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 唤起诗词的生命

管季超0712

叶嘉莹 唤起诗词的生命
　　本报首席记者 江胜信
　　阳光，恩泽般透过窗纱，满屋子弥漫着诗的因子。11月22日，上周六，又到了叶嘉莹先生一周一次、讲授诗词的日子。课堂就设在南开大学先生的寓所。不大的客厅里挤了20多个人，有她的博士生、有热爱中国古典诗词的美籍华裔母女、有3位听了她35年课的超级“粉丝”。
　　叶先生正如一方磁石，吸引着大家。那优雅而不失豪放的举手投足，柔婉而不失顿挫的行腔吐字，考证而不失神游的条分缕析，营造着魔法般的磁场。仿佛赐你一把密匙，穿越历史之门——此刻不存在了，回到唐玄宗天宝三年夏天；客厅不存在了，来到洛阳城一间酒肆；你我不存在了，变成了衣袂飘飘的诗中圣、诗中仙，怀才不遇的杜甫初会辞官乞归的李白，一见如故，“遇我夙心亲”……
　　这样的一见如故，在35年前的1979年，当叶先生第一次归国讲学走进南开大学课堂时，也曾有过。“用《楚辞·九歌》里的一句诗形容，那就是‘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我感到我与他们的心灵是相通的。”与李白、杜甫聚散随缘、心心遥对不同的是，叶先生把一见倾心演绎成以心相许、终身相随。她说：“诗词的根在中国，是中国人最经典的情感表达方式，是民族生存延续的命脉。我的根也在这里。”
　　诗词，曾支持先生走过忧患，走进希望。当现代人的迷失用物质和科技解决不了而回到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求解的时候，她想要传递诗词的力量。
　　先生90岁了。有人好意劝她：年纪大了，多写点书，少教些课。先生淡然道：“当面的传授更富有感发的生命力。如果到了那一天，我愿意我的生命结束在讲台上……”
　　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蜡炬泪干，春蚕丝尽，回望来时路，已是泪干薪火映，丝尽衣钵传。
　　
叶嘉莹小传
　　叶嘉莹，号迦陵，中国古典诗词专家，诗人。1924年，生于北京书香世家。1945年，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1948年，作为国民党海军家眷，随丈夫前往台湾。其后历任台湾大学教授、美国哈佛大学和密歇根大学客座教授。1969年，定居加拿大，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
　　1979年起，回国讲学，先后受聘为国内多所大学客座教授。1996年，在南开大学创办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任所长。现定居天津。
　　2008年，获中华诗词学会首届“中华诗词终身成就奖”；2013年，获国家“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奖”。
　　
诗可以兴
　　诗是什么？对不同的人，叶先生用不同的方法来解释。
　　若给幼儿园孩子上课，她先从篆体的“诗”字说起：字的右半边上面的“之”好像是“一只脚在走路”。接着她又在“之”字下画一个“心”：“当你们想起家人，想起伙伴，想起家乡的小河，就是你的心在走路。如果再用语言把你的心走过的路说出来，这就是诗啊。”
　　若接受记者的采访，她会考一考你，《唐诗三百首》第一首是什么，赋比兴怎么理解。她会跟你谈起钟嵘的《诗品》，“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简而言之，诗是对天地、草木、鸟兽，对人生聚散离合的一种关怀，是生命的本能。
