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旅途与话语实践──九十年代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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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旅途与话语实践──九十年代之后 ⊙ 蔡志诚

一 　　历史的编年往往赋予线性时间以丰富的意涵。年代──时间的聚合，一个沉甸甸的字眼，它的重量不在于时间印迹的层层堆积，而在于事件与意义的播撒聚合。人们喜欢在历史之舟上铭刻种种符码，面对逝者如斯的时间长河，这些简单到极致的符码往往成为捕捞记忆与探测意义的存证。「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这两个时间符码标识着文化地形图上的不同地貌景观。在一篇九十年代的重要文献中，一位文化学者以石破天惊的语句划出了历史变迁的重要轨迹：「1989年，一个历史性的界标。将近一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告一段落。两个世界变成了一个世界：一个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世界。」1在这番自信测出历史航向的宣告中，时间符码又一次承载了历史修辞的丰富意涵。 　　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历史分水岭的两侧呈现出差异性的断裂，一系列二元对立的主题词浮雕式地刻绘出两个年代的文化思想概貌：思想启蒙与学术理性、精英文化与大众狂欢、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现代性诉求与后现代挑战、主体性与文本性、审美自律与文化批评等等等，这样的巨型语汇还可以继续开列下去。这些巨型语汇高悬天际耀眼如星，在这迷乱的文化思想星空中，它们成为对过往一切进行历史化的叙述符码，也成为人们对文化地图进行认知测绘的重要座标。八、九十年代的文学批评就是在这片迷乱的星空中展开的，现代性转型的历史总体性语境成为人们仰望星空时的天文历法。但这些试图命名年代的巨型语汇，在提精炼粹的抽象概括过程中往往带着与之俱来的「普遍主义」冲动。它们延续黑格尔对「绝对理念」的迷恋，试图在抽象命名中汇聚时代的风云变幻。美国批评家莫瑞·克里格一针见血地指出：「在物化我们的经验，并把它的时间性凝聚成自身的本体论空间这一自我欺骗的习惯中，词语本身就是主要的始作俑者。它的存在有利于理论，而不利于流动易变的经验。」2这些巨型语汇将在线性时间中流动易变的具象经验凝聚成自身的本体论空间，以静态的命名遮蔽了动态的经验。显然，这种历史化的叙述策略无法吸附潜伏在历史地表之下五彩缤纷的现代性碎片，而这些经验的碎片也许是我们对这两个年代的真实体验。 　　考察九十年代之后的文学批评旅途，很难脱离这片巨型语汇高悬天际的文化星空，因为批评只是以其独特的话语光束折射出时代的文化思想变迁，它与这些语汇之间有着「家族相似」的亲和力。但一个问题接踵而至：我们是在上述巨型语汇的宏大叙事中描绘粗线条的文学路线图，还是直面纷纭的现象和流动的现代性经验重绘文化生态图呢？这两种不同的路径选择，标示着我们踏上批评旅途之后的不同视域与观照方式。前者是认知型的理论演绎，在大概念的笼罩下，一切经验现象井然有序；后者是实践型的现象还原，回到事物本身，存在的具象拒绝理论的抽象升华。如果沿着前一种路径，那我们在饱览一系列理论风景的同时，将盲视丰富多彩、参差多态的文化生态景观。后一种路径则开辟了另一种可能：直面现象，祛除理论符码的固态遮蔽，启动流动的现代性经验。这两种路径的选择，也许昭示着两种批评路向的人格范型：理论的观光者和经验的流浪者。理论的观光者手持一张上面标识巨型语汇的文学导航图，在语词丛林中探幽揽胜，他们走进一片片理论风景中进行认知测绘，描绘文学思潮的潮起潮落；经验的流浪者则是随风宛转行云流水般飘无定迹，在现象世界里直观体验，他们带着感性的体温身临其境进行原生态的田野调查，探明文学地貌的脉络律动。当然，这两者都只是批评路向的人格隐喻，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同时是理论的观光者与经验的流浪者。事实上，他们之间的区别远不如殊途同归的共识更重要：批评在路上。 　　批评──在路上──在时间向空间敞开的批评旅途上。尽管对九十年代之后文学批评的发展历程有种种大相径庭的评判，但并不妨碍我们得出这一基本共识。 　　也许是世纪末梦魇的缠绕，九十年代的文化星空上盘旋缭绕着形形色色的「终结论」阴霾，意识形态的终结（丹尼尔·贝尔）、历史的终结（福山）、艺术的终结（亚瑟·丹托），乃至主体的终结、「人」的终结，一系列联翩而至的终结宣告以盛世危言的危机修辞，向世人描绘出一幅世纪末的悲观图景。在这幅前景黯淡的终结图景中，文学的终结不过是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的下一张，它的终结似乎指日可待。人们有足够的理由预测：与文学的终结唇寒齿亡的是批评的终结。但与这种银灰色的终结图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个刚刚逝去的年代提供了另一幅浓墨重彩的参照图景：就在不远的往昔，文学和批评曾展现过一幅辉煌灿烂的历史画卷。 　　今天，那些对文学还抱着不合时宜的信念的人们，在追忆缅怀八十年代的文学复兴时，常不约而同地认同这种论断：八十年代是批评的年代。八十年代的城堡上空飘扬着「思想解放」的彩色旗帜，禁锢人们多年的红色教条已失去政治紧箍咒的功效，在一片冰雪融化大地解冻的莽原中，文学与批评英气勃发携手共进，冲决一系列或明或暗的藩篱，开创出前所未有的广阔艺术空间。作家与批评家等文学知识份子，头顶济世救民的神圣光环，肩负启蒙主义的历史使命，为现代化进程的宏大叙事吹响嘹亮的号角，他们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话语英雄」，以天下为己任的胸前挂满了金光闪闪的勋章。这时，在僵化理论的「铁屋子」中窒息了很久的文学批评，逐渐拔除头顶的政治紧箍咒，从四壁高墙的政治铁屋中腾挪到开满窗户视野开阔的文化四合院里。每一扇窗户都有络绎不绝的理论风景纷拥而至，不时就有振聋发聩的吶喊挟欧风美雨声声入耳。批评空间的开放，为一批又一批二十世纪西方批评理论的造访敞开了门扉：从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新批评到精神分析批评、原型批评，从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西方理论的舶来品带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思想冲击波，文学批评思潮此起彼伏。批评家们争先恐后地操起半生不熟的西方批评话语，指点文学江山，挥斥艺术方遒，这是一个激情澎湃席卷理性审视的「批评年代」。批评的激情燃烧，点燃了一个又一个理论热点：人道主义、主体性、美学热与文化热、现代派与伪现代、方法论年、语言形式的探索实验等等。但在追新逐奇的批评浪潮前，也开始传来一些清醒理智的质询：批评的热点还能燃烧多久？ 　　八十年代后期，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宏大叙事进程中，「文学失去轰动效应」的论调不断得到现实的印证，并成为一个普遍性的评判。它不只是文学知识份子精神失落的悲情挽歌，而是历史辩证法──以看不见的上帝之手──悄然重组了社会机制的运行法则的必然结果。随着文学失去轰动效应并日益边缘化，批评的激情燃烧也开始冷却降温，尤其是在一场众所周知的政治风波之后。进入九十年代，文学批评开始在历史的交汇点上寻找新的转型。批评与新时期文学携手共进的话语联盟，已逐渐被一种松散灵活、若即若离的关系所取代。这时，遭受大众和市场冷落的文学正期盼批评的雪中送炭，但「批评却抛下文学享清福去了」，「众多批评家纷纷撤出文学前沿，另谋出路，他们一度是缔造八十年代文学史的重要人物。」3批评家们青睐的目光已不再专注地投向文学，而是旁逸斜出地撒向各个领域：有躲进书斋埋头整理国故梳理学术史的，有深居学院演练最新西方理论进行跨学科的文化批评的，也有黯淡了批评的刀光剑影意兴阑珊转投他业的。