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杰先生修辞学思想座谈会会议纪要

管季超0712

王希杰先生修辞学思想座谈会会议纪要
座谈时间：2005年1月14日
地点：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会议室
主持：徐丹晖　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徐丹晖：去年6月，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由西北第二民族学院聂焱教授主编的《王希杰修辞思想研究》一书，这本书从搜集到的近150篇评论研究王希杰修辞思想的论文中选出81篇，集结成60余万字的一本论文集，成为解读王希杰的修辞思想的集大成者。这本书的问世，正如聂焱先生在《编后记》中所说的，是对王希杰超越他人，超越自己学术思想的肯定，也是对中国现代修辞学发展成果的肯定和证实。它提醒社会和人们：要正确认识修辞学的价值和地位，要重视修辞学的学科建设。不久前，商务印书馆又推出了王希杰1983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的《汉语修辞》的修订本。王希杰是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他是个深深痴迷于语言学研究的学者，是个在修辞学这片园地上耕耘不缀的辛勤的耕耘者，堪称中国修辞学界的“劳动模范”。据聂先生的不完全统计， 从他1960年读大学时在《中国语文》上发表文章至2002年底，他在海内外发表的论文近600篇，独自出版著作近20部，合作著述3部，主编、合编、参编近10部。他的学术论著之丰硕，在中国现代语言学史上是罕见的；另外，在语言学术界直至文学界，他的著作影响之广，也是少有的。研究、评论他的文章，在聂先生主编这本集子时，已有200篇之多，聂先生对我说，第二本集子已经编好，不久便可推出。不要说在中国现代修辞学史上是空前的，就是在整个中国修辞学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恰好文学院汉语言文字学硕士研究生正在路宝君教授的指导下在攻读“修辞理论”课，我向路老师建议召开一次专题座谈会，谈谈这位著述甚丰、很有贡献的修辞学大家的修辞学思想和理论，谈谈他的研究方法，谈谈聂先生主编的这本论文集和商务新出的《汉语修辞学》（修订本）。我个人认为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路老师也觉得很有价值，可谓不谋而合。今天，我们荣幸地请来了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导师王漫宇教授、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助理兼汉语编辑室主任周洪波先生、外交部美洲大洋洲司的李凡同志、人民教育出版社汉语分社的狄国伟同志，参加座谈会的有我校文学院的路宝君教授、彭宗平教授、李峰教授。文学院副院长张晶教授（博导）和袁晖教授（安徽大学博导）、我校吴为章教授及时煜华研究员、人教社中语室主任王本华女士、语用所郭龙生副研究员、公安部新闻发言人办公室的陆红燕女士，都因工作关系不能与会，但都向我们的座谈会表示支持并预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导师吴礼权教授获悉会议消息，专门发来了贺信并提交了题为《从＜汉语修辞学＞修订本与原本的比较看王希杰教授修辞学思想的演进》的长篇书面发言。文学院领导对此次座谈会很重视，予以了精神及物质上的大力支持。今天与会的还有文学院在读的十几位研究生。（宣读贺信，内容略）。下面请大家畅所欲言，谈谈自己的看法。
