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书 那群人 那书店

管季超0712

那些书 那群人 那书店

2012年07月27日  庄建 来源：光明日报  

书店里陈列的邹韬奋铜像。 北京三联书店外景。 　　一帧红绸轻轻揭去，“韬奋图书馆”几个大字显露出来。2012年7月16日，在北京三联书店所在的那条小巷里，“韬奋图书馆”落成，向社会开放。 　　几代人的夙愿终得实现。 　　1944年，邹韬奋先生去世。在周恩来拟定、毛泽东赞成的《纪念办法》中，提出“在重庆设韬奋图书馆，由各界人士捐赠书籍”。抗日战争胜利后，郭沫若专门为拟在上海设立的韬奋图书馆写了一副嵌字联：“韬略终须建新国，奋飞还得读良书。”直到1997年，“韬奋图书馆”终于从愿望变为现实，但囿于条件，依然是三联内部使用的资料室。 　　“韬奋图书馆”在新时代践行着邹韬奋先生“竭诚为读者服务”的书店宗旨。 　　那些书：是火种 是旗帜 　　飘着墨香的《三联经典文库》将三联书店80年来对时代的贡献，呈现在人们面前。它如同从历史深处走来的使者，将我们带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萌发的日子。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邹韬奋为代表的一批爱国人士创办了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出版进步图书、报刊，高擎起宣传先进理论，传播科学文化，推动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的大旗。 　　在邹韬奋手上，中华职业教育社机关刊《生活》周刊，“研究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多少是含着冲锋性的”，“渐渐转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邹韬奋语）。 　　1932年，蒋介石亲自出面施压：要中华职教社负责人黄炎培责令邹韬奋改变《生活》周刊的政治立场。邹韬奋经过慎重考虑，“应力倡舍己为群的意志与精神，拟自己独立把《生活》周刊办下去。”《生活》周刊独立出来，6年中发行量由2800份，激增到15.5万份，与当时全国最大的日报《申报》不相上下。 　　胡愈之在他的回忆中有这样的描述：“从这开始，《生活》周刊逐渐改变了方向，关心和议论起了国家民族大事，使刊物和全国人民反蒋抗日的愿望一致起来，刊物更受到读者的欢迎。” 　　在很多学校，学生人手一本《生活》周刊，争相先睹为快。经济学家许涤新清楚地记得：“《生活》周刊暴露国统区农村破产的通讯、反对纳粹德国的国际评论，引人注目。”对此，作家端木蕻良印象深刻：“当时，《生活》这两个字和‘进步’两个字有着同等的意义。‘九·一八’以后，《生活》的旗帜是最鲜明的，它的抗日主张是最坚定、最富有现实意义的，它能代表当时群众的心声，实事求是，发为文章，从而又扩大了群众的心声，这样，互相激励着形成更广泛的波澜。” 　　《读书生活》半月刊是为“店员、学徒，以及一切连学校都不能走进的人”出版的刊物。从创刊起就以大众化、通俗化为方针，面对广大青年对真理的追求，对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痛恨，响亮地号召读者要“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在这个刊物上连载的艾思奇的《哲学讲话》，曾经把千万读者引进了马列主义大门，走上了革命道路。 　　《哲学讲话》是读书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书。被查禁后改名《大众哲学》，依然畅销。到1948年，发行至32版。1936年10月22日，当时在西安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叶剑英、刘鼎接到毛泽东来电：“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湜的《街头讲话》之类）……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 　　马克思的《资本论》，被誉为“工人阶级的百科全书”，是一部200万字的巨著。出版全译本的多次努力，均因工程浩大与政治原因而未能实现。读书出版社在李公朴被捕，书刊被禁，资金拮据的艰难情况下，毅然决然，决定接受出版这一巨著。1938年在上海的酷暑中，《资本论》译排校印流水线秘密流动起来，经过近百个昼夜奋战，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的《资本论》终于付梓，在战火纷飞的抗战中出版。