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苑：中国近代教科书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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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苑：中国近代教科书研究述评

作者:毕苑

迄今为止，文本形式仍然是历史资料重要且不可替代的存在方式。史家主要通过文字发现历史的印痕，描述过去社会的情状，思考先贤的话语，探索人类未来的走向。历史研究的新方法、新视角往往来自于史料的新启发。由此而言，历史学者亦是从一次次对史料的发掘和重组中不断审视以往社会，塑成各自的历史话语。各种史学研究潮流的纷呈涌现恰可证实史家不断反思历史的努力。每一次对以往研究的检讨、探索都能够带来对历史的新认识，历史研究正是靠此推力而前进。 　　在各种潮流中，20世纪80年代以后兴起的文化史和社会史研究，可以说开拓了一个与历史对话的新平台。虽然学界对于这两个概念仍是音调未定，但历史研究恰在这纷纭争论中获得了活力。迄今为止，文化史与社会史的定义之争似乎暂告息烟。在尘埃落定之后我们发现，文化不是包罗万物，社会史亦不能仅仅总结为一种大历史追求。二者对于人文研究的最大贡献莫过于提供了一种发现问题、解释问题的新视角，换言之，文化史和社会史形成了新的话语“范式”。美国学者托马斯·库恩在“发明”这一概念时，是在论证“科学革命的结构”。他事实上是从“中层理论”的角度使用“范式”概念的，他总结，所谓的科学革命“就是旧范式全部或部分地为一个与其完全不能并立的崭新范式所取代”。他还指出，任何一门科学中第一个范式兴起的附带现象，就是对于教科书的依赖。事实上，库恩在科学领域内对范式的论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适用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不仅我们的科学知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绝大部分知识，甚至包括人生观、世界观等观念的获得，都发源于教科书。当我们是孩童时，我们从教科书中获得成为社会人所必需的起步知识和观念；教科书的编纂人员，总是按照一定的观念、标准编写教科书，教科书永远充当着传输常规知识的工具。教科书综合了当时社会各个领域的知识，表现着社会发展的程度和特色；在经济、政治、教育、文化以及伦理道德等任何一个领域发生变化或“革命”时，社会文化的变迁必然要求重写或部分重写教科书。由此可见教科书与社会文化的密切关系。在这个层面上，教科书才充分体现出它的社会意义，显现出其研究价值。鉴于此，从教科书入手，观察近代社会文化之变迁，当不失为一个新鲜的视角。 　　教科书的诞生发展是一个绵延不断的历史过程。从传统社会过渡到近代，教科书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存在着本身的制度化整合困境。在一个较长的时段里，我们或许有可能发现这一过程的脉络，查找它与近代社会文化变迁错综复杂的纠结点。为着这个目的，我们发现，中小学教科书是最能反映教科书制度化过程的文本，它比大学教科书、各种职业教科书，以及社会教育、边疆教育、留学教育等的教科书有着更强的文本规范性和制度连续性。尤其是中小学教科书中的政治（包括修身、社会、公民、党义、三民主义等）、语文（包括国语、国文）及历史、地理这几种教科书最能反映社会文化大潮的变动，本质上就是社会文化的产物。因此，普通教育的中小学教科书对于教育史、文化史乃至近代历史都具有宝贵的研究价值，对这个研究领域加以历史性的梳理，是十分必要的。 　　一 　　鸦片战争以降，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变，传统封建秩序面临着分崩解体的危险，社会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中国教育和所有其他文化现象一样，存在着旧制度与新制度的改造和链接问题。在学习内容上，中国教育从戊戌维新时期开始摆脱旧有的教育模式，逐渐从经史子集走向新的分科设学体系；并且随着社会变革和国家局势的变化，新观念新名词给施教者和受教者都带来冲击，教育导向亦随之发生变化。应该说，从戊戌维新以后，中国普通教育开始了真正近代化的时代。近代中国教育制度确立，中小学教育就成为基础教育的主体。而中小学教科书是最能体现中国普通教育制度化的载体之一。因为制度本身具有理念化与可操作特性[ii]，它与思想文化史自然有接界之处。将教科书的制度化过程做一梳理，就会发现，它不仅能反映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历程，而且也保存了记载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变迁的丰富内容。 　　教科书的重要性早已被当时的社会文化精英所重视。在晚清教育救国的大潮下，教育作为挽救时局的良方而被探讨和关注。晚清时已产生了一些作为师范学校教科书的教育史和教育学、教育统计等方面的著作及资料，当时已有许多学者大家倾力尝试编写教科书。[iii]由于这一时期是教科书的萌芽初创期，我们所能看到的晚清教科书较为稀少。总的来讲，有关晚清时期教科书的史料是有限的。现存的一些英文档案，其中包括The Chinese Recorder，它是对中国教科书的诞生有极重要作用的“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的机关刊物，顾长声先生译之为《教务杂志》，称它是“基督教的喉舌”[iv]，也有台湾学者译为“中国综录”，这些资料对于研究教科书在中国的早期情况是十分重要的。 　　二 　　整个民国时期，尤其是二三十年代，中国教育研究进入了一个兴旺时期。无论是研究性著作还是资料汇编都远非晚清时期可比。就涉及教科书方面的内容而言，大致有如下几类： 　　1.探讨教材与教学方法改革类的著作。民国时期仅以《小学教材研究》为名的就有如下几种： 　　吴研因、吴增芥同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 　　朱翊新编，上海世界书局，1933年； 　　张钰编撰，北京文化书社，1932年； 　　吴宗望编，上海开明书店，1934年。 　　此外还有： 　　周予同等著：《教材之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 　　朱杨、俞子夷同撰：《新小学教材研究》，上海儿童书局，1935年； 　　俞子夷、朱杨合编：《新小学教材和教学法》，上海儿童书局，1947年； 　　张宗麟编：《乡村小学教材研究》，上海黎明书局，1934年； 　　陆静山主编：《最新小学补充教材丛书》，上海华华书店； 　　俞子夷编著：《简易师范学校及简易乡村师范学校小学教材及教学法》，上海正中书局，1936年； 　　李清悚编著：《乡村师范小学教材及教学法》，上海正中书局，1946年； 　　现代教学社编辑：《小学教科书的改革》，上海华华书店，1948年。 　　这些著作都是教育学类著作。以吴研因、吴增芥同编的《小学教材研究》为例，著作的主要部分包括：首先通论小学教材的范围、类别、来源及编制标准等，认为“举凡民族中之思想、情感、知识、习惯、技能等”，都是小学教材应当汲取的对象。作者批评了知识教材、技能教材或工具教材、实质教材等分类，把小学教材分为思考的教材、练习的教材、发表的教材和欣赏的教材。他们还认为，小学教材在编制体例上要排列清楚，要有纲要和索引，要前后联络，还要指示课外读本和参考书。在分论部分，作者将小学国语科、社会科（含公民、历史、地理）等科目逐一论述，就各类教材的范围、性质、取材、特点和价值等，结合时代要求，提出自己的见解。朱翊新的同名著作在编排思路上也大体与此相似。 　　除了通论性的教材研究外，民国时期还有不少单科类的教材研究。比如： 　　四川省政府教育厅主编：《国语科教材及教学法》，1940年； 　　袁公为著：《中等学校公民科教材及其教学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 　　李慎言编：《中学国语补充教材》，北平北新书局，1934年。 　　