王漫宇：我对王希杰先生的修辞学著作研究得不够深入，对他的细密而厚重的修辞学理论架构理解得也不够透彻。因此，我只能对《修辞学通论》里的“同义手段”一章，谈谈自己的学习体会以及一些肤浅的看法。同义选择的理论是高名凯先生提出来的，张弓先生把这一理论视为修辞学的主要支柱，到了80年代，王希杰先生又积极提倡，这是一个逐步深入研究探讨的过程。在《修辞学通论》里，王希杰先生使之更加系统化，更加理论化了，可以说是集大成之作。面对纷繁的修辞现象，王先生从“四个世界”的角度，多层次地揭示出四个方面的同义手段以及它们之间形成的同义网络，让读者认识到美妙的修辞是怎样进行同义选择的。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修辞学的研究，开拓了一个综合的立体研究的新局面。这不仅为修辞学理论研究开了先河，也为修辞活动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王希杰先生的同义手段理论，不仅在80年代占主导地位，就是90年代和今天，仍然具有深刻的影响。这在修辞学史上是功不可没的。
路宝君：王希杰提出同义手段不只是词语层面，还包括句子、句群、修辞格等不同的层面。王希杰先生区分语言与言语来研究修辞，他认为修辞学就是要研究语言的同义手段和言语的同义手段这两种在一定条件下的转化，当然他的同义选择主要指的是言语表达的同义选择，主要关注的是言语作品中的同义形式的选择。这样使修辞活动比界定为调整说或修饰说，就有更高的概括力量。可以形成一个全新的修辞学新体系。
印园园（硕士）：刚才路老师提到同义手段有词语、句子、句群、辞格等不同的层面，王先生在语体部分也谈到了同义手段的选择。王希杰先生说同义手段“是某一个零度形式和它的一切偏离－正偏离和负偏离－形式的总和，或者说是它们所构成的一种关系模式、关系网络。”（《修辞学通论》第259页）王先生看到了语体和同义手段之间有密切关系，在《通论》“语体”一章中，他认为语体就是对民族共同语（即零度语言）的一种偏离形式，从本质上说语体也是一种同义手段的选择。同义手段选择包括语体选择。徐老师在上课时也经常提到语体中的这种同义选择。这一方面引起了我们对语体价值的重视，同时也拓宽了我们对同义手段的认识。
李凡：偏离理论在外交语言中也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王希杰先生说认为规范与偏离是辩证统一的。对此，我有较深刻的体会。外交语境要求语言规范，因此修辞格的使用相对而言就比较少见。但这不是绝对的，在特殊条件下，尤其是在外交性的演讲稿中，是可以出现一定的偏离的。这种适当的偏离在外交活动中起到意想不到的交际效果。（例子略）
王漫宇：学习了“同义手段”这一章，受益匪浅。对他的翔实而得体的例证和细致而周严的说理深为钦佩，钦佩之余，也思考一些问题。真的理论大概都有“启人思”的作用吧，尽管“所思”是肤浅的。在强调“同义手段”的同一性时，不可忽略其差异性。研究“同义手段”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选择，更好的选择则是为了收到最佳效果。既然如此，同一性是选择的基础，没有这一基础，就谈不上同义选择；而差异性，则是选择的条件。选择甲而不选择乙，或选择乙而不选择丙，从某种意义讲，都是由其差异性决定的。差异性显示着各自的特色，这一特色，决定着表达效果的优劣。第275页所举“母亲、妈妈、娘”这一组同义词语，之所以不能随意替换，原因就在于此。另外，再谈谈“选择”的问题。我以为在强调“同义选择”的时候，也不能不论及“创造”。同义选择不等于简单的替代。有一些是由于具有别个不具有的特色而“入选”的。有一些却是饱含“创造因素”使之别具特色而“入选”的。如“骤雨过，珍珠乱撒，打遍新荷。”“珍珠”指雨点，是物理世界的同义手段。是否可以这样理解：这是作家面对这般景致进行形象思维过程中，将审美的结果通过联想的心理机制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诚然“珍珠”指雨点，二者同指一个对象，应属物理世界的同义手段，但在这一选择过程中，“创造”贯彻其始终，这是很明显的。总之，当我们谈同一性的时候，不应忽略了差异性，因为同一性不过是同义手段赖以成立的基础，而差异性则是进行选择的条件。当我们谈选择的时候，也不应忽视创造。前人已经为我们创造了如此丰富多彩的可供同义选择的材料，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建设理论大厦的基础；我们重视创造，就是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更加丰富多彩的鲜活的语料，以便建筑新的理论的金字塔。
徐丹晖：王教授提出的观点很值得重视，很值得我们大家思考。