之后，在国统区和解放区多次重印，发行量达3万多部。1939年，王惠德在延安得到一套《资本论》：“能得到这套书，当时的确很不容易。”陈其五回忆：“我们在战争年代很困难时，《资本论》一直带在身边。” 　　翻阅三联书店前身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的图书目录，《共产党宣言》、《辩证唯物论辞典》、《列宁战争论》、《卡尔·马克思》、《列宁传》、《斯大林传》、《人怎样变成巨人》、《延安访问记》、《毛泽东印象》、《解放区的民主生活》……赫然其中。据统计，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出版进步革命书刊400多种，其中，一半由生活、读书、新知三社出版。 　　在革命战争年代，邹韬奋等老一辈出版家领导三联书店出版了2000多种图书，40余种报刊，这些出版物，是火种，是旗帜，引领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经历了那种斗争与生活的著名记者子冈说：当年抗日救亡这面大旗团结了千百万青年，为了同样喜欢一本书、一个作者、一份刊物，可以成为朋友和同志，在意识形态上形成牢固的默契。 　　“读书”两字写在朴素平实的封面上。翻开来，开篇文章《读书无禁区》如春雷，在人们的精神世界和读书生活中激起巨大波澜。1979年4月，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读书》就这样出现在读者面前。几天内，首版5万册很快发完，马上加印5万册也销售一空。“读书无禁区”不胫而走，成为新启蒙时代最响亮的口号，文化知识界的“集体记忆”。 　　学人朱正琳说出自己当时的感觉：“创刊号头条文章《读书无禁区》，几乎相当于破冰船启动时发出的一声鸣笛！”“‘读书无禁区’在今天听来似乎不甚新奇，但在人类许多优秀的文化遗产都被斥为资产阶级文化垃圾的时代尚未完全过去之时，这一声呐喊，真有石破天惊的气势。”媒体人陈四益说出的，何尝不是众多读书人共同的感受。 　　《读书》迅速成为当代读书人心中的最爱。蓝英年的《寻墓者说》，葛剑雄的读史系列，吴敬琏的经济学文字，辛丰年的《门外谈乐》，龚育之的《大书小识》，赵一凡的《哈佛读书札记》，金克木的《无文探隐》、《书城独白》，吕叔湘的《未晚斋杂览》，名人荟萃，佳作连篇。《真理不是权力的奴仆》、《人的太阳必须升起》……一篇篇激荡灵魂与思考的文字，《余悸病患者的噩梦》、《忠心的衙役》……一帧帧冲击视觉与心灵的漫画、插图，在读书人手上传递，在人们心中留痕。 　　学者陈子善一直将整套《读书》引以为自傲的珍藏。学者钱满素说它“扎根于这片国土，是中国人思考中国的杂志”。于学者张鸣，“《读书》是我读野书的一个纪念，也是我第一个文字的家园。”于著名作家王蒙，“由于这本杂志，我和我的一批友人在那个年代活得快活了许多。” 　　在《读书》之后，带着三联出版标志的一本本新书渐渐多起来，引领着阅读者，进入思想文化的新天地。 　　《傅雷家书》让生活的本真、文化和知识的尊严重回当代人的精神生活；《随想录》冲破思想禁区的勇气鼓舞了整个中国知识界；《宽容》在娓娓道来中彰明新的人生态度——自由精神的实质在于宽容；《第三次浪潮》，在国人面前铺展开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将中青年学者在学术园地里孤寂耕耘的成果源源不断奉献给社会……读书人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由此变得绚丽多彩起来。 　　陈四益认为，“说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书架上都有三联的书，并非夸大其词。”学者葛兆光在搜索了自己的阅读记忆后说，这些年来，对于三联书店，我相信相当多的人和我一样，记忆里总会有《读书》和《读书文丛》、《文化：中国与世界》和《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当然还有《三联生活周刊》和《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三联出版物的装帧风格，似乎也对它的读者有了意味：朴素大方，清新淡雅，极富书卷气的设计，在喧嚣与浮躁中，营造了沉静和谐的读书氛围。 　　读了30年三联的书，学者杨早更加坚定：再过20年、30年，我们这代人仍会记得青春时代的《读书》与三联诸书。那些思想激起的浪花虽已粉碎，碎沫也会进入读者的血液，在后世引发遥远的回响。 　　因为，那个世界，有思想着的美丽，有成长着的快乐。