还有一些乡土教材研究著作，如： 　　王骧编：《乡土教材研究》，上海新亚书店，1936年； 　　王伯昂编著：《乡土教材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 　　柳定生编：《四川历史乡土教材》，成都钟山书店，1944年； 　　民国《嘉应乡土历史教科书》，嘉应启新书局等等。 　　2.民国时期的教育资料汇编中，保留了一些有关普通教育中小学教科书的内容。最典型的就是国民政府教育部编的两次教育年鉴。《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由开明书店出版于1934年。在其戊编《教育杂录》中，专立一节《教科书之发刊概况》，较详细地说明了从清末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教科书的产生及发展过程，其论述重点在于教科书的刊本情况。《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是商务印书馆在1948年出版的。这次年鉴里有关教科书的资料就比较零星，相对详细地说明了中学教材的编印概况，还收录有一些中小学教科用书的编辑及审查数据。个人完成的有关教科书的资料性汇编并不多见，可见的有汪祥庆编《中等学校各科教学用书调查报告》，1936年由北平华北基督教教育协会出版。 　　3.除了有关教科书的著作资料汇编外，还有一类资料对于研究本课题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那就是有关教科书的法令法规。这类资料散见于晚清民国时期的各种官报、杂志及期刊。比如《学部官报》（1906.8-1911），作为学部编辑发行的我国早期的教育行政公报，它收录了有关的谕旨、章奏、文牍及译著。学部有关教科书的文牍法令，各省报告有关学堂课本的电文，尤其是学部对教科书的审定和批示，这些极有价值的资料都收录于其中。《直隶教育杂志（直隶教育官报）》（1905.1-1911.10）虽然是直隶一省的教育行政公报，但由于直隶地位之重要，且该杂志中有关教科书的资料有许多是不被《学部官报》收录的，因此资料价值也很大。罗振玉发起创办的《教育世界》（1901.5-1908.1）反映了戊戌维新后中国教育界向日本学习的状态。该杂志“每册前列论说及教育规则与各报，后附译书。附译之书，约为六类：曰各学科规则，曰各学校法令，曰教育学，曰学校管理法，曰学级教授法，曰各种教科书。教科书分小学级、中学级二者，……多采自日本。”[v]创刊于1909年的《教育杂志》，是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存在时间较长的教育类百科全书性杂志，其主要栏目有社说、记事、主张、评论、教育法令、教授资料、章程文牍、杂纂等等，包容了更丰富的近代教育史料。此外还有存在时间较短的《教育部编纂处月刊》（1913.2-11），以及反映地方教育的杂志《教育研究》，该杂志由江苏省教育会编辑发行，一些诸如乡土教育的史料可以在其中得到反映。 　　三 　　应该说，民国时期教科书研究的成果是丰富且成系统的。而建国以后，教育研究的成果首先表现在对有关史料的汇集整理上。50年代张静庐辑注的《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二编、补编）》和《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乙编、丙编、丁编）》（中华书局出版）从出版史角度保存了不少教科书方面的史料，是这一时期的代表著作。六、七十年代，整个中国教育史研究都处于较为沉寂的状态，60年代有张志公著《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年）。这一时期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多贺秋五郎著《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清末篇）》（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年）和《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民国篇上中下）》（台北：文海出版社，1975年）。以今天的眼光评判之，上述著作所收录的史料并不罕见，尤其是其中有关教科书的史料多可从其它资料集中看到，但作者在当时的条件下，用力之勤，成果之丰，令人敬佩。而且它们从编排体例上看，眉目清楚，这种以史料为本的态度值得后人学习。 　　80年代后，中国教育史研究走向繁荣。第一个表现就是涌现了一大批教育史类的著作，以“教育史”、“教育通史”、“教育简史”、“教育史纲”等命名的著作就不下十数种。早期教育史类著作对教科书没有足够的注意。但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教育史研究走向微观化，教科书开始被研究者所注意。例如顾长声的力作《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八章第三节题为《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和中华教育会》，专门论述传教士在中国开办洋学堂的情况，阐释其教科书编辑的方针等问题。叶健馨著《抗战前中国中等教育之研究：民国十七年至二十六年》(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2年)专用一个标题“教科用书的编订”，大致描述了20世纪30年代编辑和审查教科用书的经过。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专列一章，纲要性地论述了清末、民初及国民政府时期的教科书编审情况。还有如关晓红著《晚清学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亦有专节论述晚清学部的教材编纂与审定。80年代以来，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产出了丰硕的成果，资料中对教科书方面史料的搜集也更加注意。如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华东师大出版社），陈元晖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上海教育出版社），这几种资料汇编都是多卷本，尽可能多地包容了近代以来有关教育史的资料，史料之丰富是前所未有的。但这些资料中有关教科书的内容多是零散出现的，并非集中收录。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多卷本《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其第三辑、第五辑第二编、第三编都将教育作为专门资料集，甚至是两部专集加以汇编，其中教科书方面的史料较为集中。其他诸如《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出版，1987年），《商务印书馆一百年》（商务印书馆，1998年），《回忆中华书局》（中华书局，1987年），《我与中华书局》（中华书局，2002年），《我与开明》（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以及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版的图书目录等资料性著述中收入了有关早期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机构有关教科书的情况。除资料集之外，许多近代文化名人、学者如严复、梁启超等人，以及主持、参与教育工作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他们出于对文化教育的极度关切，在其文集中多有论述教科书的文字，他们中有的甚至亲自参与了教科书的编纂审定工作，因此近代许多学者的文集日记都是难得的教科书研究的资料。