批评日渐疏远文学，走上了自己前途未卜的旅途。于是，对九十年代文学批评的指责扑面而来：批评的失语、批评的缺席，乃至批评的堕落、批评的危机。这些失望愤激的描述，显然为一度头顶光环的批评抹上了种种灰暗色调。那么，批评的缺席乃至堕落是危言耸听的危机修辞，还是批评终结之前的最后讣告呢？ 　　对这个问题的回应，是我们描述九十年代文学批评发展脉络时难以回避的。 　　事实上，用一种放宽的历史视域来进行理性审视，我们就会察现：九十年代的文学批评与八十年代正好形成历史的互文。一旦我们踏上九十年代的批评旅途，八十年代那个挺拔潇洒的历史背影并未远逝，它一直作为我们身后走不出的背景而不断浮现。人们对九十年代批评的失望正是在历史的参照镜像中被放大的。倘若我们联系九十年代以来的种种「终结图景」，批评的危机修辞不过是「终结图景」的想象性投射。这种危机修辞既是试图埋葬过去清空历史的叛逆性解构，也是迎接新千年冀望未来的后现代性焦虑。但危机的另一面是转机，是凤凰涅盘的新生。伴随着「终结论」的危机修辞，各种「后……」、「转向」的「新生叙事」也纷至沓来。「后」这一首码语的流传在九十年代蔚为大观，所谓「后工业社会」、「后现代主义」、「后革命时代」、「后人道主义」、「后福特主义」、「后启蒙时代」等等，正是对历史正统的解构终结才有「后……」时代的降临。那么，「终结」之「后」，路在何方？路就在方向盘的调控移挪之间，就在接踵而至的「转向」。遥想上世纪六十年代，理察德·罗蒂以「语言的转向」为二十世纪的西方人文科学划定了新航线，那时候后现代主义正崭露头角，丹尼尔·贝尔也在宣告「意识形态的终结」。六十年代西方文化界的这一幕，在九十年代的中国又一次历史性的重演。「终结」 ──「后」──「转向」，一系列转向实际上表征着新的开始，新的旅途向你敞开：文化的转向，视觉的转向，身体的转向……于是，从危机叙事转换为新生叙事，正如太阳西落东升，一江春水潮起潮落，正如生命诞生死亡，王朝江山更替兴衰。 　　如是看来，「九十年代的文学批评面临危机」不过是一个伪命题，它只是「九十年代的文学批评迎来转机」的另一种表述。我更倾向于──批评在路上──这种时间向空间敞开的表述，它意味着批评的可能性还远未穷尽。「批评之旅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应该成为值得批评家守望的为数不多的信念之一。 　　九十年代的批评在路上，那么，批评又将向何处去呢？ 二 　　九十年代是转型的年代，不仅是现代化的历史总体性赋予市场经济与消费社会以合法化地位的社会结构转型，而且也是文化知识谱系的全面转型。经历八十年代思想启蒙洗礼的人们，终于迎来了「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报琵琶半遮面」的现代性。在中国近百年的现代化历程中，现代性一直是历史叙事的焦点，众多仁人志士、贤明睿哲都致力于探索现代性的可能，探索各种通向现代的进化路径，但只有在九十年代，以市场经济为内驱的现代性才从种种规划蓝图中走出来，成为日常中国的当下现实，成为人们无法拒斥难以回避的现实境遇4。 　　批评全面遭遇现代性，这是九十年代之后批评旅途的最重大挑战。 　　「现代」是一个具有无限魅力的巨型语汇，它悬览历史天际照亮人类高歌猛进的进化历程。过于乐观的人们显然只窥视到现代性新奇的一面，现代性物质文明的丰裕富庶吸引着众多跃跃欲试的急切目光。人们欢呼现代性的降临，把它看成一个新的「黄金时代」到来的前奏。但现代性的允诺往往篡改了它必须承担的代价，它对脚下埋伏的陷阱视而不见而一路奔向遥迢朦胧的乌托邦。那么，藏在神秘面纱背后的现代性到底是甚么样的面孔呢？ 　　九十年代初，大多数国人依循政治家、经济学家指划的视域，将千面佳人的现代性误读为普「富」众生的财富女神。人们普遍相信现代性女神会将市场经济的福音传至寻常百姓家。但已经「现代」很久并已迈向「后现代」的西方社会，显然对这位现代性女神有更清晰真切的认识。美国的文化学者卡林内斯库通过钩深致远的考察，刻绘出《现代性的五幅面孔》，他洞察到这位不时变换颜面的佳人，宛如一幅具有复杂多面体的历史魔方 ：「现代性可以有许多面孔，也可以只有一幅面孔，或者一幅面孔都没有。」面对现代性的不确定性，面对现代性「使之新」的求新意志，卡氏睿智的目光直指现代性内部沸腾冲突的诸多关系；「在重构现代性历史的过程中，有趣的是探讨那些对立面之间无穷无尽的平行对应关系──新/旧，更新／革新，模仿／创造，连续／断裂，进化／革命，等等。它们出现，被推翻，又一再地出现……过去与现在互相阐明，这样一种意识对于理解历史现象是很关键的，特别是对于理解知识史上那些较大的趋势和对立的趋势。」5现代性丰富复杂的颜面，远远超出人们一厢情愿的想象。 　　随着九十年代市场经济的一路高歌，即使没有一双历史天使的慧眼，人们还是察觉到现代性的降临并非是普世福音，她更像从潘朵拉宝盒中放飞出来的倩女幽魂──福音与魔咒总是此起彼伏，前景与陷阱往往形影相随。人们有理由记取吉登斯的现代性诊断6： 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在外延和内涵两方面，现代性的变革比过往时代的绝大多数变迁特性都更加意义深远。在外延方面，它们确立了跨越全球的社会联系方式；在内涵方面，它们正在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和最带个人色彩的领域。 吉登斯的描述呈展出现代性的社会断裂面，面对社会转轨的剧烈变化，现代性的后果也许是悬挂在历史之树上的累累硕果与灼灼恶果。 　　九十年代之后，一幕幕现代性的社会景观不断刷新着当代中国的现实图景。市场经济一举取代计划经济，在现代化进程中被赋予合法化地位，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经济人」改写了启蒙年代那个高扬主体性的大写的人；经济体制的转轨就像核扩散一样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启动了社会文化结构内部种种复杂的因数，它们原先排列井然和谐有序，但一夜间翻天覆地的解构变形，使流动的现代性因数向社会的各个层面流溢浸渗。人们惊呼这是一个「乱花渐欲迷人眼」的转型年代，在九十年代历史显示器的巨型萤幕上，拼贴缀连着一系列重迭的现代性镜像：价值颠覆、道德滑坡、人文精神失落、国学复兴；全球化、本土化、自由主义、新左派；全民经商、贫富差距、「三农」问题、弱势群体；官员腐败、工人下岗、白领新兴、民工进城；消费社会、大众文化、网路时代、小资情调；性自由、爱滋病、力比多、欲望狂欢等等等。面对这些扑面而来的现代性镜像，八十年代那些曾为现代化进程进行启蒙吶喊、为现代性的到来前瞻远眺做出种种乐观预言的精英知识份子，他们的现代性震惊显然超过理性预期的限度，社会转型的巨大裂变在他们思考的场域中投射下挥之不去的现实映射。这时，十九世纪中叶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批判又一次显示出其锐利无比的历史穿透力7： 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地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和他们的相互关系。 　　尽管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只是悬在资产阶级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但他所揭示的现代性幽灵至今仍盘旋在时代上空：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当马克思从社会经济视域对资产阶级现代性进行批判时，波德赖尔在《现代生活的画家》中为现代性界定了美学上的经典定义：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8。在波德赖尔的现代性美学中，永恒和不变还作为对立面为过渡、短暂、偶然提供审美的舞台布景，他为现代生活「画家」──实际上也是广义的艺术创作者──规定了现代性任务：在永恒的历史布景中捕捉「现在之过渡、偶然之新奇」。但在随后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进程中，短暂与永恒的辩证法已越来越成为一架倾斜的天秤，现代性「使之新」的求新意志为飞逝的、过渡的、偶然的事物签发了时空通行证。