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歌曲1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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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歌曲100年》

作者：陈晓光   时间：2010-05   来源：文通网


　　演讲人：陈晓光

陈晓光副主席讲座

　　演讲者简历：陈晓光，笔名晓光。1948年8月生。祖籍河北省景县，出生地河北省阜平县。歌词作家，诗人，编审，中共党员。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文联副主席，文化部原副部长。
　　1978年后历任《歌曲》月刊编辑，《词刊》编辑部主任、副主编、主编，《中国艺术报》副总编辑，中国音乐家协会分党组书记，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中国文联高级职称评委会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现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第八、九、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全国艺术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副主席，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顾问，厦门大学特聘教授。1982年加入中国音乐家协会，现为中国音协理事。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96年加入中国电影家协会。2006年加入中国书法家协会。
　　1966年开始诗歌创作，迄今已发表、录制播出歌词、诗近千首，结集出版了《黄河上的太阳——晓光词作歌曲选集》、《晓光歌诗选集》、诗词集《心归何处》，文论集《文化是源远流长的河——晓光文艺谠言录》等。
　　晓光的作品中有《在希望的田野上》、《那就是我》、《在中国大地上》、《光荣与梦想》、《乡音·乡情》、《你会爱上它》、《友谊之歌飞向二十一世纪》、《采蘑菇的小姑娘》、《赤诚的中华魂》、《把心交给祖国》、《伊犁姑娘》、《我像雪花天上来》、《踏歌起舞》《把心奉献给远方》、《江山》、《从此银河不再遥远》、《曙色》等80多首在全国性歌曲评选中获奖。有些作品被选入高等音乐院校专业教材及中小学语文、音乐课本，并被译成英、日、法等国文字介绍到国外。其中，《那就是我》和《在希望的田野上》被选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音乐教材并入选“二十一世纪华人音乐经典”。《光荣属于亚细亚》被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确定为亚奥理事会永久性会歌。晓光曾多次出任全国性和国际性歌曲创作、演唱或其他艺术门类评奖活动评委。
　　在担任《歌曲》月刊编辑，《词刊》编辑部主任、副主编、主编和《中国艺术报》副总编辑的17年中，发现和培养了一大批青年作者，编改推出了许多优秀作品。
　　1982年被评为中国文联先进工作者。1992年荣获中国“金唱片”创作特别大奖。1992年被评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年，在东西方音乐文化的交汇冲撞中，中国歌曲开始了自己创新发展的历史进程。回顾百余年来中国歌曲走过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五个不同的发展时期——
　　1. 20世纪初至二十年代的新音乐萌芽时期;
　　2. 三、四十年代的新音乐运动时期;
　　3. 新中国成立后，也就是五、六十年代的蓬勃发展时期;
　　4. 文革十年的全面停滞，甚至是倒退的时期;
　　5.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再生与腾飞时期。
　　百余年中，经历了两次中西方音乐文化的大冲撞——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乐东渐和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西方现代音乐思潮的涌入。百余年中，中国出现过三次歌曲创作的繁荣——即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五六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的繁荣。
