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共同体的功利性嬗变与科学危害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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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共同体的功利性嬗变与科学危害社会

2014年05月26日

来源：读书 作者：田松

现在，科学首先是国家与社会的制度性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作为利益共同体，科学共同体必然努力使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这导致两种必然的结果：（一）与社会建制博弈；（二）与资本和权力结盟。


二零一二年第十一期《读书》发表了我的《警惕科学迷信》，其实，我的原题是《警惕科学》。这是我第一篇明确地、公然地、全面地否定科学及其技术的文章。当我敲出那四个字的时候，也曾双手发抖，琢磨要不要再委婉一点儿，谨慎一点儿。科学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有着无比巨大的惯性。所以我很感激编辑的谨慎与善意。
其实，在我们接受了双刃剑这个说法的同时，在逻辑上，就已经接受了这样一种可能性：总的来说，科学及其技术的负面效果大于其正面作用，给社会造成的麻烦大于为我们提供的便利！从而为全面否定科学埋下了伏笔。下面，该轮到科学家了。
一、科学共同体
小时候写理想，很多人写过长大要当科学家，为人类造福。那时我们相信，在科学的进步与人类的幸福之间有必然的关联。诺贝尔奖的设立就建立在这种关联之上。做一名科学家是骄傲的、自豪的，这种特定的职业赋予了从业者以天然的道德优越感。然而，当这种关联不再必然，乃至由正转负的时候，科学家群体遭到怀疑，也是自然的。
科学家这个群体，我们的专业术语叫作科学共同体。在以往的主流话语中，科学家是一些才智超群、道德崇高的人物。科学是神圣的殿堂，科学家就是殿堂中的神职人员。在中国，科学家经常被描述为两种形象：一种如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他们热爱科学，追求真理，探索自然奥秘，为人类造福，不惜上火刑柱；一种如竺可桢、茅以升、华罗庚，他们热爱国家、热爱民族，毅然放弃国外的好生活，回国效力。在这两种描述中，科学共同体既是知识共同体，又是道德共同体。
然而，现实的科学共同体如何呢？即使高居殿堂顶端的诺奖得主，也有剽窃、造假的，还有给希特勒造毒气室的。中国的情况更令人尴尬。
科学家的形象，我们不妨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心平气和地加以讨论。北京大学吴国盛教授曾经指出，科学家具有两种形象，一个是沉思者，一个是魔法师。所谓“真正的”科学家作为个体在历史上可能是存在过的。传说阿基米德在罗马人攻破家门的时候，还在研究几何问题，他刚说了句，不要弄坏我的圆，就被罗马兵一刀砍了。这是科学家作为知识探索者（沉思者）的标准形象。不过，与古希腊相比，当下科学的社会功能、社会角色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科学不是原来的科学，科学家也不是原来的科学家了。魔法师全面取代了沉思者。
从古希腊到中世纪，科学都是哲学（以及宗教）的一部分，是自由民和贵族从事的一种形而上的精神性活动，技术则掌握在工匠手里，是哲学家不屑为之的形而下活动。科学与技术几乎没有交集。牛顿书写三大定律的不朽著作叫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他也认为自己是哲学家。今天被称为科学家的那些人，他们从事科学活动都是出于个人爱好，其活动经费或者来自祖上的家产，或者来自贵族的馈赠。现在常说的科学活动的动机，忽略其宗教因素不提，诸如探索自然奥秘、满足个人或人类的好奇心等等，对于他们来说，大体上是可以成立的。
在那个时代，贵族支持科学活动也没有功利性的目的。丹麦国王腓特烈二世把一座小岛（汶岛）连同岛上居民都送给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1546-1601），让他在上面建天文台，观测星空；为他提供宽裕的科研和生活费用，长达二十余年，直到本人去世。其投入不可谓小，但他并没有要求第谷为他创造生产力。他供养第谷，大概像供养音乐家作曲、画家作画那样。科学知识也如音乐绘画一般，是精神性的知识。第谷大概偶尔陪他聊个天，给他占个星，就算回报了。如果说科学还有什么社会功能的话，那就是，作为一种知识体系，提供一种关于外部世界的解释方案。但在当时，科学的解释方案并不是唯一的，也未必是最重要的。
二、嬗变
十八世纪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兴起，西方社会进入工业文明，并向全球蔓延。到了二十世纪，科学被所有“现代”国家纳入到国家体制之内，成为社会结构中的一部分。精神性的科学变成了功利性的科学。
在形而上的层面，科学继续承担着解释世界的功能。随着工业文明的扩张，它所提供的解释方案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主流，取代了各个传统社会基于本地生态本地历史的地方性知识体系。科学家取代了中世纪的神父，成为知识的拥有者，世界的阐释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话语地位。更重要的是，由于工业革命之后科学与技术的联姻，出现了一种全新类型的技术—“科学的技术”—由科学推导、衍生出来的技术，使得科学拥有了一个新的形而下的功能—作为技术的来源。
传统技术都是经验技术—来自经验，并随着经验的累积而提高，经验技术具有地方性、多样性，适应本地环境。而科学的技术则是普适的，能够大规模生产的。科学技术所到之处，经验技术纷纷遭到废黜。于是科学家不仅是世界的阐释者，还是世界的改造者，乃至于创造者。这个角色是神父所不敢企及的。
二十世纪是科学及其技术全面扩张的时代。科学的形而上功能稳步推进，物理、天文、化学、生物、地质等基础知识的总体框架在此世纪上半叶已全部完成，为物质世界提供了一个全面系统、可以计算的解释方案。科学的形而下功能则迅速膨胀，科学中与技术相关的部分，以及“科学的技术”本身不断发生质的变化，社会生活不断翻新。甚至生物学由博物学科学变身为数理科学，也成为高技术的母体。“二战”之后，科学之作为技术母体的形而下功能后来居上，成为科学在当下社会生活中的首要功能。
吴国盛教授有一种说法，古希腊科学是自由的科学，现在的科学是求力的科学，这个描述在吴国盛的理论框架里是非常自洽的。不过，在我描述的问题中，把“求力”改为“求利”更为恰当。“求利”是当下科学的核心特征。虽然“求力”不完全是为了“求利”，但如无力，则不能为利。
“二战”期间，美国集同盟国之力实施了曼哈顿工程，动用四万三千多人，投入二十二亿美元，造出了两颗原子弹。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科学”活动，此前个人作坊似的科学则被称为“小科学”。科学进入了“大”的时代，科学与社会的关系转了一个直角弯。
原子物理最初也是一种精神性的活动，意在探索物质世界的基本构成，这是古希腊哲学寻求物质本原的自然延伸，而其结果却是比太阳还亮的杀人武器。很多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物理学家自己也转不过弯儿来。“我们本来是哲学家，怎么变成了做炸弹的？这是我们投身科学的初衷吗？”这是第一批可能也是最后一批成规模的反省自我、思考科学伦理的科学家。此后，再没有科学共同体有过类似的集体反省。
现在，科学首先是国家与社会的制度性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大学中自然科学门类的院系以及不同层级的研究机构，都是社会建制的一部分。在西方社会，虽然依然有少数私人基金如当年的贵族之供养科学家，没有功利要求，但总的来说，国家与社会看重的是科学的形而下功能，要求科学家生产出具有实际用途的知识—由科学到技术，由技术到产业，这被称为研发（R&D）和创新。基础学科如纯数学、理论物理等依然存在，但在资金投入上与实用学科不可同日而语。并且，支持基础学科的理由仍然是应用。最典型的说法是法拉第的名言：“你知道一个刚出生的婴儿的将来吗？”如同沉思者宣称，他的沉思会产生新的魔法。当下的“无用”在未来的可能的“大用”，是基础学科强调其自身价值，争取社会地位的重要理由。

