和新闻来写，那肯定是写不好散文的。也是从此意义上，许多人将朱增泉等人的散文说得如何了得，我不以为然！一句话，散文离“中心”过近，或与之融为一体，那必然失了其本性！因此，从这一方面讲，优秀的散文家无不与时代拉开距离，而以边缘人的立场、身份、心态从事写作的人。他们不盲从，不焦虑，不功利，不类同，而是心静气闲地感悟天地自然、人类社会的道心。
  这并不是说，散文由此要远离时代，钻进自己的阁楼闭门造车，或者像有人所做的那样无病呻吟，卿卿我我。优秀的散文虽然不是直接反映时代，但却离不开时代的光影，离不开时代脉搏的跳动。准确地说，真正伟大的散文是包含时代，又能超越时代的，他必须用强大的心灵之光去照耀生活的时代。从这方面说，处于“边缘”状态的散文家，又要呼吸时代的新鲜空气，并站在人类健全发展的高度，师法自然，以“自我”为中心。一言以蔽之，他是自己的中心。如庄子散文处于那个时代的边缘，但它又分明没有无视那个时代，并以“自我”为中心，从而折射出强大的心灵之光，这光芒可以穿透一切遮蔽，到达人生、生命和人性的最深处。
  只让散文做时代的传声筒，它很快就会被时代淘汰；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时代、民众和更广大的背景，散文就如同温室之花很快就会凋谢。我想，散文家应该摆对自己的位置：对于外在的时代环境，他甘做边缘人，以自己的心静气闲、宁静致远和韬光养晦，来感受时代的波动，民众的呼吸，体悟世界、人生和生命的花开花落；对于自己来说，他永远是精神闪烁，目光如炬，光彩照人，如出鞘之剑英气逼人。这颇似来自茫茫宇宙的“天光”，对于我们生活的地球，它既身处天边却又浸润通透，既超脱于外而又与之密不可分。
  另外，散文文体的辩证法还表现在绚烂与平淡等关系中，即是说，一面是变化无穷，如春天一样争奇斗艳的大地；另一面是平淡自然，如无色和无味的水。而后者有时比前者显得更为重要！就如同老子所言：“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林语堂在《平淡之美》中也说：“文人稍有高见者，都看不起堆砌辞藻，都渐趋平淡，以平淡为文学最高佳境；平淡而有奇思妙想足以运用之，便成天地间至文。”而作为以平淡取胜的散文更应当作如是观！因此，散文的神品、化品不是那些华而不实的炫目之作，而是在平淡中寓存着绚烂性灵，在朴实中包含了奇思妙想，在谐和中充盈着蓬勃气势。由于篇幅所限，在此就不详论了。
  散文文体的最大魅力在于它的“非确定性”和“创造性”，一旦它以“模型”的方式被固定下来，也就开始枯萎甚至走向了死亡，不论是个人、流派，抑或是时尚都是如此。然而，我们又不能忽略它的内在限制，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其相对的独立性。也可以这样说，散文既不是单一的“静态”，也不是单一的“动态”，而是二者的辩证统一体。这是我对散文文体的辩证理解。形象地说，散文文体颇似“水”，它没有自己的固定形状，所以几近于道；然而，它又是随时而变，随地赋形的。比如，它天冷时冻结成冰，天暖时化解为水，天热时蒸发成气，遇寒时聚为雨雪。又比如，在碗中水成碗形，在瓶中水成瓶形，在手中水成手形，在口中水成口形，在江河中水成江河形，在大海中水成大海之形。如果我们这样辩证地理解散文文体，就可以庶几近之，而不是与之非常隔膜，当前对于散文文体的许多错误认识也就可以得到纠正。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