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简帛书看隶变的历程

管季超0712

从简帛书看隶变的历程

盛诗澜

　　 隶变无疑是汉字演进过程中最伟大的变革，也是书法史上最重要的文化事件。它到底从何时开始，又到何时结束，却历来有分歧。有的研究者认为隶变始于春秋时期侯马盟书，有的则把期限放在战国中晚期的青川木牍时期；至于隶变的完成，有人把它定在西汉初期，有人则认为隶书在东汉才臻于全面成熟。说法不一，证据各异。援引史书者、碑版者各有各的道理。以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观之，实物的证据在这儿更重要。简帛书亦以实物展示隶变的过程，尤为有说服力。

　　 一、简帛书反映出的隶变历程

　　 １、隶变的早春二月：曾侯乙墓竹简及包山楚简

　　 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许慎的《说文解字序》都把隶书的产生放在秦统一中国后，这个看法，在今天看来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出土简帛书已证明，在秦以前就有隶书存在。其实，郦道元的《水经注》已说：“孙畅之尝见青州傅宏仁说，临淄人发古冢，得桐棺，前和外隐为隶字，言‘齐太公六世孙胡公之棺’也。惟三字是古，余同今书。证知隶自古出，非始于秦。”

　　 郭沫若认为：“这断案是正确的，但所引证据则不一定可靠……西周中叶的胡公，是齐国统治者。他的棺铭不可能使用草篆，更不可能便是‘隶字’。”今人林奎成认为胡公棺前的文字是篆、隶杂用，“惟三字是古”，是官用篆书，估计是题额之类，其它的用隶书书写。这只是推测，未有实物为据，不足为凭。

　　 “隶自古出”到底“古”到什么时间？最好还是从出土的简帛中找答案。简牍崛起于殷商。《尚书·周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就是竹简。《史记》说孔子读《易》，“韦编三绝”，这么看，竹简书春秋战国时已普遍应用。１９７８年出土的曾侯乙墓竹简共２４０多枚，合计字数６６００字，约写于公元前４３３－４００年之间，属战国早期。竹简的书法风貌，基本是起笔逆锋而入，线条粗重，走笔则疾速劲挺，收笔尖细瘦健。这种用笔方法，显然受北方蝌蚪文的影响。横画的特征大多向上略弯下垂，结体以纵长为主，章法的布白空阔疏宕。很显然，这批竹简的书风与同时出土的铭钟铭文、石磬文字相接近，还不是什么隶书。虽然曾侯乙墓竹简的书风属于大篆，但是它的纵长取势已分明有小篆的体态，间杂其中的方笔和直线，递送一二微弱的隶书信息。

　　 对大篆繁琐字形的简化和削减，在各国都有发生，其中包山楚简就是一例。包山楚简共２７８支，总字数达１２４７２字，可以说是代表了一个时期的书风。这批竹简由多人书写，风格并不一致，但都透露出隶变童年时期的信息。用笔大多随意，起笔重，收笔轻，头粗尾细，笔画有粗细变化，有些简蝌蚪之形还较明显。包山楚简依旧保留了荆楚书风好圆好曲的某些遗意，线条的弧度富于变化，特别是因走笔的迅捷顺势带出的圆弧线条，多抒情的意味。但结体已明显从曾侯乙墓楚简的偏长变为扁平。它的书写比较快，也较潦草，属草篆的变异。带有尖钩的笔迹态势活泼，造成顾盼照应，风格奇肆。包山楚简横画的笔法如在收笔时加上顿按，再向上挑出，就是波磔的隶书味了。这说明，隶变童年期的笔法还很幼稚。

　　 隶变的微弱信息也可以从春秋晚期写在玉石片上的侯马盟书看出来。侯马盟书的字体是所谓的蝌蚪文，亦即王国维说的“东方古文”，以毛笔书写在玉石上，量极大。１９６５年在山西侯马晋国遗址出土约５０００余件。书写时间为公元前４９７－４８９年。载书文字一字多形，并有大量简化和合写。笔法是起笔重，提顿明显，竖笔也多带弧意，笔画之间有映带、揖让的关系。它对大篆的书法形态已经有所破坏，属草篆的类型。或者说，它的“蚕头”形态和某些笔道中，已有那么几丝隶书的信息，这就是隶变的早春二月，一般人还不能由此感觉到隶书春天的脚步。