　　百年历程，历经沧桑，风雨坎坷，甜酸苦辣。总结起来，可以说是成就与失误同在，经验与教训并存。让我们沿着历史的脉络，简洁梳理之，与诸人共同回忆学习。
　　第一讲
　　19世纪中期以后，西方音乐通过传教士、留学生等诸多渠道带入传进中国，并逐渐为国人接受，日益产生影响。
　　清末民初，康有为倡导：“废科举，兴学堂，歌乐课。”梁启超亦提出：效法日、欧，借西洋乐来创造中国“新乐”的主张。
　　赴欧、日留学的音乐家沈心工、李叔同、曾志愍等的学成归来，积极传播教授西洋音乐的技术与技法。
　　20世纪初，学堂乐歌随着国民教育的兴起而逐渐推广。当时的学堂乐歌主要选用欧、日歌曲旋律，填以文、白相兼的歌词。从一定意义上说，学堂乐歌是我国现代歌曲创作的萌芽，也是我国现代专业歌曲创作的胚胎。
　　民国以后，学堂乐歌被列入中、小学师范的必修课程。蔡元培提出美育思想及主张：“以美育养成高尚之风，以完成国民之道德。”1912年前后，教科书及报章上刊载之学堂乐歌约1400首左右，大多是欧、美、日及中国传统歌曲曲调填词。
　　这一时期，原创歌曲(主要是曲调)的创作也逐渐兴起：1902年沈心工的《黄河》，李叔同的《春游》等堪称首创之代表作。
　　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随着专业音乐教育机构的兴建设立(如：北京大学的音乐研究会，后经肖友梅改名为音乐传习所，于1922年建立并开始招生。1927年成立的上海国立音乐学院，1929年改名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等，皆为中国最早的音乐院校)，广揽一批国内外音乐名家、教授，如：查哈多夫(俄)、法利(意)等。1929年黄自从美国留学归来出任上海国立音专教授兼教务长，此后逐渐培养出一批批杰出音乐人才，如：贺绿汀、陈田鹤、谭小麟、吕骥、喻宜萱、周小燕、李献敏、丁善德等等。
　　这些掌握了西方作曲技术技法的音乐创作人才的涌现，使得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歌曲创作出现阶段性的高潮。如：肖友梅《五四纪念爱国歌》、《卿云歌》，赵元任《劳动歌》、《鸣呼3·18》、《尽力中华》、《卖布谣》等呼唤爱国、关注现实、同情劳苦大众的群众歌曲接踵诞生。
　　这一时期的艺术歌曲创作，也显示出成果：如：赵元任《教我如何不想他》、《也是微云》。青主：《我住长江头》黄自：《花非花》、《南乡子》、《长恨歌》等等。
　　此外，黎锦晖的儿童歌舞表演：《葡萄仙子》、《可怜的秋香》、《麻雀与小孩》、《小小画家》等也受到学童们的喜爱。
　　随着电影的诞生和话剧的普及，电影、戏剧歌曲也出现繁荣，风传于民众之中。如：聂耳《梅娘曲》，任光《渔光曲》，冼星海《夜半歌声》，贺绿汀《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等。
　　三十年代，以上海为中心的流行歌曲创作也可谓颇丰。中国的流行歌曲诞生于20年代的上海。西洋古典音乐、美国爵士乐、中国的民间音乐与戏曲皆汇集于这个国际化大都市，经过一段时间的融合，逐渐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流行歌曲风格。
　　1927年黎锦晖创作出中国的第一首流行歌曲《毛毛雨》，掀开流行歌曲创作的序幕。三四十年代，由其是抗战八年，“孤岛天堂”的流行歌曲创作进入高峰期，出现了一批流行歌曲作词家、作曲家和歌星。如作曲家黎锦晖、黎锦光、陈歌辛、李厚襄、姚敏等，词作家陈蝶衣等，歌星周璇、白光、白虹、龚秋霞、姚莉、张露等。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这时期的流行歌曲一直被斥为“靡靡之音”，以至造成后来很多人对流行歌曲的歧视。
　　中国早期流行歌曲的主要代表作品有《桃花江》、《妹妹，我爱你!》(黎锦晖)，《渔光曲》(任光)，《春天里》(贺绿汀)，《香格里拉》、《夜来香》(黎锦光)，《玫瑰玫瑰我爱你》、《夜上海》(陈歌辛)，《蔷薇花》(姚敏)、《天涯歌女》(贺绿汀)，《何日君再来》(刘雪庵)等等。当时的流行歌曲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可以说是风格各异，良莠不齐，但流传较广。
　　第二讲
　　“五四”以后，革命的知识分子深入工农，编写出一些革命歌曲进行教唱。如“二·七”大罢工、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及广东、湖南的农民运动等等，都配合有革命宣传的歌咏活动。