　　若给博士生、研究生上课，她就从鉴赏的角度来谈。“凡是最好的诗人，都不是用文字写诗，而是用整个生命去写诗。成就一首好诗，需要真切的生命体验，甚至不避讳内心的软弱与失意。”叶先生举例说，杜甫《曲江二首》中“朝回日日典春衣，每向江头尽醉归”两句，从表面上看，这种及时行乐的心态与杜甫“致君尧舜”、“窃比稷契”的理想抱负相悖，而这却符合他的情感逻辑和心灵轨迹，杜甫的可贵在于排斥了人生无常的悲哀及超越了人生歧路上的困惑。诗人不是神，而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人。读他们的诗，能感受到生生不息的活泼生命。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认为，人的修养开始于学《诗》，“兴于诗”是孔子教育学生的根本。
　　叶先生品诗赏诗讲诗评诗，兴发感动是最大的特点。用心境投射诗词中的意境，达到今人与古人的情感共鸣，这正是沿袭了祖师爷“兴于诗”的教育传统。
　　叶先生保持着一种习惯，写学术文章可用白话文，但一旦要记述自己的情感，必用诗词。今天，诗词这种含蓄、唯美、深沉的表达方式已越来越多出现在贺卡上、问候中、致辞中、微信里，这既是传统，也是时尚，但都是“生命的本能”。
　　
诗之大用
　　2013年12月，在“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奖”颁奖典礼上，手捧奖杯的叶嘉莹公开了养生益寿的秘诀——钟嵘《诗品序》有云：“使贫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在贫贱艰难或寂寞失意的时候，能够安慰人、鼓励人的，没有比诗词更好的了。
　　从事古诗词教学70年之后仍守住一尺讲台，叶先生坦陈，这并非出于追求学问的用心，而是出于古典诗词对她的感动和召唤。“你听了我的课，不能用来加工资、评职称，也不像经商炒股能直接看到收益。可是，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古典诗词中蓄积了古代伟大诗人所有心灵、智慧、品格、襟怀和修养。诵读古典诗词，可以唤起人们一种善于感发、富于联想、活泼开放、高瞻远瞩之精神。”
　　生于书香门第的叶先生从小接受传统“诗教”。读诗先从识字始。父亲写下“数”这个字，告诉她，“数”有4种读法，可念成“树”、“蜀”、“朔”，还有一种现在已不常用，念成“促”，出于《孟子·梁惠王》“数罟不入洿池”。“罟”是捕鱼的网，这句话的意思是：不要把细孔的网放到深水的池中捕鱼，以求保全幼苗的繁殖。
　　“古人都明白的道理，现代人却置之不顾。”说到这里，平和的叶先生一下子激动起来，“我最近看新闻报道，渔民用最密的网打鱼，小鱼捞上来就扔掉，这是断子绝孙的做法。现代人眼光之短浅之自私之邪恶，不顾大自然不顾子孙后代，这种败坏的、堕落的思想和习惯是不应该的。”让叶先生痛心的是，如今很多年轻人守着文化宝藏，却因为被短浅的功利和一时的物欲所蒙蔽，而不再能认识到诗歌对心灵和品质的提升功用，可谓如入宝山空手归。“而我是知道古典诗词的好处的。知道了不说，就是上对不起古人，下对不起来者。所以我的余生还要讲下去。”
　　诗词对于叶先生之大用，不仅在于患难时给予的抚慰，更在于内化成了她坚忍平和的气质。
　　叶先生一生中经历过三次大的打击——
　　第一次是1941年，17岁考上北平辅仁大学的叶嘉莹刚刚开学，母亲去天津治病，谁知手术失败撒手人寰。那时候，父亲远在后方没有音信，沦陷区的两个弟弟需要照顾，叶嘉莹被突然失去荫蔽的“孤露”之哀所笼罩，一连写下8首《哭母诗》。次年，诗词名家顾随先生来教唐宋诗。顾先生虽衰弱多病，但在讲课中却传递出强毅、担荷之精神。顾先生《鹧鸪天》“拼将眼泪双双落，换取心花瓣瓣开”和《踏莎行》“此身拼却似冰凉，也教熨得阑干热”，深深触动了叶嘉莹。她一改此前悲愁善感的诗风，写出了“入世已拼愁似海，逃禅不借隐为名”的句子，表现出直面苦难、不求逃避的决心。
　　第二次打击是1949年及1950年，叶嘉莹夫妇俩受台湾“白色恐怖”迫害，连遭幽禁。出狱后，丈夫性情大变，失业在家。为了一家5口人的生计，她包下了台大、淡江和台湾辅仁3所大学的国文、诗选、词选、杜诗、曲选等课程，体力透支患上气喘。那时候，她喜欢那种把人生写到绝望的作品，比如王国维的《水龙吟》、《浣溪沙》，仿佛只有这类作品，才能让她感到共鸣和满足。后来读到王安石《拟寒山拾得》的诗偈：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瓦亦自破碎，匪独我血流。众生造众业，各有一机抽。且莫嗔此瓦，此瓦不自由。此诗句恍如一声棒喝，使叶嘉莹对早年读诵《论语》时所向往的“知命”与“无忧”的境界，有了勉力实践的印证，并逐渐从悲苦中得到解脱。她默默要求自己：不要怨天尤人，对郁郁不得志的丈夫要宽容忍让。