周洪波：谢谢母校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我是作为学生来参加这个座谈会的。商务十月份刚刚出版了王先生的《汉语修辞学》修订本，而目前已销售一空，正着手重印。今天我主要就谈谈这部修订本。在向作者提出修订出版二十年前的《汉语修辞学》时，我们与王先生商定修订本的总体要求是：框架不变，内容翻新。王先生说到做到。我觉得修订本有这样的几个特点：首先，这本书有时代气息、文化气息。编写此书最初是为了工农兵学员学习用的，所以原版有文革的色彩，引例等都留有时代的印迹，修订时换了经典的例子，有很浓的文化、时代气息，我们从语料的翻新可以看到时代的演变。其次，这本书体现了王先生新的修辞学思想和理论。近二十年来，他每隔几年就推出一本专著，难能可贵的是他总在不断地否定自己、超越自己。修订本的《汉语修辞学》体现了王希杰先生最新的修辞学思想和理论。
戴军明（硕士）：我觉得周老师刚才说的第二点很值得我们研究生注意。大家可能有这样的经验：一个人想否定别人、超越别人，可能不是很困难的事情；而一个人想要否定自己、超越自己，有时候并不那么容易。但是王先生做到了。从《汉语修辞学》到《修辞学新论》、《修辞学通论》、《修辞学导论》，王先生的潜显理论在不断发展成熟，直至把潜显理论和语言的四个世界、零度和偏离理论相结合建立起“三一”修辞学理论体系；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倡导修辞学“向深度广度进军”，到80年代后期的“修辞学的研究对象是‘一切’。是一切的说写者，是一切的听读者”，再到90年代中后期王先生突然“转变立场”，呼吁：收缩阵地，清理门户，重新回归到“修辞立其诚”的立场，王先生对修辞学研究对象的认识在发展变化，由最初的极度“扩张”到目前的“回归”，我们可以看出，王先生承认矛盾的客观存在，不回避矛盾，不断地向自己提出挑战，不断地否定自己、超越自己。这很值得我们学习。
周洪波：王先生的确是这样的。另外，从内容框架上来看，修订本和原版本基本一样，共十二章，分四个版块：理论的总纲、修辞的构成、本体论（包括均衡、变化、侧重、联系）、风格论。全书以“三一”理论为纲，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他的“三一”理论的核心包括三组概念（四个世界、零度和偏离、潜性和显性）和一个原则（得体性）。王先生在交际矛盾的基础上提出这三组概念和一个原则，并把“三一”理论渗透在全书当中。“四个世界”思想渗透在总论中；“零度和偏离”、“潜性与显性”思想则主要体现在语言变体和同义手段等部分；王先生把吕叔湘先生所说的“适度”原则改造成得体性的原则，并把这一原则作为修辞的最高原则渗透在这部新版著作中。可以说王先生的“三一”理论融化于整个修订本当中。
我比较欣赏王先生的修辞理论，而且一直在学习和运用他的相关理论，尤其是“零度和偏离”、“潜性和显性”理论。其实王先生的理论可以运用到语言学的各个分支：词汇学、词典学、语法学和语义学等，能解释很多语言现象。我就把它们运用到新词新语的研究中。比如“洗衣服”，以前我们洗衣服是用水洗，后来出现了“干洗”，这就意味着应该存在“湿洗”一词，而现在广告上确实出现了“湿洗”。又如由于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社会上出现“快餐”一词，那么我们以前那种吃饭的方式是不是自然而然地可以叫做“慢餐”？其实这些词语都存在于“仓库”中、是潜在的，这是词汇上的。潜显理论在词义上也有运用价值。比如，我们平时说“学龄”是指适宜于儿童入学读书的年龄，一般是6或7岁，是一个时间点；“党龄”是指入党后的时间的长短，是时间段。这是客观存在的词语的显性意义，是社会约定俗成的。我们由王先生的这一潜显理论可以预测“龄”也存在着有待开发的潜在意义：“学龄”有一天也可能指入学之后的年数，而“党龄”也可以是具体的入党的年龄。受这一理论的启发，我开始做新词语的预测研究，写了《从潜词到显词》、《从潜义到显义》等论文。社会语言仓库里词语为何有的冒出来、有的没有呢？也就是说潜词、潜义的显性化是有条件的，条件有两个：一是社会的需要，二是语言自身的调节功能。