　　1926年北伐战争后，工农革命歌曲和红军歌曲广泛传唱于全国城乡。这些歌曲大部分采用旧曲填新词的方法编写。多采用工农兵熟悉的民歌、小调、戏曲唱段及学堂乐歌的曲调。如用《孟姜女》曲调填写的《五卅运动歌》，用《苏武牧羊》填配的《救国歌》等。选用苏联、欧洲民歌和革命歌曲曲调填词的的歌曲也逐渐增多，如：《打倒列强》等。
　　1931年“九·一八”事变，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怒，黄自等一批爱国音乐家创作出《抗敌歌》、《旗正飘飘》、《长城谣》等一批原创歌曲。这是一批“替大众呐喊”而且“保持较高水准”的歌曲。早期的救亡歌曲和其后的抗日歌曲成为三十年代群众歌曲创作的主流。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100年来中国歌曲创作和传唱的第一个高峰时期。
　　聂耳在1933—1935两年中，创作了《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等30多首歌曲，唱出了中国人拯救民族危亡的最强音，开一代新乐风，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任光、张曙、吕骥、贺绿汀、冼星海、孙慎、阎述诗、张寒晖等也先后创作出一批具有战斗性和大众化特点的歌曲。如《丈夫当兵去》、《渔光曲》、《救亡进行曲》、《五月的鲜花》、《松花江上》、《救国军歌》等。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抗日救亡的歌曲创作和歌咏活动更加蓬勃发展。在“国统区”和根据地，以及后来的解放区都有新音乐运动在日益发展。1938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开始培养大批的音乐人才。
　　抗战时期，优秀的群众歌曲、艺术歌曲和合唱歌曲不断涌现。经文艺工作者教唱，很快风靡部队、学校、农村。如《大刀进行曲》(麦新)、《游击队歌》(贺绿汀)、《长城谣》(刘雪庵)、《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吕骥)、《在太行山上》(冼星海)、《延安颂》、《八路军大合唱》(郑律成)、《新四军军歌》(何士德)、《嘉陵江上》(贺绿汀)等等。具有现代合唱艺术里程碑式的杰作《黄河大合唱》(九个乐章)也诞生在这一时期。它不仅为中国人民所喜爱，也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中国合唱作品。
　　这一时期还产生了一些歌剧、小歌剧、秧歌剧、歌曲剧等：如《扬子江暴风雨》(聂耳)、《兄妹开荒》(安波)、《夫妻识字》(马可)、《白毛女》(马可、张鲁等)、《刘胡兰》(罗宗贤)、《赤叶河》(梁寒光)。抗战后期及解放战争时期，由于革命队伍中，大批青年音乐创作人才成长起来，歌曲创作更是日益蓬勃繁荣。
　　这个时期，国统区有一批讽刺、批判现实社会的歌曲在流传：《古怪歌》(宋扬)、《你这个坏东西》(舒模)、《民主是那样》(孙慎)、《老天爷》(赵元任)、《茶馆小调》(费克)、《红豆词》(刘雪庵)等。
　　解放区的群众歌曲的作品就更多了，如《咱们工人有力量》(马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曹火星)、《解放区的天》、《歌唱二小放牛郎》(劫夫)、《南泥湾》(马可)、《团结就是力量》(卢肃)、《东方红》(民歌改编)、《二月里来》(冼星海)等，不胜枚举。
　　第三讲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人们建设新国家的热情空前高涨。随着众多专业音乐院校和专业音乐演出团体的建立，大批的音乐创作人才被培养成长起来，歌曲创作出现了百年历史上的第二次高潮期。
　　这一时期的歌曲创作可以简单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群众歌曲，包括短小、易唱、上口，便于流传的独唱、重唱、齐唱和简单的合唱歌曲。另一类是艺术歌曲，是有一定演唱难度，多为专业歌唱者演出或教学训练使用，对于广大群众来说，这类艺术歌曲则属于他们欣赏和审美的需求。
　　群众歌曲的创作与当时的政治运动不无关系。建国初的十七年，靠着政治运动来推动社会前进是显著的时代特点。那时的人们真挚地感激共产党，热爱祖国，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歌曲创作上的主流，便是歌唱祖国，歌唱党，歌唱社会主义，歌唱劳动的题材。如：《歌唱祖国》(王莘)、《全世界人民心一条》、《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瞿希贤)、《我们走在大路上》(劫夫)、《社会主义好》(李焕之)、《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马思聪)、《祖国颂》(刘炽)、《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劫夫)、《学习雷锋好榜样》(生茂)、《翻身农奴把歌唱》(闫飞)、《浏阳河》、《歌唱二郎山》(时乐蒙)、《新疆好》(刘炽)、《我们的田野》(张文刚)、《我爱祖国的蓝天》(羊鸣)等等。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长征组歌》也是这一时期诞生的经典之作。
