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

管季超0712

邓小平旗帜指引教材改革和发展

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

“早在1977年，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指示：‘要引进外国教材，吸收外国教材中有益东西。’根据邓小平同志指示，中央在外汇十分紧缺的情况下，仍千方百计挤出10万美元专款拨给教育部，我社在我国驻外使馆的协助下，从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家选购了大批教材，并通过空运尽快运回国内，供编写我国教材参考。我社认真研究了引进的外国中小学教材，并就数学教材提出了报告。教育部于1977年9月15日以“简报增刊”报送中央。邓小平同志对此十分关心，并很快作出指示。9月19日他在同教育部负责人的谈话中说：‘我看了你们编的外国教材情况简报。看来，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教书非教最先进的内容不可，当然，也不能脱离我国的实际情况。’”

邓小平旗帜指引教材改革和发展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 “早在1977年，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指示：‘要引进外国教材，吸收外国教材中有益东西。’根据邓小平同志指示，中央在外汇十分紧缺的情况下，仍千方百计挤出10万美元专款拨给教育部，我社在我国驻外使馆的协助下，从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家选购了大批教材，并通过空运尽快运回国内，供编写我国教材参考。我社认真研究了引进的外国中小学教材，并就数学教材提出了报告。教育部于1977年9月15日以“简报增刊”报送中央。邓小平同志对此十分关心，并很快作出指示。9月19日他在同教育部负责人的谈话中说：‘我看了你们编的外国教材情况简报。看来，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教书非教最先进的内容不可，当然，也不能脱离我国的实际情况。’” 一 校舍、师资、教材，是中小学教育的三大基本建设。党和国家一贯十分重视中小学教材建设。新中国建立伊始，百废待兴，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就于1950年批准成立以中小学教材建设为主要任务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毛泽东主席还亲笔为人民教育出版社题写了社名。 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成长和发展，走过坎坷的道路。“十年浩劫”中的1969年，人教社全体人员被下放到安徽凤阳“教育部五七干校”劳动。1972年1月，绝大部分同志被分配到全国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同年3月，人教社主要负责人通过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上书周恩来总理，请示恢复人教社；7月，得到批准。但重建工作十分艰难，原180名编辑，到1976年只准调回近30名，而且不准编中小学教材。在“四人帮”的严重干扰下，人教社处于举步维艰的境地。 历史的发展，终于到了重大转折的关头。一代伟人邓小平同志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之无愧的总设计师，同时对我国新时期的教育改革和发展，包括中小学教材建设与改革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同志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首先紧抓了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并自告奋勇地要为教育工作当“后勤部长”。他一开始就敏锐地抓住了教育改革的核心----课程教材问题。他在1977年8月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就强调指出：“关键是教材。教材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据原教育部副部长浦通修同志的回忆说，当时的教育部真是一副烂摊子，乱糟糟的。原来编教材的机构和人员都没有了，原人教社的班子早已发配到外地。针对十年动乱中教材混乱的状况，当时任党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同志多次提出要编写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并要求在1978年秋季开学时能用上新教材，他果断地指示：“要组织一个很强的班子，编大中小学教材。”在邓小平同志的亲自关怀下，1977年教育部从全国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借调了大批干部，连同人教社干部，共200余人，以“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的名义，按中小学学科，分12个编写组开始工作。各路人马调集北京，首先遇到的是房子问题，但当时的情况非常困难。据当时分管人教社的教育部副部长浦通修同志回忆----几乎把北京城都跑遍了，到处为教材编辑干部找安身之地，但始终无法解决。后来又到当时的西苑大旅社，我还亲自跑了几趟，找经理商量，但没有钱根本住不进去。恰巧国务院秘书长（曾任教育部长）周荣鑫同志的追悼会在八宝山举行，北京市的领导同志也去了，其中有我认识的两个熟人，我就和他们谈了房子的事。他们用手指了指八宝山第一接待室说，小平、先念同志都在里面。为了解决房子问题，我只好去惊动最高领导。先念同志见到我就问：“通修同志有啥事？”我如实地把房子的事报告了。还没等先念同志说话，小平同志就说：“把他们叫进来。”北京市的领导同志进来后，小平同志对他们说：“马上办，这是个关键要紧的事情。”就这么两句，北京市的领导立即着手解决；人教社调集北京的200多位同志得到了妥善安置，住进了西苑旅社9号楼，后来又搬到条件更幽静的香山饭店。 为编写新教材从各地临时借调的编辑干部，任务完成后本应返回原工作单位。但是中小学教材建设是项长期工作，新编教材在使用过程中需要修订和更新；被解散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急需重建和充实。教育部党组为尽快增强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编辑出版力量，以适应教材建设的急切需要，报请中央批准从各省、市正式抽调一批编辑出版干部。报告是1978年2月5日写的，邓小平同志在看到这份报告后，2月10日就迅速作出了大力支持的明确批示，指出：“编好教材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要有足够的合格人力加以保障。所提要求拟同意。”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教育部迅速为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调集了所需要的干部，教材编辑出版工作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 邓小平同志日理万机，仍然抽空看“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简报，直接领导教材编写工作。“教材编写工作会议”还聘请了45名一流专家担任各科教材顾问。在邓小平同志的亲自关怀下，全国通用的中小学各科教材编写工作进展顺利，1978年就开始出版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各科教材，以后又陆续供应其他各年级教材；1980年完成了全套教材即各年级各学科教材的编写任务。这是十年动乱后第一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也是人教版第5套中小学教材。这套教材为教育战线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提高教育质量，稳定社会秩序立下了不可低估的功劳。 邓小平同志对中小学教材建设和改革，发表过一系列重要的指导性意见。早在1977年，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指示：“要引进外国教材，吸收外国教材中有益东西。”根据邓小平同志指示，中央在外汇十分紧缺的情况下，仍千方百计挤出10万美元专款拨给教育部，我社在我国驻外使馆的协助下，从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家选购了大批教材，并通过空运尽快运回国内，供编写我国教材参考。我社认真研究了引进的外国中小学教材，并就数学教材提出了报告。教育部于1977年9月15日以“简报增刊”报送中央。邓小平同志对此十分关心，并很快作出指示。9月19日他在同教育部负责人的谈话中说：“我看了你们编的外国教材情况简报。看来，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教书非教最先进的内容不可，当然，也不能脱离我国的实际情况。”到1978年2月，引进的外国教材已达2200册。在以后的年代里直到今天，我们一直牢记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以各种方式方法，通过各种渠道，不间断地搜集、选购、引进国外中小学教材，作为借鉴。据统计，截至1998年7月，人教社（课程教材研究所）引进的美、日等六国的中小学教材已达15000册。 在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思想的鼓舞下，我社从70年代末起还组织力量，陆续编译出版了《外国教育丛书》33种，全方位地介绍外国基础教育、师范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的概况、特点和改革发展趋势，其中有不少内容涉及课程教材改革问题，这在全国也是最早的，为打开世界教育之窗作出了可贵的尝试。新华社为此曾专门发了内参，指出，这是我国对外开放政策在教育方面的反映。 邓小平同志对中小学课程教材的一些重大的实际问题，也十分关心。1977年，他亲自向浦通修同志过问并要求研究高中数学、物理课程与大学的衔接问题；针对王力、吕叔湘等语言学家的建议，他还亲自过问了中学语文课程的改革问题。1978年2月24日，教育部将我社历史组1977年9月草拟、1978年2月油印的《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和教材中几个原则性问题如何处理的初步意见》，报送中央。当时中央主管教育、科学工作的方毅同志3月7日将报告送请邓小平同志审批。邓小平同志于3月9日就作了“原则同意”的批示。这份报告共提出了九个原则性问题，其中第七个问题是关于中国现代史教材中出现的革命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先烈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批示：我的名字不要出现，活人以少宣传为好。后来，经邓小平同志批示的这份《意见》还成为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会议的重要参考文件。二 只有经过艰辛的科学研究，才能编出高质量的中小学教材，这是数十年来人教社的根本经验。为了从组织上保证把中小学教材的编写更好地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教育部党组于1983年7月同意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请示报告，正式发文，批准成立“课程教材研究所”。教育部的批文下达后，课程教材研究所全体同志给邓小平同志写信，恳请他为研究所题写所名。正因为邓小平同志一贯关心、重视中小学教材建设与改革事业，所以当我们请他为“课程教材研究所”题写所名时，他及时地答应了我们的请求。邓小平同志日理万机，但在百忙当中，欣然命笔，很快为研究所题写了所名，于7月中旬送到我社。据我们所知，邓小平同志亲自为一个教育研究机构题名，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这不仅再一次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同志对中小学课程教材建设与改革事业的殷切期望和巨大支持，也再一次充分体现了他对教育的重视，对科研的重视。 事实证明，课程教材研究所的成立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卓有成效的。课程教材研究所先后参加了六五、七五、八五、九五期间国家重点科研课题，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课程教材研究所主办的《课程·教材·教法》杂志，是全国第一家课程教材学术期刊，80年代初最早发表的一批知名学者的文章，吹响了我国新时期中小学课程教材改革的号角，在理论上和舆论上为我国中小学课程教材改革提供了准备。近年来这份杂志越办越好，以定位准，品位高，理论联系实际，雅俗共赏而著称，荣获全国首届社会科学期刊奖，成为全国教育类核心期刊，内容质量和发行数量都在全国同类杂志中名列前茅，成为广大教师的挚友，教研的参谋，教学的助手，深受欢迎。课程教材研究所成立以来，也进一步密切了我们同全国各地中小学教研部门、教育科研部门的协作，以科研带教研，以教研促科研；并且极大地拓宽了我们同海外学术研究机构开展广泛交流与合作的渠道。在许多方面，研究所往往能发挥出版社难以发挥的作用，因为一般意义上的出版社，很难与教材研究与教材出版联系起来。课程教材研究所没有辜负邓小平同志的期望。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教育部党组决定课程教材研究所和人民教育出版社合署办公，二者相辅相成，对我国中小学教材建设和改革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特别有助于中小学教材的编写工作更好地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这种做法有利无弊。近年来，我们加强了对科研工作的组织领导，在管理、制度、经费、奖励等方面加大了力度，决心把邓小平同志亲自题名的课程教材研究所办得更好，进一步注入新的机制，为我国中小学课程教材事业更多更快更好地出成果、出人才。三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1985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6年国家颁布了《义务教育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小学教材逐步趋向于在统一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实行多样化，并实行编、审分开的制度。人教社坚决拥护我国中小学教材体制改革，并积极顺应形势的发展和变