　就80年代以来教科书研究方面发表的论文而言，更可以看出史学研究视角的拓宽与转变。以教科书为研究对象的史学论文并不多，较早的代表性文章如《清末民初的教科书》（郑逸梅，《档案与历史》1986年第2期），《我国近现代中学语文教材编写史略》（颜禾，《教育评论》1988年第1期），《关于编印的小学教科书的回忆》（赵季，《地方革命史研究》1989年第2期）等，这些文章在史学领域更多地起到了发现新视点的作用。90年代以后教科书研究论文在学术性上有了明显提高，首先是研究对象更加具体化，如《略论清末部编教科书及对教科书的审定》（吴洪成，《杭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晚清教科书编辑述论》（里明，《河南大学学报》1990年第6期），《北平沦陷后日伪审查小学课本标准》（刘苏选编，《北京档案史料》1996年第3期）；有专门论述某一种教科书的论文如：《1901-1949年语文教科书发展研究》（刘正伟，《中学语文教学参考》1997年第8-10期）；还有说明某个机构在教科书发展史上的地位及影响的文章，如《清末“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史略》（王宏凯，《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商务印书馆与清末新式教科书的发展》（张蓉，《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4月），以及《中国近代教科书与日本》（徐冰，《日本学刊》）1998年第5期）等有关中日教科书纠纷的论文。2003年第4期《历史研究》刊有程美宝女士的论文《由爱乡而爱国：清末广东乡土教材的国家话语》，文章以广东乡土教材作为分析地方与国家关系及地方利益集团矛盾冲突的文本，在视角、取材及问题意识上都堪称佳作。这些论文使得中国近代教科书研究给人以渐入佳境之感，为宏观把握近代教科书提供了细致丰富的微观视角。