科学作为社会结构的一个部分，必然受到社会的制约。大科学时代，只有极少数学科还能由一个人靠一支笔、一张纸或者一台计算机来完成。大多数科学活动需要人力、物力以及社会制度的支持。大型实验室和大型设备都不是单个个人能够建设、维持的。更重要的是，研究人员需要在社会结构中有一个位置，比如大学、研究所中的职位、职称；后备队伍同样需要体制中的名分，比如硕士、博士头衔。于是，国家和社会通过行政手段、课题招标、基金分发、教授名额发放、博士生名额发放等形式，足以实现对科学的总体掌控。科学家的个人志趣，要让位于国家意志和社会需求。反过来，科学家必然被课题、项目、基金等大大小小的功利目的所驱使。科学家从思考终极问题的哲学家变成了被赋予具体任务的工匠，从主动的思想者变成了被动的从业者。按照哈佛科学史教授斯蒂芬·夏平（Steven Shapin）的说法，科学活动从神圣的使命，变成了一项职业。
在这种机制之下，那些有可能满足国家和社会需求的学科更容易获得支持，得以生存与发展。在以资本为主导的社会模式中，那些能够满足资本增值的科学和技术更容易被发明出来，更容易得到应用；而不能满足资本增值的学科则被边缘化。
三、博弈与结盟