一

校舍、师资、教材，是中小学教育的三大基本建设。党和国家一贯十分重视中小学教材建设。新中国建立伊始，百废待兴，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就于1950年批准成立以中小学教材建设为主要任务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毛泽东主席还亲笔为人民教育出版社题写了社名。
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成长和发展，走过坎坷的道路。“十年浩劫”中的1969年，人教社全体人员被下放到安徽凤阳“教育部五七干校”劳动。1972年1月，绝大部分同志被分配到全国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同年3月，人教社主要负责人通过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上书周恩来总理，请示恢复人教社；7月，得到批准。但重建工作十分艰难，原180名编辑，到1976年只准调回近30名，而且不准编中小学教材。在“四人帮”的严重干扰下，人教社处于举步维艰的境地。
邓小平旗帜指引教材改革和发展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 “早在1977年，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指示：‘要引进外国教材，吸收外国教材中有益东西。’根据邓小平同志指示，中央在外汇十分紧缺的情况下，仍千方百计挤出10万美元专款拨给教育部，我社在我国驻外使馆的协助下，从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家选购了大批教材，并通过空运尽快运回国内，供编写我国教材参考。我社认真研究了引进的外国中小学教材，并就数学教材提出了报告。教育部于1977年9月15日以“简报增刊”报送中央。邓小平同志对此十分关心，并很快作出指示。9月19日他在同教育部负责人的谈话中说：‘我看了你们编的外国教材情况简报。看来，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教书非教最先进的内容不可，当然，也不能脱离我国的实际情况。’” 一 校舍、师资、教材，是中小学教育的三大基本建设。党和国家一贯十分重视中小学教材建设。新中国建立伊始，百废待兴，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就于1950年批准成立以中小学教材建设为主要任务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毛泽东主席还亲笔为人民教育出版社题写了社名。 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成长和发展，走过坎坷的道路。“十年浩劫”中的1969年，人教社全体人员被下放到安徽凤阳“教育部五七干校”劳动。1972年1月，绝大部分同志被分配到全国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同年3月，人教社主要负责人通过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上书周恩来总理，请示恢复人教社；7月，得到批准。但重建工作十分艰难，原180名编辑，到1976年只准调回近30名，而且不准编中小学教材。在“四人帮”的严重干扰下，人教社处于举步维艰的境地。 历史的发展，终于到了重大转折的关头。一代伟人邓小平同志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之无愧的总设计师，同时对我国新时期的教育改革和发展，包括中小学教材建设与改革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同志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首先紧抓了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并自告奋勇地要为教育工作当“后勤部长”。他一开始就敏锐地抓住了教育改革的核心----课程教材问题。他在1977年8月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就强调指出：“关键是教材。教材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据原教育部副部长浦通修同志的回忆说，当时的教育部真是一副烂摊子，乱糟糟的。原来编教材的机构和人员都没有了，原人教社的班子早已发配到外地。针对十年动乱中教材混乱的状况，当时任党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同志多次提出要编写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并要求在1978年秋季开学时能用上新教材，他果断地指示：“要组织一个很强的班子，编大中小学教材。”在邓小平同志的亲自关怀下，1977年教育部从全国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借调了大批干部，连同人教社干部，共200余人，以“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的名义，按中小学学科，分12个编写组开始工作。各路人马调集北京，首先遇到的是房子问题，但当时的情况非常困难。据当时分管人教社的教育部副部长浦通修同志回忆----几乎把北京城都跑遍了，到处为教材编辑干部找安身之地，但始终无法解决。后来又到当时的西苑大旅社，我还亲自跑了几趟，找经理商量，但没有钱根本住不进去。恰巧国务院秘书长（曾任教育部长）周荣鑫同志的追悼会在八宝山举行，北京市的领导同志也去了，其中有我认识的两个熟人，我就和他们谈了房子的事。他们用手指了指八宝山第一接待室说，小平、先念同志都在里面。为了解决房子问题，我只好去惊动最高领导。先念同志见到我就问：“通修同志有啥事？”我如实地把房子的事报告了。还没等先念同志说话，小平同志就说：“把他们叫进来。”北京市的领导同志进来后，小平同志对他们说：“马上办，这是个关键要紧的事情。”就这么两句，北京市的领导立即着手解决；人教社调集北京的200多位同志得到了妥善安置，住进了西苑旅社9号楼，后来又搬到条件更幽静的香山饭店。 为编写新教材从各地临时借调的编辑干部，任务完成后本应返回原工作单位。但是中小学教材建设是项长期工作，新编教材在使用过程中需要修订和更新；被解散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急需重建和充实。教育部党组为尽快增强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编辑出版力量，以适应教材建设的急切需要，报请中央批准从各省、市正式抽调一批编辑出版干部。报告是1978年2月5日写的，邓小平同志在看到这份报告后，2月10日就迅速作出了大力支持的明确批示，指出：“编好教材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要有足够的合格人力加以保障。所提要求拟同意。”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教育部迅速为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调集了所需要的干部，教材编辑出版工作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 邓小平同志日理万机，仍然抽空看“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简报，直接领导教材编写工作。“教材编写工作会议”还聘请了45名一流专家担任各科教材顾问。在邓小平同志的亲自关怀下，全国通用的中小学各科教材编写工作进展顺利，1978年就开始出版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各科教材，以后又陆续供应其他各年级教材；1980年完成了全套教材即各年级各学科教材的编写任务。这是十年动乱后第一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也是人教版第5套中小学教材。这套教材为教育战线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提高教育质量，稳定社会秩序立下了不可低估的功劳。 邓小平同志对中小学教材建设和改革，发表过一系列重要的指导性意见。早在1977年，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指示：“要引进外国教材，吸收外国教材中有益东西。”根据邓小平同志指示，中央在外汇十分紧缺的情况下，仍千方百计挤出10万美元专款拨给教育部，我社在我国驻外使馆的协助下，从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家选购了大批教材，并通过空运尽快运回国内，供编写我国教材参考。我社认真研究了引进的外国中小学教材，并就数学教材提出了报告。教育部于1977年9月15日以“简报增刊”报送中央。邓小平同志对此十分关心，并很快作出指示。9月19日他在同教育部负责人的谈话中说：“我看了你们编的外国教材情况简报。看来，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教书非教最先进的内容不可，当然，也不能脱离我国的实际情况。”到1978年2月，引进的外国教材已达2200册。在以后的年代里直到今天，我们一直牢记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以各种方式方法，通过各种渠道，不间断地搜集、选购、引进国外中小学教材，作为借鉴。据统计，截至1998年7月，人教社（课程教材研究所）引进的美、日等六国的中小学教材已达15000册。 在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思想的鼓舞下，我社从70年代末起还组织力量，陆续编译出版了《外国教育丛书》33种，全方位地介绍外国基础教育、师范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的概况、特点和改革发展趋势，其中有不少内容涉及课程教材改革问题，这在全国也是最早的，为打开世界教育之窗作出了可贵的尝试。新华社为此曾专门发了内参，指出，这是我国对外开放政策在教育方面的反映。 邓小平同志对中小学课程教材的一些重大的实际问题，也十分关心。1977年，他亲自向浦通修同志过问并要求研究高中数学、物理课程与大学的衔接问题；针对王力、吕叔湘等语言学家的建议，他还亲自过问了中学语文课程的改革问题。1978年2月24日，教育部将我社历史组1977年9月草拟、1978年2月油印的《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和教材中几个原则性问题如何处理的初步意见》，报送中央。当时中央主管教育、科学工作的方毅同志3月7日将报告送请邓小平同志审批。邓小平同志于3月9日就作了“原则同意”的批示。这份报告共提出了九个原则性问题，其中第七个问题是关于中国现代史教材中出现的革命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先烈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批示：我的名字不要出现，活人以少宣传为好。后来，经邓小平同志批示的这份《意见》还成为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会议的重要参考文件。二 只有经过艰辛的科学研究，才能编出高质量的中小学教材，这是数十年来人教社的根本经验。为了从组织上保证把中小学教材的编写更好地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教育部党组于1983年7月同意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请示报告，正式发文，批准成立“课程教材研究所”。教育部的批文下达后，课程教材研究所全体同志给邓小平同志写信，恳请他为研究所题写所名。正因为邓小平同志一贯关心、重视中小学教材建设与改革事业，所以当我们请他为“课程教材研究所”题写所名时，他及时地答应了我们的请求。邓小平同志日理万机，但在百忙当中，欣然命笔，很快为研究所题写了所名，于7月中旬送到我社。据我们所知，邓小平同志亲自为一个教育研究机构题名，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这不仅再一次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同志对中小学课程教材建设与改革事业的殷切期望和巨大支持，也再一次充分体现了他对教育的重视，对科研的重视。 事实证明，课程教材研究所的成立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卓有成效的。课程教材研究所先后参加了六五、七五、八五、九五期间国家重点科研课题，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课程教材研究所主办的《课程·教材·教法》杂志，是全国第一家课程教材学术期刊，80年代初最早发表的一批知名学者的文章，吹响了我国新时期中小学课程教材改革的号角，在理论上和舆论上为我国中小学课程教材改革提供了准备。近年来这份杂志越办越好，以定位准，品位高，理论联系实际，雅俗共赏而著称，荣获全国首届社会科学期刊奖，成为全国教育类核心期刊，内容质量和发行数量都在全国同类杂志中名列前茅，成为广大教师的挚友，教研的参谋，教学的助手，深受欢迎。课程教材研究所成立以来，也进一步密切了我们同全国各地中小学教研部门、教育科研部门的协作，以科研带教研，以教研促科研；并且极大地拓宽了我们同海外学术研究机构开展广泛交流与合作的渠道。在许多方面，研究所往往能发挥出版社难以发挥的作用，因为一般意义上的出版社，很难与教材研究与教材出版联系起来。课程教材研究所没有辜负邓小平同志的期望。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教育部党组决定课程教材研究所和人民教育出版社合署办公，二者相辅相成，对我国中小学教材建设和改革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特别有助于中小学教材的编写工作更好地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这种做法有利无弊。近年来，我们加强了对科研工作的组织领导，在管理、制度、经费、奖励等方面加大了力度，决心把邓小平同志亲自题名的课程教材研究所办得更好，进一步注入新的机制，为我国中小学课程教材事业更多更快更好地出成果、出人才。三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1985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6年国家颁布了《义务教育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小学教材逐步趋向于在统一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实行多样化，并实行编、审分开的制度。人教社坚决拥护我国中小学教材体制改革，并积极顺应形势的发展和变 历史的发展，终于到了重大转折的关头。一代伟人邓小平同志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之无愧的总设计师，同时对我国新时期的教育改革和发展，包括中小学教材建设与改革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同志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首先紧抓了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并自告奋勇地要为教育工作当“后勤部长”。他一开始就敏锐地抓住了教育改革的核心----课程教材问题。他在1977年8月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就强调指出：“关键是教材。教材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据原教育部副部长浦通修同志的回忆说，当时的教育部真是一副烂摊子，乱糟糟的。原来编教材的机构和人员都没有了，原人教社的班子早已发配到外地。针对十年动乱中教材混乱的状况，当时任党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同志多次提出要编写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并要求在1978年秋季开学时能用上新教材，他果断地指示：“要组织一个很强的班子，编大中小学教材。”在邓小平同志的亲自关怀下，1977年教育部从全国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借调了大批干部，连同人教社干部，共200余人，以“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的名义，按中小学学科，分12个编写组开始工作。各路人马调集北京，首先遇到的是房子问题，但当时的情况非常困难。据当时分管人教社的教育部副部长浦通修同志回忆----几乎把北京城都跑遍了，到处为教材编辑干部找安身之地，但始终无法解决。后来又到当时的西苑大旅社，我还亲自跑了几趟，找经理商量，但没有钱根本住不进去。恰巧国务院秘书长（曾任教育部长）周荣鑫同志的追悼会在八宝山举行，北京市的领导同志也去了，其中有我认识的两个熟人，我就和他们谈了房子的事。他们用手指了指八宝山第一接待室说，小平、先念同志都在里面。为了解决房子问题，我只好去惊动最高领导。先念同志见到我就问：“通修同志有啥事？”我如实地把房子的事报告了。还没等先念同志说话，小平同志就说：“把他们叫进来。”北京市的领导同志进来后，小平同志对他们说：“马上办，这是个关键要紧的事情。”就这么两句，北京市的领导立即着手解决；人教社调集北京的200多位同志得到了妥善安置，住进了西苑旅社9号楼，后来又搬到条件更幽静的香山饭店。
为编写新教材从各地临时借调的编辑干部，任务完成后本应返回原工作单位。但是中小学教材建设是项长期工作，新编教材在使用过程中需要修订和更新；被解散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急需重建和充实。教育部党组为尽快增强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编辑出版力量，以适应教材建设的急切需要，报请中央批准从各省、市正式抽调一批编辑出版干部。报告是1978年2月5日写的，邓小平同志在看到这份报告后，2月10日就迅速作出了大力支持的明确批示，指出：“编好教材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要有足够的合格人力加以保障。所提要求拟同意。”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教育部迅速为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调集了所需要的干部，教材编辑出版工作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
普通中小学课程改革的试验与研究》、《普通教育整体改革研究与实验》、《面向21世纪中小学教育模式的研究与实验》、《面向21世纪中小学教材建设现代化的研究》、《21世纪中小幼教育现代化的研究与实验》、《国际中小学课程教材比较研究》等，相关成果正在陆续出版。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全国中学语文、小学语文、中学数学、小学数学、中小学外语、历史、地理、化学、生物、自然、体育等学科的教学专业委员会，以及全国课程专业委员会等20多个学术团体均挂靠在我社（所），由我社（所）人员任主要负责人。通过课程教材研究所主办的学术刊物《课程·教材·教法》，也团结了一支中小学课程教材改革与研究的骨干队伍。 80年代中期，国家教委主要领导同志明确提出，要把人民教育出版社和课程教材研究所办成全国中小学教材研究中心、编写中心、出版中心和资料中心。这是对我们工作的充分肯定和巨大鞭策，也是我们始终不懈、努力奋斗的目标。六 人教社（课研所）的业务工作具有三重性质，它不仅是教材和教育图书的出版机构，而且也是中小学教材的研究机构，中小学教材的编写机构。人教社的管理体制也具有三重性质：其一，它是国家教育部的一个直属单位，同时又接受国家新闻出版署的领导；其二，它不是政府机关，而是事业单位；其三，它实行的是事业单位、企业管理。在这种体制下，人教社既要在教育部和新闻出版署的领导下，积极地主动配合协助有关司局的行政工作，又要主动地开展自身的业务工作，尤其是中小学教材和师范教材的研究、编写工作；既要坚持把教育、出版事业的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又要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经受考验，发展壮大。 江泽民同志指出：“全党和全社会都要高度重视知识创新、人才开发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大作用，使科教兴国真正成为全民族的广泛共识和实际行动。”我们认为，我国新时期中小学教材建设、改革和发展，要坚持邓小平同志关于三个面向的战略思想为指针，为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各级各类创新人才、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为此必须解决好两个重大问题：一是如何正确处理创新与传统的关系，基础性与层次性的关系，进一步改革中小学教材体系、结构和内容；二是如何正确处理分级管理与加强领导的关系，多样化与统一性的关系，推动中小学教材建设与改革健康发展。我国中小学教材建设与改革的目标，决不是由统一性走向完全的绝对的多样化，以多样化取代统一性，而应是由统一性走向统一性与多样化相结合，如《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所说，是“在统一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实行多样化”。邓小平同志对此发表过一系列辩证统一的观点，值得我们进一步学习领会。针对包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弊端，邓小平同志认为：“中小学教材可以组织各地去编，不一定要教育部自己关起门来搞。”“要编几种教材，以供选择。”但同时他又十分明确地指出：“教育部要管教材，不能设想我们国家可以没有统一的中学教材。”“教材要组织专门班子编写。”在中小学课程教材问题上，过分集中统一，或者过分分散多样，都不利于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美、英等国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认为，在教育部领导下，成立“全国中小学教材发展中心”，以邓小平同志亲自题名的“课程教材研究所”为基础，赋予新的职能，注入新的机制，激发新的活力，将为我国中小学教材建设、改革和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人教社本届社领导班子1995年制定了全社中、长期发展规划，提出了对内加强制度改革、人才培养，对外加强合作与竞争的方针，具体地说就是：对内，建一流队伍，编一流教材，办一流企业；对外，联合起来造大船，联合起来办大事，联合起来创大业。奋斗目标是：向新世纪献一流教材，为基础教育铺路架桥。人教社已连续几年被国家新闻出版署评为良好出版社。全社职工决心在教育部党组领导下，经过10-15年的努力，把人教社建设成为在生产规模、产品质量、经营管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等方面，都达到中国第一流、世界先进水平的现代化教材中心。 编一流教材，任何时候都是人教社重中之重的头等大事。建社近半个世纪的经验告诉我们，坚持质量取胜是人教社的生命线。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加强内部制度改革和人才培养，建设一支敬业、团结、严谨、创新的队伍，同时为社史已近半个世纪的老企业、大企业不断注入新的机制和活力。近年来，我社坚持社长领导下的社务会议决策制。社务会议成员由党委书记、专职副书记，社长、副社长，总编（兼研究所所长）、副总编组成。社务会议下设编辑科研、经营管理、政工人事、行政后勤四个办公会议，建立了更积极、主动、有效的运作机制。 经过近半个世纪，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20年的迅猛发展，人教社已成为全国教育系统最大的中小学教材研究、编写和出版机构，总资产已达7000万元（未包括无形资产）。 毛主席题名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和邓小平同志题名的“课程教材研究所”的品牌，更是价值连城的无形资产。人教社将坚持以中小学教材为拳头产品、核心产品，并努力在社内、社外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尤其是与文字教材配套的音像教材和电子教材产品，进而同兄弟省市、兄弟单位搞双边或多边合作，多种经营。只有这样，才能在公开、公平、公正的条件下，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平等互利，共同发展。 1990年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4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同志题词，盛赞“人民教育出版社在过去的四十年中，出版了多方面的大量的优良教材，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原国家教委领导同志题词，称颂人教社“辛勤四十年，焚膏继晷，育人之功在不舍；课本亿万册，慧民强国，教化之利及将来。” 面对全国二亿中小学生，我们深感任重道远，决心更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进一步贯彻党的十五大关于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在教育部党组领导下，为把人民教育出版社和课程教材研究所建设成为全国中小学教材发展中心而努力奋斗。撰稿：吕　达　　　　审稿：马樟根　魏国栋 邓小平同志日理万机，仍然抽空看“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简报，直接领导教材编写工作。“教材编写工作会议”还聘请了45名一流专家担任各科教材顾问。在邓小平同志的亲自关怀下，全国通用的中小学各科教材编写工作进展顺利，1978年就开始出版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各科教材，以后又陆续供应其他各年级教材；1980年完成了全套教材即各年级各学科教材的编写任务。这是十年动乱后第一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也是人教版第5套中小学教材。这套教材为教育战线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提高教育质量，稳定社会秩序立下了不可低估的功劳。
邓小平同志对中小学教材建设和改革，发表过一系列重要的指导性意见。早在1977年，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指示：“要引进外国教材，吸收外国教材中有益东西。”根据邓小平同志指示，中央在外汇十分紧缺的情况下，仍千方百计挤出10万美元专款拨给教育部，我社在我国驻外使馆的协助下，从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家选购了大批教材，并通过空运尽快运回国内，供编写我国教材参考。我社认真研究了引进的外国中小学教材，并就数学教材提出了报告。教育部于1977年9月15日以“简报增刊”报送中央。邓小平同志对此十分关心，并很快作出指示。9月19日他在同教育部负责人的谈话中说：“我看了你们编的外国教材情况简报。看来，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教书非教最先进的内容不可，当然，也不能脱离我国的实际情况。”到1978年2月，引进的外国教材已达2200册。在以后的年代里直到今天，我们一直牢记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以各种方式方法，通过各种渠道，不间断地搜集、选购、引进国外中小学教材，作为借鉴。据统计，截至1998年7月，人教社（课程教材研究所）引进的美、日等六国的中小学教材已达15000册。
在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思想的鼓舞下，我社从70年代末起还组织力量，陆续编译出版了《外国教育丛书》33种，全方位地介绍外国基础教育、师范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的概况、特点和改革发展趋势，其中有不少内容涉及课程教材改革问题，这在全国也是最早的，为打开世界教育之窗作出了可贵的尝试。新华社为此曾专门发了内参，指出，这是我国对外开放政策在教育方面的反映。
邓小平旗帜指引教材改革和发展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 “早在1977年，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指示：‘要引进外国教材，吸收外国教材中有益东西。’根据邓小平同志指示，中央在外汇十分紧缺的情况下，仍千方百计挤出10万美元专款拨给教育部，我社在我国驻外使馆的协助下，从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家选购了大批教材，并通过空运尽快运回国内，供编写我国教材参考。我社认真研究了引进的外国中小学教材，并就数学教材提出了报告。教育部于1977年9月15日以“简报增刊”报送中央。邓小平同志对此十分关心，并很快作出指示。9月19日他在同教育部负责人的谈话中说：‘我看了你们编的外国教材情况简报。看来，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教书非教最先进的内容不可，当然，也不能脱离我国的实际情况。’” 一 校舍、师资、教材，是中小学教育的三大基本建设。党和国家一贯十分重视中小学教材建设。新中国建立伊始，百废待兴，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就于1950年批准成立以中小学教材建设为主要任务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毛泽东主席还亲笔为人民教育出版社题写了社名。 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成长和发展，走过坎坷的道路。“十年浩劫”中的1969年，人教社全体人员被下放到安徽凤阳“教育部五七干校”劳动。1972年1月，绝大部分同志被分配到全国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同年3月，人教社主要负责人通过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上书周恩来总理，请示恢复人教社；7月，得到批准。但重建工作十分艰难，原180名编辑，到1976年只准调回近30名，而且不准编中小学教材。在“四人帮”的严重干扰下，人教社处于举步维艰的境地。 历史的发展，终于到了重大转折的关头。一代伟人邓小平同志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之无愧的总设计师，同时对我国新时期的教育改革和发展，包括中小学教材建设与改革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同志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首先紧抓了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并自告奋勇地要为教育工作当“后勤部长”。他一开始就敏锐地抓住了教育改革的核心----课程教材问题。他在1977年8月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就强调指出：“关键是教材。教材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据原教育部副部长浦通修同志的回忆说，当时的教育部真是一副烂摊子，乱糟糟的。原来编教材的机构和人员都没有了，原人教社的班子早已发配到外地。针对十年动乱中教材混乱的状况，当时任党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同志多次提出要编写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并要求在1978年秋季开学时能用上新教材，他果断地指示：“要组织一个很强的班子，编大中小学教材。”在邓小平同志的亲自关怀下，1977年教育部从全国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借调了大批干部，连同人教社干部，共200余人，以“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的名义，按中小学学科，分12个编写组开始工作。各路人马调集北京，首先遇到的是房子问题，但当时的情况非常困难。据当时分管人教社的教育部副部长浦通修同志回忆----几乎把北京城都跑遍了，到处为教材编辑干部找安身之地，但始终无法解决。后来又到当时的西苑大旅社，我还亲自跑了几趟，找经理商量，但没有钱根本住不进去。恰巧国务院秘书长（曾任教育部长）周荣鑫同志的追悼会在八宝山举行，北京市的领导同志也去了，其中有我认识的两个熟人，我就和他们谈了房子的事。他们用手指了指八宝山第一接待室说，小平、先念同志都在里面。为了解决房子问题，我只好去惊动最高领导。先念同志见到我就问：“通修同志有啥事？”我如实地把房子的事报告了。还没等先念同志说话，小平同志就说：“把他们叫进来。”北京市的领导同志进来后，小平同志对他们说：“马上办，这是个关键要紧的事情。”就这么两句，北京市的领导立即着手解决；人教社调集北京的200多位同志得到了妥善安置，住进了西苑旅社9号楼，后来又搬到条件更幽静的香山饭店。 为编写新教材从各地临时借调的编辑干部，任务完成后本应返回原工作单位。但是中小学教材建设是项长期工作，新编教材在使用过程中需要修订和更新；被解散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急需重建和充实。教育部党组为尽快增强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编辑出版力量，以适应教材建设的急切需要，报请中央批准从各省、市正式抽调一批编辑出版干部。报告是1978年2月5日写的，邓小平同志在看到这份报告后，2月10日就迅速作出了大力支持的明确批示，指出：“编好教材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要有足够的合格人力加以保障。所提要求拟同意。”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教育部迅速为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调集了所需要的干部，教材编辑出版工作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 邓小平同志日理万机，仍然抽空看“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简报，直接领导教材编写工作。“教材编写工作会议”还聘请了45名一流专家担任各科教材顾问。在邓小平同志的亲自关怀下，全国通用的中小学各科教材编写工作进展顺利，1978年就开始出版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各科教材，以后又陆续供应其他各年级教材；1980年完成了全套教材即各年级各学科教材的编写任务。这是十年动乱后第一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也是人教版第5套中小学教材。这套教材为教育战线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提高教育质量，稳定社会秩序立下了不可低估的功劳。 邓小平同志对中小学教材建设和改革，发表过一系列重要的指导性意见。早在1977年，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指示：“要引进外国教材，吸收外国教材中有益东西。”根据邓小平同志指示，中央在外汇十分紧缺的情况下，仍千方百计挤出10万美元专款拨给教育部，我社在我国驻外使馆的协助下，从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家选购了大批教材，并通过空运尽快运回国内，供编写我国教材参考。我社认真研究了引进的外国中小学教材，并就数学教材提出了报告。教育部于1977年9月15日以“简报增刊”报送中央。邓小平同志对此十分关心，并很快作出指示。9月19日他在同教育部负责人的谈话中说：“我看了你们编的外国教材情况简报。看来，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教书非教最先进的内容不可，当然，也不能脱离我国的实际情况。”到1978年2月，引进的外国教材已达2200册。在以后的年代里直到今天，我们一直牢记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以各种方式方法，通过各种渠道，不间断地搜集、选购、引进国外中小学教材，作为借鉴。据统计，截至1998年7月，人教社（课程教材研究所）引进的美、日等六国的中小学教材已达15000册。 在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思想的鼓舞下，我社从70年代末起还组织力量，陆续编译出版了《外国教育丛书》33种，全方位地介绍外国基础教育、师范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的概况、特点和改革发展趋势，其中有不少内容涉及课程教材改革问题，这在全国也是最早的，为打开世界教育之窗作出了可贵的尝试。新华社为此曾专门发了内参，指出，这是我国对外开放政策在教育方面的反映。 邓小平同志对中小学课程教材的一些重大的实际问题，也十分关心。1977年，他亲自向浦通修同志过问并要求研究高中数学、物理课程与大学的衔接问题；针对王力、吕叔湘等语言学家的建议，他还亲自过问了中学语文课程的改革问题。1978年2月24日，教育部将我社历史组1977年9月草拟、1978年2月油印的《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和教材中几个原则性问题如何处理的初步意见》，报送中央。当时中央主管教育、科学工作的方毅同志3月7日将报告送请邓小平同志审批。邓小平同志于3月9日就作了“原则同意”的批示。这份报告共提出了九个原则性问题，其中第七个问题是关于中国现代史教材中出现的革命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先烈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批示：我的名字不要出现，活人以少宣传为好。后来，经邓小平同志批示的这份《意见》还成为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会议的重要参考文件。二 只有经过艰辛的科学研究，才能编出高质量的中小学教材，这是数十年来人教社的根本经验。为了从组织上保证把中小学教材的编写更好地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教育部党组于1983年7月同意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请示报告，正式发文，批准成立“课程教材研究所”。教育部的批文下达后，课程教材研究所全体同志给邓小平同志写信，恳请他为研究所题写所名。正因为邓小平同志一贯关心、重视中小学教材建设与改革事业，所以当我们请他为“课程教材研究所”题写所名时，他及时地答应了我们的请求。邓小平同志日理万机，但在百忙当中，欣然命笔，很快为研究所题写了所名，于7月中旬送到我社。据我们所知，邓小平同志亲自为一个教育研究机构题名，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这不仅再一次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同志对中小学课程教材建设与改革事业的殷切期望和巨大支持，也再一次充分体现了他对教育的重视，对科研的重视。 事实证明，课程教材研究所的成立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卓有成效的。课程教材研究所先后参加了六五、七五、八五、九五期间国家重点科研课题，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课程教材研究所主办的《课程·教材·教法》杂志，是全国第一家课程教材学术期刊，80年代初最早发表的一批知名学者的文章，吹响了我国新时期中小学课程教材改革的号角，在理论上和舆论上为我国中小学课程教材改革提供了准备。近年来这份杂志越办越好，以定位准，品位高，理论联系实际，雅俗共赏而著称，荣获全国首届社会科学期刊奖，成为全国教育类核心期刊，内容质量和发行数量都在全国同类杂志中名列前茅，成为广大教师的挚友，教研的参谋，教学的助手，深受欢迎。课程教材研究所成立以来，也进一步密切了我们同全国各地中小学教研部门、教育科研部门的协作，以科研带教研，以教研促科研；并且极大地拓宽了我们同海外学术研究机构开展广泛交流与合作的渠道。在许多方面，研究所往往能发挥出版社难以发挥的作用，因为一般意义上的出版社，很难与教材研究与教材出版联系起来。课程教材研究所没有辜负邓小平同志的期望。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教育部党组决定课程教材研究所和人民教育出版社合署办公，二者相辅相成，对我国中小学教材建设和改革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特别有助于中小学教材的编写工作更好地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这种做法有利无弊。近年来，我们加强了对科研工作的组织领导，在管理、制度、经费、奖励等方面加大了力度，决心把邓小平同志亲自题名的课程教材研究所办得更好，进一步注入新的机制，为我国中小学课程教材事业更多更快更好地出成果、出人才。三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1985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6年国家颁布了《义务教育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小学教材逐步趋向于在统一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实行多样化，并实行编、审分开的制度。人教社坚决拥护我国中小学教材体制改革，并积极顺应形势的发展和变 邓小平同志对中小学课程教材的一些重大的实际问题，也十分关心。1977年，他亲自向浦通修同志过问并要求研究高中数学、物理课程与大学的衔接问题；针对王力、吕叔湘等语言学家的建议，他还亲自过问了中学语文课程的改革问题。1978年2月24日，教育部将我社历史组1977年9月草拟、1978年2月油印的《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和教材中几个原则性问题如何处理的初步意见》，报送中央。当时中央主管教育、科学工作的方毅同志3月7日将报告送请邓小平同志审批。邓小平同志于3月9日就作了“原则同意”的批示。这份报告共提出了九个原则性问题，其中第七个问题是关于中国现代史教材中出现的革命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先烈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批示：我的名字不要出现，活人以少宣传为好。后来，经邓小平同志批示的这份《意见》还成为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会议的重要参考文件。