　　 ２、隶变的童颜：青川木牍、天水秦简

　　 判断一种字体的演变，并不能只根据一件作品中一二少量的信号，而应根据相当信息量的字形的发生；而且不能只凭一件孤立的作品，至少应有若干作品同时出现，方能说明一种现象的初步性质。隶变的童颜，以青川木牍最为显著。

　　 青川木牍是１９８０年四川青川县出土的木牍，４６＊２．５ｃｍ，墨书，只三行，共１１９字，书写的时间是秦武王二年（公元前３０９年）。此牍是迄今所知最早的古隶书迹。木牍的字体是由大篆直接变化而来的新体，因此，形态还比较原始，少量的字与大篆形体上相近。但大多数字已有了新的面目。这些新面目主要表现为：对篆书的许多笔画作了大胆的省略或合并，凡从水的字，如“波”“津”等均简为三点水，这已是正规的隶书形态；横画平直的形态已露端倪；用笔基本为“逆入平出”，大多数字形已出现隶书的笔势、笔顺和笔画的连接方式；笔画的转弯处，虽还留有篆书圆转的形态，但已有方笔出现，一些字的结体已趋方扁；章法上布白疏朗，而不是大篆的错综参差。这是一种介于篆隶之间的新体，或者说是古隶，因此值得高度重视。

　　 属于隶变初期的简帛书，还有战国中期的长沙子弹库楚帛书以及天水放马滩秦简等。子弹库楚帛书虽是大篆风貌，却写得轻松、自然。横画起笔先作重点，然后行笔作圆弧状，收笔稍下垂，有时略带横钩，富装饰味，这是楚书书风的残余。结体方正略扁，“行”“用”等字明显带有开张的隶势。章法疏朗，字之间行距匀称。线条富弹性，且有粗细变化。这些都是隶变的征兆。饶宗颐说：“楚帛书用笔圆浑，无所谓悬针，起讫重轻，藏锋抽顿，风力危峭，于此可悟隶势写法之祖。”这切中了初期古隶书的用笔特点。

　　 天水秦简成册于秦始皇八年（公元前２３９年）前，已是战国晚期，距离青川木牍已有７０余年的时间。天水秦简的文字，还存在很多与大篆写法相同的现象，有些字的笔画还很繁琐，有些笔画少的字，如“方”、“亡”、“犬”，其结体造型几乎与大篆没有什么区别。但省减、合并、简化的成分已增多，很多偏旁已是草体的写法。横竖交叉的笔画处理，明显断开，简短斩截的隶书笔触也较醒目，横画的排迭已多带隶意。从用笔的特征看，头粗尾细的蝌蚪文古文笔法依然存在，辅以侧锋，书写漫不经心，既有草篆的飘逸，又有秦隶的古朴厚重。与青川木牍不同的是，一些字出现了特别夸张的笔意，如“可”“成”字，姿态翩翩，抒情味很强，这表明大篆的草化和简化已进一步加强，大篆字形的破坏也在加强，线条交接的方式进一步向隶书转化。当然，由于处在隶变的初级阶段，字体结构方式不够成熟，字形很不统一，同一个字往往有不同的写法，同一字的偏旁也作不同的处理。各种约定俗成的写法表明隶体的不定型和多变，如何简化、如何造型、如何用笔都处在摸索的阶段。但天水秦简已从大篆的形态中解放出来，具有隶书初期的形态特征。