　　那群人：有追求 有担当

　　看着手上分散在四五个地方办公的60个员工的名单，坐在人民出版社宿舍楼地下室北京三联总部的董秀玉，心中百感交集。

　　虽说很早进入出版界，且一直喜欢，但对出版理想的认识，却是在她跟随老一辈出版家创办《读书》杂志之后。

　　“在那个乍暖还寒的年代，‘四人帮’刚刚打倒，个人迷信未除，大部分人余悸未消，思想文化园地一片萧索荒芜，但刚从干校返回的陈翰伯、陈原、范用、倪子明等就开始酝酿和筹备着《读书》的创刊，高高举起了捍卫真理的大旗。”

　　思想和心灵的熏陶，让董秀玉懂得了应当怎样来爱我们的国家、民族，怎样才是真正坚持了文化理想，做个大写的人应有怎样的担当和牺牲。

　　董秀玉的人生发生了最重要的转折。

　　“我懂得了，文化理想的根本就是文化责任，坚持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坚持人文精神，是一个编辑最根本的担当，最基本的职责。不管在权力面前，还是在利益面前，我们必须有这样的文化自觉。也因此，着眼国家民族，守住文化尊严，扎根品牌形象，成为自己在三联始终坚持、须臾不敢轻忽的根本操守。”

　　接任三联书店总经理，是董秀玉自己的选择。“虽然我们没钱没房没地，但还有前辈传下来的一块光灿灿的三联招牌，还有这么多愿意一起奋斗的三联人。我在香港市场学习的5年，应该回报给三联。我和北京的三联人决定整装再出发。”

　　再出发，向理想迈进：为了人文精神和思想智慧的传承，为了强化三联品牌的核心竞争力。作为团队的领头人，董秀玉十分清醒。自己和团队将始终面对新时代、新问题和新需求，理想与现实，追求与坚守，学习与创新的博弈将伴随着三联人为事业的一生。但她也由此更加坚定：“做个优秀出版人，尤其是做个优秀三联人，是我这一生最好、最值得自豪的选择。”

　　这是1993年的春天，董秀玉刚刚结束在香港三联的任期，回到北京，承担起三联总经理的职责。

　　三联人，是一支薪火相传的团队。

　　当年，韬奋等三联前辈，与时代同行，满怀对祖国、人民的热爱，传播知识，追求真理，不怕威胁，不怕坐牢，将生死置之度外，以深入浅出、“笔锋常带情感”、善于激动人心的笔调，鼓舞了千千万万的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去战斗。他们是时代的曙光。

　　从15岁就在三联书店工作的范用先生，留在三联人心中的记忆，是一份珍贵的财富。他的名字，与《读书》，与《傅雷家书》……联系在一起。

　　“大约在1970年前后，我和陈翰伯在湖北咸宁干校谈起办刊物，我们设想，一旦有条件，还是要办读书杂志。”这是《读书》杂志尚在思想状态的种子。

　　“翰伯先生的话最是铿锵有力：‘我们这些人，已把命交出了几次，这种时候，还有什么好怕的！’范用先生激动地站起来：‘没什么好说的，翰伯你领头把方向，陈原你博学聪明当主编，杂志放三联出，我负责，我去立军令状！’”《读书》筹备会上的一幕，世人很少知晓，但却在《读书》的历史中永存。

　　1979年《读书》创刊。种子终于萌芽生长。出版者的思想在“编者的话”里这样表述：“我们这个刊物是以书为主题的思想评论刊物。它将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为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而服务。我们这个刊物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敢于打破条条框框，敢于接触多数读者所感所思的问题。我们主张改进文风，反对穿靴戴帽，反对空话，反对八股腔调，提倡实事求是，言之有物。”

　　这是一个宣言。出版者高举着思想解放的旗帜，清理着脚下的阵地。

　　“破冰之旅”的艰辛，学人朱正琳25年后才得知其详。前辈们“最打动我的，简单说就四个字：胸存道义。那么多磨难，终究没有磨灭这一点追求、这一点担当”。

　　刚从哈佛回国的赵一凡，“写生”第一次会晤三联：从外表看，这帮人衣着朴素、因陋就简，形同拓荒者；偏又笑语不断，兴高采烈地做事。其效率之高、人缘之好，让我刮目相看：原来三联传统，竟是如此敬业。