　　十七年中的艺术歌曲创作也颇为丰硕，如《草原之夜》(田歌)、《克拉玛依之歌》(吕远)、《马儿啊，你慢些走》(生茂)、《我骑着马儿过草原》(李巨川)、《唱支山歌给党听》(践耳)、《边疆处处赛江南》(田歌)、《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美丽其格)、《乌苏里船歌》、《新货郎》(郭颂)、《金瓶似的小山》等等。
　　广播和电影是当时歌曲传播的主要渠道。很多电影歌曲，如《柳堡的故事》、《上甘岭》、《祖国的花朵》、《英雄儿女》、《冰山上的来客》、《刘三姐》、《五朵金花》、《地道战》、《雷锋》、《李双双》等电影插曲或主题歌不胫而走，传遍全国。优秀的歌剧《洪湖赤卫队》、《江姐》、《红珊瑚》等的精彩的唱段，也通过电影或广播传播开来。
　　当时人们的文化生活并不像现在这般丰富多彩，不可能经常进剧场看文艺演出、看电影，所以通过广播听歌曲就成为最普遍的艺术享受。广播电台无疑对歌曲的推广传播起到巨大的作用。
　　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间，除了几部京剧现代戏和两部芭蕾舞剧之外，艺术创作几近萧条。特别是艺术歌曲的创作，在六十年代中后期几乎绝迹。直到文革后期，才有《北京颂歌》、《千年的铁树开了花》、《洞庭鱼米乡》、《挑担茶叶上北京》、《打起手鼓唱起歌》、《我为祖国献石油》等艺术歌曲出现。
　　文革中的群众歌曲创作，尽管也有些流传于世的作品，但大多数却也走向偏颇，各种各样的语录社论歌涌出，无论长句短语，有无节奏、韵律，一律得以谱曲演唱，且传播广泛，这在歌曲创作的历史上也算是一个“奇迹”。
　　第四讲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中国当代音乐文化建设开辟了新纪元。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国策极大地调动起音乐家们的创作积极性和创造性。
　　由于对外开放政策的全面贯彻，西方一些现代主义的音乐思潮、观念、创作流派、作曲技法及其他形形色色的风格，样式纷纷涌入中国，与我国原有的音乐观念发生了20世纪以来第二次东西方音乐文化的大冲撞。当时表现在音乐上的两大潮流——即“新潮音乐”和“流行歌曲”，是20世纪中国专业音乐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两个音乐现象。
　　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港台歌曲的传入，特别是邓丽君演唱歌曲的风靡，中国大陆的流行歌曲创作二度梅开。
　　前面讲过，中国的流行歌曲诞生起源于上海，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一部分流行歌曲作者移居香港和台湾，像陈蝶衣、姚敏、李厚襄、李隽青等人成为香港流行歌曲创作的中坚力量。十七年乃至文化大革命的近三十年中，流行歌曲在港、台一直在发展之中，而且新人辈出，后浪推前浪。首先涌入内地的是邓丽君被斥为“气声”演唱的歌曲，随后有影视歌曲、校园歌曲接踵而来。如：《橄榄树》、《外婆的澎湖湾》、《童年》、《万里长城永不倒》、《我的中国心》、《故乡的云》、《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把根留住》、《一剪梅》、《龙的传人》、《东方之珠》等等。
　　流行歌曲具有商品属性的文化特质。它的产业化生产过程和与众多年轻听众的血肉联系，使得它一旦进入中国大陆的文化市场，便身不由己地按市场规律运行起来。社会，特别是传统的中国音乐界一直对流行歌曲的艺术性与商业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赚钱与赔钱，通俗与庸俗，流行与不流行等问题论战不断，甚至争斗得十分激烈。这种论争几乎伴随着流行歌曲成长发展的全过程，直到今天仍未停息。
　　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对流行歌曲这个词汇还十分敏感，认为“流行歌曲”是专指“靡靡之音”的。于是便用“抒情歌曲”和后来的“通俗歌曲”这个词汇来区别群众歌曲，区别艺术歌曲，也区别流行歌曲。