　　 ３、隶变的青春姿态：从睡虎地简书到银雀山简书

　　 隶变是对篆体文字的简化、草化、快速化，其结果导致字形简化、抽象化、符号化。在隶变的童年时期，这种简化和符号化是局部、少量进行的。经过一百多年的渐变，至秦始皇初年，隶变的速度突然加快。这是有原因的。当时“官狱职务繁”，加之规定“有事情也，必以书，毋口语，毋羁请”。秦国面临的各种外交事务及国内的公务往来急剧上升，一般官员及文职人员经常要抄写大量的文书，因此迫切需要一种便捷、快速的字体。实用需求刺激了秦隶的发展。云梦睡虎地的大量秦简，证明了这一点。这批简共１１５５枚，所记的内容十分庞杂。有关法律狱事的，就有《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问答》、《封诊式》等，还有《为吏之道》、《日书甲乙》、《语式》等文献。这批竹简分别从１２座墓葬出土，时间跨度从秦昭王元年（公元前３０６年）至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２１５年）。虽然其中有些简与天水简属同一时代，但睡虎地秦简却已属成熟的秦隶。故本文把这视为隶变青春期的前期代表。

　　 由于睡虎地秦简的时间跨度亦有近９０年的时间，故有些简古隶的成分多一点，有些则大篆的遗意浓一点。具体来说，《法律问答》中，用笔的提按、轻重明显，一般横细竖粗，笔画转弯处断开，横竖相交，这是一个隶书写法的新信号。《秦律杂抄》中的结字，大多数是长方或扁方，大小变化大，也与篆书的结体拉开了距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语式》等篇的横画，已完全不同于包山楚简横画的上弯圆弧状，具明显的波挑态势，尽管这种态势还较含蓄。睡虎地秦简的走笔大多迅捷，且节奏鲜明，结字中的省略、合并也十分常见，并日趋简单化和符号化。这些都有力地说明至战国末年，篆隶相杂的初级形态已向古隶转变，或者说，睡虎地秦简表明古隶的新阶段，但只是初级阶段。

　　 ２００２年１月湖南龙山里邪出土了三万六千枚左右秦简，这批秦简的纪年从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２２２年）至二世二年（公元前２０８年），经历了整个秦代，可以说是秦古隶的典型代表。这批秦简的书法形态比睡虎地秦简有了许多改进，主要是：里邪秦简的字形纵长，与睡虎地秦简的偏方正不同；横画平直，用笔上能逆入；宝盖头的写法已完全是隶书的笔顺和笔势；多数文字的结体，笔画省略和合并普遍使用，“言”“阳”等字的写法已与今无异；夸张的笔画时有可见，书写者已明显地有表现的痕迹；章法安排上也错落有致。也就是说，里邪秦简对字形改造的力度远比睡虎地秦简强，且笔法的运用也多样丰富，这就大大地推进了隶书向正体化迈进。当然，里邪秦简还只是隶变过程中的一环，许多文字仍然保留了篆书的写法，或者在同一简中，同一个字，有的用篆，有的用隶，这种新旧写法的杂糅，表明隶变还处在发展中，某些约定俗成的写法还未能形成某种规则。里邪秦简大多有书写者的署名，由于各人的文化程度有高低，书写的水准有不同，故在书写风格上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但总体上说，里邪秦简已是比较成熟的古隶了。里邪是湖南的一个僻远小城，这批竹简是秦代县级文书档案，比较真实反映了日用书写的原貌，也反映出当时秦隶的普及程度。

　　 １９７３年在长沙马王堆３号汉墓出土了大批帛书，帛书的字数在十二万以上。抄的内容大多是古佚书，共二十多种。书写时间，大多在秦汉之交，它们在体貌上古朴而有隶意，笔法上也有新的特色。　　 这批帛书中，《五十二病方》、《春秋事语》的书写年代较早。据李学勤先生推断，《五十二病方》的抄写不晚于秦汉之际。字的结体上紧下松，略为颀长，带小篆的影子。但横画的线条平正，略有向上的波势。写法则较草率，而这种草率又与秦铭中的草率相仿，因而可以把它视为战国时秦代草体与秦始皇小篆的混合。而《老子甲》、《春秋事语》等在笔法上有所发展，《老子甲》的横，挑势明显，分书的意味浓；结体上，撇捺尤有姿态，左细右粗，姿态翩翩，且线条的对比强烈，这在“人”字的书写中尤为突出。笔画大多短小，结字紧凑，有些横缩成短点，右角的书写往往一笔带过，写成大圆弧。因而，《老子甲》从整体看潦草、捷速，仿佛是一曲随意的舞蹈，抒情的意味被凸现出来。《春秋事语》的笔势更舒展，结体宽博、方正，线条质地古朴，横竖的折笔明显，这表明古隶的方笔开始得到重视。另外，《春秋事语》的笔画较为肥厚，线条的粗细安排已有审美的自觉。尤其是运笔过程中轻重强弱的控制十分有特色，它使线条的起伏符合锋毫的运动方向。这又进一步表明，在追求实用的快捷之外，还追求美的效果。

