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前绝后的竺可桢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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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前绝后的竺可桢日记张荣明 《 中华读书报 》（ 2014年07月02日   12 版）

    24卷的《竺可桢全集》终于出全了。竺可桢先生提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这八个字实在不同凡响，是唯有古代圣贤才能达到的境界，可以遥接我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千年血脉。我初次看到就感到灵魂受到震撼。仔细想一想，近百年来的中国，风云人物中有几个人能实践这八个字？有几个人在这八个字面前能够站得起来?更不要说芸芸众生了。出于对竺可桢先生的敬仰之情，自2004年《全集》开始出版以来，我是出版一卷购买一卷，至今已通读完其中日记部分。
    《全集》之中，16卷1300万字的竺可桢日记的价值非凡，其丰富性，其复杂性，其珍贵性，远非普通读者所能轻松理解。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通才，而竺可桢先生是一个通才，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这两方面都有精深造诣的一个罕见的天才。至于对竺可桢的研究，我们不必担心后继乏人，中国古代有句话叫“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相信：一切热爱学问、不甘平庸、有思想、有抱负的青年人都会蜂拥而来，进入竺可桢研究（简称“竺学”）这块园地吸收营养，探索宝藏。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近百年来像竺可桢先生这样道德文章俱臻一流的大家实在不多啊！
    读竺可桢日记让我感动万分。主要是两点：一个是他的道德人格魅力，另一个是作为自然科学家的他竟然有如此精深的国学修养。想一想，82岁的暮年竺可桢先生还能完成一篇“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的皇皇大作，以致产生广泛的世界性影响，这是何等难能可贵，无法不令人肃然起敬。
    在这里我想谈谈竺可桢日记在民国日记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大概近15年来，我看了近百部日记，晚清大概四五十部，民国也有四五十部，但是没有一部像竺可桢日记这般使我如此激动。晚清有四大日记，如果要选四大民国日记的话，第一部就是竺可桢日记，其次是顾颉刚日记、史学家金毓黼的日记（即《静晤室日记》），还有吴宓日记。这四部日记，不仅篇幅庞大，而且内容精采。在民国日记中，竺可桢的日记是空前绝后的，没有人能够取代。竺可桢接触的都是政治、教育、科技、文化学术领域的核心人物，堪称九天之上的神仙人物，一般人的日记岂有机缘涉及？
    竺可桢日记涉及许多重量级人物，如一流学者陈寅恪、赵元任，新儒家的大师马一浮、熊十力，教育界人士蔡元培、胡适，国共领袖毛泽东、蒋介石等人，起码有20位。竺可桢记录了与这些人杰的交往，这是极其宝贵的资料。竺可桢日记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其中的科技史料很丰富，抗战期间的史料也不少。还有1949年这一年的史料非常重要，因为这是共产党战胜国民党夺取全国政权的关键时刻，风声鹤唳，各界人士究竟何去何从令人关注——日记这方面的记载尤其珍贵。许多日记，包括曾经出任国民党“宣传部长”、“外交部长”、“中研院院长”王世杰的日记中都把这一段毁掉了。不仅是台湾，大陆也有人把这段时期的日记毁掉了，如吴宓日记。竺老的日记却完整记载了这段天翻地覆的历史，这在民国日记中相当罕见。
    鲁迅先生评价庄子的文章“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就是说庄子一书的文学艺术性以及他的思想深刻程度，先秦诸子百家里面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过他。我们也可以效仿鲁迅所讲，竺可桢先生的日记是一片汪洋大海，气象万千，里面精彩的资料令人目不暇接，沒有一部民国日记能够超越它，只有从头至尾看过一遍，你才能真正的感悟到这是一部在民国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空前绝后的大师日记。