二

只有经过艰辛的科学研究，才能编出高质量的中小学教材，这是数十年来人教社的根本经验。为了从组织上保证把中小学教材的编写更好地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教育部党组于1983年7月同意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请示报告，正式发文，批准成立“课程教材研究所”。教育部的批文下达后，课程教材研究所全体同志给邓小平同志写信，恳请他为研究所题写所名。正因为邓小平同志一贯关心、重视中小学教材建设与改革事业，所以当我们请他为“课程教材研究所”题写所名时，他及时地答应了我们的请求。邓小平同志日理万机，但在百忙当中，欣然命笔，很快为研究所题写了所名，于7月中旬送到我社。据我们所知，邓小平同志亲自为一个教育研究机构题名，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这不仅再一次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同志对中小学课程教材建设与改革事业的殷切期望和巨大支持，也再一次充分体现了他对教育的重视，对科研的重视。
事实证明，课程教材研究所的成立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卓有成效的。课程教材研究所先后参加了六五、七五、八五、九五期间国家重点科研课题，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课程教材研究所主办的《课程·教材·教法》杂志，是全国第一家课程教材学术期刊，80年代初最早发表的一批知名学者的文章，吹响了我国新时期中小学课程教材改革的号角，在理论上和舆论上为我国中小学课程教材改革提供了准备。近年来这份杂志越办越好，以定位准，品位高，理论联系实际，雅俗共赏而著称，荣获全国首届社会科学期刊奖，成为全国教育类核心期刊，内容质量和发行数量都在全国同类杂志中名列前茅，成为广大教师的挚友，教研的参谋，教学的助手，深受欢迎。课程教材研究所成立以来，也进一步密切了我们同全国各地中小学教研部门、教育科研部门的协作，以科研带教研，以教研促科研；并且极大地拓宽了我们同海外学术研究机构开展广泛交流与合作的渠道。在许多方面，研究所往往能发挥出版社难以发挥的作用，因为一般意义上的出版社，很难与教材研究与教材出版联系起来。课程教材研究所没有辜负邓小平同志的期望。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教育部党组决定课程教材研究所和人民教育出版社合署办公，二者相辅相成，对我国中小学教材建设和改革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特别有助于中小学教材的编写工作更好地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这种做法有利无弊。近年来，我们加强了对科研工作的组织领导，在管理、制度、经费、奖励等方面加大了力度，决心把邓小平同志亲自题名的课程教材研究所办得更好，进一步注入新的机制，为我国中小学课程教材事业更多更快更好地出成果、出人才。