现代性体验日益被视作时间上飞逝、空间上暂存的追新逐奇，偶然与随机高奏凯歌，必然与规律只能浅斟低唱最后的挽歌。这样的文化图景并非想象的浮世绘：坚如盘石的总体性日渐分崩离析，根深叶茂的本体已是落叶飘零，放之四海的普遍性也在流离漂泊。于是，在现代性之矢划过的历史天幕中，后现代性在苍茫暮色里粉墨登场了，它激进的嚎叫响彻云霄：一切坚固的本体都被颠覆了，一切神圣的真理都被解构了。人们仰望历史星空时，不禁发出这样的慨叹：那飘逝的是永恒，留下的是琳琅满目的现代性碎片。 　　九十年代之后的文学批评，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探询新航线的，现代性镜像成为批评之旅的背景与框架。在文化谱系的全面转型过程中，批评遭遇现代性的严峻挑战。历史语境的深层语法已被现代性重写：市场法则与资本逻辑越来越成为主宰性的霸权话语，消费社会的享乐主义商业氛围将美感和快感俘获驯化为资本力比多的剩余价值，单向度的「经济人」压缩了多维的人性后成为现代面孔的标准像。那么，批评如何言说已成为现实境遇的现代性现象呢？ 　　面对现代性这一不时变换颜面的历史多面体，人们的认识在洞见与盲视的张力之间徘徊仿徨。现代性焦虑成为九十年代的文化流行症候，一种无力叙说现实的「失语症」蔓延于人文艺术的各个领域。「失语」、「失范」、「缺失」、「迷失」等失落修辞成为描述九十年代文化思想状况的高频语汇，价值失落、道德失范、文学失语、批评缺失、精神迷失等等等，「失落」修辞几乎成了一个年代的精神隐喻。它喻示着对飘逝的永恒依依不舍的挽留，对破碎的本体完璧归赵的祈求，对虚幻的真理重整山河的守望。于是，在失落日月星辰的精神旷野上，现代性焦虑积郁成杜鹃啼血式的吶喊：人文圣殿已沦为文化废墟，失落的人文精神，何时魂兮归来？9 　　这一声旷野中的呼告，是回荡在九十年代的文化星空的悲怆交鸣曲。人们在致以崇高的敬义的同时，却又不得不从崇高的人文精神高地上下凡现代性炊烟袅袅的世俗人间。在人文精神这一意识形态崇高客体的自由落体下凡过程中，不少坚守信念的人们仍然保持着仰望人文星空的姿态，但这毕竟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姿态，它忧郁而优雅地耸立在现代性的茫茫夜空中，却显露出寂寥无边的苍凉。事实上，透过呼告人文精神回归的救赎修辞，我们隐约可见「永恒回归」的轮回神话再次映照出普遍性的光芒，但在现代性断裂的文化地形图上，飘逝的永恒已无法允诺何时归来，轮回之路已望断天涯归无计。尽管人们可以叹惋：永远有多远，永恒有多久，轮回几时回？但人文回归已是一曲「古道西风瘦马，断肠人在天涯」的羁旅挽歌，现代性的断裂已将回归之桥拆解，人们只能踏着播撒一地的现代性碎片躅躅前行。 　　如果说「失落修辞」是现代性焦虑的外化表征，那么，「失语叙事」实际上是「话语瘫痪」的症候表像。旧的话语范型已随着历史语境的置换而趋于解体，那些锈迹斑斑的语汇覆盖着一层层的历史风尘，遮蔽着鲜活生动、流光溢彩的现代性体验。这时，文学与批评显然丧失了八十年代直面现实指点时代的从容，斑驳陆离的社会景观已远远超过文学聚焦镜的探照半径。面对现代性现象的万花筒，作家与批评家们手执的生花妙笔已失去往日挥洒自如的自信，那微微颤抖的手势映射出文学与批评已经面临的颓势。 　　对现代性焦虑的「失语症」的剖析，自然牵引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如何在九十年代之后的社会文化转型中捕捉新奇的现代性，描绘现代性的话语光谱？ 三 　　在美和诗意被资本放逐，存在与虚无翩翩共舞的年代，文学何为？批评何为？ 　　九十年代以来，这样的追问从未停止过，人们一直问个不休。追问缘于对理论与经验、思维与存在之脱节的一种批判性质疑：文学与批评的种种外罩光晕已被现代性的双刃剑不断祛魅还原，政治教化、道德伦理、历史使命、社会责任等华衣彩服一件件脱落在地，最后连审美救赎这道维系文学自律之梦的灵韵也随风飘逝，那么，文学与批评的现代性残余物又是甚么呢？ 　　语言──符号──话语，三位一体的文学之躯，这就是文学与批评在现代性资本时代的剩余价值。 　　经过多重解构后，文学与批评越来越被归结为语言问题。这一多重解构之后的剩余物，到底是铅华褪尽见本真的现象学还原，还是颠倒乾坤地已陷的毁灭性终结？问题的解答，必须回到波德赖尔的现代性辩证法与索绪尔的语言学视域──短暂、偶然、飞逝的能指与固定、必然、永恒的所指之间若即若离的暧昧关系。倘若我们承认语言指涉的偶然性──能指与所指只是任意、偶然的萍水相逢──拒绝视语言为再现的工具，那么表征指涉物及意义的所指确实是被随机飘浮的能指建构出来的。正如理查·罗蒂在强调语言偶然性的一系列论断中指出的：「真理是被（语汇）创造出来的，而不是被发现的」，「人类的自我是被语汇的使用所创造出来的，而不是被语汇适切或不适切地表现出来」，「所谓创造自己的心灵，就是创造自己的语言，不让自己心灵的范围被其他人所遗留下来的语言所局限」，「人和文化乃是语汇的道成肉身」10。显然，罗蒂的论断是在祛魅真理的必然性，并为语言的偶然性正名，这位元以「语言转向」命名西方人文新航线的哲学家更倾向于现代性随机偶然的那一端，而后现代性景观正是在偶然、差异的地平线上浮出历史地表的。当然，也有不少有识之士继续守望现代性普遍必然的另一侧，从固定的所指赋予漂浮的能指以意义出发，他们执着于真理、本质、存在、人文精神、历史理性、进化理想等超验所指，认为这些支撑人类文明的纲常法则正面临大厦将倾、梁柱摇摇欲坠的危机态势，他们的忧患意识常引吭高歌慷慨激昂的「文明忧思曲」，在危机修辞中为那飘逝的永恒招魂。对这两种现代性立场，任何过于简单的二元批判都失之粗率，那种试图「取精去粕」的调和折衷也只是缘木求鱼的空想。也许，更准确的描述是将这对立的两面视作现代性的互文，它们共同形构现代性这一复杂的历史多面体。 　　历经「语言转向」的思想洗礼后，众多人文学科都在通向语言之途中寻找新航线。话语（discourse）逐渐成为人文学者心驰神往的语言新大陆，成为他们对文化地形图进行认知测绘的导航仪。 　　语言──符号-话语，它们之间的同一性都源自索绪尔的语言学「哥白尼革命」，从语言/言语、所指/能指的划时代划分中一路演化变迁而来。但在封闭和开放的不同期待视野中，符号与话语还是呈现出内在的差异性：结构主义视域中的「符号」让飘浮的能指在语言的牢笼中翩翩起舞，陶醉于自我指涉的琼楼玉宇；后结构主义视野中的「话语」则从语言的铁笼中脱身而出，在社会文化变迁的历史脉络中播撒时间的种子，刻印权力的踪迹。 　　「话语」终止了对意义的追问，悬置了对本体的探测，而强调其生成实践过程及意识形态功能。在福柯那双「权力之眼」的谱系学考察下，话语不过是权力的紧箍咒──「哪里有话语，哪里就有权力的上帝之手」。权力与话语如影随形，真理不过是实施权力的媒介──影子的影子。福柯精辟地指出：「在我们这样的社会及其他社会中，有多样的权力关系渗透到社会的肌体中，构成社会肌体的特征，如果没有话语的生产、积累、流通和发挥功能的话，这些权力关系自身就不能建立起来和得到巩固。我们受真理生产的支配，如果不是通过对真理的生产，我们就不能实施权力。」11因为权力深深扎根于社会关系之中，话语的权力之维就为我们敞开了一个广阔的批评空间：话语的生产成为权力斗争和矛盾的焦点，成为种种复杂社会关系的交集，它处在与政治系统、经济系统和意识形态系统的多重关联之中。话语生产意义，建构真理，在流通中传播权力的影响，并以不证自明的「真理」和「常识」遮蔽意识形态的强大功能。巴赫金的「超语言学」则从话语的社会、历史之维出发，他洞察到在同一个语言共同体内部，人们虽然共用同一种语言，却属于不同的话语类型（又称「言语体裁」）。话语类型是根据不同的社会地位、职位、年龄、阶层、阶级、地区来划分的，它们是不同的社会视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投射在语言内部的表征，社会话语则是各种话语类型多重奏的杂语复调，它们之间通过互主体性的对话进行交流和协商12。福柯和巴赫金从不同的维度将话语从语言的牢笼里解放出来，让话语的生产、积累、流通进入广阔的社会空间。由此观来，话语已不再局囿于单纯的语言认知范畴，而是具有生成与建构意识形态的实践功能。 　　如果从话语生产的视域来重新考察批评的功能，我们就不难察现：文学批评也是一种生产性的话语实践，它在意义再生产过程中参与意识形态的生成与建构。诚如南帆在揭示文学批评与意义再生产的关系时指出的：「众多的话语类型组成了一个扇形的社会话语光谱，这是社会文化的意义配置方式……文学批评在这样的光谱之间占据了一个特定的地位……现代社会，话语生产的意义并不亚于物质生产。