　　十年的文化专制，人们已经对“高、快、响、硬”的政治歌曲十分厌倦，对清新、上口、抒发真情实感的歌曲充满向往与热爱。1980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和《歌曲》编辑部联合举办了“听众最喜爱的歌曲”评选活动，观众踊跃参与，投票者众多，产生了著名的“十五首抒情歌曲”，其中包括《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妹妹找哥泪花流》、《雁南飞》、《洁白的羽毛寄深情》、《太阳岛上》等。这些旋律优美，节奏舒缓的抒情歌曲基本代表了80年代初期群众的心声和审美追求，抒发了这一时期广大群众的真情实感。
　　从1980年到1985年，内地影响较大的抒情歌曲有《在希望的田野上》、《假如你要认识我》、《金梭和银梭》、《驼铃》、《鼓浪屿之波》、《牧羊曲》、《党啊，亲爱的妈妈》、《那就是我》、《十五的月亮》、《血染的风采》、《边疆的泉水清又纯》、《美丽的心灵》、《大海啊故乡》、《小草》、《难忘今宵》、《我爱你中国》、《祖国啊，慈祥的母亲》、《长江之歌》、《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采蘑菇的小姑娘》、《牡丹之歌》、《再见吧，妈妈》、《吐鲁番的葡萄熟了》、《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知音》、《泉水叮咚响》、《多情的土地》等等。
　　这是一个歌曲创作的高峰期，比前两次的高潮有过之，无不及。
　　受到港台歌曲创作和演唱方法的影响，以及后来的欧美流行歌曲的影响，内地开始出现第一批流行歌曲：《军港之夜》、《乡恋》、《请到天涯海角来》、《小螺号》、《妈妈的吻》《让世界充满爱》、《黄土高坡》、《我热恋的故乡》、《思恋》、《爱的奉献》等。
　　其实“抒情歌曲”、“通俗歌曲”这类称呼都不准确，是投鼠忌器的产物。比较科学的分类法，还是分为群众歌曲、艺术歌曲和流行歌曲，当然这种划分也不是绝对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普遍存在。至于民族的，只是唱法的不同与区别。无论艺术歌曲，还是流行歌曲，都不可离开民族性，这是魂!
　　至于这之后的歌曲创作的状况，大多数在座者可能都比较清楚它的发展脉络了，因为大家都亲身经历过，尽管每个人因为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岗位，社会阶层，审美爱好都有所不同。但现在歌曲与品种之多，足以满足各种不同的需求。
　　改革开放30年来，成长起一大批专业与非专业的歌曲创作人才，作词家作曲家的队伍陡然扩大了数倍，数十倍甚至是数百倍，歌手歌星更是数不胜数。现在每年歌曲创作的数量约30万首(改革开放初年约3万首)，关键是数量与质量的关系。数量之大与质量不高的矛盾已凸现。
　　随着传媒的现代化，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歌曲从教唱、广播、电影的传播，到现在的录音机、CD机、电视、电脑、网络、MP3、MP4等等传播手段，可谓变化巨大且迅猛。
　　在中宣部、文化部等为建国60周年推荐的《百首爱国歌曲大家唱》中，90年代后的优秀歌曲有：《同一首歌》、《今天是你的生日》、《红旗飘飘》、《在中国大地上》、《我和我的祖国》、《祖国不会忘记》、《当兵的人》、《为了谁》、《滴哩滴哩》、《共和国之恋》、《小白杨》、《说句心里话》、《龙的传人》、《我爱你塞北的雪》、《青藏高原》、《亚洲雄风》、《我的中国心》、《七子之歌》、《少年壮志不言愁》、《春天的故事》、《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好日子》、《爱我中华》、《歌声与微笑》、《走进新时代》、《天路》、《江山》等。此外还有许多优秀的歌曲，如：《弯弯的月亮》、《涛声依旧》、《你是这样的人》、《祝你平安》、《夕阳红》、《月亮之上》、《天堂》、《大地飞歌》、《吉祥三宝》等等，数不胜数。这其中有群众歌曲、艺术歌曲，也有流行歌曲。可谓风格多样，五光十色，满足了广大听众群体不同口味与不同审美的需求。
　　百余年来，几代中国音乐家们，薪火相传着同一个宏伟的理想，这就是创造伟大的、足以与世界各国音乐文化并驾齐驱的中国民族乐派。这一直是中国音乐家们用劳动、智慧、甚至是生命和热血苦苦追求的目标。随着历史的进步和时代的变迁，一代代后来者们在自己的艺术探索实践中，又不断赋予这个伟大理想以新的时代内容。他们在奉献出无数优美动人的乐章的同时，也书写出坎坷崎岖，悲壮辉煌的中国歌曲百年历史，当以告慰先人，启示来者。

　　2010年3月17日

　　撰于柏林寒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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