　　 到银雀山竹简出土，古隶的形态趋于成熟。银雀山竹简共４９７４枚，抄写《孙膑兵法》、《孙子兵法》等十余种古籍。《孙膑兵法》等作品，虽仍保留一些篆书的结构特征，但篆意更少。书写的快捷进一步以符号化的省略破坏了象形结构；字形大多横扁取势，少数笔画夸张，这是故意强调笔势；结体上右高左低，行笔顿挫有力，字形大小不一，布置疏密相间，又含蓄稳重。总之，银雀山简书笔意恣肆，不但古意盎然，流畅活泼，而且还夹杂了一些楷书的反捺和行书的连笔。这表明，秦简的古隶已独具面目。稍后的张家山汉简、江陵凤凰山木牍，用笔的提顿更加明显，横画的线条更有装饰性的挑势，结体舒展，参差错落，早期八分书的形态已寓其中。

　　 秦简古隶是隶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从青川木牍到银雀山汉简大约经历了二百年左右的时间，逐步形成了古隶的基本特色。主要是：

　　 （一）用笔简捷，笔画古朴，无装饰性；　　 （二）成熟的古隶多得横势，摆脱了大篆线条回旋弯曲的形体，结体或扁方或正方；　　 （三）笔画有粗细变化，用方笔，但不是汉代隶书的波挑取势。

　　 这就表明，古隶已基本突破了篆书的笔法系统和结体方式，尤其是以符号化的用笔打破了大篆的象形结构。这无疑是推动书法发展的一个根本变化。

　　 ４、隶变的完成：从《苍颉篇》到定县汉简

　　 隶变的完成即是分书的产生。分书也是隶书，只是不同于秦简那种古隶。《艺舟双楫》中说：“言其势左右分布相背然也。”这是说分书的特征，波挑有装饰性的意味。张怀瓘《书断》引萧子良说：“饰隶为八分。”八分书的形态特征，最鲜明的就是装饰性，所谓蚕头燕尾，燕不双飞之谓也。隶变的成熟，形态上应具备分书的各种特点。早在马王堆帛书中，书写年代较晚的《老子乙本》（公元前１９４－１８０年间）横画的书写已用力按顿后挑出，形态上已具蚕头燕尾的特征，左右撇捺，分布相背，字距疏朗，且字距大于行距，章法上也与东汉成熟的隶书相近。因此，有些学者，如陈松长，就把隶变的定型期划在西汉初年。但这稍微早了一点。因为装饰性的波挑是分书的根本特征，而这种特征的隶书，在西汉中期才大量出现。

　　 在居延汉简、敦煌汉简中，都收有《苍颉篇》、《急就篇》残简，这两篇既是启蒙读本，也可作为字帖让人临摹，书写的年代大致在汉宣帝时期。这些残简的书风标志着成熟分书的出现。它们风格虽然不一，但横画一律舒展，一波三折，典型的蚕头燕尾，具有很强的装饰性。撇捺飘逸舒展，姿态优美。方笔的使用很普遍，结体平扁，排列工整，是风格鲜明的分书，与《曹全》、《乙瑛》、《史晨》等碑的书法形态十分接近，比成熟的东汉分书早了整整一百年。居延汉简中的《贳卖衣财物名籍》（公元前６２年）等都可以说是分书的风格。