引用竺可桢日记 研几中国近现代植物学史小记胡宗刚 《 中华读书报 》（ 2014年07月02日   12 版）

    日记乃重要史料，历来倍受史家重视。但中国近现代科学家之日记却不多，就笔者熟悉的生物学领域如第一代动植物学家秉志、胡先骕、钱崇澍、陈焕镛等均没有日记，其门生大多亦没有日记，仅见《吴中伦云南考察日记》（中国林业出版社，2006年1月初版）和《王文采日记》（未刊），远没有人文学家留下日记之丰富。其他学科情形大致亦复如是，惟气象学家竺可桢是例外，留下大量且内容丰富的日记，为今日史家所珍视。
    在上世纪末，中国科学院曾组织人员对竺可桢日记予以整理、摘录，将1949年之前部分编辑成两卷，交人民出版社出版；1949年后部分编辑成三卷，由科学出版社推出。其时，笔者对秉志、胡先骕等生物学家有兴趣，竺可桢与他们为同时代之人，同在中国科学社、中央研究院、中国科学院等机构任职，且交往密切，日记中记载不少他们过从之事，即陆续买下。阅读之后，获悉科学家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些情形，如一项事业办理过程、个人性格细节、人群之间亲疏关系等，这些鲜活之材料，为中国近现代生物学史研究提供另一视角，若继续发掘类似材料，最终还原史事，应属研究新领域，而其时之学者对此有所关注者并不多。也许是这点发现、这点期许，引导我进入研几中国近现代生物史。但是五卷摘录本《竺可桢日记》，删减太多，有些省略还造成歧义。每每看到省略号时，即让人感到遗憾，期待能见到全貌。
    其后，笔者果真在中国近现代生物学史中蹒跚学步，并有幸结识中国科学史专家樊洪业先生，得其指教甚多。开始交往之时，樊先生正在着手编辑《竺可桢全集》，余乐意将所搜集自各地档案馆之竺可桢书札或其他文献中见到相关信息予以提供，以补其缺。《全集》共计24卷，每卷在80-100万字之间，前四卷为文集，于2004年由上海科学教育出版社出版，6-21卷为日记，约1400万字，后陆续问世。日记在《全集》中比重较大，也最为余所期待。
    2007年余经十年编纂而成《胡先骕先生年谱长编》，行将出版。胡先骕与竺可桢交往日久，自摘录本竺可桢日记中获得相关内容，很不完整，而樊编竺可桢日记尚未出版，但已有电子文本，即请樊先生将日记中涉及到胡先骕内容先为摘出，以便用于《年谱》。得樊先生慨允，嘱人为之检出提供，拙编得以丰富，而未留下遗憾。如1944年胡先骕辞国立中正大学校长之原因，坊间传言系胡先骕支持学生运动，而受到罢免。余找到档案材料并非如此，竺可桢日记可与档案互证。其云“余询百川何以中正大学校长胡先骕中央竟任其辞职。据谓步曾实为免职，非辞职。近因由于蒋经国至都后报告中正大学办得极坏，故主席与熊天翼一函，谓熊为中正大学之发起人，应立即设法。熊乃电话教部，故不得不换。去年5月，中正大学学生捣毁《民国日报》，与秋间校中学生因水源不洁而死于伤寒者十余人，病者百人，总务又有贪污之嫌，凡此皆使教部不快云云。”此类关乎胡先骕生平重要事件，还有许多，此不多举。
    2008年著《庐山植物园最初三十年》一书，将先前樊先生提供胡先骕内容中关于该园部分又用于此，以其说明1962年在庐山植物园下放到江西之后，该园经费拮据，以至影响事业发展，胡先骕找到时任中科院分管生物学之副院长竺可桢，请其设法保护。经竺可桢关问，后将该园收归中科院管理。又，1964年9月，中国植物学会第一次引种驯化会议暨庐山植物园成立三十周年纪念会在庐山召开，竺可桢亲自来山主持。为丰富拙著，特向樊先生索要一页会议期间竺可桢日记手迹照片，作为书中插图，得樊先生复印惠予。
    2012年著《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五十年》，在该园档案中有几张1963年竺可桢率黄秉维、汤佩松等专家来园考察留下之照片，但无人能辨识，故存之未曾使用。此时竺可桢日记已出版过半，余翻检得知竺可桢此行原委，系为设于西双版纳大勐龙森林生物地理群落站召开建站以来首次总结会议，并藉之辨识出照片中人物。后该站归并于植物园，故日记所记即是关于该园鲜为人知之史料，于拙著不可或缺。不仅如此，该园之创设，亦在竺可桢领导之下得以实现，今据日记将始末澄清，无疑提高拙著之价值。
    2013年余又著《华南植物研究所早期史——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史事》，该所为陈焕镛所领导，1950年由于人事关系，陈焕镛竭力要求将该所改隶于中科院，此事办理三年，最终得以实现。竺可桢为中科院分管之副院长，经手此事，日记多有记载，阅之明悉其中之经过。1951年中科院请陈焕镛率吴征镒等赴印度出席南亚栽培植物起源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代表团尚在印度期间，竺可桢于1951年2月1日见到一份汇报材料，“昨在文教会见到电报一通，系报告政务院，（有关）陈焕镛出席印度经济会议中有荒谬言论。此次派陈前往，系植物分类所主张。余告雨农（钱崇澍，时为植物分类所所长），嘱其嗣后必须留意”。也许陈焕镛并不知其之言行，会受到监视。这些重要细节，只有从竺可桢日记中获得。
    《竺可桢全集》编辑出版历时十余载，起初樊洪业先生刚退休，如今已是七十有几之老人。编辑是书，当属学术业绩而彪炳史册；但在此十余年间，樊先生个人之著述几乎停滞，当《全集》编辑竣工之时，樊先生立即在《南方周末》发表《丁文江与李四光》和《李四光庐山论冰真相》两篇鸿文，祝樊先生身康笔健，著述不断，嘉惠学林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