　　学者查建英写的是沈昌文：作为扎根北京的上海人，他的性格魅力，在于把文人气与商人气、坦诚与狡猾、老年人的智慧与少年人的活力，融成了最可爱的一种组合。……我甚至觉得，沈公的经历和性格，其实也就是生存力、调整力极强的某种三联性格。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形势和世道，他们这样的人都能把游戏进行到底，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他们是那个帆，那个春。由此我甚至想到，时代尽管变幻，三联和三联人会是永远的。

　　“同三联的编辑打交道，那是如鱼得水。他们能将心比心，同你交流，这点最重要。”这是学者李零的心得。他的素描是粗线条的：“对我这样的‘老改犯’，这样吹毛求疵又百般挑剔的人，孙晓林，不急不烦不恼。封面大家宁成春，抱病在身正要动手术，我和晓林登门打扰，他耐心倾听我们的想法，数易其稿，反复推敲。”“孙晓林是个与人为善的人，再忙也放下手中的稿子，和我闲谈一会儿。如果桌上有新出版的书，就随手送我两本。不久，她和同事舒炜找到我，说金冲及先生的《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出版后反响很好，问我有没有可能续上一本，写1948年。谁都知道那是国共双方决战的一年，也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年。在这个选题上，我有学术积累，所以愉快地接受了约稿。但是，孙晓林没当我的责任编辑。她说自己不擅长现代史，还是交给年轻的舒炜和曾诚做更合适些。我颇为感动。作者是编辑的资源，一个编辑约到一个好选题，轻易不会转让的。但是三联人却把学术当作天下之公器，从不在这些私利上计较。听说范用、沈昌文、董秀玉这些总编辑，约来名家的稿子，也经常交给年轻编辑来做。一来让这些年轻编辑经历锻炼，另一方面也使三联的传统代代相传。”这是学者刘统补充的细节。

　　黄苗子生前有幅三联的大写意：对于我的三联朋友，我觉得，用“敬业”二字形容他们是不够的，因为他们做的一些事情更像“不务正业”——推荐我们到汉城办展览和董秀玉的出版业务有什么关系？范用“义释”爱书人，更是“不务正业”。从他们那里我感到的是“诚”，而且是“竭诚”。从当年韬奋先生对我这个刚刚19岁的小作者的投稿邀请，到今天的年轻编辑张琳的精益求精，说到底，都是对人对事的赤诚之心。76年，四代人，都能守住一个“诚”字，不能不让人敬佩。

　　学者朱学勤的素描十分细腻，说的是编辑赵丽雅。“赵丽雅听说我当晚不回家，居然不在师大招待所开房间，而是骑上我的车，穿过大半个市区，赶到我那破屋借宿。说是就近去复旦组稿方便，其实是节省出差经费。第二天上午，她又出门去挤公交车，55路转21路，奔静安寺取昨晚的车。原来昨晚台风过境，风大雨猛，无法想象赵丽雅写得一手娟秀小楷，既丽且雅，怎么骑得动我那辆男式自行车，顶风冒雨，破旧而又沉重。骑到半途，果然蹬不动了，遂把那辆‘老坦克’锁在人行道上，换乘公交车过来。早上起床执意去取，还要骑回来，怎么劝也劝不住。”