话语的生产意味着规定一个社会的主导词库，意味着让这些词语的意义成为社会的强大信念。在这个意义上，话语生产无疑是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13 　　九十年代之后的批评话语就是在现代性的社会话语光谱中展开的。那么，文学批评在现代性话语格局中处于甚么样的位置？批评的功能又发生了哪些变换？ 　　如果说八十年代的文化城堡上空飘扬着思想的彩色旗帜，那么，九十年代的文化星空里则缭绕着话语的彩色星云。从思想启蒙到话语实践，不仅是文化谱系的转型，而且是叙述范式的转换。启蒙元叙事的超验所指被视作一种空洞的姿态，各种微型叙事的话语星云四处飘散14： 叙述功能失去了自己的功能装置：伟大的英雄、伟大的冒险、伟大的航程及伟大的目标。它分解为叙述性语言元素的云团，但其中也有指示性语言元素、规定性语言元素、描写性语言元素等，每个云团都带着自己独特的语用学化合价。我们大家都生活在许多语用学化合价的交叉路口。我们并不一定构成稳定的语言组合，而且我们构成的语用组合也并不一定具有可交流的性质。 　　利奥塔对启示录式的启蒙叙事的解构，标示着文化谱系与知识生产范型的转向。在元叙事危机四伏，怀疑主义与反讽嬉戏盛行的年代里，人们头顶话语星云，脚踏一地的现代性碎片，行走在现代之后的仿真拟像的符号时空里。 　　在九十年代那张历史色彩还鲜艳斑斓的文化地形图上，布满形形色色的话语景观──流动的现代性因数在社会结构转型的各个层面都留下表征的印迹。诸多话语都参与了现代性的话语实践，各个阶层、各种利益集团都试图在社会全面转型的进程中建构自我认同的现代性。这是一个话语角逐烽烟四起的年代，在现代性话语实践的竞技场上，人们聆听既得利益集团、新兴阶层、知识份子、弱势群体的话语四重奏时，不难辨别出前两者是激越铿锵甚至针锋相对的高音部，知识份子则属于时而理性时而黯然神伤的中、低音部，弱势群体私下高昂的不平之鸣在意识形态「消音器」的净滤下几乎成了「沉默的大多数」。与此同时，知识话语内部的分化也越来越泾渭分明。科学话语以理性的代言人自居，以改造自然征服自然为己任，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授权加冕更是理直气壮，奋勇争先地奔走在知识话语前列；人文话语也不自甘落后，在「启示录式」的启蒙腔调已飘逝成历史的绝唱后，一曲人文精神的「燕赵悲歌」又响彻在九十年代的易水河畔，但长河悲歌水自流，随着消费时代的物欲滚滚卷起千堆浪，那曲悲歌已被大众文化的「狂欢曲」湮没。 　　人文话语期望与科技话语比翼齐飞，甚至分庭抗礼，但这种期望仍遥遥无期。科技实用理性与市场资本逻辑遥相呼应，它们的默契唱和已成为现代性复调话语的强音符。事实上，人文社会学科内部的诸话语也是强音弱符杂语纷呈。经济话语「挟市场以令诸侯」，理性的精打细算、冷静的缁铢必计将寄存梦想的心灵数位化，效率优先、公平暂缓的经济理念使功利的算盘高踞公正的天秤之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丛林进化法则被市场经济的话语系统进一步合法化。法律话语在现代性转型期被寄予「立纲常治乱象」的厚望，在价值颠覆道德失范的年代里，人们纷纷把对公正、正义的最后期望交付法律，却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法律条文本身就是社会各阶层的诸多话语类型经过多重博弈后的强制性话语契约。勿庸置疑，在人文话语内部的角逐中，经济话语与法律话语成为人文话语共同体中的时代强音，文史哲话语只能在边缘地带发出微弱却不乏穿透力的喻世明言。 　　在九十年代的现代性话语多重奏中，文史哲话语虽只是处边缘之远的「盛世微音」，却具有和声般余音绕梁的效果。当咄咄逼人的强势话语为现代性新航线制定航程并吹响历史号角，试图在现代性话语实践中抢占权力制高点，夺取新意识形态的主导权时，文史哲话语在颂歌嘹亮的「进行曲」中发出别一种声音──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强势话语凭借主流文化的领导权，为以市场经济为内驱的现代化进程厘定线性的单数现代性，而文史哲等边缘话语则在反思与批判中探测复数现代性的可能──「现代化的陷阱」、「现代性的迷思」、「被压抑的现代性」、「可选择的现代性」、「现代性的谱系」等等，甚至从现实视域中的熹微之光想象预期现代性尽头冉冉升起的后现代性。它们的「盛世微音」虽不如居庙堂之高的主流强音那样普天播撒，但却不仅仅是忧时感世的喻世明言，而且是以尚未沦陷的知识份子立场发出的文化异见。 　　同是边缘沦落人的文史哲话语，它们之间的家族相似性远大于「比邻若天涯」的差异性，游移的边界使它们没有画地为牢的交融阻力。倘若我们缩小话语光谱的搜索半径，单以文学批评话语为例，它与哲学话语、历史话语等都有密切的亲缘关系。批评的理论化更是与哲学、历史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学科结下不解之缘，批评整合了人文学科的诸多话语因数，它一系列纷纭复杂的名词术语、精制巧构的语汇概念，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其他人文学科的馈赠。批评创造性地改良了理论的批判武器后，就以人文话语「轻骑兵」的前锋姿态直面现代性现象的挑战。正如赛义德这位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家在《世界·文本·批评家》中对批评功能的新阐释；「当代批评面对着的是哲学所抛弃的问题。语言及其独特和艰涩的存在问题是这种批评的核心，这种批评已经承担了生产思想的任务。这种思想，正如福柯所说的，『在它运作的密度里，既是知识，也是对它所知晓的东西的一个修改，是对它所反思之物的存在模式的反思和转换』」15。批评的功能显然已发生蜕变，从语义阐释与鉴赏评判转向生产性的话语实践，这种功能转换也许预示着批评还有一个可期待的未来。 　　从放宽的横向共时性视域来看，批评在九十年代的话语格局中已被边缘化。但作为一种生产性的话语实践，批评又具有无限的潜能──生产意义和思想，在实践与反思的双重探询中测绘文化的踪迹。 　　那么，批评又如何在九十年代之后的现代性话语实践中发挥自己的潜能呢？ 　　 　　 　 四 　　在现代性的地平线上，文化研究的崛起为批评之旅开辟出新的广阔空间。 　　文化研究在九十年代的异军突起，昭示着批评的文化转向16。从「文学批评」到「文化研究」的术语转换，却是文学学术场域「换了人间」的沧桑巨变。它标示着文学版图的边界已发生裂变，一度貌似清晰明朗的界线变成变幻莫测的虚线。作为合法化权威指令的命名区分突然失去指涉物件，人们很难想象──在一幅边界游移延异、踪迹飘忽流散的版图上，如何行使区分和甄别的认知理性？这样的文化图景在当代批评视域中不再是异想天开：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与芭比娃娃的广告一起光顾批评家的诊室；鲁迅的《吶喊》伴随着崔健《一无所有》的摇滚嚎叫让评论家聆听出微言大义；艾略特的《荒原》和波普艺术机械复制的明星肖像及千篇一律的罐头招贴并置搁放在批评家的解剖台上；朱自清的抒情散文与MTV音乐片一同经受评论者的视觉叙事分析。透过这幕拼贴并置的文化图景，不少敏锐的批评家察觉到某种隐蔽的变换──八十年代一度被视为政治性「铁笼」的意识形态和庸俗「铁链」的社会关系，在文化研究的召唤下又重返批评的视域，并受到超过审美感性的高规格礼遇。 　　人们自然会追忆起那个审美批评意气风发的年代。「主体性」登高一呼，现代派、纯文学、审美自律、形式探索、先锋实验等文艺探险团队云集回应，它们高举「将审美进行到底」的彩色旌旗，行色匆匆的奔走在通往审美乌托邦的自由之路上。自八十年代中期崛起的先锋文学实验，在前锐批评家的理论援引下，一度对语言与形式进行无边的探险，试图建构起审美自律与语言自洽的「虚构王国」。先锋文学的形式实验将文学性提纯到语言本体的高度，拒绝政治意识形态包举宇内的罩笼，拒绝社会人间烟火袅袅吹拂的熏染。文学似乎找到自律自治的独立领地，先锋作家与前锐批评家陶醉于「文学理想国」的仙境乐土之中。但这个精制细构、美轮美奂的「纸上乌托邦」，在九十年代现代性冲击波的强力辐射下，已成为风吹雨打摇曳着孤灯残影的舞榭歌台。先锋文学这枚八十年代的艺术勋章，一面镌刻着先锋作家对叙事可能性的形式探索，另一面则凸现前锐批评家在语言意识上的觉醒。