　　第三次打击是1976年，才结婚3年的大女儿夫妇因车祸双双罹难。料理完后事，叶先生把自己关在家中，以诗歌来疗治伤痛。她写下多首《哭女诗》。“尽管写的时候，心情是痛苦的，但诗真的很奇妙。”叶先生说，“当你用诗来表达不幸时，你的悲哀就成了一个美感的客体，就可以借诗消解了……”
　　叶先生至今仍清晰记得开蒙时读到《论语》中“朝闻道，夕死可矣”时的震动：道是什么样的东西啊，怎么那么重要，以至宁可死去？当生活以最残酷的方式让她从诗词里参悟缘由时，当她一次次从古诗词里汲取力量面对多舛人生时，道已渐渐亲近内心，让她无惧生死。
　　在今年叶先生90寿诞时，温家宝写来贺信：“……您的诗词给人以力量，您自己多难、真实和审美的一生将教育后人……”审美，是所有苦难的涅槃重生。
　　冬日的斜阳中，她银发满头，眼神清澈，像一尊发光体，发散着祥和的光晕和欣欣的生命力，仿佛岁月眷顾，灾难从未来过。
　　
词之弱德
　　在古典诗词研究上，叶先生一个很突出的学术成果是，将词的美感特质归纳为“弱德之美”。
　　她念初中时，母亲送她一套《词学小丛书》，末册附有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王国维认为，宋人写的诗，不如写的词真诚。他还说，“词之言长”、“要眇宜修”，意思是词给人长久的联想和回味，具有一种纤细幽微的女性美。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和张惠言的《词选》，是对后人影响最为深远的两套说词方法。尽管在很多看法上各有分歧，但对于词有言外之意的美感特质，两者都认同。但到底是一种什么美？两者又都没有说清楚。
　　“词非常微妙。”叶嘉莹介绍道，“诗是言志的，文是载道的，诗和文都是显意识的，但词不过是歌筵酒席上交给歌伎们去演唱的歌辞，不受政治和道德观念的约束，内容大都离不开美女和爱情，被称作‘艳词’。大家一开始认识不到词的价值与意义，以为都是游戏笔墨。陆放翁就曾说过，我少年的时候不懂事，写了一些小词，应该烧掉的，不过既然这样写了，就留下来吧。”
　　词兴于隋唐之间，流行于市井里巷，但正是因为摆不上台面，所以直到300多年以后的五代后蜀，才出现最早的词集《花间集》。此后一路发展，清朝时走向中兴。清代词人张惠言认为，词可以道出“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有言外引人联想的感发作用。
　　这就对判定词的好坏给出了一个标准，那么多写美女和爱情的词，其中能给读者以丰富联想的，就是好词。叶嘉莹说：“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内涵越丰富越好。比如《红楼梦》，每个人都可以从中读出他自己的一套道理来。”
　　只是，词的言外的情致，却很难形容。正如张惠言的继起者周济所言：“临渊窥鱼，意为鲂鲤；中宵惊电，罔识东西。”意思是：你在深渊边，看到水里有鱼在游，但看不清楚是鲂鱼还是鲤鱼；半夜被闪电惊醒，却不知道闪电来自东面还是西面。
　　叶嘉莹先生并不满足于这样的模棱两可。无论是鉴赏，还是讲解，都对她提出了新要求。从上个世纪60年代至本世纪初，她结合词作，对传统词话和词论进行更细微的辨识、更深入的反思、更切身的体认和更全面的发展，将词的美感特质提炼为“弱德之美”，从而给予词应有的文学地位。
　　叶先生认为，没有显意识的言志载道，这个最初让词比诗文卑微的原因，恰恰也是词最大的优势。写词时不需要戴面具，反而把词人最真诚的本质流露出来了。在诗文里不能表达的情感，都可以借词委婉表达。“弱德”，是贤人君子处在强大压力下仍然能有所持守、有所完成的一种品德，这种品德自有它独特的美。