　　对真理的追求，对工作的激情，对事业的执著，对作者的尊重，对读者的热忱……人们看到，在三联后来人那里，传统没有褪色，写着追求的旗帜依然高扬。

那书店：“真堪托死生” 　　伴着民族解放的步伐，伴着新中国的进程，伴着改革开放，三联书店与时代同行，与她的作者、读者一同思考，一同成长。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留下了无数与三联共同成长的温馨记忆。 　　经历了一个多世纪风雨的学者周有光认为，书店的价值，不在它规模的大小，而在它所出版的书在历史上发生过什么影响，是促进社会发展，还是阻碍社会发展。三联的3家书店，对中国文化界的启蒙运动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需要启蒙运动，过去需要，现在同样需要，这就是纪念三联书店的历史意义。 　　三联，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 　　老读者姜德明最早的三联记忆，是上世纪40年代天津海河边上的知识书店，还有东马路青年会对面袜子胡同的读者书店。“尽管它们只有一间门面，却常有从上海运来的生活书店的新书。我从这些书中接触了进步思想，提高了文学素养，使我终生受益。” 　　学者汪丁丁把自己理解的三联精神用一句话概括：“基于现实生活的大众启蒙”。“三联精神的现代意义是什么呢？是借了书籍的出版与传播使中国人对各自生活的零碎的思考得以汇合交流，从而相互理解。三联精神的现代意义，就是“‘基于生活，读书和新知的思想自由’。” 　　学者许纪霖认为，一部三联的历史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倘若没有了三联，这30年的思想启蒙和知识分子的历史很有可能要改写。在金钱与权力之外，三联图书建立了第三种尊严：知识的尊严、思想的尊严和知识分子的尊严。风格和品牌不是文化产品，并非一夜之间可以获得，它们是一种文化传统或文化精神，需要一代乃至几代出版人的努力方能形成。以三联为例，从邹韬奋先生开创，经过陈翰伯、陈原、范用、沈昌文和董秀玉几代出版家的继承发扬，其知识传统在国内外图书市场上拥有了令人骄傲的标志性品牌。 　　关于三联，葛兆光的记忆中还有她的搬迁史。“从朝内大街迁到东四六条，从东四六条迁到永定门外，从寄人篱下到潜入地下，从处在中心到挪移边缘，辗转流离了好些年后才落到了现在的新址。说起过去那段不时要‘乾坤大挪移’的历史，够让人辛酸的。出好书总是赔本，而住好房却得赚钱，于是赔本出好书仿佛成了浪漫主义，而赚钱住好房则似乎可以算是现实主义。出好书和住好房的天平往哪儿偏，就要看主持其事的人是理想主义多一点还是现实主义多一点了。” 　　发现三联书店居然把《吴宓集》、《陈寅恪集》和《钱锺书集》当了重头戏，葛兆光真是觉得欢喜无尽。“从中看到出版界的前景，无疑出版这种书是一种学术积累，却不是哗众取宠的凑热闹，这表明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毕竟在出版界还有地盘，那种彻底现实主义和庸俗实用主义还没有把出书人的心灵包裹得密不透风，于是真正献身思想和学术的写书人也还有一线希望在。” 　　这期间，三联还出版了非哈佛不举，非三联不办的颇有历史意义的出版工程《美国文库》，“居然做得如此漂亮爽气，一来让美国政府服气，二来也没让我在老师跟前丢脸。”学者赵一凡说。也是在那段时间，《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进入三联出版计划。两个文库的出版，在引进二十世纪西方学术、推动中国学术发展上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三联，是与作者、读者的相濡以沫。 　　老作家艾芜第一本散文集《漂泊杂记》，就是由生活书店出版。第一本长篇小说《丰饶的原野》，第二本《故乡》，交给读书出版社印行。“1944年在桂林准备逃难，躲避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因为带走4个孩子，无法携带别的东西。到了柳州，无以为生的时候，范用同志在逃难紧急之际，还设法送给我一笔钱，我因此得以维持全家6个人一时的生活。这是书店的同志和作者，在艰难的岁月中，结成了极为深厚的情谊，不会磨灭的。在文化领域这一战场中，书店一方面起了先锋的作用，作者没有到的地方，他们把作者的书首先送去了；另一方面，书店又起了后勤的作用，作者日常生活的需要，总能从他们那里得到很好的补助。” 　　学者陈子善与三联结缘，可追溯到当年由胡愈之先生介绍，为注释鲁迅书信而拜访生活书店前辈徐伯昕。