但当时先锋作家与前锐批评家对语言与叙事的认识，大都局囿于结构主义的封闭牢笼中，他们从所指与能指的二分法中脱身而出，试图凭借漂浮的能指为流动的文学性搭建审美自律的平台，而语言的社会、历史之维与叙事的意识形态功能，尚未进驻他们的思考场域。 　　在九十年代的「后革命氛围」中，审美救赎的解放潜能已被消费社会的资本力比多消解。这是一个美学资本化的年代。美感沦落飘零在怀旧的斜阳巷陌里，消费快感则踩着都市节拍跳起轻快的狐步舞穿行在熙熙攘攘的欲望街市。与此同时，大众文化搭乘消费社会的「欲望号街车」轰轰烈烈地出场了，一场关于身体与快乐的「欲望狂欢」如火如荼地上演着。这是一场高潮一直高亢而剧终不知所终的盛大演出──市场经济的资本现代性为它搭建起永不谢幕的舞台歌榭，并为它炮制和快感一样转瞬即逝、像欲望一般永无止境的演出剧码。这时，精英文化的贵族面孔被洋溢着消费快感的大众文化撕下神秘而高贵的面纱，在资本逻辑与消费享乐主义的策反下，大众文化挺起一度谦恭卑微的脊梁，雄纠纠气昂昂地站在文化审判庭上，指证精英文化的「傲慢与偏见」是一种压迫性歧视，是一种把持权力话语的文化霸权。于是，精英文化的贵族面孔被烙上「文化霸权」的红字，只好躲进远离市场尘嚣的象牙小楼去听一夜杏花春雨，冥想形而上的超功越利之道。 　　上述对八、九十年代文化地形图的修辞学素描，让我们依稀察看出文化研究崛起的宏观轨迹与转换向度。 　　批评的文化转向，一直伴随着此起彼伏的争议与辩诘。人们不禁要发问：文学经典怎么会沦落风尘与文化速食垂影相吊？阳春白雪的高雅文化怎么会走进世俗与油头粉面的通俗文化平起平坐？文学与非文学的界线是否从此就形同虚设，泛文学的时代已经悄悄到来了吗？「作者已死，经典不再」的文学是否从此就要向每一个时代的恶之花俗之草献媚？在确认符号和话语作为一种内在文本性度量衡尺度，并建构起「语言现实主义」的今天，文本是否就能消弭文学与文化之间的界限？无边无际的文化空框结构到底是一个吸纳日月精华与星辰光芒的文化星系，还是一座有容乃大甚么都往里倒的巨型垃圾场？不证自明的「文化」是否温情脉脉地遮饰着隐蔽的成规，到底是谁的文化？文化又隐蔽着甚么？ 　　这一系列密集而有力度的问题，使批评文化转向的身影显得有几分沉重，尽管它跃跃欲试地叩响每一个新领域半掩的门扉。 　　文化研究的兴起，是高度语境化的产物。人们在寻找其历史参照座标时，常追溯起文化研究的两个源头──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与五、六十年代英国新左派兴起的与精英贵族文化相抗衡的文化研究。它们的兴起都是对所处时代的历史当下状况的诊断与回应17。但文化研究的迅速扩展播撒，并发展成为八、九十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最有活力且影响深远的学术思潮之一，则更多归功于批评在通向语言之途中的功能转换──作为话语实践与文本生产的──生产性批评实践。而这一转换是批评在「语言转向」开辟的新航线中完成的。 　　当福柯和巴赫金对话语的社会、历史之维「拨开云雾见青天」的深刻揭示，指引批评家从「语言牢笼」向广阔的社会历史空间进行文化突围；当解构大师德里达对文本的语言踪迹「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延异播撒，启悟批评家从「形式迷津」的仿徨中转向文本内外无边界的「不在场」勘探：一个新视域开启了，人们发现语言的「新大陆」──话语与文本──其实就是文明和文化的「道成肉身」。文明的历程，文化的苦旅，其实就是人类在语言之途播撒的无限延异的踪迹，人类在书写文本的同时书写了文化乃至人本身。德里达的「泛文本主义」，常被后继的后现代主义者提炼为一句激进的战斗口号：文本之外无他物，甚至将整个「世界」指称作一个巨型「文本」、一套符号总汇、一本永远有待于解读的著作，但他的修正澄清往往被后继者有意无意地忽略：「当批评家们把我的工作看作是这样一个见解的时候，我总是感到非常惊讶：语言之外别无他物，我们被囚禁于语言之中；实际上，解构主义想要阐明的恰恰是相反的观点。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首先也是对于『他者』和『语言的他者』的探寻。」18德里达拆解了文本的内外边界，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文本之间的「互文性」使边界更像一道可以自由来往的修辞性篱笆，而不是鸡犬之声相闻却不相往来的知识性壁垒。文本就像一团不断延异播撒的话语踪迹，没有「内在」和「外在」的传统区分。这样一来，文学文本与哲学文本、历史文本的区别就毫无意义，文学批评由此成为广义的文化批评。但德里达所澄清的对「语言的他者」的探寻，以及他一再宣称的立场「解构主义……不是中立的。它介入着」19，并没有在他一系列晦涩多义的书写之物中得到相对明确的印证，从而为后现代主义者的激进误读──运用德里达所言的「缝隙」、「增补」法──留下可乘之机。 　　德里达未竟的「他者探寻」及「介入」，实际上是由福柯的权力谱系学和知识考古学来完成的。德里达倾向于认为文本的意图和整体是不可见的，因为延异的踪迹飘忽不定，对文本隐蔽的话语规则及脉络层次，他持否定的不可知论，无法破晓也不必破晓偶然随机的话语踪迹的运行法则。福柯则在德里达驻足止步之处继续追问：话语的踪迹即使飘忽不定，但这是谁的话语？谁的踪迹？德里达在认识论的尽头停止追问，福柯则从话语的生产实践视域向蛰伏在文本最深处的权力逼问。经过权力谱系学和知识考古学勘测，福柯发现文本是权力网路的一部分，权力的踪迹无处不在，知识的生产也是权力话语的文本再生产。赛义德精辟地指出：「权力的文本形式是对在文本和知识底部的权力的有意模糊。因此，批评的对抗权力就是将文本带回某种可见性。」20「权力的有意模糊」实际上就是意识形态的掩饰与遮蔽，它掩饰自身在再生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共谋作用，它遮蔽自身作为国家机器生成建构各种虚假「主体性」的强大功能。文化研究的重要任务就是将意识形态掩饰和遮蔽的一切尽可能地展呈揭示出来，换言之：即在批评的话语实践中，通过探测原文本未显形的意识形态隐匿部分与未显现的权力关系网络进行文本再生产。 　　如果说福柯和德里达提供了文化研究开辟新路向的「理论导航系统」，那么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则堪称文化研究的「理论灯塔」。在阿尔都塞看来，与其关注意识形态的真假虚实，不如直接审视其强大的建构功能：意识形态是「个人同他所存在于其中的现实环境的想象性关系的再现」，它建构和形塑了我们对现实的意识，并召唤个人成为主体21。文化的意识形态之维，使话语建构与文本生产成为意识形态再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阿尔都塞过于强调意识形态的「结构整体性」，个人作为主体只是意识形态崇高客体投射下的结构性魅影，在坚固的整体性结构面前主体丧失了一切能动性。而葛兰西则以一种动态交互的视域重新评估意识形态的「文化霸权」之争，文化霸权其实就是意识形态领导权，在争夺领导权的过程中，统治阶级并非只是通过强制灌输与操纵支配来实现其阶级意志，而是以极富弹性的策略将对立阶级的利益及价值观吸附到自身的主导系统来维系的。这在资产阶级的文化意识形态中得到最集中的体现，它接纳包容了来自不同阶级领域的对抗性文化之后，成为一种修正调和式的文化意识形态的动态联合体22。这样一来，意识形态中任何简单的二元对立都被其复杂多元的主导系统消解了，那种庸俗的经济决定论和阶级决定论也就失去了理论的锚地。阶级、种族、性别、大众文化等文化关键字，从原先局囿于统治／被统治、压迫／反抗的二元对立教条中挣脱出来，进入文化实践的政治与意识形态视野，呈现出一幅差异和矛盾交织的文化图景。 　　简而言之，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石是由三个方面的合力构筑的：德里达解构了文本边界，让文化研究踏上跨学科、跨文本的批评之旅；福柯的权力话语建构，使文化研究成为介入现实探询权力他者的生产性话语实践；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则为文化研究指明「矛头所向」的「用武之地」，并提供最有力的思想武器。 　　文化研究在奠定理论基石后，又涌现了一系列新的批评方法。