三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1985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6年国家颁布了《义务教育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小学教材逐步趋向于在统一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实行多样化，并实行编、审分开的制度。人教社坚决拥护我国中小学教材体制改革，并积极顺应形势的发展和变化，起带头模范作用。在第７套、第８套教材陆续出版使用的同时，人教社从1988年就开始研究编写九年义务教育“六三制”和“五四制”两套新教材，作为国家规划的多样化的义务教育教材的两个系列。1995年又开始全面投入与九年义务教育相衔接的、面向21世纪的普通高中新教材的编写工作。根据教育部的部署，普通高中各科新教材正在天津、江西和山西试验，预计在2000年或2001年向全国推广。这是人教版第9套面向全国大多数地区的中小学教材。
化，起带头模范作用。在第７套、第８套教材陆续出版使用的同时，人教社从1988年就开始研究编写九年义务教育“六三制”和“五四制”两套新教材，作为国家规划的多样化的义务教育教材的两个系列。1995年又开始全面投入与九年义务教育相衔接的、面向21世纪的普通高中新教材的编写工作。根据教育部的部署，普通高中各科新教材正在天津、江西和山西试验，预计在2000年或2001年向全国推广。这是人教版第9套面向全国大多数地区的中小学教材。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人教社现已建设成为以中小学教材为中心的大型综合性出版社。纵向：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高等师范教育专业教材；横向：从普通中小学，到中师、幼师，到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特殊教育教材；学科：从人文学科、社会学科，到数学、自然学科、技术学科；品种：从教科书、教学参考书，到学生课外读物、教师进修读物以及教育学术图书；形态：从文字教材，到音像教材，到电子教材…… 人教版教材和图书出版品种逐年增长，改革开放后的增长更为迅猛，下面仅以七五和八五期间即1986年至1995年为例： 年度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品种 717 928 1049 1162 1355 1529 1552 1546 1642 1810 建社近半个世纪来，人教社出版品种累计约2万种，总印数达300亿册。与此同时，获奖的教材、图书品种也逐年增多，不胜枚举。人教社出版事业的发展正在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轨。 为了使新教材更好地为广大教师所理解，并在试教过程中进一步完善，我们一贯十分重视教师培训工作和调研工作，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近年来，我们的培训工作进一步延伸到西藏边陲，不仅支援西藏教育和出版部门一批图书资料和设备，还采取“走进去，请出来”的方式，一方面利用暑假时间，连续几年由社领导同志带队，各学科编辑干部进藏支教；另方面选拔部分藏族干部出来，进行编辑、出版业务的培训和进修。这种智力援藏的做法受到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近年来人教社在超负荷运转的情况下，仍然接受教育部的委托，为使弱智和残疾少年儿童能健康地成长，特为他们研究、编写、出版了一套义务教育新教材，其中包括培智学校教材、聋哑学校教材和盲校教材。为此，人教社不仅克服了人手少、时间紧、难度大等困难，调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投入了约3000万元的资金。这套教材中的绝大多数品种是亏本的，但是这套教材在我国特殊教育教材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为了响应邓小平同志“希望工程”的号召，以实际行动支援老少边穷地区教育事业，1995年我社还捐资30万元在河北省平山县援建了一所希望小学。这所学校同时也成为我社对干部职工特别是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基地之一。在历次赈灾和重大社会活动中，人民教育出版社一贯积极带头，在全国教育系统中树立了良好形象。四 1983年国庆节前，邓小平同志作出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题词。邓小平同志作为世纪伟人，站得高，看得远。“三个面向”是邓小平同志对我国新时期教育改革和发展战略方针的总结和提炼。这个重大的战略方针的普遍意义和深远意义，并不是一开始就为所有的人们所认识和理解的。在这种情况下，课程教材研究所主办的《课程·教材·教法》杂志及时刊登了邓小平同志“三个面向”的题词，并编发了北京景山学校的文章。此后，在邓小平同志“三个面向”题词十周年之际，我们又出版了《开拓者的足迹》和《未来与教育》等书，进一步宣传邓小平同志的教育思想。在《开拓者的足迹》一书中，首次详细披露了邓小平同志“三个面向”题词的背景和经过，十分有助于广大教育工作者更好地学习、领会邓小平同志的战略思想。 邓小平同志的教育思想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思想，有很多是发端于教育领域的。早在1989年下半年，我社就不失时机地作出决定，在出版马恩列毛教育论著的基础上，把《邓小平同志论教育》的编辑、出版工作，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组稿工作得到国家教委党组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大力支持。书稿于1990年特约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完成，在我社有关部门的通力协作下，该书在最短的时间内正式出版发行。这是全国最早出版的邓小平同志教育文选，其中有4篇文章是第一次公开发表。这本书很快被列为全国高校教材，逐年重印，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对学习邓小平同志教育思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久，我们又约请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党校等单位，编辑出版了《邓小平教育思想概述》，作为配套读物；并对《邓小平同志论教育》增补了15篇文章，还恢复了一些原来被删去的篇目，例如《重视智力开发》、《要利用外国智力》等篇，出版了第二版即《邓小平论教育》，使之成为目前国内外最权威的一部邓小平同志教育文选。五 第一代领导人毛主席、周总理亲手创建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同志使人民教育出版社在十年动乱后获得了新生，并批准成立了课程教材研究所，给人教社注入了新的活力。回顾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近半个世纪在中小学教材建设上所走过的道路，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20年在邓小平旗帜指引下所取得的成就，我们的经验或者说体会，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坚持”。 （一）坚持“质量取胜”的方针，以研究、编写、出版面向全国大多数地区的中小学教材为首要任务，把人教社建成全国最大的国家级中小学教材研究和编写中心。这是国家赋予我们的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也是全国广大中小学师生对我们的期望。 教材是教育思想、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的集中体现，是学校培养未来人才的蓝图。今天的幼苗，是明天的栋梁。今天的中小学教材，应该体现明天的社会前景。没有高质量的教材，就没有高质量的人才。为此，我们认为： ----必须把教材编写工作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中小学的学科不等同于科学，一门学科的教材不是那门科学著作的缩写或简化。教材是为了达到预定的培养目标，完成预定的教育任务，根据学生的生理、心理特征和知识、能力基础，在规定时间内进行教育的材料，因此必须科学地合理地选择和组织。每一学科的教材都有它的特殊性，同时各门学科的教材又有共同性：必须解决好政治思想品德教育与科学文化知识的关系；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传统知识与现代科学文化新成就、新成果的关系；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的关系；统一的基本要求与各地、各校、各个学生的差异性的关系，等等。要确立正确的编写指导思想；要广泛调查、征求意见；要对历史上的教材和国外的教材进行分析、比较；要经过试教、反复修改。所有这些科学研究工作，都是教材编写所必需的基础和前提。 ----必须发扬认真严谨、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中小学教材关系到千家万户、子孙后代。中小学教材里的一句话、一幅图、一个字，甚至一个标点符号，都有可能影响学生一辈子。正如人教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叶圣陶先生所说，编教材决不能“捡到篮子里就是菜”。要像蜜蜂那样，博采百花精华，经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才能酿出蜜来。教材编写工作者只有学问专精，又博览群书，融会贯通，集思广益，才能编出好教材。正如大学问家严复约一百年前（1906年）所说：“最浅之教科书法，必得最深其学者为之。”只有锲而不舍、千锤百炼、一丝不苟、精雕细刻，才有可能诞生一部富有生命力的教材。 ----必须依靠各方面的专家和全国各地的广大教师。教材是教师教、学生学的主要媒体，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都离不开教材。教材应当具有高度的权威性和广泛的适用性。要达到这一要求，光靠研究所、出版社内部的专职人员是远远不够的。走出去，请进来，实行教材研究和编写的专职人员同教育学和心理学专家、课程和学科专家以及广大教师、教研人员三结合，是教材编写的必由之路、成功之道。 （二）坚持“课前到书，人手一册”的方针，把人教社建成全国最大的中小学教材出版发行中心。中小学教材的对象是两亿中小学生，连结着千家万户。中小学教材能不能做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不仅关系到全国各地中小学能否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而且更关系到整个社会能否维持稳定的局面。不管是纸张、印刷、储运遇到什么困难，也要千方百计，竭尽全力，保证做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从80年代末起，在中小学教材趋向多样化的竞争形势下，人教版中小学教材在全国市场的占有率仍达70％以上；人教版教材课前到书率在全国平均达到98％以上，多数省市更达到100％。人教社与全国各地教育部门、出版印刷部门和新华书店、外文书店发行部门建立了良好的业务关系。人教社联合全国31个省级中小学教材租型印行单位，形成了覆盖全国的中小学教材租型印行网。由于人教版教材印量极大，因此人教版教材在开本、版式、色彩、装帧等方面的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极大地带动了全国造纸行业、印刷行业的技术改革和设备更新。 （三）坚持“一体两翼”的方针，把编辑出版各级师范院校教材、资助出版教育学术图书放在重要地位，为提高中小学师资水平作出应有的贡献。中小学师资水平如何，直接关系到中小学教材的使用效果。因此，人教社每编出一轮新教材，都不惜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对各地中小学教师进行多级培训。人教社一贯坚持以中小学教材为主体，以师范教材和教育图书作为人教社不可或缺的两翼。主体结实，展开两翼，才能腾飞。从50年代起，人教社就开始先后编辑出版中师、高师、幼师教材，此后又出版了《师范教育丛书》、《小学教师之友丛书》等。人教版教育图书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素以品位高、品种多饮誉海内外，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教育文献，如马、恩、列、毛泽东、邓小平论教育等；重要的教育文献资料，如《中国教育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等；大型教育学术丛书，如《教育学文集》（26卷30册）、《中国古代教育论著丛书》（10卷13册）、《中国近代教育论著丛书》（24卷）、《外国教育名著丛书》（39卷45册）、《叶圣陶教育文集》（5卷）、《蔡元培年谱长编》（4卷）、《比较教育丛书》（10卷）等。还有广受欢迎的工具书，如《新华字典》（1953年）、《新编小学生字典》（1983年）、《儿童图画字典》（1987年）等。此外，每年都资助出版一批教育学术专著，在全国教育界尤其是教师中拥有实力雄厚的作者群和相当宽泛的读者群。 （四）坚持人才培养、队伍建设领先，加强国家专业队形象，努力在有关全国性学会、研究会、专业委员会和国家重点教育科研课题中，在有关学科建设中，发挥学术带头作用和骨干作用。六五、七五、八五、九五期间，人教社、课程教材研究所主持或参与了一系列国家重点教育科研课题，主要有《普通中小学学制、课程、教材、教法改革与实验》、《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人教社现已建设成为以中小学教材为中心的大型综合性出版社。纵向：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高等师范教育专业教材；横向：从普通中小学，到中师、幼师，到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特殊教育教材；学科：从人文学科、社会学科，到数学、自然学科、技术学科；品种：从教科书、教学参考书，到学生课外读物、教师进修读物以及教育学术图书；形态：从文字教材，到音像教材，到电子教材……
人教版教材和图书出版品种逐年增长，改革开放后的增长更为迅猛，下面仅以七五和八五期间即1986年至1995年为例：
化，起带头模范作用。在第７套、第８套教材陆续出版使用的同时，人教社从1988年就开始研究编写九年义务教育“六三制”和“五四制”两套新教材，作为国家规划的多样化的义务教育教材的两个系列。1995年又开始全面投入与九年义务教育相衔接的、面向21世纪的普通高中新教材的编写工作。根据教育部的部署，普通高中各科新教材正在天津、江西和山西试验，预计在2000年或2001年向全国推广。这是人教版第9套面向全国大多数地区的中小学教材。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人教社现已建设成为以中小学教材为中心的大型综合性出版社。纵向：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高等师范教育专业教材；横向：从普通中小学，到中师、幼师，到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特殊教育教材；学科：从人文学科、社会学科，到数学、自然学科、技术学科；品种：从教科书、教学参考书，到学生课外读物、教师进修读物以及教育学术图书；形态：从文字教材，到音像教材，到电子教材…… 人教版教材和图书出版品种逐年增长，改革开放后的增长更为迅猛，下面仅以七五和八五期间即1986年至1995年为例： 年度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品种 717 928 1049 1162 1355 1529 1552 1546 1642 1810 建社近半个世纪来，人教社出版品种累计约2万种，总印数达300亿册。与此同时，获奖的教材、图书品种也逐年增多，不胜枚举。人教社出版事业的发展正在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轨。 为了使新教材更好地为广大教师所理解，并在试教过程中进一步完善，我们一贯十分重视教师培训工作和调研工作，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近年来，我们的培训工作进一步延伸到西藏边陲，不仅支援西藏教育和出版部门一批图书资料和设备，还采取“走进去，请出来”的方式，一方面利用暑假时间，连续几年由社领导同志带队，各学科编辑干部进藏支教；另方面选拔部分藏族干部出来，进行编辑、出版业务的培训和进修。这种智力援藏的做法受到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近年来人教社在超负荷运转的情况下，仍然接受教育部的委托，为使弱智和残疾少年儿童能健康地成长，特为他们研究、编写、出版了一套义务教育新教材，其中包括培智学校教材、聋哑学校教材和盲校教材。为此，人教社不仅克服了人手少、时间紧、难度大等困难，调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投入了约3000万元的资金。这套教材中的绝大多数品种是亏本的，但是这套教材在我国特殊教育教材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为了响应邓小平同志“希望工程”的号召，以实际行动支援老少边穷地区教育事业，1995年我社还捐资30万元在河北省平山县援建了一所希望小学。这所学校同时也成为我社对干部职工特别是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基地之一。在历次赈灾和重大社会活动中，人民教育出版社一贯积极带头，在全国教育系统中树立了良好形象。四 1983年国庆节前，邓小平同志作出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题词。邓小平同志作为世纪伟人，站得高，看得远。“三个面向”是邓小平同志对我国新时期教育改革和发展战略方针的总结和提炼。这个重大的战略方针的普遍意义和深远意义，并不是一开始就为所有的人们所认识和理解的。在这种情况下，课程教材研究所主办的《课程·教材·教法》杂志及时刊登了邓小平同志“三个面向”的题词，并编发了北京景山学校的文章。此后，在邓小平同志“三个面向”题词十周年之际，我们又出版了《开拓者的足迹》和《未来与教育》等书，进一步宣传邓小平同志的教育思想。在《开拓者的足迹》一书中，首次详细披露了邓小平同志“三个面向”题词的背景和经过，十分有助于广大教育工作者更好地学习、领会邓小平同志的战略思想。 邓小平同志的教育思想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思想，有很多是发端于教育领域的。早在1989年下半年，我社就不失时机地作出决定，在出版马恩列毛教育论著的基础上，把《邓小平同志论教育》的编辑、出版工作，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组稿工作得到国家教委党组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大力支持。书稿于1990年特约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完成，在我社有关部门的通力协作下，该书在最短的时间内正式出版发行。这是全国最早出版的邓小平同志教育文选，其中有4篇文章是第一次公开发表。这本书很快被列为全国高校教材，逐年重印，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对学习邓小平同志教育思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久，我们又约请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党校等单位，编辑出版了《邓小平教育思想概述》，作为配套读物；并对《邓小平同志论教育》增补了15篇文章，还恢复了一些原来被删去的篇目，例如《重视智力开发》、《要利用外国智力》等篇，出版了第二版即《邓小平论教育》，使之成为目前国内外最权威的一部邓小平同志教育文选。五 第一代领导人毛主席、周总理亲手创建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同志使人民教育出版社在十年动乱后获得了新生，并批准成立了课程教材研究所，给人教社注入了新的活力。回顾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近半个世纪在中小学教材建设上所走过的道路，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20年在邓小平旗帜指引下所取得的成就，我们的经验或者说体会，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坚持”。 （一）坚持“质量取胜”的方针，以研究、编写、出版面向全国大多数地区的中小学教材为首要任务，把人教社建成全国最大的国家级中小学教材研究和编写中心。这是国家赋予我们的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也是全国广大中小学师生对我们的期望。 教材是教育思想、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的集中体现，是学校培养未来人才的蓝图。今天的幼苗，是明天的栋梁。今天的中小学教材，应该体现明天的社会前景。没有高质量的教材，就没有高质量的人才。为此，我们认为： ----必须把教材编写工作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中小学的学科不等同于科学，一门学科的教材不是那门科学著作的缩写或简化。教材是为了达到预定的培养目标，完成预定的教育任务，根据学生的生理、心理特征和知识、能力基础，在规定时间内进行教育的材料，因此必须科学地合理地选择和组织。每一学科的教材都有它的特殊性，同时各门学科的教材又有共同性：必须解决好政治思想品德教育与科学文化知识的关系；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传统知识与现代科学文化新成就、新成果的关系；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的关系；统一的基本要求与各地、各校、各个学生的差异性的关系，等等。要确立正确的编写指导思想；要广泛调查、征求意见；要对历史上的教材和国外的教材进行分析、比较；要经过试教、反复修改。所有这些科学研究工作，都是教材编写所必需的基础和前提。 ----必须发扬认真严谨、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中小学教材关系到千家万户、子孙后代。中小学教材里的一句话、一幅图、一个字，甚至一个标点符号，都有可能影响学生一辈子。正如人教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叶圣陶先生所说，编教材决不能“捡到篮子里就是菜”。要像蜜蜂那样，博采百花精华，经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才能酿出蜜来。教材编写工作者只有学问专精，又博览群书，融会贯通，集思广益，才能编出好教材。正如大学问家严复约一百年前（1906年）所说：“最浅之教科书法，必得最深其学者为之。”只有锲而不舍、千锤百炼、一丝不苟、精雕细刻，才有可能诞生一部富有生命力的教材。 ----必须依靠各方面的专家和全国各地的广大教师。教材是教师教、学生学的主要媒体，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都离不开教材。教材应当具有高度的权威性和广泛的适用性。要达到这一要求，光靠研究所、出版社内部的专职人员是远远不够的。走出去，请进来，实行教材研究和编写的专职人员同教育学和心理学专家、课程和学科专家以及广大教师、教研人员三结合，是教材编写的必由之路、成功之道。 （二）坚持“课前到书，人手一册”的方针，把人教社建成全国最大的中小学教材出版发行中心。中小学教材的对象是两亿中小学生，连结着千家万户。中小学教材能不能做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不仅关系到全国各地中小学能否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而且更关系到整个社会能否维持稳定的局面。不管是纸张、印刷、储运遇到什么困难，也要千方百计，竭尽全力，保证做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从80年代末起，在中小学教材趋向多样化的竞争形势下，人教版中小学教材在全国市场的占有率仍达70％以上；人教版教材课前到书率在全国平均达到98％以上，多数省市更达到100％。人教社与全国各地教育部门、出版印刷部门和新华书店、外文书店发行部门建立了良好的业务关系。人教社联合全国31个省级中小学教材租型印行单位，形成了覆盖全国的中小学教材租型印行网。由于人教版教材印量极大，因此人教版教材在开本、版式、色彩、装帧等方面的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极大地带动了全国造纸行业、印刷行业的技术改革和设备更新。 （三）坚持“一体两翼”的方针，把编辑出版各级师范院校教材、资助出版教育学术图书放在重要地位，为提高中小学师资水平作出应有的贡献。中小学师资水平如何，直接关系到中小学教材的使用效果。因此，人教社每编出一轮新教材，都不惜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对各地中小学教师进行多级培训。人教社一贯坚持以中小学教材为主体，以师范教材和教育图书作为人教社不可或缺的两翼。主体结实，展开两翼，才能腾飞。从50年代起，人教社就开始先后编辑出版中师、高师、幼师教材，此后又出版了《师范教育丛书》、《小学教师之友丛书》等。人教版教育图书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素以品位高、品种多饮誉海内外，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教育文献，如马、恩、列、毛泽东、邓小平论教育等；重要的教育文献资料，如《中国教育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等；大型教育学术丛书，如《教育学文集》（26卷30册）、《中国古代教育论著丛书》（10卷13册）、《中国近代教育论著丛书》（24卷）、《外国教育名著丛书》（39卷45册）、《叶圣陶教育文集》（5卷）、《蔡元培年谱长编》（4卷）、《比较教育丛书》（10卷）等。还有广受欢迎的工具书，如《新华字典》（1953年）、《新编小学生字典》（1983年）、《儿童图画字典》（1987年）等。此外，每年都资助出版一批教育学术专著，在全国教育界尤其是教师中拥有实力雄厚的作者群和相当宽泛的读者群。 （四）坚持人才培养、队伍建设领先，加强国家专业队形象，努力在有关全国性学会、研究会、专业委员会和国家重点教育科研课题中，在有关学科建设中，发挥学术带头作用和骨干作用。六五、七五、八五、九五期间，人教社、课程教材研究所主持或参与了一系列国家重点教育科研课题，主要有《普通中小学学制、课程、教材、教法改革与实验》、《 普通中小学课程改革的试验与研究》、《普通教育整体改革研究与实验》、《面向21世纪中小学教育模式的研究与实验》、《面向21世纪中小学教材建设现代化的研究》、《21世纪中小幼教育现代化的研究与实验》、《国际中小学课程教材比较研究》等，相关成果正在陆续出版。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全国中学语文、小学语文、中学数学、小学数学、中小学外语、历史、地理、化学、生物、自然、体育等学科的教学专业委员会，以及全国课程专业委员会等20多个学术团体均挂靠在我社（所），由我社（所）人员任主要负责人。通过课程教材研究所主办的学术刊物《课程·教材·教法》，也团结了一支中小学课程教材改革与研究的骨干队伍。 80年代中期，国家教委主要领导同志明确提出，要把人民教育出版社和课程教材研究所办成全国中小学教材研究中心、编写中心、出版中心和资料中心。这是对我们工作的充分肯定和巨大鞭策，也是我们始终不懈、努力奋斗的目标。六 人教社（课研所）的业务工作具有三重性质，它不仅是教材和教育图书的出版机构，而且也是中小学教材的研究机构，中小学教材的编写机构。人教社的管理体制也具有三重性质：其一，它是国家教育部的一个直属单位，同时又接受国家新闻出版署的领导；其二，它不是政府机关，而是事业单位；其三，它实行的是事业单位、企业管理。在这种体制下，人教社既要在教育部和新闻出版署的领导下，积极地主动配合协助有关司局的行政工作，又要主动地开展自身的业务工作，尤其是中小学教材和师范教材的研究、编写工作；既要坚持把教育、出版事业的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又要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经受考验，发展壮大。 江泽民同志指出：“全党和全社会都要高度重视知识创新、人才开发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大作用，使科教兴国真正成为全民族的广泛共识和实际行动。”我们认为，我国新时期中小学教材建设、改革和发展，要坚持邓小平同志关于三个面向的战略思想为指针，为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各级各类创新人才、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为此必须解决好两个重大问题：一是如何正确处理创新与传统的关系，基础性与层次性的关系，进一步改革中小学教材体系、结构和内容；二是如何正确处理分级管理与加强领导的关系，多样化与统一性的关系，推动中小学教材建设与改革健康发展。我国中小学教材建设与改革的目标，决不是由统一性走向完全的绝对的多样化，以多样化取代统一性，而应是由统一性走向统一性与多样化相结合，如《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所说，是“在统一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实行多样化”。邓小平同志对此发表过一系列辩证统一的观点，值得我们进一步学习领会。针对包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弊端，邓小平同志认为：“中小学教材可以组织各地去编，不一定要教育部自己关起门来搞。”“要编几种教材，以供选择。”但同时他又十分明确地指出：“教育部要管教材，不能设想我们国家可以没有统一的中学教材。”“教材要组织专门班子编写。”在中小学课程教材问题上，过分集中统一，或者过分分散多样，都不利于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美、英等国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认为，在教育部领导下，成立“全国中小学教材发展中心”，以邓小平同志亲自题名的“课程教材研究所”为基础，赋予新的职能，注入新的机制，激发新的活力，将为我国中小学教材建设、改革和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人教社本届社领导班子1995年制定了全社中、长期发展规划，提出了对内加强制度改革、人才培养，对外加强合作与竞争的方针，具体地说就是：对内，建一流队伍，编一流教材，办一流企业；对外，联合起来造大船，联合起来办大事，联合起来创大业。奋斗目标是：向新世纪献一流教材，为基础教育铺路架桥。人教社已连续几年被国家新闻出版署评为良好出版社。全社职工决心在教育部党组领导下，经过10-15年的努力，把人教社建设成为在生产规模、产品质量、经营管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等方面，都达到中国第一流、世界先进水平的现代化教材中心。 编一流教材，任何时候都是人教社重中之重的头等大事。建社近半个世纪的经验告诉我们，坚持质量取胜是人教社的生命线。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加强内部制度改革和人才培养，建设一支敬业、团结、严谨、创新的队伍，同时为社史已近半个世纪的老企业、大企业不断注入新的机制和活力。近年来，我社坚持社长领导下的社务会议决策制。社务会议成员由党委书记、专职副书记，社长、副社长，总编（兼研究所所长）、副总编组成。社务会议下设编辑科研、经营管理、政工人事、行政后勤四个办公会议，建立了更积极、主动、有效的运作机制。 经过近半个世纪，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20年的迅猛发展，人教社已成为全国教育系统最大的中小学教材研究、编写和出版机构，总资产已达7000万元（未包括无形资产）。 毛主席题名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和邓小平同志题名的“课程教材研究所”的品牌，更是价值连城的无形资产。人教社将坚持以中小学教材为拳头产品、核心产品，并努力在社内、社外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尤其是与文字教材配套的音像教材和电子教材产品，进而同兄弟省市、兄弟单位搞双边或多边合作，多种经营。只有这样，才能在公开、公平、公正的条件下，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平等互利，共同发展。 1990年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4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同志题词，盛赞“人民教育出版社在过去的四十年中，出版了多方面的大量的优良教材，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原国家教委领导同志题词，称颂人教社“辛勤四十年，焚膏继晷，育人之功在不舍；课本亿万册，慧民强国，教化之利及将来。” 面对全国二亿中小学生，我们深感任重道远，决心更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进一步贯彻党的十五大关于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在教育部党组领导下，为把人民教育出版社和课程教材研究所建设成为全国中小学教材发展中心而努力奋斗。撰稿：吕　达　　　　审稿：马樟根　魏国栋 年度19861987化，起带头模范作用。在第７套、第８套教材陆续出版使用的同时，人教社从1988年就开始研究编写九年义务教育“六三制”和“五四制”两套新教材，作为国家规划的多样化的义务教育教材的两个系列。1995年又开始全面投入与九年义务教育相衔接的、面向21世纪的普通高中新教材的编写工作。根据教育部的部署，普通高中各科新教材正在天津、江西和山西试验，预计在2000年或2001年向全国推广。这是人教版第9套面向全国大多数地区的中小学教材。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人教社现已建设成为以中小学教材为中心的大型综合性出版社。纵向：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高等师范教育专业教材；横向：从普通中小学，到中师、幼师，到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特殊教育教材；学科：从人文学科、社会学科，到数学、自然学科、技术学科；品种：从教科书、教学参考书，到学生课外读物、教师进修读物以及教育学术图书；形态：从文字教材，到音像教材，到电子教材…… 人教版教材和图书出版品种逐年增长，改革开放后的增长更为迅猛，下面仅以七五和八五期间即1986年至1995年为例： 年度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品种 717 928 1049 1162 1355 1529 1552 1546 1642 1810 建社近半个世纪来，人教社出版品种累计约2万种，总印数达300亿册。与此同时，获奖的教材、图书品种也逐年增多，不胜枚举。人教社出版事业的发展正在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轨。 为了使新教材更好地为广大教师所理解，并在试教过程中进一步完善，我们一贯十分重视教师培训工作和调研工作，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近年来，我们的培训工作进一步延伸到西藏边陲，不仅支援西藏教育和出版部门一批图书资料和设备，还采取“走进去，请出来”的方式，一方面利用暑假时间，连续几年由社领导同志带队，各学科编辑干部进藏支教；另方面选拔部分藏族干部出来，进行编辑、出版业务的培训和进修。这种智力援藏的做法受到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近年来人教社在超负荷运转的情况下，仍然接受教育部的委托，为使弱智和残疾少年儿童能健康地成长，特为他们研究、编写、出版了一套义务教育新教材，其中包括培智学校教材、聋哑学校教材和盲校教材。为此，人教社不仅克服了人手少、时间紧、难度大等困难，调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投入了约3000万元的资金。这套教材中的绝大多数品种是亏本的，但是这套教材在我国特殊教育教材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为了响应邓小平同志“希望工程”的号召，以实际行动支援老少边穷地区教育事业，1995年我社还捐资30万元在河北省平山县援建了一所希望小学。这所学校同时也成为我社对干部职工特别是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基地之一。在历次赈灾和重大社会活动中，人民教育出版社一贯积极带头，在全国教育系统中树立了良好形象。四 1983年国庆节前，邓小平同志作出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题词。邓小平同志作为世纪伟人，站得高，看得远。“三个面向”是邓小平同志对我国新时期教育改革和发展战略方针的总结和提炼。这个重大的战略方针的普遍意义和深远意义，并不是一开始就为所有的人们所认识和理解的。在这种情况下，课程教材研究所主办的《课程·教材·教法》杂志及时刊登了邓小平同志“三个面向”的题词，并编发了北京景山学校的文章。此后，在邓小平同志“三个面向”题词十周年之际，我们又出版了《开拓者的足迹》和《未来与教育》等书，进一步宣传邓小平同志的教育思想。在《开拓者的足迹》一书中，首次详细披露了邓小平同志“三个面向”题词的背景和经过，十分有助于广大教育工作者更好地学习、领会邓小平同志的战略思想。 邓小平同志的教育思想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思想，有很多是发端于教育领域的。早在1989年下半年，我社就不失时机地作出决定，在出版马恩列毛教育论著的基础上，把《邓小平同志论教育》的编辑、出版工作，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组稿工作得到国家教委党组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大力支持。书稿于1990年特约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完成，在我社有关部门的通力协作下，该书在最短的时间内正式出版发行。这是全国最早出版的邓小平同志教育文选，其中有4篇文章是第一次公开发表。这本书很快被列为全国高校教材，逐年重印，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对学习邓小平同志教育思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久，我们又约请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党校等单位，编辑出版了《邓小平教育思想概述》，作为配套读物；并对《邓小平同志论教育》增补了15篇文章，还恢复了一些原来被删去的篇目，例如《重视智力开发》、《要利用外国智力》等篇，出版了第二版即《邓小平论教育》，使之成为目前国内外最权威的一部邓小平同志教育文选。五 第一代领导人毛主席、周总理亲手创建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同志使人民教育出版社在十年动乱后获得了新生，并批准成立了课程教材研究所，给人教社注入了新的活力。