科学共同体作为社会建制一旦形成，就具有了自主性—在社会结构中维系自己的存在，扩张自己的规模—这就意味着，科学共同体必然是，而且首先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作为利益共同体，科学共同体必然努力使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这导致两种必然的结果：（一）与社会建制博弈；（二）与资本和权力结盟。

科学共同体并不是单一的群体，在其内部还可以分为各种子共同体，它们相互合作，相互制约。越往下，利益越具体。总体上，科学共同体会利用作为知识拥有者的话语优势，稳固、强化自身在社会结构中所占的比重；子共同体的行为与之一般无二。于是我们看到，转基因、纳米、核电、水电……每一个子共同体都强调自身的重要性，争取更重要的结构性地位。在这个过程中，它们会有意无意地掩盖、弱化相关的负面效应。比如水电共同体会把水电开发的地质风险、生态风险说得尽可能少；转基因共同体会竭力否定转基因作物对于自然生态及人身健康的危害……没有任何一个共同体会说：我们这个学科没什么用，发展到现在就够了，不需要再发展了。

让我们想象一下。逻辑上，国家和社会从核电专家那里会得到两种可能的报告。一个主张：核能是安全的、清洁的、必要的，是未来的能源，即使有问题也都是可控的；另一个主张：核能风险巨大，核废料处理成本难以估计，非长久之计。前一个报告有可能使核电列入国家计划，核电共同体在社会结构中的比重大幅增长，连续几十年乃至永久性获得国家经费；后一个报告可能使核能停留在理论研究和小规模实验的阶段，核电共同体保持原状甚至萎缩。作为注定要受其影响的旁观者，你觉得核电共同体更有可能提供哪一种报告？

子共同体之间也进行着博弈。一旦某一学科的某一个人在整个科学共同体或社会结构中获得一个高级职位，这个人所属的机构、所属的学科都会获得巨大的好处。所以申报院士不仅是申报者自己的事情，更是申请者所在学校的事儿。在这类活动中，“四姨太效应”有充分的表现。

“四姨太效应”是我在二零零五年全国科学哲学会议上正式提出的。在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巩俐饰演的四姨太颂莲假装怀孕，骗得老爷的恩宠，事情败露后，被打入冷宫。大少爷前来探望，说：“你真傻，这种事情怎么能装呢？”四姨太说：“我不傻，时间长了，假的就成了真的了！”原来，四姨太下了一盘很大的棋。假设四姨太和老爷生理正常，四姨太其实大有胜算。老爷是短缺资源，只有一个。以假孕使老爷常来，既增加了自己真孕的机会，也使其他姨太太减少了机会。而一旦真孕，就算当初的假被发现了，又能怎样？在科学共同体争夺诸如重点学科、重大课题等利益的过程中，“四姨太效应”是非常普遍的、正常的现象。每一个申请者，无论是机构还是个人，都会努力夸大自身的优势，以获得关注、资助，从而得以生存、延续乃至壮大。而未能获得资金支持的申请者，则会萎缩乃至被淘汰。上海交大的陈进教授以假芯片骗取千万资金，事情败露，成为“不真正的”科学家。倘若陈进教授以此巨款，厉兵秣马，励精图治，在相对短的时间内造出了真的芯片，又该如何评价呢？

与资本和权力结盟是最直接、最有效的获利方式。

在大科学时代，科学—技术—产业的链条紧密得难分彼此。在很多科学活动中，诸如在转基因作物、水电、核电等技术的推广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科学共同体、大公司和相关政府部门的强强联合。科学家拥有知识话语权，大企业拥有经济优势，政府部门拥有政治优势，三者结盟，形成坚固稳定的利益“铁三角”，简直无坚不摧！科学家获得社会地位、课题经费，大公司获得利润，政府部门获得政绩（GDP）和财政收入，皆大欢喜。而国家与公众的长久利益、环境与生态问题，则被忽略、被淡化、被掩盖。