　　随着教育史研究和历史研究视角的拓宽，教科书史料的发掘不仅仅只具有史料扩充的意义，有学者开始以教科书为专门的研究对象，现已出版了几部此类专著。较早的是熊承涤撰著的《中国古代学校教材研究》（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该著首先通论了中国学校教材、儿童教材和专科教材，然后分专题论述了从商周、先秦直至清代前期的学校教材，抓住每一时期教材与时代文化的关系，从而寻找学校教材的时代特点。由于著作研究对象是古代教材，因此教材的定义亦以时代为标准。同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作者王建军在史料上用力颇勤，构思清晰，有逻辑性。著作分三章：“清末教科书的传入”、“清末的自编教科书”和“民国初期的自编教科书”，优点是笔触更为细腻，资料更为丰富。但作者将研究下限止于新文化运动时期，抛却了20至40年代的教科书史料，而这些史料恰是量上最为丰富，质上极有时代特色、在教科书发展史上占重要地位，且不应轻易与前此时代教科书分离的内容。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再者，作者标题中的“自编”一词用语稍嫌模糊，限制了读者对近代教科书编审制度化历程的整体把握。1998年出版的吴洪成著《中国学校教材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论述了从先秦到整个民国时期，包括革命根据地的学校教材，研究领域可谓宽广。最重要的不足是，教材的含义随社会文化发展在产生变化，尤其晚清以后，其变化可以说是质变，笼统地使用一个词语，就不易做出科学的概念界定。同样存在的遗憾是，作者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教科书研究或许限于资料的不足，论述深度不及其他章节。这几部著作无论存在着什么样的遗憾，都不可能消弭他们在这一领域的开拓性工作，而且他们都称得上是高质量的，对后学有极大启发意义的学术研究。