回顾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近半个世纪在中小学教材建设上所走过的道路，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20年在邓小平旗帜指引下所取得的成就，我们的经验或者说体会，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坚持”。 （一）坚持“质量取胜”的方针，以研究、编写、出版面向全国大多数地区的中小学教材为首要任务，把人教社建成全国最大的国家级中小学教材研究和编写中心。这是国家赋予我们的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也是全国广大中小学师生对我们的期望。 教材是教育思想、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的集中体现，是学校培养未来人才的蓝图。今天的幼苗，是明天的栋梁。今天的中小学教材，应该体现明天的社会前景。没有高质量的教材，就没有高质量的人才。为此，我们认为： ----必须把教材编写工作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中小学的学科不等同于科学，一门学科的教材不是那门科学著作的缩写或简化。教材是为了达到预定的培养目标，完成预定的教育任务，根据学生的生理、心理特征和知识、能力基础，在规定时间内进行教育的材料，因此必须科学地合理地选择和组织。每一学科的教材都有它的特殊性，同时各门学科的教材又有共同性：必须解决好政治思想品德教育与科学文化知识的关系；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传统知识与现代科学文化新成就、新成果的关系；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的关系；统一的基本要求与各地、各校、各个学生的差异性的关系，等等。要确立正确的编写指导思想；要广泛调查、征求意见；要对历史上的教材和国外的教材进行分析、比较；要经过试教、反复修改。所有这些科学研究工作，都是教材编写所必需的基础和前提。 ----必须发扬认真严谨、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中小学教材关系到千家万户、子孙后代。中小学教材里的一句话、一幅图、一个字，甚至一个标点符号，都有可能影响学生一辈子。正如人教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叶圣陶先生所说，编教材决不能“捡到篮子里就是菜”。要像蜜蜂那样，博采百花精华，经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才能酿出蜜来。教材编写工作者只有学问专精，又博览群书，融会贯通，集思广益，才能编出好教材。正如大学问家严复约一百年前（1906年）所说：“最浅之教科书法，必得最深其学者为之。”只有锲而不舍、千锤百炼、一丝不苟、精雕细刻，才有可能诞生一部富有生命力的教材。 ----必须依靠各方面的专家和全国各地的广大教师。教材是教师教、学生学的主要媒体，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都离不开教材。教材应当具有高度的权威性和广泛的适用性。要达到这一要求，光靠研究所、出版社内部的专职人员是远远不够的。走出去，请进来，实行教材研究和编写的专职人员同教育学和心理学专家、课程和学科专家以及广大教师、教研人员三结合，是教材编写的必由之路、成功之道。 （二）坚持“课前到书，人手一册”的方针，把人教社建成全国最大的中小学教材出版发行中心。中小学教材的对象是两亿中小学生，连结着千家万户。中小学教材能不能做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不仅关系到全国各地中小学能否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而且更关系到整个社会能否维持稳定的局面。不管是纸张、印刷、储运遇到什么困难，也要千方百计，竭尽全力，保证做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从80年代末起，在中小学教材趋向多样化的竞争形势下，人教版中小学教材在全国市场的占有率仍达70％以上；人教版教材课前到书率在全国平均达到98％以上，多数省市更达到100％。人教社与全国各地教育部门、出版印刷部门和新华书店、外文书店发行部门建立了良好的业务关系。人教社联合全国31个省级中小学教材租型印行单位，形成了覆盖全国的中小学教材租型印行网。由于人教版教材印量极大，因此人教版教材在开本、版式、色彩、装帧等方面的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极大地带动了全国造纸行业、印刷行业的技术改革和设备更新。 （三）坚持“一体两翼”的方针，把编辑出版各级师范院校教材、资助出版教育学术图书放在重要地位，为提高中小学师资水平作出应有的贡献。中小学师资水平如何，直接关系到中小学教材的使用效果。因此，人教社每编出一轮新教材，都不惜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对各地中小学教师进行多级培训。人教社一贯坚持以中小学教材为主体，以师范教材和教育图书作为人教社不可或缺的两翼。主体结实，展开两翼，才能腾飞。从50年代起，人教社就开始先后编辑出版中师、高师、幼师教材，此后又出版了《师范教育丛书》、《小学教师之友丛书》等。人教版教育图书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素以品位高、品种多饮誉海内外，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教育文献，如马、恩、列、毛泽东、邓小平论教育等；重要的教育文献资料，如《中国教育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等；大型教育学术丛书，如《教育学文集》（26卷30册）、《中国古代教育论著丛书》（10卷13册）、《中国近代教育论著丛书》（24卷）、《外国教育名著丛书》（39卷45册）、《叶圣陶教育文集》（5卷）、《蔡元培年谱长编》（4卷）、《比较教育丛书》（10卷）等。还有广受欢迎的工具书，如《新华字典》（1953年）、《新编小学生字典》（1983年）、《儿童图画字典》（1987年）等。此外，每年都资助出版一批教育学术专著，在全国教育界尤其是教师中拥有实力雄厚的作者群和相当宽泛的读者群。 （四）坚持人才培养、队伍建设领先，加强国家专业队形象，努力在有关全国性学会、研究会、专业委员会和国家重点教育科研课题中，在有关学科建设中，发挥学术带头作用和骨干作用。六五、七五、八五、九五期间，人教社、课程教材研究所主持或参与了一系列国家重点教育科研课题，主要有《普通中小学学制、课程、教材、教法改革与实验》、《 19881989199019911992199319941995
化，起带头模范作用。在第７套、第８套教材陆续出版使用的同时，人教社从1988年就开始研究编写九年义务教育“六三制”和“五四制”两套新教材，作为国家规划的多样化的义务教育教材的两个系列。1995年又开始全面投入与九年义务教育相衔接的、面向21世纪的普通高中新教材的编写工作。根据教育部的部署，普通高中各科新教材正在天津、江西和山西试验，预计在2000年或2001年向全国推广。这是人教版第9套面向全国大多数地区的中小学教材。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人教社现已建设成为以中小学教材为中心的大型综合性出版社。纵向：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高等师范教育专业教材；横向：从普通中小学，到中师、幼师，到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特殊教育教材；学科：从人文学科、社会学科，到数学、自然学科、技术学科；品种：从教科书、教学参考书，到学生课外读物、教师进修读物以及教育学术图书；形态：从文字教材，到音像教材，到电子教材…… 人教版教材和图书出版品种逐年增长，改革开放后的增长更为迅猛，下面仅以七五和八五期间即1986年至1995年为例： 年度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品种 717 928 1049 1162 1355 1529 1552 1546 1642 1810 建社近半个世纪来，人教社出版品种累计约2万种，总印数达300亿册。与此同时，获奖的教材、图书品种也逐年增多，不胜枚举。人教社出版事业的发展正在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轨。 为了使新教材更好地为广大教师所理解，并在试教过程中进一步完善，我们一贯十分重视教师培训工作和调研工作，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近年来，我们的培训工作进一步延伸到西藏边陲，不仅支援西藏教育和出版部门一批图书资料和设备，还采取“走进去，请出来”的方式，一方面利用暑假时间，连续几年由社领导同志带队，各学科编辑干部进藏支教；另方面选拔部分藏族干部出来，进行编辑、出版业务的培训和进修。这种智力援藏的做法受到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近年来人教社在超负荷运转的情况下，仍然接受教育部的委托，为使弱智和残疾少年儿童能健康地成长，特为他们研究、编写、出版了一套义务教育新教材，其中包括培智学校教材、聋哑学校教材和盲校教材。为此，人教社不仅克服了人手少、时间紧、难度大等困难，调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投入了约3000万元的资金。这套教材中的绝大多数品种是亏本的，但是这套教材在我国特殊教育教材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为了响应邓小平同志“希望工程”的号召，以实际行动支援老少边穷地区教育事业，1995年我社还捐资30万元在河北省平山县援建了一所希望小学。这所学校同时也成为我社对干部职工特别是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基地之一。在历次赈灾和重大社会活动中，人民教育出版社一贯积极带头，在全国教育系统中树立了良好形象。四 1983年国庆节前，邓小平同志作出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题词。邓小平同志作为世纪伟人，站得高，看得远。“三个面向”是邓小平同志对我国新时期教育改革和发展战略方针的总结和提炼。这个重大的战略方针的普遍意义和深远意义，并不是一开始就为所有的人们所认识和理解的。在这种情况下，课程教材研究所主办的《课程·教材·教法》杂志及时刊登了邓小平同志“三个面向”的题词，并编发了北京景山学校的文章。此后，在邓小平同志“三个面向”题词十周年之际，我们又出版了《开拓者的足迹》和《未来与教育》等书，进一步宣传邓小平同志的教育思想。在《开拓者的足迹》一书中，首次详细披露了邓小平同志“三个面向”题词的背景和经过，十分有助于广大教育工作者更好地学习、领会邓小平同志的战略思想。 邓小平同志的教育思想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思想，有很多是发端于教育领域的。早在1989年下半年，我社就不失时机地作出决定，在出版马恩列毛教育论著的基础上，把《邓小平同志论教育》的编辑、出版工作，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组稿工作得到国家教委党组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大力支持。书稿于1990年特约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完成，在我社有关部门的通力协作下，该书在最短的时间内正式出版发行。这是全国最早出版的邓小平同志教育文选，其中有4篇文章是第一次公开发表。这本书很快被列为全国高校教材，逐年重印，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对学习邓小平同志教育思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久，我们又约请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党校等单位，编辑出版了《邓小平教育思想概述》，作为配套读物；并对《邓小平同志论教育》增补了15篇文章，还恢复了一些原来被删去的篇目，例如《重视智力开发》、《要利用外国智力》等篇，出版了第二版即《邓小平论教育》，使之成为目前国内外最权威的一部邓小平同志教育文选。五 第一代领导人毛主席、周总理亲手创建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同志使人民教育出版社在十年动乱后获得了新生，并批准成立了课程教材研究所，给人教社注入了新的活力。回顾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近半个世纪在中小学教材建设上所走过的道路，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20年在邓小平旗帜指引下所取得的成就，我们的经验或者说体会，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坚持”。 （一）坚持“质量取胜”的方针，以研究、编写、出版面向全国大多数地区的中小学教材为首要任务，把人教社建成全国最大的国家级中小学教材研究和编写中心。这是国家赋予我们的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也是全国广大中小学师生对我们的期望。 教材是教育思想、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的集中体现，是学校培养未来人才的蓝图。今天的幼苗，是明天的栋梁。今天的中小学教材，应该体现明天的社会前景。没有高质量的教材，就没有高质量的人才。为此，我们认为： ----必须把教材编写工作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中小学的学科不等同于科学，一门学科的教材不是那门科学著作的缩写或简化。教材是为了达到预定的培养目标，完成预定的教育任务，根据学生的生理、心理特征和知识、能力基础，在规定时间内进行教育的材料，因此必须科学地合理地选择和组织。每一学科的教材都有它的特殊性，同时各门学科的教材又有共同性：必须解决好政治思想品德教育与科学文化知识的关系；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传统知识与现代科学文化新成就、新成果的关系；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的关系；统一的基本要求与各地、各校、各个学生的差异性的关系，等等。要确立正确的编写指导思想；要广泛调查、征求意见；要对历史上的教材和国外的教材进行分析、比较；要经过试教、反复修改。所有这些科学研究工作，都是教材编写所必需的基础和前提。 ----必须发扬认真严谨、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中小学教材关系到千家万户、子孙后代。中小学教材里的一句话、一幅图、一个字，甚至一个标点符号，都有可能影响学生一辈子。正如人教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叶圣陶先生所说，编教材决不能“捡到篮子里就是菜”。要像蜜蜂那样，博采百花精华，经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才能酿出蜜来。教材编写工作者只有学问专精，又博览群书，融会贯通，集思广益，才能编出好教材。正如大学问家严复约一百年前（1906年）所说：“最浅之教科书法，必得最深其学者为之。”只有锲而不舍、千锤百炼、一丝不苟、精雕细刻，才有可能诞生一部富有生命力的教材。 ----必须依靠各方面的专家和全国各地的广大教师。教材是教师教、学生学的主要媒体，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都离不开教材。教材应当具有高度的权威性和广泛的适用性。要达到这一要求，光靠研究所、出版社内部的专职人员是远远不够的。走出去，请进来，实行教材研究和编写的专职人员同教育学和心理学专家、课程和学科专家以及广大教师、教研人员三结合，是教材编写的必由之路、成功之道。 （二）坚持“课前到书，人手一册”的方针，把人教社建成全国最大的中小学教材出版发行中心。中小学教材的对象是两亿中小学生，连结着千家万户。中小学教材能不能做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不仅关系到全国各地中小学能否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而且更关系到整个社会能否维持稳定的局面。不管是纸张、印刷、储运遇到什么困难，也要千方百计，竭尽全力，保证做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从80年代末起，在中小学教材趋向多样化的竞争形势下，人教版中小学教材在全国市场的占有率仍达70％以上；人教版教材课前到书率在全国平均达到98％以上，多数省市更达到100％。人教社与全国各地教育部门、出版印刷部门和新华书店、外文书店发行部门建立了良好的业务关系。人教社联合全国31个省级中小学教材租型印行单位，形成了覆盖全国的中小学教材租型印行网。由于人教版教材印量极大，因此人教版教材在开本、版式、色彩、装帧等方面的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极大地带动了全国造纸行业、印刷行业的技术改革和设备更新。 （三）坚持“一体两翼”的方针，把编辑出版各级师范院校教材、资助出版教育学术图书放在重要地位，为提高中小学师资水平作出应有的贡献。中小学师资水平如何，直接关系到中小学教材的使用效果。因此，人教社每编出一轮新教材，都不惜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对各地中小学教师进行多级培训。人教社一贯坚持以中小学教材为主体，以师范教材和教育图书作为人教社不可或缺的两翼。主体结实，展开两翼，才能腾飞。从50年代起，人教社就开始先后编辑出版中师、高师、幼师教材，此后又出版了《师范教育丛书》、《小学教师之友丛书》等。人教版教育图书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素以品位高、品种多饮誉海内外，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教育文献，如马、恩、列、毛泽东、邓小平论教育等；重要的教育文献资料，如《中国教育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等；大型教育学术丛书，如《教育学文集》（26卷30册）、《中国古代教育论著丛书》（10卷13册）、《中国近代教育论著丛书》（24卷）、《外国教育名著丛书》（39卷45册）、《叶圣陶教育文集》（5卷）、《蔡元培年谱长编》（4卷）、《比较教育丛书》（10卷）等。还有广受欢迎的工具书，如《新华字典》（1953年）、《新编小学生字典》（1983年）、《儿童图画字典》（1987年）等。此外，每年都资助出版一批教育学术专著，在全国教育界尤其是教师中拥有实力雄厚的作者群和相当宽泛的读者群。 （四）坚持人才培养、队伍建设领先，加强国家专业队形象，努力在有关全国性学会、研究会、专业委员会和国家重点教育科研课题中，在有关学科建设中，发挥学术带头作用和骨干作用。六五、七五、八五、九五期间，人教社、课程教材研究所主持或参与了一系列国家重点教育科研课题，主要有《普通中小学学制、课程、教材、教法改革与实验》、《 品种717普通中小学课程改革的试验与研究》、《普通教育整体改革研究与实验》、《面向21世纪中小学教育模式的研究与实验》、《面向21世纪中小学教材建设现代化的研究》、《21世纪中小幼教育现代化的研究与实验》、《国际中小学课程教材比较研究》等，相关成果正在陆续出版。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全国中学语文、小学语文、中学数学、小学数学、中小学外语、历史、地理、化学、生物、自然、体育等学科的教学专业委员会，以及全国课程专业委员会等20多个学术团体均挂靠在我社（所），由我社（所）人员任主要负责人。通过课程教材研究所主办的学术刊物《课程·教材·教法》，也团结了一支中小学课程教材改革与研究的骨干队伍。 80年代中期，国家教委主要领导同志明确提出，要把人民教育出版社和课程教材研究所办成全国中小学教材研究中心、编写中心、出版中心和资料中心。这是对我们工作的充分肯定和巨大鞭策，也是我们始终不懈、努力奋斗的目标。六 人教社（课研所）的业务工作具有三重性质，它不仅是教材和教育图书的出版机构，而且也是中小学教材的研究机构，中小学教材的编写机构。人教社的管理体制也具有三重性质：其一，它是国家教育部的一个直属单位，同时又接受国家新闻出版署的领导；其二，它不是政府机关，而是事业单位；其三，它实行的是事业单位、企业管理。在这种体制下，人教社既要在教育部和新闻出版署的领导下，积极地主动配合协助有关司局的行政工作，又要主动地开展自身的业务工作，尤其是中小学教材和师范教材的研究、编写工作；既要坚持把教育、出版事业的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又要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经受考验，发展壮大。 江泽民同志指出：“全党和全社会都要高度重视知识创新、人才开发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大作用，使科教兴国真正成为全民族的广泛共识和实际行动。”我们认为，我国新时期中小学教材建设、改革和发展，要坚持邓小平同志关于三个面向的战略思想为指针，为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各级各类创新人才、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为此必须解决好两个重大问题：一是如何正确处理创新与传统的关系，基础性与层次性的关系，进一步改革中小学教材体系、结构和内容；二是如何正确处理分级管理与加强领导的关系，多样化与统一性的关系，推动中小学教材建设与改革健康发展。我国中小学教材建设与改革的目标，决不是由统一性走向完全的绝对的多样化，以多样化取代统一性，而应是由统一性走向统一性与多样化相结合，如《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所说，是“在统一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实行多样化”。邓小平同志对此发表过一系列辩证统一的观点，值得我们进一步学习领会。针对包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弊端，邓小平同志认为：“中小学教材可以组织各地去编，不一定要教育部自己关起门来搞。”“要编几种教材，以供选择。”但同时他又十分明确地指出：“教育部要管教材，不能设想我们国家可以没有统一的中学教材。”“教材要组织专门班子编写。”在中小学课程教材问题上，过分集中统一，或者过分分散多样，都不利于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美、英等国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认为，在教育部领导下，成立“全国中小学教材发展中心”，以邓小平同志亲自题名的“课程教材研究所”为基础，赋予新的职能，注入新的机制，激发新的活力，将为我国中小学教材建设、改革和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人教社本届社领导班子1995年制定了全社中、长期发展规划，提出了对内加强制度改革、人才培养，对外加强合作与竞争的方针，具体地说就是：对内，建一流队伍，编一流教材，办一流企业；对外，联合起来造大船，联合起来办大事，联合起来创大业。奋斗目标是：向新世纪献一流教材，为基础教育铺路架桥。人教社已连续几年被国家新闻出版署评为良好出版社。全社职工决心在教育部党组领导下，经过10-15年的努力，把人教社建设成为在生产规模、产品质量、经营管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等方面，都达到中国第一流、世界先进水平的现代化教材中心。 编一流教材，任何时候都是人教社重中之重的头等大事。建社近半个世纪的经验告诉我们，坚持质量取胜是人教社的生命线。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加强内部制度改革和人才培养，建设一支敬业、团结、严谨、创新的队伍，同时为社史已近半个世纪的老企业、大企业不断注入新的机制和活力。近年来，我社坚持社长领导下的社务会议决策制。社务会议成员由党委书记、专职副书记，社长、副社长，总编（兼研究所所长）、副总编组成。社务会议下设编辑科研、经营管理、政工人事、行政后勤四个办公会议，建立了更积极、主动、有效的运作机制。 经过近半个世纪，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20年的迅猛发展，人教社已成为全国教育系统最大的中小学教材研究、编写和出版机构，总资产已达7000万元（未包括无形资产）。 毛主席题名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和邓小平同志题名的“课程教材研究所”的品牌，更是价值连城的无形资产。人教社将坚持以中小学教材为拳头产品、核心产品，并努力在社内、社外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尤其是与文字教材配套的音像教材和电子教材产品，进而同兄弟省市、兄弟单位搞双边或多边合作，多种经营。只有这样，才能在公开、公平、公正的条件下，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平等互利，共同发展。 1990年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4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同志题词，盛赞“人民教育出版社在过去的四十年中，出版了多方面的大量的优良教材，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原国家教委领导同志题词，称颂人教社“辛勤四十年，焚膏继晷，育人之功在不舍；课本亿万册，慧民强国，教化之利及将来。” 面对全国二亿中小学生，我们深感任重道远，决心更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进一步贯彻党的十五大关于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在教育部党组领导下，为把人民教育出版社和课程教材研究所建设成为全国中小学教材发展中心而努力奋斗。撰稿：吕　达　　　　审稿：马樟根　魏国栋 92810491162135515291552154616421810邓小平旗帜指引教材改革和发展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 “早在1977年，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指示：‘要引进外国教材，吸收外国教材中有益东西。’根据邓小平同志指示，中央在外汇十分紧缺的情况下，仍千方百计挤出10万美元专款拨给教育部，我社在我国驻外使馆的协助下，从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家选购了大批教材，并通过空运尽快运回国内，供编写我国教材参考。我社认真研究了引进的外国中小学教材，并就数学教材提出了报告。教育部于1977年9月15日以“简报增刊”报送中央。邓小平同志对此十分关心，并很快作出指示。9月19日他在同教育部负责人的谈话中说：‘我看了你们编的外国教材情况简报。看来，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教书非教最先进的内容不可，当然，也不能脱离我国的实际情况。’” 一 校舍、师资、教材，是中小学教育的三大基本建设。党和国家一贯十分重视中小学教材建设。新中国建立伊始，百废待兴，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就于1950年批准成立以中小学教材建设为主要任务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毛泽东主席还亲笔为人民教育出版社题写了社名。 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成长和发展，走过坎坷的道路。“十年浩劫”中的1969年，人教社全体人员被下放到安徽凤阳“教育部五七干校”劳动。1972年1月，绝大部分同志被分配到全国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同年3月，人教社主要负责人通过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上书周恩来总理，请示恢复人教社；7月，得到批准。但重建工作十分艰难，原180名编辑，到1976年只准调回近30名，而且不准编中小学教材。在“四人帮”的严重干扰下，人教社处于举步维艰的境地。 历史的发展，终于到了重大转折的关头。一代伟人邓小平同志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之无愧的总设计师，同时对我国新时期的教育改革和发展，包括中小学教材建设与改革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同志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首先紧抓了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并自告奋勇地要为教育工作当“后勤部长”。他一开始就敏锐地抓住了教育改革的核心----课程教材问题。他在1977年8月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就强调指出：“关键是教材。教材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据原教育部副部长浦通修同志的回忆说，当时的教育部真是一副烂摊子，乱糟糟的。原来编教材的机构和人员都没有了，原人教社的班子早已发配到外地。针对十年动乱中教材混乱的状况，当时任党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同志多次提出要编写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并要求在1978年秋季开学时能用上新教材，他果断地指示：“要组织一个很强的班子，编大中小学教材。”在邓小平同志的亲自关怀下，1977年教育部从全国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借调了大批干部，连同人教社干部，共200余人，以“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的名义，按中小学学科，分12个编写组开始工作。各路人马调集北京，首先遇到的是房子问题，但当时的情况非常困难。据当时分管人教社的教育部副部长浦通修同志回忆----几乎把北京城都跑遍了，到处为教材编辑干部找安身之地，但始终无法解决。后来又到当时的西苑大旅社，我还亲自跑了几趟，找经理商量，但没有钱根本住不进去。恰巧国务院秘书长（曾任教育部长）周荣鑫同志的追悼会在八宝山举行，北京市的领导同志也去了，其中有我认识的两个熟人，我就和他们谈了房子的事。他们用手指了指八宝山第一接待室说，小平、先念同志都在里面。为了解决房子问题，我只好去惊动最高领导。先念同志见到我就问：“通修同志有啥事？”我如实地把房子的事报告了。还没等先念同志说话，小平同志就说：“把他们叫进来。”北京市的领导同志进来后，小平同志对他们说：“马上办，这是个关键要紧的事情。”就这么两句，北京市的领导立即着手解决；人教社调集北京的200多位同志得到了妥善安置，住进了西苑旅社9号楼，后来又搬到条件更幽静的香山饭店。 为编写新教材从各地临时借调的编辑干部，任务完成后本应返回原工作单位。但是中小学教材建设是项长期工作，新编教材在使用过程中需要修订和更新；被解散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急需重建和充实。教育部党组为尽快增强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编辑出版力量，以适应教材建设的急切需要，报请中央批准从各省、市正式抽调一批编辑出版干部。报告是1978年2月5日写的，邓小平同志在看到这份报告后，2月10日就迅速作出了大力支持的明确批示，指出：“编好教材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要有足够的合格人力加以保障。所提要求拟同意。”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教育部迅速为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调集了所需要的干部，教材编辑出版工作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 邓小平同志日理万机，仍然抽空看“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简报，直接领导教材编写工作。“教材编写工作会议”还聘请了45名一流专家担任各科教材顾问。在邓小平同志的亲自关怀下，全国通用的中小学各科教材编写工作进展顺利，1978年就开始出版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各科教材，以后又陆续供应其他各年级教材；1980年完成了全套教材即各年级各学科教材的编写任务。这是十年动乱后第一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也是人教版第5套中小学教材。这套教材为教育战线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提高教育质量，稳定社会秩序立下了不可低估的功劳。 邓小平同志对中小学教材建设和改革，发表过一系列重要的指导性意见。早在1977年，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指示：“要引进外国教材，吸收外国教材中有益东西。”根据邓小平同志指示，中央在外汇十分紧缺的情况下，仍千方百计挤出10万美元专款拨给教育部，我社在我国驻外使馆的协助下，从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家选购了大批教材，并通过空运尽快运回国内，供编写我国教材参考。我社认真研究了引进的外国中小学教材，并就数学教材提出了报告。教育部于1977年9月15日以“简报增刊”报送中央。邓小平同志对此十分关心，并很快作出指示。9月19日他在同教育部负责人的谈话中说：“我看了你们编的外国教材情况简报。看来，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教书非教最先进的内容不可，当然，也不能脱离我国的实际情况。”到1978年2月，引进的外国教材已达2200册。在以后的年代里直到今天，我们一直牢记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以各种方式方法，通过各种渠道，不间断地搜集、选购、引进国外中小学教材，作为借鉴。据统计，截至1998年7月，人教社（课程教材研究所）引进的美、日等六国的中小学教材已达15000册。 在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思想的鼓舞下，我社从70年代末起还组织力量，陆续编译出版了《外国教育丛书》33种，全方位地介绍外国基础教育、师范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的概况、特点和改革发展趋势，其中有不少内容涉及课程教材改革问题，这在全国也是最早的，为打开世界教育之窗作出了可贵的尝试。新华社为此曾专门发了内参，指出，这是我国对外开放政策在教育方面的反映。 邓小平同志对中小学课程教材的一些重大的实际问题，也十分关心。1977年，他亲自向浦通修同志过问并要求研究高中数学、物理课程与大学的衔接问题；针对王力、吕叔湘等语言学家的建议，他还亲自过问了中学语文课程的改革问题。1978年2月24日，教育部将我社历史组1977年9月草拟、1978年2月油印的《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和教材中几个原则性问题如何处理的初步意见》，报送中央。当时中央主管教育、科学工作的方毅同志3月7日将报告送请邓小平同志审批。邓小平同志于3月9日就作了“原则同意”的批示。这份报告共提出了九个原则性问题，其中第七个问题是关于中国现代史教材中出现的革命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先烈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批示：我的名字不要出现，活人以少宣传为好。后来，经邓小平同志批示的这份《意见》还成为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会议的重要参考文件。二 只有经过艰辛的科学研究，才能编出高质量的中小学教材，这是数十年来人教社的根本经验。为了从组织上保证把中小学教材的编写更好地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教育部党组于1983年7月同意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请示报告，正式发文，批准成立“课程教材研究所”。教育部的批文下达后，课程教材研究所全体同志给邓小平同志写信，恳请他为研究所题写所名。正因为邓小平同志一贯关心、重视中小学教材建设与改革事业，所以当我们请他为“课程教材研究所”题写所名时，他及时地答应了我们的请求。邓小平同志日理万机，但在百忙当中，欣然命笔，很快为研究所题写了所名，于7月中旬送到我社。据我们所知，邓小平同志亲自为一个教育研究机构题名，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这不仅再一次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同志对中小学课程教材建设与改革事业的殷切期望和巨大支持，也再一次充分体现了他对教育的重视，对科研的重视。 事实证明，课程教材研究所的成立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卓有成效的。课程教材研究所先后参加了六五、七五、八五、九五期间国家重点科研课题，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课程教材研究所主办的《课程·教材·教法》杂志，是全国第一家课程教材学术期刊，80年代初最早发表的一批知名学者的文章，吹响了我国新时期中小学课程教材改革的号角，在理论上和舆论上为我国中小学课程教材改革提供了准备。近年来这份杂志越办越好，以定位准，品位高，理论联系实际，雅俗共赏而著称，荣获全国首届社会科学期刊奖，成为全国教育类核心期刊，内容质量和发行数量都在全国同类杂志中名列前茅，成为广大教师的挚友，教研的参谋，教学的助手，深受欢迎。课程教材研究所成立以来，也进一步密切了我们同全国各地中小学教研部门、教育科研部门的协作，以科研带教研，以教研促科研；并且极大地拓宽了我们同海外学术研究机构开展广泛交流与合作的渠道。在许多方面，研究所往往能发挥出版社难以发挥的作用，因为一般意义上的出版社，很难与教材研究与教材出版联系起来。课程教材研究所没有辜负邓小平同志的期望。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教育部党组决定课程教材研究所和人民教育出版社合署办公，二者相辅相成，对我国中小学教材建设和改革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特别有助于中小学教材的编写工作更好地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这种做法有利无弊。近年来，我们加强了对科研工作的组织领导，在管理、制度、经费、奖励等方面加大了力度，决心把邓小平同志亲自题名的课程教材研究所办得更好，进一步注入新的机制，为我国中小学课程教材事业更多更快更好地出成果、出人才。三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1985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6年国家颁布了《义务教育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小学教材逐步趋向于在统一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实行多样化，并实行编、审分开的制度。人教社坚决拥护我国中小学教材体制改革，并积极顺应形势的发展和变