　　 １９７３年，河北定县出土了大批汉简，书写的内容有《论语》、《儒家者言》、《日书》等八种，所记最晚年月为宣帝五凤二年（公元前５６年），其书法可谓是成熟的八分书。笔法上，藏锋逆入，横画波势开张；结字宽博，扁平，左右匀衡对称；章法上字距疏阔，整体的形式感极强。分书应该有的方折提按、左右分布相背，一应俱全。至此，隶变终于走完了它的历史进程，其时间总共大概三百多年。从此，汉隶开始了它的黄金时代。

　　 二、隶变与周秦六国文字的演变

　　 从目前出土的竹简看，不管是收罗儒家经典浩繁的郭店楚简（《郭店楚墓竹简》大字单行本１５册已出版）还是上博精彩纷呈的楚竹书，它们的书法形态都不是隶书而是篆书，是属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楚系文字，其字体结构趋近正体的性质，多杂头粗尾细的古文笔法，有蝌蚪文的风格意味。能体现隶变进程的，大多是秦简，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

　　 隶变之所以发生，从文字演进的规律看，大篆过于繁琐的结字方式和书写方法迫切需要改进；从日常生活的需要看，简单、迅捷的语言文字才更有利于人们的交流和沟通。隶变的滥觞，并不是只始于秦国，齐、楚、晋等六国几乎都很早就开始书写性的简化。如春秋晚期的晋国侯马盟书、曾侯乙墓楚竹简、包山楚简这些楚国地域的书写，都出现了隶变的信息。但这种书写的快速和简化，并没有导致隶变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其结果，六国文字的潦草简率加剧了字形结构的讹误变异，还要经常地借助一些通俗的省略简化，致使异体字动辄数十上百地增加。”而“秦文隶变则在字形表面的平稳状态中去做根本性的书写变革，并保持连续而稳定的发展，所以它很少有异体出现，在客观条件上，六国的乱世动荡与秦文化的相对封闭，则是造成东西不同地域之书写性简化存在巨大差异的社会原因。”丛文俊的这一观点值得重视。这里有两点是应该注意的，一是文字的演变规律与隶变的关系有密切的联系，书写性的简化并不一定导致隶变，也可能导致草率和讹误变异；二是隶变与国家的政治军事文化制度的变革有关。

　　 隶变是文字演变发展的必然。《说文》云籀文创始于西周晚期宣王时的太史籀。籀文是西周晚期通行的正体金文大篆。《史籀篇》是我国最古的字书，对文字的规范起了重要作用。周秦一系文字的稳定，与《史籀篇》的诞生分不开。李学勤认为：“东方列国的文字，原来周秦文字都是从西周文字发展而成的，然而却走了不同的途径，以致形体风格相去越来越远。春秋前期，这里的文字与西周晚期相同。例如晋姜鼎，很难从字体判断是周室东迁以后的作品。到春秋中期，文字的笔划渐趋于首尾粗细如一，形成由线条构成的劲健规整的字体。”秦人为西周王室附庸，识字教育自然采用《史籀篇》，故秦系文字的发展始终有《史籀篇》字书的基础，即使是日常书写的简化方式，也受《史籀篇》的约束，故秦系文字的变化是稳定的、连续的。王国维说：“惟秦人作字书，乃独取其（指《史籀篇》）文字，用其体例，是从史籀独行于秦之一征。”而周秦间东土文字，即六国文字，则并不恪守《史籀篇》而各自发展。李学勤说：“战国中期以后的简帛、陶器、兵器、玺印、货币上的六国古文，变化奇诡，而且有更大的地域性。同样的一个字，在不同的诸侯国往往有相差很大的几种写法。”这样的省减、简率，并不符合文字发展的规律。汉字的建构是从客观事物来的，是古人观象于天，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宣，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结晶。它的字形不是随便可以省减、拆合的。石虎《论字思维》说：“汉字乃是与万物相平行之实体，且与人心性存在相平行，字象与心同在，与天地万物同在。”汉字本身的形态，构成了一种内在的诗性。汉字从远古诞生之日起，至商周已日趋成熟、稳定。特别是《史籀篇》的编定，表示它的字形已取得了历史的认可。因此，由于个人的好恶和日用的方便，随意省减，便不合文字演变的规律。东方六国的“文字改革”并不符合历史的规律，失败了；而秦国因有《史籀篇》做依据，看似保守，实是合规律的聪明之举。这充分说明，隶变只能遵循文字演变的某种规范才可正常进行。在秦国有《史籀篇》这个字书作基础，就保证了隶变的字形学根基。