这种结盟甚至能超越地域、国家，成为全球性的利益集团。比如美国孟山都公司，全世界最大的转基因作物推动者，不但自身雇用了很多科学家，还以课题、基金等形式购买全世界的科学家；不但在美国农业部、FDA、环保部、白宫等机构有代理人，还向其他国家的政界、商界和传媒渗透。在中国农业部官员和中国转基因研究共同体中，有很多人都直接与孟山都公司有利益关联。

在很多时候，我们甚至可以看到，科学、资本与权力的结盟达到了浑然一体的程度。比如某位院士，他是某种技术的专家，在高校做教授，是科学家；同时，在推广该技术的公司里身居高位，是企业家；又同时，由于其院士身份，还能在所属省市的政府部门中担任高级职位，是官员。一身三面，三位一体。

科学共同体与社会的博弈，是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为了利益的博弈，社会正义、环境正义、公众利益、人类未来，并不是它的第一目标。它也不是一个独立于社会之外的力量，它的博弈也是在社会结构制约之下进行的。科学共同体与资本和权力的结盟，也是作为利益共同体的结盟。在以资本为主导的社会里，这种结盟并不是对等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科学共同体变成资本和权力的附庸；科学的两重功能，都成了资本与权力的工具。以其形而下功能造出某种产品为资本家赚钱，又以其形而上功能把这种产品包装上一系列好词：先进、高效、无害、必要……

在资本与权力操控科学的过程中，刘华杰教授提出的“学妖”具有很好的解释力。所谓学妖，存在于科学共同体与其他共同体的界面上。虽然它隐而不显，但有时起着意想不到的决定性作用。比如要建某一个大坝，需要专家委员会投票，如果第一轮没有通过，可以重新组建专家委员会，组织第二轮投票。只要不断地重新组建委员会，重新投票，最后总可以以高比例通过，并且能够做到不违反程序。那个隐藏在投票者背后的组织者，就是学妖。学妖虽然没有资格投票，但是他能决定谁来投票。科学家作为知识拥有者、世界阐释者的身份，就以这种方式让渡出去。

四、警惕

科学知识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科学共同体生产出来的。当生产者受到资本的约束，并且有逐利动力，它所生产出来的知识，如何能保证中性、中立、客观？

在科学与社会的博弈中，科学共同体常常会祭起一个法宝—科学特殊论。比如，在引起争议的时候，相关共同体常常把科学活动简化为科学的知识问题。你不懂转基因的科学知识，就没有资格讨论转基因问题；你不懂核电的原理，就没有资格讨论核电问题。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只有他们自己最有资格对自己的活动做出判断。

如何防止科学危害社会？

以往，人们寄希望于科学家的个人道德和科学共同体的集体道德。默顿曾提出了影响至今的科学精神四原则说—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组织的怀疑主义，这其实是对小科学时代科学家形象的理想化，它只是默顿对科学共同体的期许，从来不是对科学共同体的实际描述。一来，科学家并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并不比常人道德更高。二来，科学家个人的道德已经不能保证科学不去危害社会。前鉴不远，黄万里先生个人的道德修养与学术水平都无法阻挡三门峡与三峡大坝。一位与其所属共同体相对立的科学家，会迅速被边缘化。他在体制中所处的任何位置都会被人取代。这个共同体成批出厂的硕士博士，绝大多数是接受了共同体整体范式的，会主动与体制合作。反过来，也只有那些愿意与体制合作的人，才会获得体制中的位置。因而，科学家个体的道德自觉不足以改变科学共同体整体作为资本与权力附庸的角色，更不可能依靠科学家个人的道德自觉来保障科学共同体不去危害社会。

人类社会需要建设一种机制，对科学共同体进行有效的约束、监督、防范，防止科学危害社会。首先在意识层面上，需要改变以往对于科学家无条件的信任和信赖，消解科学特殊论。我们依然可以相信具体的某一位科学家的道德是高尚的，甚至可以相信大多数科学家作为个体都是好人，但是同时，需要清醒地认识到：科学共同体首先是利益共同体，然后才是知识共同体，从来不是道德共同体。其利益，必然会影响其知识的生产与传播。

当科学共同体宣称他们发明了某种对人类会有种种好处的新技术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做的不是欢呼，而是警惕：警惕科学，警惕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