戴军明：于根元等先生也是潜性和显性的理论完善和积极实践者。他们的研究实践证明了王先生提出的潜显理论在语言预测方面的指导意义，尤其是在新词新语的研究中。这是很好的证明。而徐丹晖老师上课时也经常提到，她在语体风格研究中很多地方就受到了王先生语言学理论的启发。
徐丹晖：首先，我认为王希杰先生对在修辞学中的语体理论的定位十分准确。他说：修辞学不能也不可以排除语言的风格问题，但修辞学并不研究语体风格的全部问题，修辞学只是站在表达者的立场上，研究风格同表达效果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是语体风格对表达效果的制约作用问题，目的是帮助人们提高表达效果。其次，如果说从各种同义形式中选择最恰当的一种，以求得最佳的表达效果，是修辞中的主要问题，那么语言变体的选择，就是修辞中的核心问题。因为只有掌握了现代汉语的各种变体的特点，适应不同的交际对象、目的、内容、环境等的需要，灵活地运用各种变体，使其各得所宜，这样才能取得最佳的表达效果。目前在广播电视语言（这种对社会语言和民族文化有着任何其他载体不能比拟的影响力的语言）的运用方面，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混乱，例如：把滥用外来词、咬着舌头学港台腔当作时髦、把“口语至上”、滥用方言土语等同于“口语化”、以媚俗为“大众化”，以转眼即逝的粗劣为时尚。总之，种种语言不规范的现象比比皆是。正如很多专家指出的，广播电视语言本应在全国推广普通话工作中起示范作用的，但是现状堪忧。我认为这些现象说明广播电视语体理论研究严重滞后，理论研究不深入，造成相当多的从业人员思想上的误区。简单地把不同节目内容、不同观（听）众对象、不同话语表达方式的广播电视语言统统一刀切，划入口语语体。没有从语言实际出发，尊重广播电视语体规范而多样，多元化的特点。没有根据语言环境准确地选择恰当的语体，是造成表达效果不好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三，运用王希杰先生的零度和偏离理论，我们把种种不规范的广播电视语言现象看作负偏离，把得体而生动、高雅而活泼的语言看作是正偏离。偏离现象在言语链的各级单位（音位、词、句、话语）上的出现才真正产生了通常所说的风格特征。在零度与偏离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可以深入地研究如何有效提高广播电视语言的表达效果。
路宝君：王希杰是中国修辞学会的倡建者和参与者，首届秘书长。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学术研究活动和理论体系能发展到今日的走向世界的水平，王希杰功不可没。我主要谈谈如何把王希杰的修辞学思想运用到修辞教学当中。第一个方面是修辞定义的效果说与修辞学的研究范围。当今，前辈学者中不少人都把修辞学看成是“效果”之学，这与王希杰1979年给修辞学所下的定义有关，现在高校统编的现代汉语教材，像胡本、黄廖本、邢本的《现代汉语》对修辞定义虽然说法不一（提高效果、最佳效果、理想效果），实际上都采用了“效果说”。张志公先生则提出“更高效能说”，也是效果说。
徐丹晖：的确那几年学术界对修辞的定义问题有很大的争议。“效果说”、“语言加工说”“美辞说”等等，说法颇多。
路宝君：我认为“效果说”是正确的。“语言加工说”扩大了修辞学的研究范围；“美辞说”缩小了修辞学的研究范围，它把修辞学等同于修辞格学。谭永祥、黄庆萱等人认为修辞学就是修辞格学，过去教学中也多采用此种说法。王希杰先生提出“提高语言表达效果说”具有概括力。
周洪波：修订本的《汉语修辞学》是讲修辞的书，我建议大家好好看，从某个角度看，它不只是本讲修辞的书，而且也是语言的、词汇的、语法的书。同时它又是深入浅出的实用性的书，也是一部充满理论思辩的书，我们要把它和语言生活中的鲜活的事实相联系，用它来解释语言生活中的各种现象。此外这本书能够给我们很多启发。总之，这是一本好书，所以我建议大家能够“品读”修订本。
徐丹晖：吴礼权教授的文章认为修订本的出版，不仅有利于许多高校作为中文系学生的修辞学教材，方便修辞学学习者与研究者的学习与研究，同时，修订本对原版所作的重要的、大量的改动，对于中国修辞学史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我想王先生的这本书不仅仅对于修辞学有重要的意义，而且也正如周洪波提出的王先生的理论可以用到语言学的各个分支：词汇学、词典学、语用学、语法学和语义学等领域的研究。