　　 然而文字的演变又受到各国政治、文化制度的影响和制约。例如侯马盟书中出现的造型、书写省减所反映出的某些隶变信息，是适应当时频繁的外交活动需要而产生的变革。当时东周周天子政治上无能，只有靠订立盟誓来约束。据人统计，从公元前７２２年至公元前４６８年间的２５４年中，诸侯国之间举行盟会近２００次。这么频繁的盟会势必带来盟书书写的省减、简化，这说明政治刺激了日用书写的改革。而各国政治变革又带来文化制度、文字使用的一系列变化，反过来推动周秦六国文字的演变。如秦国任用商鞅变法是在公元前３５６年，此后变法成为强国的主潮。征战的需要，使一大批兵器铭文出现草篆刻款；废井田，设县等制度的建立，促进各种诏书书写的简化；各种权量等铭文也都出现了新的字形。旧有的籀文早已不适应政治体制变动的需要，其演变是历史的必然。孝公时的《商鞅錞》，字形草率，铭文中的点画已开始转化为横竖。《秦封宗邑氏书》（公元前３３４年）文字取纵势，“四”“月”等字已如隶书的结构。《商鞅方升铭》体势纵长，方折笔画明显，已与大篆拉开了距离。再如秦国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凡政治、军事的大事，使用的是篆书而不是隶书，但这种篆书也完全不同于大篆的字形，而是有很多省减、合并、简化的小篆。《新郪虎符铭》、《琅琊台刻石》、《泰山刻石》都是新颖的小篆。这说明，秦国虽遵循周秦文字的字形基础，但又作了发展与革新，故周秦文字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裘锡圭说：“秦代金文一般是篆书，但是在作风上草率的铭刻中往往夹杂与古隶相同的字形，如见于某些权量上的皆、明、者字。”这表明，篆书写法与隶书写法混同的现象也不是孤立的。隶变初期，不少字的写法接近于正规篆书，或同篆、隶写法同时存在，这种情况，到了隶变的中期才发生改变。

　　 各国文字演变的过程是不一样的。隶变的发展并不是秦隶的单方面扩张，也不是六国文字向秦国文字单方向同化，六国文字的演变也有着各自的特色。特别是像楚国这样有深厚传统文化的国家，其文字的演变吸收秦隶的优点，从而形成了地域性隶变的风格。如睡虎地秦简中的《日书》，有些字有拖曳斜出的长画，用笔有楚书恣肆纵逸的特点，这显然是楚书的遗意。再如战国中期的《子弹库帛书》，横画不平不直，尽处有蝌蚪文的痕迹，结体也偏方，有大篆的风味。山东《银雀山竹简》中，许多字犹带篆形，这说明秦隶在不断扩大使用范围的进程中，吸取了各地文字构形的优点和用笔的优点，因而，隶变的进程中呈现出地域风格的多样性。

　　 三、从简帛书的笔法看隶变

　　 以往人们对隶变的判断大多依据字体的形态，这自然是不错的。而文字的线条形态则以笔法为基础，故以简帛书的笔法来判断隶变的历程不失为可靠的途径。隶变标志着古文字向今文字的演变，由此改变了古文字靠单根线条组合的局面，逐步向以笔势连贯的结体过渡。

　　 丛文俊曾经指出：“西周时期有三种笔法：头粗尾细的古文笔法、粗细均一的‘篆引’笔法、简化‘篆引’笔法。”“篆引”笔法的成熟，使古形的肥笔之类完全消逝，大篆朝着精美的方向发展。而“篆引”的书写性简化，导致了秦文的隶变。先秦的其余国家使用的是古文，因而这些国家的隶变是对古文笔法的简化。