　　以“弱德之美”反观叶先生一生，经历了国破之哀、亲亡之痛、牢狱之灾、丧女之祸，却能够遇挫不折，遇折不断，瘦弱之躯裹一颗强大的内心，自疗自愈，同时传递出向上之气，这不正是“弱德之美”的最好诠释？
　　
中西观照
　　“叶嘉莹是推动中华诗词在海内外传播的杰出代表，是将西方文论引入古典文学从事比较研究的杰出学者。”“在世界文化之大坐标下，定位中国传统诗学。”这两段，分别引自2008年“中华诗词终身成就奖”和2013年“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奖”的颁奖词，都是称赞叶先生运用西方文论将中国诗词推向世界的功劳。
　　但对叶先生而言，她无意标新立异，更无意标榜自己的博学多才，这只是在被迫的情状中为寻找突破而意外达到的一种效果——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和哈佛大学讲解诗词时，尤其是不得不用全英文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授课时，她发现自己原来的那一套讲课方法不完全适用于西方文化背景的学生。
　　“比如，你说这首诗很高逸，那首诗很清远，这首词有情韵，那首词有志趣，这句话有神韵，那句话有境界，你怎么表达？他们怎么理解？”
　　西方的诗歌和中国的诗词从根本上不同。叶嘉莹介绍道：西方的诗歌起源于史诗和戏曲，是对一件事情的观察和叙述，风格是模仿和写实的，好比在马路上开汽车，道路分得很清楚；中国从《诗经》开始就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是言志的，很抽象，好比散步，想要达到寻幽探胜的境界，必须自己步行才能体会得到。
　　文化背景差异给中国古典诗词的海外传播造成的屏障如何突破呢？叶先生开始寻求外来的器用。“我这个人好为人师，其实更‘好为人弟子’。我去旁听西方文学理论，还找来英文的理论书籍。想弄懂那些艰涩的术语非常吃力，可我还是一边查字典，一边饶有兴趣地看下去。”
　　“这个太好了，把我原来说不明白的东西说明白了！”对西方文学理论的研读，让叶先生豁然开朗。符号学、诠释学、现象学、接受美学……以这些理论为佐证，叶先生寻到了中国古典诗词在西方世界的悟诗之法、解诗之法、弘诗之法。
　　兴起于德国的现象学，研究的是主体向客体投射的意向性活动中、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中国古老的比兴之说，所讲的正是心与物的关系；西方近代文学理论中的“符号学”认为，作品中存在一个具有相同历史文化背景的符号体系，这个体系中的某些“语码”，能够使人产生某种固定方向的联想，这个“语码”不正暗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用典’和‘出处’”么？西方接受美学将没有读者的文学作品仅仅看做“艺术的成品”，只有在读者对它有了感受、得到启发之后，它才有了生命、意义和价值，成为“美学的客体”，这正好印证了诗词的感发生命。诠释学认为，任何一个人的解释都带有自己的色彩和文化背景，以此为依据，则可拓宽对中国古典诗词的诠释边界。
　　有了对西方文学理论的领会和借鉴，叶先生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开设的中国古典文学课，在兴发感动之外又注入了逻辑和思辨的色彩，老师讲通了，学生听懂了，甚至听得津津有味。叶先生颇为得意地说：“刚教的时候，选读这门课的只有十六七个人，教了两年变成六七十个人。连美国教授听过我的讲演，都说我教书是天才。”
　　
少儿诗教
　　古人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从小就背诗、吟诗的叶嘉莹，正是在吟诵中不知不觉掌握了诗词的声律。
　　“我是拿着调子来吟的。”叶先生随口吟起杜甫的《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婉转的古音绘声绘形。她特别强调：“‘好雨知时节’的‘节’字和‘当春乃发生’的‘发’字应读入声，现在的音调没有入声，可以用短促的去声代替。这样念，平仄才对。”