李峰：说到这个王希杰先生的修辞学理论可以运用到语言学的各个分支领域，我也简单地说两句。我觉得周洪波说的对，《汉语修辞学》要品读，而不仅仅作为修辞学著作来读。我觉得我们的研究生应该好好地研读王先生的著作，因为这些著作给我们很多启发、提出了很多值得深入探讨研究的问题。我们的研究生要带着自己的思考来读书，完全可以从中发现自己感兴趣的话题作文章。
路宝君：我再谈谈得体性原则吧。这并不是新的观点，吕叔湘先生提过“适度”原则、张志公先生也提过得体原则，但是王希杰先生说这是修辞的最高原则，这是与前人不同的地方。而且他的得体性与效果论是辩证统一的，只有得体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好的效果。他指出得体不仅是适应语境，而且要切合语体需要。他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他不单谈一面，认为不仅适境是好的、得体的，有时逆境、不合语境的也是好的、得体的，这更值得探讨研究。这种辩证统一的得体观正是他的精彩之处。
李凡：说到得体我也说说吧。虽然研究生学的是修辞方向，毕业后没有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和研究，有点门外汉的味道了。我结合我的具体工作来谈谈得体性的具体运用。路老师谈到得体性要切合语体的需要。我在外交部工作，主要从事外交方面的文字工作，就说说外交语言中对得体性的要求。我觉得外交语言中的得体首先体现在准确性上。外交场合对语言的准确性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有时甚至是苛刻的，一丁点的不准确就是不得体。（例子略）其次是简洁。外交对语言不仅要求准确，还要求简洁，有时候需要达到不可再删改一字的程度。（例子略）
王瑞敏（硕士）：我是学对外汉语的，在学习、实践过程中对于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语境问题的得体性深有感触。比如，在平常生活中我们见了面之后打招呼时往往问：吃了吗？你多大了等等。但是西方国家对此很不“感冒”。所以我们在教外国留学生时要特别注意这种问题。不但要教给他们怎么用，而且还要教给他们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用。这就涉及到语境的问题了。
杨琳（硕士）：我很赞同路老师的观点。王先生在《通论》还提出宏观得体性，并认为宏观得体性要求必须注意到时代、地域、民族。时代是不断发展的，得体性的标准也随着时代而变迁的。例如作者在文中举的例子：《诗经》中：“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是在描写一个美丽的少女，在那个时代是对美女的赞美之词，是得体的，蝤蛴指的是天牛或金龟子的幼虫；而到了今天，如果赞美一个漂亮的小姐说：“您的脖子就像天牛或金龟子的幼虫”就十分不得体了。我觉得了解得体的时代性很有必要，只要了解了这种时代性，在读古代文学作品时才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当时语言的奥妙。
狄国伟：既然大家都谈到了得体性，我也结合自己的工作谈一下自己的体会吧！我是2000年毕业，在人民教育出版社汉语室工作。以前读书的时候对修辞学的“实用性”感受不深，在工作中逐渐认识到修辞学确实是一门实用性学科。人教社主要出版中小学教材，王希杰先生的修辞学理论特别是得体性原则，对中小学文科教材的编写具有指导性作用。编写文科教材时，一定要考虑选文的得体性，要符合中小学生的认知心理，要符合教学的规律。不是所有的优秀文章都能选入教材，选入教材的文章也不全是全文照录，对于选入教材的文章，我们也会根据学生特点对有些词语用同义替换的手段进行调整，确保选文的“得体性”。比如《荷塘月色》中原有一句“像出浴的美人”，这不适合中学生，与朱先生家属商量后，删去了这一句。有时候也会根据同义替换的原则把复杂的长句变换为简单的短句。