福柯的「权力之眼」照亮了后殖民主义的文化抵抗之路，而德里达的「文本踪迹」则指明了新历史主义将历史叙事化的颠覆之途，当然其中也有交互重迭的理论镜像。巴赫金的「狂欢诗学」与罗兰·巴特的「大众文化神话学」解读，使一直处于启蒙下位的大众文化被盛情邀请回到文化研究的大本营。女性主义在福柯权力谱系学、拉康精神分析学等理论资源的援引下，也成为文化研究领域一支重要的生力军。文化研究虽没有固定明确的定义，但作为一种生产性的批评话语实践，我们还是可以大致辨识它的运作平台：「文化研究主要描述并介入『文本』和『话语』（即文化实践）在人类日常生活和社会构成之内产生、插入和运作的方式，以复制、抗争乃至改造现存的权力结构。」23现存的权力结构的投射镜像，就是意识形态的文化霸权。从这一意义上来看，文化研究又可视作是建构、修正乃至改造意识形态的话语实践与文本再生产。 　　通过上述对文化研究理论与方法的简笔白描，我们可以察现：批评的文化转向既是社会文化结构转型变迁的历史召唤，更是批评在通向语言之途中功能转换的内在要求。 五 　　经历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旅行之后，我们重返中国语境时又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问题： 　　文化研究的语境化取向与实践性品格使任何简单的「横向移植」都可能陷入异质相斥的「水土不服」之中，它显然需要在源自本土语境的「问题意识」的导引下进行「再语境化」。那么，如何在九十年代的现代性转型中进行西方文化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再语境化」呢？在资本主义现代性挟全球化浪潮而播撒天下，强力推进其普遍化的历史进程的今天，又如何建构源自中国本土经验的现代性话语？此外，在一种历史发展落差显著的差序格局中，不同的历史语境中的社会关系、文化形态及权力结构必然存在着差异性的不对称，在西方语境中长期处于支配性地位的意识形态文化霸权，也是西方文化研究实践试图修正与抵抗的权力结构，却可能在另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历史语境中只是刚摆脱强势宰制的新兴力量。换而言之，西方语境中的现代性意识形态霸权，移置到另一个历史语境却只是处于初步发展状态的形成性力量，在新意识形态的话语角逐中它远未具备强势之力，遑论霸权之威？还有，西方文化研究语境中居于凸显位置的阶级、种族、性别三要素以及大众文化、身份政治、后殖民主义、后现代状态等热点问题，显然是西方文化研究根据特定社会文化条件下的历史当下状况而形成的研究焦点与热点，它们是否能跨语境移植到九十年代中国的现代性转型语境中？也许，西方的焦点一到中国语境就成为散点，西方「如火如荼」的热点一到中国语境却只是处于萌芽状态的「星星之火」，尽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在超前早熟的期待视域中，往往会陷入揠苗助长或吹火助燃的夸饰迷思里。以「阶级」这个文化研究的关键字为例，在西方语境中它一直是文化政治领域澄澄发亮的巨型语汇，也是文化研究与批判理论介入现实政治的必经之域，但在中国语境中却是一个历史锈迹与政治劣迹斑驳陆离并蒙上一层层文化尘垢的语汇，我们又如何在九十年代的现代性转型语境中擦亮它原有的批判光芒呢？再以后殖民理论为例，它的语境取向与问题意识更为明显，赛义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德里克等卓有成就的后殖民批评理论家都是在感同身受的文化殖民体验中提炼理论晶体的，文化认同的身份焦虑始终是他们进行理论批评的出发点24，而在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近现代语境中殖民主义与封建思想犬牙交错的复杂图景，又如何跨语境将后殖民理论「再语境化」呢？ 　　这一系列引人深思的问题，显然需要在文化研究的批评实践中以新的视域新的观照来审视。 　　 回到中国语境探寻文化研究兴起的原因，人们从九十年代以来社会经济文化结构的现代性转型中，可以找到各种充足理由律。但从话语实践与文本生产的视域进行审视，也许更能察现它的内在理路。当文化研究作为生产性的批评话语实践进行文本再生产时，它实际上已参与九十年代的现代性转型的话语建构过程，并在现代性意识形态话语的角逐中发出自己独特响亮的声音。九十年代的现代性社会转型，其实也是意识形态的新旧交替。旧的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意识形态，随着1992年南巡讲话一举破除「姓社姓资」的二元对立僵化模式而宣告终结，新的以市场经济为内驱的现代性意识形态正在形成之中。作为意识形态话语实践与文本再生产的文化研究，自然在新旧意识形态交替转型期应运而生，它不仅是一种历史当下性的回应，而且也将在新意识形态的话语角逐中发挥自己不可替代的功能。 　　在九十年代文化思想界的重要论战中，都可以看到文化研究活跃的身影。从「人文精神大讨论」、「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之争」、「国学复兴」、「儒家资本主义」，到「现代性问题」、「全球化与本土化」、「民族主义」、「市民社会与公共话语空间」、「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等等，文化研究都做出敏锐迅捷的回应。在九十年代的文学批评实践中，批评的文化转向不仅开创了新的批评空间，拓宽了批评的路径，丰富了批评的可能性，而且在跨学科的文化实践中重写文学批评的定义与内涵──批评不再只是一种认知过程，而是在话语实践中生产意义的工作，它不再寄生于既定的文本，而是要建构自己的物件并再生产文本。伴随文化转向后的功能转换，作为生产性批评实践的文化研究，正在批评领域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文化研究以一系列产生广泛影响的批评实绩，在九十年代的现代性话语竞技场上占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席位。择其要有：汪晖的现代性谱系探询及文化思想史书写，南帆对文本生产与意识形态的隐蔽成规的深刻揭示，王晓明对九十年代「新意识形态」的整体感知与理论素描；陈思和宣导的「民间理念」及对民间文化形态的现代性重写，孟繁华对大众文化「众神狂欢」的解读及「无产者写作」的主张，戴锦华的影视文化传播及大众文化研究；李银河、张京媛对西方女性主义思想的引介阐扬，孟悦、徐坤等的女性主义批评实践；周宪的审美现代性研究、鲁枢元的文艺生态学批评主张、叶舒宪的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文学新探等等。文化研究的方法还渗透到文学史领域：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和《问题与方法》对文学的制度性品格做出钩深致远的考察，而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则以多层面的历史叙事展现「共名」的意识形态集体记忆与「无名」的民间潜在写作。此外，后现代主义思潮也在全球化时代悄然进行理论的东方之旅，王宁、盛宁、王岳川等的理论引介及张颐武、陈晓明等的批评实验都产生广泛影响，在现代性转型的历史当下性语境中，后现代主义的现代之「后」展望虽能预期未来的丰富可能性，但在「后视域」的强烈聚光灯下，对现代性现象的审视有时也就难免某种程度的失真与偏误。上述文化研究的批评实绩，是在「中国问题意识」导引下，将源自西方的文化研究理论与方法「再语境化」的文化实践，事实上它们也是九十年代文学批评收获的较有份量的部分成果。 　　面对这张简要辑录文化研究实绩的批评清单，我们大致可梳理出文化研究的主要批评路向，并将其置于建构形塑九十年代新意识形态的现代性话语实践中进行价值评估。 　　一是文化思想批评，它穿越文本边界直面现代性的文化思想现象，对现代性进行正本清源的文化谱系考察，力图以多元差异的可选择的现代性回应市场经济驱导下的单一现代性，并坚守边缘正义的立场发出抵抗性异见。以汪晖为代表的现代性思想批评，既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全球化播撒进行批判并探寻「别样的现代性」予以积极回应，又对自由市场经济驱动下「权力不对称」所造成的结构性不平等进行深刻的揭示。