“每到北京，必去三联书店转一圈，先上编辑部小坐，然后再到门市部看书，不去就好像失落了什么。三两友人倾心而谈，国事、人事、文事均为谈资，随意，尽心，这种难得的体验，在北京就是三联的咖啡座了。” 　　腊尽春来，三联都会以各种形式邀请部分作者小聚。每值此时，学者赵珩总会产生一种艳羡，羡慕三联所具有的凝聚力。与会者有年逾八九旬的文坛名宿，也有许多现今当红的作家和文化精英，虽然聚会的形式非常俭朴和随意，甚至地方拥挤，但是凡被邀之列，几乎悉数与会。在这样的人群中有着不同的学术领域，也有不同的学术观点，甚至在学术观点上完全不能商榷兼容，而在三联的感召下却能共赴雅集。三联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精神由此可窥一斑。 　　三联，是思想者的精神家园，读书人可以依靠的绿洲。 　　杨绛先生喜爱三联的特色，说她“不官不商，有书香”。 　　陈子善说他不敢设想，没有了三联，自己的读书和治学生涯会变成什么样子，“那一定是残缺而又可怕的”。 　　梁小民将自己写出读者喜欢文章之功，归于《读书》的编辑王焱。“他告诉我，你写的文章内容还不错，但写法太教条了，有点八股文风。《读书》不是一般的学术刊物，它不仅要有高的学术水平，而是要让人爱读，读起来有趣。”这于是成为“梁小民体”文字的发端。 　　赵珩赞赏三联人的“大气”，不跟风逐浪和刻意包装的正派作风，对文化、学术具有前瞻性的眼光。而更可贵的是，这种对选题文化内涵的评估乃至冷静而犀利的出版家目光并不仅仅局限于几位领导者，而是渗透在三联的所有的同仁中。 　　学者茅海建说：“一个想做学问的人，唯一的生存之道，就是‘将学问进行到底’；在今天的图书市场上，一个学术出版社，也是很难生存的，但唯一的生存之道，就是‘将学术进行到底’。大约只有如此，才有彼岸。”在驶往知识和学问彼岸的途上，三联是船橹。在攀援人类曾达到的思想与文明高峰时，三联是阶梯。像茅海建一样，三联给了很多学者成长的关注。他们的处女作在这里出版，走向成熟的路上有三联的呵护。 　　学者李零欣赏三联特有的人文气息。“我以为，人文（humanity）也者，要义精义是拿人当人，孔子叫做‘仁’。读书人，吭哧吭哧，一辈子都写不了几本书，他希望的是尊重和负责，尊重作者，替读者着想。杜甫咏胡马，‘真堪托死生’。作者跟出版社，那是托付终生。我曾幻想，有个理想的出版社，一见倾心，‘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找呀找，总算找到了。”他说的是三联。“三联有很好的传统。它曾经是个左翼书店，追求革命进步，反对陈腐倒退，思想上很敏锐，作风上很平易，和作者、读者保持交流沟通，官僚气和衙门气比较少。它不像工厂，只是按部就班，批量生产某一类精神产品，爱看不看。它的书刊，视野宽广，对思想深度和文化品位，都有很好的把握，对引导读者成为精神健全、蓬勃向上的人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联，对她的作者、读者乃至今天的时代意味着什么？ 　　骑车去三联的日子已经显得有些久远了，甚至老旧，但却让何怀宏和他的一些朋友深深怀念。 　　“和三联的关系，是书的关系，也是人的关系。因文字而结缘的朋友，可能会比因其他媒介而结缘的友谊更加可靠，或者说更有意味。当然，如果有了分歧，这种分歧也可能更为深刻。” 　　“由于精力和生理的规律，我们这一代读者也将和三联渐行渐远，唯衷心祈愿三联保持和光大自己在今天的中国尤显珍贵的传统，不断有自己新的、不一定声势浩大、但却值得细细品味的作者和愿意去品味的读者。” 　　一个出版社有作者如此牵挂、信任与忠诚，她一定会走得久远。 　　三联，是范用先生永远敞开的、高朋满座的办公室和里面味道浓郁的咖啡，是南小街“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会议室的《读书》服务茶叙会，是编辑、作者、读者间的关心与牵挂，也会是珍惜三联传统的老、中、青员工身上独特的文化底蕴和生命力，三联韬奋中心大厅楼梯两边台阶上，那静读的少男少女…… 　　三联，是几代人心血和劳动建设起来的传统，是需要付出勇气与坚忍去守望的精神，是我们抵达人类曾经达到过的文明高地途中的加油站，是读书人存续希望、享受温馨的精神家园。 　　我们期冀着三联的永远，因为，我们的时代，需要思想着的同行者；因为，读书，已经在我们的生活中不可或缺。 　　三联不会辜负她的作者、读者的期冀。尽管在今天，坚守文化使命，传承文化精神，继续探索真理与新知，需要更加坚忍，更加具有定力，但三联人已经做出了响亮回答：与时代同行！

来源 ：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