刘俊玲（硕士）：狄师兄的话让我想到了郑荣馨先生在《语言得体艺术》一书中举过的这样一个例子：“一位小学五年级的语文老师上习作指导课，是这样引导学生要重视观察的：‘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凡扑入眼帘的东西都要仔细观察，脑子里多转几个弯，刻下深的痕迹，切不可视而不见、浮光掠影。什么叫看仔细？就是反复观察，巨细不漏，识得事物独有的特征，要体察入微，辨析毫厘；深入底气，识得精神。要边观察，边联想，使客观事物经心灵的映照而活化。’”这番话的确很精彩，但是对小学五年级的学生来说，理解起来真是太困难了，我想这就是狄师兄所说的教师教学时要符合语言教学的规律吧！
彭宗平：我不是研究修辞学的，可以说是个门外汉，对王希杰先生的修辞理论了解不多，但前一段时间也匆匆翻了王先生的两本书。从上面大家所谈的，让我有所感触的是王先生的确是一个语言学“大家”。所谓的“大家”就体现在能提出一些在语言学范围内都可用的理论（如语言和社会、文化的关系等），而王先生的四个世界理论、零度与偏离理论、潜性与显性理论等就是具有很强的解释力的理论。这些理论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同样也可以运用，上面有的同学也谈到了。还有一点印象深刻的是王先生的“新”，即思路新。王先生善于吸收新的东西，把吸收的新思想、新方法和自己的研究完美地结合起来，比如他把模糊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的有些思路引进修辞学的研究。  
路宝君：我对王希杰的修辞学思想概括为三个字：新思维。尤其是他研究修辞的辩证观。我个人在研讨修辞立其诚、研讨修辞的简练观、研讨老舍的修辞观时，都注意贯彻了王希杰提出的修辞学研究要提倡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的思想。王希杰的修辞思想是两点论，从不搞一点论，都是全面地谈问题。如显性与潜性，常规与偏离，都是两点论。对“修辞立其诚”作为哲学的理解是全面的、深刻的，解释为客观实有的一面外，还有客观真理性的一面。简与繁也有辩证统一的认识，既相对且又互相转化。对于修辞研究既要有实用性研究，也要有理论性研究。有的人说王希杰的《通论》只有几个人能看懂，而我认为既要有多数人能看懂的书，也要有只有少数人能看懂的书，世界既需要卓别林，也需要要爱因斯坦。整个的修辞教学体系，无论是词语、句式、辞格、语体和风格，都应该进行辩证的描写，再比如：准确与模糊、通俗与典雅、简洁与繁丰，也不能只讲一面理。
李金静（硕士）：路老师谈到的这一点我也有同感。我觉得王希杰修辞思想研究方法中比较明显的一个特点是就是运用辩证的观点研究修辞现象。交际活动充满了辩证法。因为表达的效果受到各种各样的因素所制约和影响，是复杂多变的，因此对于表达效果的评价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对表达效果的评价也必须坚持辩证的观点，不应当孤立地片面地局部地看待问题，抓住一点而任意加以夸张，以偏概全。以往的修辞学理论或单一的认为语言是影响表达效果的唯一因素，或认为语境是决定语言表达效果的主要标准，这些观点是片面的。从辩证的观点看，我们认为影响语言表达效果的主要因素有语言材料和语境。 “最佳表达效果”的获得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不能单纯的强调某一方面，而忽视其他方面。
戴军明：前面有人提到《汉语修辞学》分为四个部分，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把全书看成是五个部分，除了上面提到的四个部分之外，我们可以把“结语”视为一个独立的部分。这一部分主要讲“修辞学和辩证法”，可以认为主要阐述的是修辞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为修辞研究提供方法论指导。纵观修订版全书，处处都充满了思辩色彩，充分体现了王先生运用辩证法研究汉语修辞现象的自觉意识。如果说，初版中辩证法的运用还有一点“有意识”地刻意而为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认为，修订版中对辩证法的运用已经成为一种自觉行为，辩证法已经内化为“王希杰的辩证法”，是王希杰先生的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从宏观上、整体上指导了王先生的语言研究、修辞研究。辩证法的娴熟运用并贯穿全书，使修订版实现了科学性和实用性的完美融合。而这种方法、这种思维方式则是我们研究语言学、修辞学应该掌握和熟练运用的。