建社近半个世纪来，人教社出版品种累计约2万种，总印数达300亿册。与此同时，获奖的教材、图书品种也逐年增多，不胜枚举。人教社出版事业的发展正在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轨。
为了使新教材更好地为广大教师所理解，并在试教过程中进一步完善，我们一贯十分重视教师培训工作和调研工作，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近年来，我们的培训工作进一步延伸到西藏边陲，不仅支援西藏教育和出版部门一批图书资料和设备，还采取“走进去，请出来”的方式，一方面利用暑假时间，连续几年由社领导同志带队，各学科编辑干部进藏支教；另方面选拔部分藏族干部出来，进行编辑、出版业务的培训和进修。这种智力援藏的做法受到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化，起带头模范作用。在第７套、第８套教材陆续出版使用的同时，人教社从1988年就开始研究编写九年义务教育“六三制”和“五四制”两套新教材，作为国家规划的多样化的义务教育教材的两个系列。1995年又开始全面投入与九年义务教育相衔接的、面向21世纪的普通高中新教材的编写工作。根据教育部的部署，普通高中各科新教材正在天津、江西和山西试验，预计在2000年或2001年向全国推广。这是人教版第9套面向全国大多数地区的中小学教材。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人教社现已建设成为以中小学教材为中心的大型综合性出版社。纵向：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高等师范教育专业教材；横向：从普通中小学，到中师、幼师，到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特殊教育教材；学科：从人文学科、社会学科，到数学、自然学科、技术学科；品种：从教科书、教学参考书，到学生课外读物、教师进修读物以及教育学术图书；形态：从文字教材，到音像教材，到电子教材…… 人教版教材和图书出版品种逐年增长，改革开放后的增长更为迅猛，下面仅以七五和八五期间即1986年至1995年为例： 年度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品种 717 928 1049 1162 1355 1529 1552 1546 1642 1810 建社近半个世纪来，人教社出版品种累计约2万种，总印数达300亿册。与此同时，获奖的教材、图书品种也逐年增多，不胜枚举。人教社出版事业的发展正在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轨。 为了使新教材更好地为广大教师所理解，并在试教过程中进一步完善，我们一贯十分重视教师培训工作和调研工作，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近年来，我们的培训工作进一步延伸到西藏边陲，不仅支援西藏教育和出版部门一批图书资料和设备，还采取“走进去，请出来”的方式，一方面利用暑假时间，连续几年由社领导同志带队，各学科编辑干部进藏支教；另方面选拔部分藏族干部出来，进行编辑、出版业务的培训和进修。这种智力援藏的做法受到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近年来人教社在超负荷运转的情况下，仍然接受教育部的委托，为使弱智和残疾少年儿童能健康地成长，特为他们研究、编写、出版了一套义务教育新教材，其中包括培智学校教材、聋哑学校教材和盲校教材。为此，人教社不仅克服了人手少、时间紧、难度大等困难，调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投入了约3000万元的资金。这套教材中的绝大多数品种是亏本的，但是这套教材在我国特殊教育教材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为了响应邓小平同志“希望工程”的号召，以实际行动支援老少边穷地区教育事业，1995年我社还捐资30万元在河北省平山县援建了一所希望小学。这所学校同时也成为我社对干部职工特别是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基地之一。在历次赈灾和重大社会活动中，人民教育出版社一贯积极带头，在全国教育系统中树立了良好形象。四 1983年国庆节前，邓小平同志作出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题词。邓小平同志作为世纪伟人，站得高，看得远。“三个面向”是邓小平同志对我国新时期教育改革和发展战略方针的总结和提炼。这个重大的战略方针的普遍意义和深远意义，并不是一开始就为所有的人们所认识和理解的。在这种情况下，课程教材研究所主办的《课程·教材·教法》杂志及时刊登了邓小平同志“三个面向”的题词，并编发了北京景山学校的文章。此后，在邓小平同志“三个面向”题词十周年之际，我们又出版了《开拓者的足迹》和《未来与教育》等书，进一步宣传邓小平同志的教育思想。在《开拓者的足迹》一书中，首次详细披露了邓小平同志“三个面向”题词的背景和经过，十分有助于广大教育工作者更好地学习、领会邓小平同志的战略思想。 邓小平同志的教育思想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思想，有很多是发端于教育领域的。早在1989年下半年，我社就不失时机地作出决定，在出版马恩列毛教育论著的基础上，把《邓小平同志论教育》的编辑、出版工作，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组稿工作得到国家教委党组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大力支持。书稿于1990年特约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完成，在我社有关部门的通力协作下，该书在最短的时间内正式出版发行。这是全国最早出版的邓小平同志教育文选，其中有4篇文章是第一次公开发表。这本书很快被列为全国高校教材，逐年重印，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对学习邓小平同志教育思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久，我们又约请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党校等单位，编辑出版了《邓小平教育思想概述》，作为配套读物；并对《邓小平同志论教育》增补了15篇文章，还恢复了一些原来被删去的篇目，例如《重视智力开发》、《要利用外国智力》等篇，出版了第二版即《邓小平论教育》，使之成为目前国内外最权威的一部邓小平同志教育文选。五 第一代领导人毛主席、周总理亲手创建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同志使人民教育出版社在十年动乱后获得了新生，并批准成立了课程教材研究所，给人教社注入了新的活力。回顾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近半个世纪在中小学教材建设上所走过的道路，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20年在邓小平旗帜指引下所取得的成就，我们的经验或者说体会，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坚持”。 （一）坚持“质量取胜”的方针，以研究、编写、出版面向全国大多数地区的中小学教材为首要任务，把人教社建成全国最大的国家级中小学教材研究和编写中心。这是国家赋予我们的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也是全国广大中小学师生对我们的期望。 教材是教育思想、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的集中体现，是学校培养未来人才的蓝图。今天的幼苗，是明天的栋梁。今天的中小学教材，应该体现明天的社会前景。没有高质量的教材，就没有高质量的人才。为此，我们认为： ----必须把教材编写工作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中小学的学科不等同于科学，一门学科的教材不是那门科学著作的缩写或简化。教材是为了达到预定的培养目标，完成预定的教育任务，根据学生的生理、心理特征和知识、能力基础，在规定时间内进行教育的材料，因此必须科学地合理地选择和组织。每一学科的教材都有它的特殊性，同时各门学科的教材又有共同性：必须解决好政治思想品德教育与科学文化知识的关系；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传统知识与现代科学文化新成就、新成果的关系；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的关系；统一的基本要求与各地、各校、各个学生的差异性的关系，等等。要确立正确的编写指导思想；要广泛调查、征求意见；要对历史上的教材和国外的教材进行分析、比较；要经过试教、反复修改。所有这些科学研究工作，都是教材编写所必需的基础和前提。 ----必须发扬认真严谨、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中小学教材关系到千家万户、子孙后代。中小学教材里的一句话、一幅图、一个字，甚至一个标点符号，都有可能影响学生一辈子。正如人教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叶圣陶先生所说，编教材决不能“捡到篮子里就是菜”。要像蜜蜂那样，博采百花精华，经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才能酿出蜜来。教材编写工作者只有学问专精，又博览群书，融会贯通，集思广益，才能编出好教材。正如大学问家严复约一百年前（1906年）所说：“最浅之教科书法，必得最深其学者为之。”只有锲而不舍、千锤百炼、一丝不苟、精雕细刻，才有可能诞生一部富有生命力的教材。 ----必须依靠各方面的专家和全国各地的广大教师。教材是教师教、学生学的主要媒体，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都离不开教材。教材应当具有高度的权威性和广泛的适用性。要达到这一要求，光靠研究所、出版社内部的专职人员是远远不够的。走出去，请进来，实行教材研究和编写的专职人员同教育学和心理学专家、课程和学科专家以及广大教师、教研人员三结合，是教材编写的必由之路、成功之道。 （二）坚持“课前到书，人手一册”的方针，把人教社建成全国最大的中小学教材出版发行中心。中小学教材的对象是两亿中小学生，连结着千家万户。中小学教材能不能做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不仅关系到全国各地中小学能否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而且更关系到整个社会能否维持稳定的局面。不管是纸张、印刷、储运遇到什么困难，也要千方百计，竭尽全力，保证做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从80年代末起，在中小学教材趋向多样化的竞争形势下，人教版中小学教材在全国市场的占有率仍达70％以上；人教版教材课前到书率在全国平均达到98％以上，多数省市更达到100％。人教社与全国各地教育部门、出版印刷部门和新华书店、外文书店发行部门建立了良好的业务关系。人教社联合全国31个省级中小学教材租型印行单位，形成了覆盖全国的中小学教材租型印行网。由于人教版教材印量极大，因此人教版教材在开本、版式、色彩、装帧等方面的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极大地带动了全国造纸行业、印刷行业的技术改革和设备更新。 （三）坚持“一体两翼”的方针，把编辑出版各级师范院校教材、资助出版教育学术图书放在重要地位，为提高中小学师资水平作出应有的贡献。中小学师资水平如何，直接关系到中小学教材的使用效果。因此，人教社每编出一轮新教材，都不惜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对各地中小学教师进行多级培训。人教社一贯坚持以中小学教材为主体，以师范教材和教育图书作为人教社不可或缺的两翼。主体结实，展开两翼，才能腾飞。从50年代起，人教社就开始先后编辑出版中师、高师、幼师教材，此后又出版了《师范教育丛书》、《小学教师之友丛书》等。人教版教育图书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素以品位高、品种多饮誉海内外，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教育文献，如马、恩、列、毛泽东、邓小平论教育等；重要的教育文献资料，如《中国教育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等；大型教育学术丛书，如《教育学文集》（26卷30册）、《中国古代教育论著丛书》（10卷13册）、《中国近代教育论著丛书》（24卷）、《外国教育名著丛书》（39卷45册）、《叶圣陶教育文集》（5卷）、《蔡元培年谱长编》（4卷）、《比较教育丛书》（10卷）等。还有广受欢迎的工具书，如《新华字典》（1953年）、《新编小学生字典》（1983年）、《儿童图画字典》（1987年）等。此外，每年都资助出版一批教育学术专著，在全国教育界尤其是教师中拥有实力雄厚的作者群和相当宽泛的读者群。 （四）坚持人才培养、队伍建设领先，加强国家专业队形象，努力在有关全国性学会、研究会、专业委员会和国家重点教育科研课题中，在有关学科建设中，发挥学术带头作用和骨干作用。六五、七五、八五、九五期间，人教社、课程教材研究所主持或参与了一系列国家重点教育科研课题，主要有《普通中小学学制、课程、教材、教法改革与实验》、《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近年来人教社在超负荷运转的情况下，仍然接受教育部的委托，为使弱智和残疾少年儿童能健康地成长，特为他们研究、编写、出版了一套义务教育新教材，其中包括培智学校教材、聋哑学校教材和盲校教材。为此，人教社不仅克服了人手少、时间紧、难度大等困难，调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投入了约3000万元的资金。这套教材中的绝大多数品种是亏本的，但是这套教材在我国特殊教育教材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为了响应邓小平同志“希望工程”的号召，以实际行动支援老少边穷地区教育事业，1995年我社还捐资30万元在河北省平山县援建了一所希望小学。这所学校同时也成为我社对干部职工特别是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基地之一。
在历次赈灾和重大社会活动中，人民教育出版社一贯积极带头，在全国教育系统中树立了良好形象。