　　还有一部分研究成果，虽然不直接以“教科书”为研究对象，但利用了部分近代教科书。比如吕达著《中国近代课程史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该著以严谨的学风，考察了近代课程发展演变的历史，而课程与教科书是关系密切的两个概念，对课程的研究必然有助于对教科书发展历程的理解和把握。又如王伦信著《清末民国时期中学教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一书，详尽论述了近代的教育制度、课程设置及其发展演变。再如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2001年郑航的博士论文《近代文化变迁与学校德育改革：1902-1927年间中国中小学德育课程之研究》也是一篇颇见功力的论文。该文参考了70多种近代有关教材，以修身教科书为主，兼有少量国文、历史和地理教科书。论文抓住了清末“新民德”与德育课程的产生，民初公民道德的提倡和五四以后“道德革命”影响下德育课程转轨这三大时代特点，尽可能广泛地运用了相关史料，并进行了教育学方面的理论思考。事实上，国民党形式上统一全国之后，诸如“三民主义”、“党化教育”等课程亦是中小学的必修课，其德育教育也是极有时代特色与研究价值的。因此，这篇论文还存在着广阔的研究空间。此外，郑国民著《从文言文教学到白话文教学——我国近现代语文教学的变革历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通过查阅300多种近代语文教科书，以1895-1935年为时限，考察了四个主题：现代教育对文言文和白话文教学的选择；从文言文到白话文教学的演变轨迹；语文教科书的变革历程以及语文教学方法的变革历程。该著对于语文教科书从传统向近代转变最有特色的方面进行了深入挖掘，尤其辨明了白话与国语教育的区别联系，论据突出了历史材料的价值，论证则运用了教育学的方法和视角。

　　四

　　宏观来看，现有的近代教科书研究成果存在着一个最大的缺憾，那就是对核心史料----教科书本身内容的梳理不够。或许由于研究者所处研究环境的限制，无法查阅大量的近代教科书。因此可以说，现在还没有一部较系统、完整的近代教科书研究著作。就核心史料而言，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和人民教育出版社等地都收藏有大量近代以来的教科书。其中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就收藏有清末至1949年出版的师范学校与中小学普通课程的标准、教科书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参考书2616种，馆藏中小学教材科目包括修身、社会、公民、党义、三民主义、国语、国文、英语、历史、地理、算数、自然、常识、卫生、农业、商业、物理、化学、天文、地质、矿物、植物、动物、生理、经济、美术、音乐、劳作、家事、簿记、体育等数十种门类，达几千册之多。无论数量还是门类都能充分反映近代教科书的面貌。这些珍贵的资料对研究本课题是不可或缺的，它亟待研究者开掘其史料价值。

　　由此可见，中国近代教科书研究这个领域还远不是一块熟地，有着极广阔的研究空间。前辈学者已立筚路褴褛之功，使我们进入这个研究领域时有迹可循。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认真阅读这些史料，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向前迈进。

　　1 [美]托马斯·库恩著、金吾伦、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85页、124页。

　　2 李国钧、王炳照总主编：《中国教育制度通史·总序》，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5页。

　　3 例如：

　　清学部编：《初等小学教授细目》，清宣统二年（1909），学部图书局石印。

　　《小学教科问答》，8卷，蒙学书屋石印本，1903年。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教育史》，光绪32年（1906），上海商务印书馆。

　　江苏师范生编：《教育史》，江苏宁属学务处，光绪32年（1906）。

　　《小学试验教育学》，直隶学务处排印局铅印。

　　直隶学务公所总务课编：《（丁未全年）直隶教育统计表图》，北洋官报总局铅印，1908年。

　　清学部总务司编：《光绪三十三年份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光绪三十四年份第二次教育统计图表》等。

　　还有各种地方性教科书如：

　　马锡纯编辑：《直隶乡土教科书》，泰州教育会石印，1908年。

　　汤寅臣编辑：《扬州历史教科书》，1908年刻本。

　　刘师培著：《江苏乡土历史教科书》，《安徽乡土历史教科书》，上海国学保存会，1906年。

　　以及如：

　　钱维骥编：《国史教科书》，长沙石印，1911年。

　　4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53页。

　　5 罗振玉：《教育世界序例》，《教育世界》第一号，190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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