齐爱霞（硕士）：提到方法我想谈的一点是王先生以这种方法为指导的修辞格的研究。在“三一”修辞学理论指导下，王先生提出了正辞格、负辞格、显辞格、潜辞格等概念，建立了一个覆盖面更广、解释力更强的修辞格体系。他把微观描写和宏观抽象相结合，归纳和演绎相结合，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辞格理论,建立了一个崭新的辞格系统：归纳的辞格系统和演绎的辞格系统。除了传统的归纳辞格外，同时运用演绎法推导出理论上可能存在的有助于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格式——演绎辞格。也就是说，他主张从显辞格方面言，建立归纳的辞格系统；从潜辞格方面言，建立辞格的演绎系统。“即从语言的和语用的一条条规则出发，推导出偏离这些规则的各种可能的格式，建立一个由可能的偏离语言的和语用的规则的各种固定格式、特定模式所构成的系统，然后再去用语言事实来验证它，检验它。”王希杰这种关于用演绎法来研究辞格的理论和实践,无疑是对传统修辞学研究方法的一次革命性的变革和大胆挑战,它的重要意义及深远影响在辞格研究中正日益的显现。
他还用零度和偏离理论对辞格进行深层次的探讨，挖掘修辞格内部的联系，提出了新的修辞格分类。对汉语修辞格，他主张从总体上分为五类：字形变异格、语音变异格、语义变异格、结构变异格、情理变异格；并相应地把负辞格分为五类：字形失误格、语音失误格、语义失误格、结构失误格、情理失误格。应该说王先生这种新的分类尝试具有很强的概括力和较广的覆盖面，大体上能够涵盖汉语中目前已经建立的修辞格。王先生在这里很好的结合了现代语言学的有关理论，坚守了语言学本位的法则，同时处理好了汉语修辞格形式作用和内容价值的统一，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汉语修辞格的大致面貌，因此这种分类既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也具有一定实用性。
戴军明：王希杰先生在修订本《汉语修辞学》用例上也很有特色。修辞学理论是建立在语言事实基础上的，没有大量例子的具体分析也就不可能产生真正融科学性和实用性于一体的修辞学理论。王希杰先生对修辞用例的重视和选例的精当为学界熟知，吕叔湘先生在《汉语修辞学》初版序言中就曾盛赞其“举例多而切当都胜过前人”。我想用四个字来概括修订本用例的特点，即多、广、新、当。修订本全书用例近800个，足见其多；王先生不仅占有丰富的文字性语料，而且极为重视口语中流传的语料，修订本中用例来源包括了古今中外、经史子集、词典公文、新闻报道、戏剧戏曲、歌词酒令、日常口语、影视相声、对联民谚等等，足见其广；修订版更换了大部分用例，大约仅保留了初版用例的三分之一，挖掘许多了具有时代特点的、与当今社会生活联系紧密的用例，足见其新；修订本用例有一个原则贯穿始终，这原则就是“论点和例子的统一”，并用例进行了精到的分析，这些用例既是王先生修辞理论的基石，又是其理论的有力证明，足见其当。
徐丹晖：大家的发言很好，也很热烈，可能大家还意犹未尽。但是由于时间有限，还请各位见谅。王先生的学术成就大家有目共睹，高万云教授说，论到当代中国修辞学的研究，不能不提华东修辞学；论到华东修辞学，不能不提江苏修辞学；论到江苏修辞学，不能不提王希杰。也正如吴礼权博士所分析的“我们可以通过《汉语修辞学》原版与修订版的对比研究，从而可以清楚地看出作者王希杰教授20余年来在修辞学思想方面的历史演进轨迹，让中国修辞学界的后学者可以从中悟出作为一个修辞学研究者如何进行修辞学研究、如何进行思辨、如何从修辞现象的变化中寻找修辞规律等等治学的道理。”如果今天我们通过这次座谈会真的能领悟到这些，能对老师和同学以后的学术研究有所帮助，那我们今天的收获就很丰富了。谢谢大家给予这次座谈会的支持和积极的参与。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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