四

1983年国庆节前，邓小平同志作出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题词。邓小平同志作为世纪伟人，站得高，看得远。“三个面向”是邓小平同志对我国新时期教育改革和发展战略方针的总结和提炼。这个重大的战略方针的普遍意义和深远意义，并不是一开始就为所有的人们所认识和理解的。在这种情况下，课程教材研究所主办的《课程·教材·教法》杂志及时刊登了邓小平同志“三个面向”的题词，并编发了北京景山学校的文章。此后，在邓小平同志“三个面向”题词十周年之际，我们又出版了《开拓者的足迹》和《未来与教育》等书，进一步宣传邓小平同志的教育思想。在《开拓者的足迹》一书中，首次详细披露了邓小平同志“三个面向”题词的背景和经过，十分有助于广大教育工作者更好地学习、领会邓小平同志的战略思想。
邓小平同志的教育思想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思想，有很多是发端于教育领域的。早在1989年下半年，我社就不失时机地作出决定，在出版马恩列毛教育论著的基础上，把《邓小平同志论教育》的编辑、出版工作，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组稿工作得到国家教委党组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大力支持。书稿于1990年特约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完成，在我社有关部门的通力协作下，该书在最短的时间内正式出版发行。这是全国最早出版的邓小平同志教育文选，其中有4篇文章是第一次公开发表。这本书很快被列为全国高校教材，逐年重印，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对学习邓小平同志教育思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久，我们又约请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党校等单位，编辑出版了《邓小平教育思想概述》，作为配套读物；并对《邓小平同志论教育》增补了15篇文章，还恢复了一些原来被删去的篇目，例如《重视智力开发》、《要利用外国智力》等篇，出版了第二版即《邓小平论教育》，使之成为目前国内外最权威的一部邓小平同志教育文选。