这一抵抗性异见事实上激发了权力主导结构的强烈回应──对「新左派」指称不明的策略性命名──隐含着切除某种「价值回路」的政治修辞意涵。在一种粗简而武断的政治化修辞命名中，「新左派」和「自由主义」成为一场虚实交错但「权力不在场」的现代性路线之争。汪晖、韩毓海、孟繁华、王彬彬、旷新年等的现代性思想批评实践，虽是被政治化修辞命名荟萃云集到「新左派」的符号性旗帜下，他们之间批评理路的差异性远超出命名符号的同一性，但他们的批评介入意识与边缘正义立场却展示了九十年代文学批评的犀利锋芒。「新左派」这一指涉不明的政治符号化修辞，从另一意义上来看，反而凸显出文化思想批评的抵抗性立场。事实上，在新意识形态的现代性话语角逐中，「新左派」是文学批评话语中最具批判力与影响力的话语实践，当然他们身后也伴随着「过于介入现实，已经远离文学」的诘疑微词。 　　二是文化意识形态批评，它与文化思想批评组成重迭的现代性批评镜像，它们之间的差异性与同一性比邻并置。文化思想批评凸显思想批判的旨趣，而文化意识形态批评则在文本再生产中探询权力结构的运作机制与话语踪迹。文化意识形态批评有不同的路径取向。王晓明以敏锐的洞察力从纷纭复杂的现代性社会镜像中，探测出九十年代正在形成的「新意识形态」，并提出文化研究的主要旨向：「越是意识到这『新意识形态』背后的种种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多样运作，意识到它正在应和并塑造今天的群体欲望和公共想象，正在麻痹和延误社会对危机的警觉，文化研究就越要将其视作最重要的批判物件。」25尽管「新意识形态论」只是对九十年代现代性转型历史语境的现象学「理论素描」，但它明确指出文化研究的着力点并初步建构起运作平台，事实上已为九十年代文化研究开辟了更为广阔的批评空间。南帆则从文本生产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切入，在双重视域的审视下，揭示意识形态的隐蔽成规，测绘文本生产的权力话语踪迹。文本分析与意识形态批评的双重视域，为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找到交互接合的批评场域，它以文本叙事与话语修辞作为批评的发轫之处，然后在文本分析的过程中与社会历史以及意识形态遇和，这种批评路向显示出批评话语实践介入社会历史现实的最佳路径。正如南帆所强调的：「文本分析必须纵深地考察字、词、句背后隐蔽的历史冲动、权力网路或者詹姆逊所说的政治无意识。文本仅是一个很小的入口，然而，这个入口背后隐藏了一个巨大的空间。」26这一「巨大的空间」实际上就是文化研究开启的广阔的社会历史空间。这一批评路向与詹姆逊的文化意识形态批评不谋而合，詹姆逊曾如此阐述他的批评路径：「我历来主张从政治社会、历史的角度阅读艺术作品，但我决不认为这是着手点。相反，人们应从审美开始，关注纯粹美学的、形式的问题，然后在这些分析的终点与政治相遇。」27事实上，在九十年代的批评实践中，南帆是批评家中将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交融整合得较成功的，也是将西方文艺批评理论「再语境化」较为成功的范例，他的文化意识形态批评实践，展示出批评话语在现代性话语光谱中的灵韵与光芒。 　　三是大众文化批评，它是批评对消费社会到来后商业文化蔓延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的积极回应，也是文化研究进行批评实践的主要领域。虽然不能把文化研究归结简化为大众文化批评，但在文化研究的批评版图中，大众文化显然占据着幅员辽阔的批评场域。从大众传媒、影视文化、流行音乐，到服饰玩具、购物商场、住宅家居，到时尚品位、体育休闲、生活情调等等，就像文化本身宽广无边的外延一样不断延异。大众文化的复杂多变，使批评的视域也呈现出不同的焦距与景深。九十年代的大众文化批评大致可分为三种批评路向：第一种是接延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精英批判立场，批判商业文化的媚俗浅薄、机械复制、感官刺激，以否定的辩证法揭示大众文化在资本与权力的操纵下成为控制和压抑的意识形态工具；第二种是借镜英国「伯明罕学派」对大众文化的肯定与认同，将文化视作日常生活实践的感觉结构与生活方式，为处于启蒙下位的大众文化正名提位，肯认充满张力的大众文化具有自发的弹性抵抗力量；第三种则是搭上后现代主义理论快车的消费文化批评，它冲决了精英／大众、高雅／通俗的二元藩篱，批判二元区分的背后是权力在行使歧视性的文化隔绝策略，它以差异性的文化平等主义抗拒同一性的文化专制主义，并受惠于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将消费快感视为对抗等级秩序与权力操控的能动性力量，快感与意义的生产、符号的象征交换成为其关注的重要场域。值得一提的是，陈思和阐扬的「民间理念」虽是重写文学史时探测出的被遮蔽的潜在场域，但对以都市文化为主导、以市民阶层为主体的大众文化批评却是一种参照性互补，因为「民间」既涵盖了市井大众，又包容了大众文化批评往往盲视的广袤的乡村世界。当然，「民间」概念要进入现代性语境成为流通性的关键语汇，还有不少的理论间隙有待增补，但它毕竟为流连忘返于都市风景的大众文化批评提供了另一个参照空间。此外，大众文化批评还在批评实践中提出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图像时代的视觉转向、后主体时代的身体转向等理论阐释，进一步丰富了九十年代文学批评的理论图景。如果我们从更宽广的现代性视域来看，大众文化批评在「新意识形态」的现代性话语角逐中，也为被主流文化排斥的边缘及亚文化群体获取文化身份证及通行证，为被遮蔽的弱势群体和「沉默」的阶层提供「在场」的历史书写与文化言说。 　　上述三种文化研究的批评路向，只是粗略的划分，它们之间变动不居的边界往往使划分的场域成为漂浮的板块。正如文化理论家霍尔明智的洞见： 　　在福柯的意义上说，文化研究是一种话语的建构，它并没有甚么单一的起源，虽然当它最初以文化研究命名时，我们中的一些人持有某种立场。在我看来，文化研究从中产生的许多工作已经存在于别人的工作之中……文化研究拥有许多种话语，以及诸多不同的历史，它是由多种形构组成的系统；它包含了许多不同类型的工作，它永远是一个由变化不定的形构组成的系统。它有许多轨迹，许多人都曾经并正在通过不同的轨迹进入文化研究；它是由一系列不同的方法与理论立场建构的，所有这些立场都处于论争中28。 　　文化研究拒绝同一性的禁锢罩笼，反叛本质主义的等级森严，抗抵普遍主义的四海皆准，它没有固定不变的定义与界线清晰的场域。无论是历时还是共时，差异、偶然、多元始终是文化研究与时俱变的驱力，但它的议程总是面对历史当下状况，面对社会生活的肌理和表像的变化，因此文化研究就具有实践性和开放性的品格。它虽没有同一性的立场和宣言，但却在批评实践中达成包容差异性的默契与某种心照不宣的使命，就如霍尔所阐扬的：「文化研究的使命，是使人们理解正在发生甚么，提供思维方法、生存策略与反抗资源。」29 　　尽管人们对文化研究疏离文学文本，背叛审美救赎的启蒙允诺颇有微词，指责其「大而无当」、「文化媚俗」、「将批评理论化或成为理论的注脚」、「以西方话语图解中国现实」，但一个难以否认的事实是：当文学尚未找到现代性的言说方式，或者说文学还需要一定的时空间离才能叙述流光溢彩的现代性体验时；当文学话语还不如扑面而来的现代性现象更具文化冲击力，而转瞬即逝的现代性碎片本身已成为一种符号性文本时，批评只能悄悄离别文学回应在当下现实中日益逼近的现代性境遇，这种回应势必穿越文学文本而直面社会转型及文化转向中的现代性现象。因此，九十年代兴起的文化研究又可视作广义的现代性现象学批评，它是批评在现代性焦虑的困境中进行文化突围的开疆辟土之举。 　　另一方面，当文学本体随着其他更为宏大坚固的本体的倾塌而分崩离析时，流动的文学性也渗溢到现代性的各个层面，每一片现代性碎片上几乎都有文学性的残余物──作为修辞的叙事话语。文化批评悄悄离别文学文本，直面现代性现象，透过对文学性残余物的症候式剖析，在短暂、偶然、飞逝的现代性碎片上探询文化的踪迹。事实上它并非人们想象中的远离「文学」，如果我们扫描一下现代性的社会话语光谱，就能够发现不同色彩的话语光束之间存在着「话语间性」──「它很可能延展到各个社会门类，而且一段横向话语的话语间性很可能旁及左邻右舍，既出现在文学生产之中，也出现在政治话语、新闻话语或哲学话语等话语之中。」