　　掌握了平仄，才会写诗。叶先生写诗，“从来不是趴在桌子上硬写，句子它自己会随着声音‘跑’出来。”
　　叶嘉莹开蒙所读的第一本书是《论语》。《论语》中的哲理，随着她人生的旅程，得到愈来愈深入的体悟与印证，可谓终生受益。所以，叶先生主张：“以孩童鲜活之记忆力，诵古代之典籍，如同将古人积淀的智慧存储入库；随着年岁、阅历和理解力的增长，必会将金玉良言逐一支取。”
　　1995年起，叶先生在指导博士生的同时，开始了少儿诗教。她与友人合编了《与古诗交朋友》一书，还亲自吟诵编选的100首诗，给读本配上了磁带。此后，她还多次到电视台教少年儿童吟诵诗歌。叶先生还设想在幼儿园中开设“古诗唱游”的科目，以唱歌和游戏的方式教儿童们学习古诗，“在持之以恒的浸淫薰习之下，中国古典文化就会在他们心里扎根。”
　　但叶先生并不赞成某些少儿国学班让不识字的孩子摇头晃脑吟诵经典。“学诗要和识字结合在一起，还要遵照兴、道、讽、诵的步骤。”叶先生介绍道，“这种古老的读诗方式起源于周朝，兴是感发，道是引导，讽是从开卷读到合卷背，最后才是吟诵。”叶先生拿杜甫的《秋兴八首》举例，“先要让孩子了解杜甫其人，知晓他的际遇，再在吟诵中感受诗人的生命心魂。这样才能‘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
　　
薪火相传
　　为庆祝叶先生90寿诞，北京大学出版社日前推出精装精校版《迦陵著作集》，包括《杜甫秋兴八首集说》、《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迦陵论诗丛稿》、《迦陵论词丛稿》等8本。但最让叶先生骄傲和欣慰的，并非学术上的著书立说，而是另外两件事——一件，是她将老师顾随先生当年讲授诗歌的8本听课笔记交由顾随之女顾之京整理出版。当年的同班同学看到由笔记辑成的《驼庵诗话》时惊呼：“当年没有录音，你这笔记简直就像录音一样”。在离乱迁转中，叶先生将这些笔记当做“宇宙之唯一”，每次旅途不敢托运，必随身携带。她回忆道：“顾先生的讲课，纯以感发为主，全任神行，一空依傍，是我平生所接触过的讲授诗歌最能得其神髓，而且也最富启发性的好教师。每到上课，我心追手写，盼望能将先生之言语记录得一字不差。”
　　另一件事与她近年来从事的中华吟诵抢救、研究、推广工作有关。到海外之后，叶先生认识到古诗吟诵的重要性，于是请求她在台湾的老师戴君仁先生用最正宗的吟诵录下了一卷带子，包括古今体、五七言诗。戴先生不顾年事已高，把通篇的《长恨歌》和杜甫的秋兴八首从头吟到尾。这卷记录了最传统的吟诵方式的录音带被叶嘉莹带回国内，送给从事吟诵推广的朋友。多年后，在考察一家幼儿园时，叶嘉莹惊喜地发现，小朋友吟诵时用的正是当年戴君仁先生的音调。
　　将“为己”之学转变为“为人”之学，这是一种逐渐的觉醒。“也许是因为我在中西文化对比中越来越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宝贵，也许是我不愿意看到古典诗词被曲解冷落，也许是我年岁大了自然想到了传承的问题。”叶先生说，“既然我们从前辈、老师那里接受了这个文化传统，就有责任传下去。如果这么好的东西毁在我们手里，我们就是罪人。”
　　15年前，叶先生将养老金捐献出来，在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以老师顾随先生的名号设立了“驼庵奖学金”，既是对老师的告慰，也希望学子们透过“驼庵”的名称，担任起新一代薪火相传的责任。
　　叶先生曾在两首《鹧鸪天》中自问自答：“……梧桐已分经霜死，么凤谁传浴火生……柔蚕枉自丝难尽，可有天孙织锦成。”“不向人间怨不平，相期浴火凤凰生。柔蚕老去应无憾，要见天孙织锦成。”一边是忧心，一边是信心。而她能做的，只是吐尽最后一缕丝——90岁的叶先生仍然坚持每周授课。她说：“我是强弩之末了，不知道能讲到哪一天。”她几十年的讲课资料和几千小时的讲课录音，正在学生们的协助下陆续整理。“哪天我讲不动了，它们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