　　 在隶变的滥觞期，如曾侯乙墓竹简、长台关楚简和包山楚简，其线条形态明显带有大篆的形体特征，其笔法起笔粗重，收笔尖细，也就是说头粗尾细的古文笔法还相当普遍。但结体上以纵长为主，直线多于弧线，这是对大篆笔法的破坏。个别字已出现夸张的一笔。包山楚简中，除了大量存在的蝌蚪文笔法，横竖交接处折笔法的运用已很明显。这种笔法是对蝌蚪文用笔圆弧滑动的改进，是代表隶变革新的新动向。刘熙载所谓“隶取势险节短”，节短就必须用折笔，方有斩钉截铁之威。

　　 如果将上博楚竹简和包山楚简相对照，前者的大篆笔法多，蝌蚪文笔法浓重，后者则因笔法的改进，带上了隶变的新气息。

　　 隶变滥觞期多蝌蚪文笔法是跟书写的工具分不开的。考古发现的战国时代的楚笔，如长沙左家公山楚笔、长台关楚笔，杆长１８．５厘米，径０．４厘米，锋长２．５厘米。楚笔以兔箭毛包在笔杆四周，中间空虚。由于锋长，只能以极小的部分写字；因左手执册、右手书写的书写习惯，起笔时形成向右倾下的姿势，故上半部分粗重；又因笔锋有弹性，收笔时形态尖细；书写快速，故呈圆弧状的线条向左下弯去。这是隶变初始时一时无法克服的笔法问题。但包山楚简的笔法代表了日常书写的发展方向，求快、简化，反过来加速了笔法的改进。

　　 至青川木牍，头粗尾细的古文笔法大大减少，因而横画尽处不再向右下弯呈弧状，而让横画平直。这是“篆引”的简化，虽不自觉，但却对字的形貌产生了重大影响。“王”“而”等字都有明显的隶味。笔画的折法也得到加强，横竖交接处笔锋运行从容，线条形态短促而斩截。更重要的是线条的连接，已不再是单根线的组合，而是随笔势相连，笔顺的交待明确，笔势的运动符合运笔的规律，因而偏旁的位置关系有了新的变化。这种新的隶书笔法在天水秦简中也有明显的体现。天水秦简的笔法多为对“篆引”笔法的简化，虽有蝌蚪文笔法的遗意，但已不多。横画的线条饱满而均匀，折笔最为显著。“可”“成”都有夸张的一笔突出其势。字形得到简化，“点”的形态多样。这些都是隶变中的笔法新变化。

　　 睡虎地秦简的出土，让人看到了隶变的新面貌。大多数字的书体样式和谐统一，线条也按笔势的运动方向组合，这表明隶变已进入文字体系的全面改造阶段。这也可以从笔法的变化中看出来。

　　 成熟的秦隶横画已不再向右呈圆弧状，这是由于笔的平稳横移，虽还不是一波三折，但这一横，简洁而古雅。特别像《语书》，笔法圆熟，多用中锋，个别字，如“上”的横，已略有波势。这是对蝌蚪文笔法的全面摆脱。《里邪秦简》中的横画甚至已有“蚕头”的笔法出现。

　　 成熟的秦隶结体扁方或纵长偏方，由于这一样式，横笔的交接处就多折笔。折笔法是隶变的一大笔法特征。在《法律问答》中，直折之笔的运用十分普遍，结体又取侧耸之势，因此，节短势险，完全不同于滥觞期的包山楚简。像“當”的宝盖头，其笔顺和写法，已完全是隶书的笔法。

　　 成熟的秦隶开始讲究笔画的抒情意味，出现了特别夸张的超长笔画，这是对“篆引”笔法的重大突破。《为吏之道》中“有”、“民”、“心”的一些笔画，开张恣肆，拖曳荡出，十分抒情。这不但对古形是一个冲击，也是对隶书的新体构建的积极尝试。《编年记》中的一些夸张笔画好像更为自由和洒脱，又比《为吏之道》进了一步。《里邪秦简》中“之”、“庭”、“陵”的捺脚都是夸张而姿态翩翩。