30换言之，当文学似乎消融在无穷无尽的话语中，流动的文学性却旁逸斜出地播撒到其他话语类型。文化研究者如果从其他话语类型的文学性碎片──修辞叙事切入，进行文化阐释、社会分析与意识形态批评，那么它实际上并没有远离文学，因为文学性修辞话语仍然是文化研究的起点和平台之一。文学性的流溢蔓延，不管是称之为「泛文学」，还是称之作「杂文学」，其实也并非今天才有的新图景。人们在追本溯源时往往会想起亚里斯多德的《诗学》与《修辞学》，想起刘勰的《文心雕龙》，那个时代的文学更多被视作修辞叙事之学。如今被文化研究远离的「文学」，不过是近两个多世纪来由种种话语建构出来的不证自明的「常识」31。文化研究解构了文学的「常识」，冲决了认知的藩篱，祛除了隐蔽的成规，将文学从审美自律的狭隘场域中解放出来，让批评从语言之途上的形式迷津脱身而出，迈向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空间。 　　文化研究的兴起，标示着批评之旅又踏上新的航程，这是正在行进中的未竟的航程。文化研究正与流动的文学性和变动的文本性携手走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批评旅途上。 　　如果人们追问起文艺理论的前景，追问起文学批评的未来，这样的回答依然有效： 　　──批评在路上。 注释 1 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见《死火重温》第4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2 〔美〕莫瑞·克里格：《批评旅途》第167页，李自修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3 南帆：《批评抛下文学享清福去了》，载《中华读书报──艺文空间》（北京）2003年12月3日。 4 现代性问题虽不是自九十年代才浮出历史地表，在思想意识层面，现代性自晚清始就进入中国语境，但作为一种社会结构变迁的现代性，以市场经济为内驱的现代性要到九十年代才真正成为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境遇。可参见汪晖《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等一系列有关现代性问题的论述，以及《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三联书店2004年版。 5 〔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幅面孔》（中译本序言）第2、3页，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6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第4页，田禾译，黄平校，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 8 〔法〕《波德赖尔美学论文选》，第485页，郭宏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9 王晓明等：《旷野上的废墟》，见孟繁华主编《九十年代文存》，第27－41页。 10 〔美〕理查·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第3页、16页、43页、115页，徐文瑞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11 〔法〕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第228页， 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2 参见〔俄〕巴赫金著《哲学美学》、《文本、对话与人文》、《周边集》，白春仁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3 南帆：《文学批评与意义再生产》，见《理论的紧张》第5页、8页，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 14 〔法〕利奥塔：《后现代状态》第2页，车槿山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 15 〔美〕爱德华·赛义德：《福柯与德里达》，汪民安译，选自《世界·文本·批评家》，见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主编《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第415页、416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6 「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在九十年代的批评文献中经常被视作同义语，但英语「Cultural Studies」按严格的学术界定及通行译法，应称为「文化研究」。 17 参见〔美〕马丁·杰依著《法兰克福学派史》，单世联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8 德里达：《解构与他者》，转引自〔美〕理查·沃林：《文化批评的观念》第294页，张国清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19 德里达：《立场》，转引自注18，第289页。 20 同注15。 21 〔法〕阿尔都塞：《列宁与哲学》，转引自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第12页。 2 22 参见〔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23 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文化研究的流通》，马海良译，见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第6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24 参见〔英〕巴特·莫尔－吉伯特等编撰《后殖民批评》，杨乃乔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美〕阿里夫·德里克著《跨国资本时代的后殖民批评》，王宁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5 王晓明：《九十年代与「新意识形态」》，见孟繁华主编《九十年代文存》（下卷），第28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26 南帆：《文本生产与意识形态·自序》第2页，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7 〔美〕詹明信：《马克思主义与理论的历史性》，见《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第7页，张旭东编，陈清桥等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 28 〔英〕S·霍尔：《文化研究及其理论遗产》，参见格罗斯伯格等编《文化研究》。 29 同注28。 30 见佛克马等编《问题与观点》，第50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31 参见〔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蔡志诚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2003级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