　　 不必多作引申，成熟的秦隶带来了隶变笔法的更多改进和革新。横平竖直的笔法基本形成，折笔法开始普遍使用，用笔提顿明显，转折处由圆变方，这些都表明，笔法的逐渐成熟与秦古隶形体的成熟几乎是同步的。

　　 秦隶笔法的改进与笔的改进也分不开。睡虎地秦墓出土的三支毛笔，笔杆竹质，上尖下细，镂空成腔，毛填塞其中，毫长２．５厘米。秦笔与楚笔的根本不同就在毛毫的裹束上。楚笔毛裹杆外，不但蓄墨少，且锋毫实际利用只有锋端一小部分，下力重按势必造成头粗尾细的形态，因而笔法的单调是克服不了的天生障碍。而秦笔锋毫扎成一团塞在镂空的笔腔中，与今天的毛笔差别已不大，蓄墨多，锋圆，便于锋毫做多种方向的运动。故秦隶的线条形态已较楚简大为丰富，笔法也讲究得当。相传秦始皇使蒙恬制笔，看来是可信的。

　　 隶变的成熟与笔法的成熟是同步的。隶变中有两种关键的笔法是识别隶书成熟的标识，一是方折（直折）笔法，一是波磔笔法。马王堆帛书写于秦汉之交，如《五十二病方》的用笔，落笔逆锋，顿按，故已有蚕头；运行时上提然后平移，略向右上挑出，略有波磔；竖画向左右挑出，转折处断开。略后的《纵横家书》，波势更加明显，“人”“来”等字的撇捺，向左右舒展，富于装饰味，已是八分书的形态。遗册中连笔已很多。这些充分说明在西汉初期，波磔的笔法已得到广泛的运用。到西汉文帝初期的帛书《五星占》，书风方整端严，笔法已是方折为主，波磔之势明显，结字已完全扁平，夸张的笔画姿态翩翩，说明分书的笔法已基本形成，字体已经向分书靠得很紧了。当然，由于它们的字形中还或多或少地带有某种篆意，还有少量的“篆引”笔法，故不能称为成熟的分书。

　　 成熟的分书以定县汉简最为典型，这一点在书界几乎已成为共识。用笔逆入平出，蚕头燕尾的特征一目了然，波磔丰肥，尤其撇捺向左右尽情舒展，极有装饰性。结体平稳工整，字距疏朗。分书应该具有的笔法和章法在定县汉简中都已十分成熟，其性质已完全不同于秦古隶。至此为隶变的终结。

　　 隶变的成熟体现了笔法的日趋完善，与书写工具的不断改进有关。西汉时期的居延笔、敦煌、武威笔，笔杆尚以木质为之，锋短中实，可以提按顿挫，便于锋毫运动，造成各种形态的点画。而江陵汉笔的笔杆却以竹为之，竹腔纳毛，甚至还有笔套（竹筒），这种笔更便于书写，与今天的毛笔相差无异。好的工具产生好的效果，故毛笔的制作精美推动了笔法的逐渐完善和丰富。

　　 总之，从简帛书笔法的演变中，完全可看出隶变的过程是如何一步一步成熟的。

　　 参考文献：

　　 《水经注》卷十六 《谷水》　　 《现代书法文选》第４０２页 上海书画出版社 １９８１　　 见《云梦秦简·内史察》　　 见其《马王堆帛书艺术》第４页 上海书店 １９７６　　 《中国书法史·先秦·秦代卷》第３４２页　　 《中国书法史·先秦·秦代卷》第３４２页　　 《东周与秦代文明》第３６６页 文物出版社 １９９１修订本　　 《王国维学术经典集》第６６页 江西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７　　 《东周与秦代文明》第３６６页 文物出版社 １９９１修订本　　 李学勤《秦汉时代的字体》 转引自《中国书法全集》７ 荣宝斋出版社　　 《中国书法史·先秦·秦代卷》第３４４页

　　原载《书画艺术》2004年第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