五

第一代领导人毛主席、周总理亲手创建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同志使人民教育出版社在十年动乱后获得了新生，并批准成立了课程教材研究所，给人教社注入了新的活力。回顾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近半个世纪在中小学教材建设上所走过的道路，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20年在邓小平旗帜指引下所取得的成就，我们的经验或者说体会，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坚持”。
（一）坚持“质量取胜”的方针，以研究、编写、出版面向全国大多数地区的中小学教材为首要任务，把人教社建成全国最大的国家级中小学教材研究和编写中心。这是国家赋予我们的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也是全国广大中小学师生对我们的期望。
教材是教育思想、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的集中体现，是学校培养未来人才的蓝图。今天的幼苗，是明天的栋梁。今天的中小学教材，应该体现明天的社会前景。没有高质量的教材，就没有高质量的人才。
为此，我们认为：
----必须把教材编写工作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中小学的学科不等同于科学，一门学科的教材不是那门科学著作的缩写或简化。教材是为了达到预定的培养目标，完成预定的教育任务，根据学生的生理、心理特征和知识、能力基础，在规定时间内进行教育的材料，因此必须科学地合理地选择和组织。每一学科的教材都有它的特殊性，同时各门学科的教材又有共同性：必须解决好政治思想品德教育与科学文化知识的关系；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传统知识与现代科学文化新成就、新成果的关系；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的关系；统一的基本要求与各地、各校、各个学生的差异性的关系，等等。要确立正确的编写指导思想；要广泛调查、征求意见；要对历史上的教材和国外的教材进行分析、比较；要经过试教、反复修改。所有这些科学研究工作，都是教材编写所必需的基础和前提。
化，起带头模范作用。在第７套、第８套教材陆续出版使用的同时，人教社从1988年就开始研究编写九年义务教育“六三制”和“五四制”两套新教材，作为国家规划的多样化的义务教育教材的两个系列。1995年又开始全面投入与九年义务教育相衔接的、面向21世纪的普通高中新教材的编写工作。根据教育部的部署，普通高中各科新教材正在天津、江西和山西试验，预计在2000年或2001年向全国推广。这是人教版第9套面向全国大多数地区的中小学教材。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人教社现已建设成为以中小学教材为中心的大型综合性出版社。纵向：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高等师范教育专业教材；横向：从普通中小学，到中师、幼师，到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特殊教育教材；学科：从人文学科、社会学科，到数学、自然学科、技术学科；品种：从教科书、教学参考书，到学生课外读物、教师进修读物以及教育学术图书；形态：从文字教材，到音像教材，到电子教材…… 人教版教材和图书出版品种逐年增长，改革开放后的增长更为迅猛，下面仅以七五和八五期间即1986年至1995年为例： 年度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品种 717 928 1049 1162 1355 1529 1552 1546 1642 1810 建社近半个世纪来，人教社出版品种累计约2万种，总印数达300亿册。与此同时，获奖的教材、图书品种也逐年增多，不胜枚举。人教社出版事业的发展正在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轨。 为了使新教材更好地为广大教师所理解，并在试教过程中进一步完善，我们一贯十分重视教师培训工作和调研工作，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近年来，我们的培训工作进一步延伸到西藏边陲，不仅支援西藏教育和出版部门一批图书资料和设备，还采取“走进去，请出来”的方式，一方面利用暑假时间，连续几年由社领导同志带队，各学科编辑干部进藏支教；另方面选拔部分藏族干部出来，进行编辑、出版业务的培训和进修。这种智力援藏的做法受到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近年来人教社在超负荷运转的情况下，仍然接受教育部的委托，为使弱智和残疾少年儿童能健康地成长，特为他们研究、编写、出版了一套义务教育新教材，其中包括培智学校教材、聋哑学校教材和盲校教材。为此，人教社不仅克服了人手少、时间紧、难度大等困难，调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投入了约3000万元的资金。这套教材中的绝大多数品种是亏本的，但是这套教材在我国特殊教育教材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为了响应邓小平同志“希望工程”的号召，以实际行动支援老少边穷地区教育事业，1995年我社还捐资30万元在河北省平山县援建了一所希望小学。这所学校同时也成为我社对干部职工特别是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基地之一。在历次赈灾和重大社会活动中，人民教育出版社一贯积极带头，在全国教育系统中树立了良好形象。四 1983年国庆节前，邓小平同志作出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题词。邓小平同志作为世纪伟人，站得高，看得远。“三个面向”是邓小平同志对我国新时期教育改革和发展战略方针的总结和提炼。这个重大的战略方针的普遍意义和深远意义，并不是一开始就为所有的人们所认识和理解的。在这种情况下，课程教材研究所主办的《课程·教材·教法》杂志及时刊登了邓小平同志“三个面向”的题词，并编发了北京景山学校的文章。此后，在邓小平同志“三个面向”题词十周年之际，我们又出版了《开拓者的足迹》和《未来与教育》等书，进一步宣传邓小平同志的教育思想。在《开拓者的足迹》一书中，首次详细披露了邓小平同志“三个面向”题词的背景和经过，十分有助于广大教育工作者更好地学习、领会邓小平同志的战略思想。 邓小平同志的教育思想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思想，有很多是发端于教育领域的。早在1989年下半年，我社就不失时机地作出决定，在出版马恩列毛教育论著的基础上，把《邓小平同志论教育》的编辑、出版工作，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组稿工作得到国家教委党组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大力支持。书稿于1990年特约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完成，在我社有关部门的通力协作下，该书在最短的时间内正式出版发行。这是全国最早出版的邓小平同志教育文选，其中有4篇文章是第一次公开发表。这本书很快被列为全国高校教材，逐年重印，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对学习邓小平同志教育思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久，我们又约请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党校等单位，编辑出版了《邓小平教育思想概述》，作为配套读物；并对《邓小平同志论教育》增补了15篇文章，还恢复了一些原来被删去的篇目，例如《重视智力开发》、《要利用外国智力》等篇，出版了第二版即《邓小平论教育》，使之成为目前国内外最权威的一部邓小平同志教育文选。五 第一代领导人毛主席、周总理亲手创建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同志使人民教育出版社在十年动乱后获得了新生，并批准成立了课程教材研究所，给人教社注入了新的活力。回顾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近半个世纪在中小学教材建设上所走过的道路，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20年在邓小平旗帜指引下所取得的成就，我们的经验或者说体会，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坚持”。 （一）坚持“质量取胜”的方针，以研究、编写、出版面向全国大多数地区的中小学教材为首要任务，把人教社建成全国最大的国家级中小学教材研究和编写中心。这是国家赋予我们的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也是全国广大中小学师生对我们的期望。 教材是教育思想、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的集中体现，是学校培养未来人才的蓝图。今天的幼苗，是明天的栋梁。今天的中小学教材，应该体现明天的社会前景。没有高质量的教材，就没有高质量的人才。为此，我们认为： ----必须把教材编写工作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中小学的学科不等同于科学，一门学科的教材不是那门科学著作的缩写或简化。教材是为了达到预定的培养目标，完成预定的教育任务，根据学生的生理、心理特征和知识、能力基础，在规定时间内进行教育的材料，因此必须科学地合理地选择和组织。每一学科的教材都有它的特殊性，同时各门学科的教材又有共同性：必须解决好政治思想品德教育与科学文化知识的关系；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传统知识与现代科学文化新成就、新成果的关系；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的关系；统一的基本要求与各地、各校、各个学生的差异性的关系，等等。要确立正确的编写指导思想；要广泛调查、征求意见；要对历史上的教材和国外的教材进行分析、比较；要经过试教、反复修改。所有这些科学研究工作，都是教材编写所必需的基础和前提。 ----必须发扬认真严谨、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中小学教材关系到千家万户、子孙后代。中小学教材里的一句话、一幅图、一个字，甚至一个标点符号，都有可能影响学生一辈子。正如人教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叶圣陶先生所说，编教材决不能“捡到篮子里就是菜”。要像蜜蜂那样，博采百花精华，经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才能酿出蜜来。教材编写工作者只有学问专精，又博览群书，融会贯通，集思广益，才能编出好教材。正如大学问家严复约一百年前（1906年）所说：“最浅之教科书法，必得最深其学者为之。”只有锲而不舍、千锤百炼、一丝不苟、精雕细刻，才有可能诞生一部富有生命力的教材。 ----必须依靠各方面的专家和全国各地的广大教师。教材是教师教、学生学的主要媒体，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都离不开教材。教材应当具有高度的权威性和广泛的适用性。要达到这一要求，光靠研究所、出版社内部的专职人员是远远不够的。走出去，请进来，实行教材研究和编写的专职人员同教育学和心理学专家、课程和学科专家以及广大教师、教研人员三结合，是教材编写的必由之路、成功之道。 （二）坚持“课前到书，人手一册”的方针，把人教社建成全国最大的中小学教材出版发行中心。中小学教材的对象是两亿中小学生，连结着千家万户。中小学教材能不能做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不仅关系到全国各地中小学能否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而且更关系到整个社会能否维持稳定的局面。不管是纸张、印刷、储运遇到什么困难，也要千方百计，竭尽全力，保证做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从80年代末起，在中小学教材趋向多样化的竞争形势下，人教版中小学教材在全国市场的占有率仍达70％以上；人教版教材课前到书率在全国平均达到98％以上，多数省市更达到100％。人教社与全国各地教育部门、出版印刷部门和新华书店、外文书店发行部门建立了良好的业务关系。人教社联合全国31个省级中小学教材租型印行单位，形成了覆盖全国的中小学教材租型印行网。由于人教版教材印量极大，因此人教版教材在开本、版式、色彩、装帧等方面的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极大地带动了全国造纸行业、印刷行业的技术改革和设备更新。 （三）坚持“一体两翼”的方针，把编辑出版各级师范院校教材、资助出版教育学术图书放在重要地位，为提高中小学师资水平作出应有的贡献。中小学师资水平如何，直接关系到中小学教材的使用效果。因此，人教社每编出一轮新教材，都不惜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对各地中小学教师进行多级培训。人教社一贯坚持以中小学教材为主体，以师范教材和教育图书作为人教社不可或缺的两翼。主体结实，展开两翼，才能腾飞。从50年代起，人教社就开始先后编辑出版中师、高师、幼师教材，此后又出版了《师范教育丛书》、《小学教师之友丛书》等。人教版教育图书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素以品位高、品种多饮誉海内外，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教育文献，如马、恩、列、毛泽东、邓小平论教育等；重要的教育文献资料，如《中国教育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等；大型教育学术丛书，如《教育学文集》（26卷30册）、《中国古代教育论著丛书》（10卷13册）、《中国近代教育论著丛书》（24卷）、《外国教育名著丛书》（39卷45册）、《叶圣陶教育文集》（5卷）、《蔡元培年谱长编》（4卷）、《比较教育丛书》（10卷）等。还有广受欢迎的工具书，如《新华字典》（1953年）、《新编小学生字典》（1983年）、《儿童图画字典》（1987年）等。此外，每年都资助出版一批教育学术专著，在全国教育界尤其是教师中拥有实力雄厚的作者群和相当宽泛的读者群。 （四）坚持人才培养、队伍建设领先，加强国家专业队形象，努力在有关全国性学会、研究会、专业委员会和国家重点教育科研课题中，在有关学科建设中，发挥学术带头作用和骨干作用。六五、七五、八五、九五期间，人教社、课程教材研究所主持或参与了一系列国家重点教育科研课题，主要有《普通中小学学制、课程、教材、教法改革与实验》、《 ----必须发扬认真严谨、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中小学教材关系到千家万户、子孙后代。中小学教材里的一句话、一幅图、一个字，甚至一个标点符号，都有可能影响学生一辈子。正如人教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叶圣陶先生所说，编教材决不能“捡到篮子里就是菜”。要像蜜蜂那样，博采百花精华，经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才能酿出蜜来。教材编写工作者只有学问专精，又博览群书，融会贯通，集思广益，才能编出好教材。正如大学问家严复约一百年前（1906年）所说：“最浅之教科书法，必得最深其学者为之。”只有锲而不舍、千锤百炼、一丝不苟、精雕细刻，才有可能诞生一部富有生命力的教材。
----必须依靠各方面的专家和全国各地的广大教师。教材是教师教、学生学的主要媒体，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都离不开教材。教材应当具有高度的权威性和广泛的适用性。要达到这一要求，光靠研究所、出版社内部的专职人员是远远不够的。走出去，请进来，实行教材研究和编写的专职人员同教育学和心理学专家、课程和学科专家以及广大教师、教研人员三结合，是教材编写的必由之路、成功之道。
（二）坚持“课前到书，人手一册”的方针，把人教社建成全国最大的中小学教材出版发行中心。中小学教材的对象是两亿中小学生，连结着千家万户。中小学教材能不能做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不仅关系到全国各地中小学能否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而且更关系到整个社会能否维持稳定的局面。不管是纸张、印刷、储运遇到什么困难，也要千方百计，竭尽全力，保证做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从80年代末起，在中小学教材趋向多样化的竞争形势下，人教版中小学教材在全国市场的占有率仍达70％以上；人教版教材课前到书率在全国平均达到98％以上，多数省市更达到100％。人教社与全国各地教育部门、出版印刷部门和新华书店、外文书店发行部门建立了良好的业务关系。人教社联合全国31个省级中小学教材租型印行单位，形成了覆盖全国的中小学教材租型印行网。由于人教版教材印量极大，因此人教版教材在开本、版式、色彩、装帧等方面的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极大地带动了全国造纸行业、印刷行业的技术改革和设备更新。
（三）坚持“一体两翼”的方针，把编辑出版各级师范院校教材、资助出版教育学术图书放在重要地位，为提高中小学师资水平作出应有的贡献。中小学师资水平如何，直接关系到中小学教材的使用效果。因此，人教社每编出一轮新教材，都不惜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对各地中小学教师进行多级培训。人教社一贯坚持以中小学教材为主体，以师范教材和教育图书作为人教社不可或缺的两翼。主体结实，展开两翼，才能腾飞。从50年代起，人教社就开始先后编辑出版中师、高师、幼师教材，此后又出版了《师范教育丛书》、《小学教师之友丛书》等。人教版教育图书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素以品位高、品种多饮誉海内外，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教育文献，如马、恩、列、毛泽东、邓小平论教育等；重要的教育文献资料，如《中国教育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等；大型教育学术丛书，如《教育学文集》（26卷30册）、《中国古代教育论著丛书》（10卷13册）、《中国近代教育论著丛书》（24卷）、《外国教育名著丛书》（39卷45册）、《叶圣陶教育文集》（5卷）、《蔡元培年谱长编》（4卷）、《比较教育丛书》（10卷）等。还有广受欢迎的工具书，如《新华字典》（1953年）、《新编小学生字典》（1983年）、《儿童图画字典》（1987年）等。此外，每年都资助出版一批教育学术专著，在全国教育界尤其是教师中拥有实力雄厚的作者群和相当宽泛的读者群。
（四）坚持人才培养、队伍建设领先，加强国家专业队形象，努力在有关全国性学会、研究会、专业委员会和国家重点教育科研课题中，在有关学科建设中，发挥学术带头作用和骨干作用。六五、七五、八五、九五期间，人教社、课程教材研究所主持或参与了一系列国家重点教育科研课题，主要有《普通中小学学制、课程、教材、教法改革与实验》、《普通中小学课程改革的试验与研究》、《普通教育整体改革研究与实验》、《面向21世纪中小学教育模式的研究与实验》、《面向21世纪中小学教材建设现代化的研究》、《21世纪中小幼教育现代化的研究与实验》、《国际中小学课程教材比较研究》等，相关成果正在陆续出版。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全国中学语文、小学语文、中学数学、小学数学、中小学外语、历史、地理、化学、生物、自然、体育等学科的教学专业委员会，以及全国课程专业委员会等20多个学术团体均挂靠在我社（所），由我社（所）人员任主要负责人。通过课程教材研究所主办的学术刊物《课程·教材·教法》，也团结了一支中小学课程教材改革与研究的骨干队伍。
80年代中期，国家教委主要领导同志明确提出，要把人民教育出版社和课程教材研究所办成全国中小学教材研究中心、编写中心、出版中心和资料中心。这是对我们工作的充分肯定和巨大鞭策，也是我们始终不懈、努力奋斗的目标。
普通中小学课程改革的试验与研究》、《普通教育整体改革研究与实验》、《面向21世纪中小学教育模式的研究与实验》、《面向21世纪中小学教材建设现代化的研究》、《21世纪中小幼教育现代化的研究与实验》、《国际中小学课程教材比较研究》等，相关成果正在陆续出版。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全国中学语文、小学语文、中学数学、小学数学、中小学外语、历史、地理、化学、生物、自然、体育等学科的教学专业委员会，以及全国课程专业委员会等20多个学术团体均挂靠在我社（所），由我社（所）人员任主要负责人。通过课程教材研究所主办的学术刊物《课程·教材·教法》，也团结了一支中小学课程教材改革与研究的骨干队伍。 80年代中期，国家教委主要领导同志明确提出，要把人民教育出版社和课程教材研究所办成全国中小学教材研究中心、编写中心、出版中心和资料中心。这是对我们工作的充分肯定和巨大鞭策，也是我们始终不懈、努力奋斗的目标。六 人教社（课研所）的业务工作具有三重性质，它不仅是教材和教育图书的出版机构，而且也是中小学教材的研究机构，中小学教材的编写机构。人教社的管理体制也具有三重性质：其一，它是国家教育部的一个直属单位，同时又接受国家新闻出版署的领导；其二，它不是政府机关，而是事业单位；其三，它实行的是事业单位、企业管理。在这种体制下，人教社既要在教育部和新闻出版署的领导下，积极地主动配合协助有关司局的行政工作，又要主动地开展自身的业务工作，尤其是中小学教材和师范教材的研究、编写工作；既要坚持把教育、出版事业的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又要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经受考验，发展壮大。 江泽民同志指出：“全党和全社会都要高度重视知识创新、人才开发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大作用，使科教兴国真正成为全民族的广泛共识和实际行动。”我们认为，我国新时期中小学教材建设、改革和发展，要坚持邓小平同志关于三个面向的战略思想为指针，为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各级各类创新人才、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为此必须解决好两个重大问题：一是如何正确处理创新与传统的关系，基础性与层次性的关系，进一步改革中小学教材体系、结构和内容；二是如何正确处理分级管理与加强领导的关系，多样化与统一性的关系，推动中小学教材建设与改革健康发展。我国中小学教材建设与改革的目标，决不是由统一性走向完全的绝对的多样化，以多样化取代统一性，而应是由统一性走向统一性与多样化相结合，如《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所说，是“在统一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实行多样化”。邓小平同志对此发表过一系列辩证统一的观点，值得我们进一步学习领会。针对包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弊端，邓小平同志认为：“中小学教材可以组织各地去编，不一定要教育部自己关起门来搞。”“要编几种教材，以供选择。”但同时他又十分明确地指出：“教育部要管教材，不能设想我们国家可以没有统一的中学教材。”“教材要组织专门班子编写。”在中小学课程教材问题上，过分集中统一，或者过分分散多样，都不利于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美、英等国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认为，在教育部领导下，成立“全国中小学教材发展中心”，以邓小平同志亲自题名的“课程教材研究所”为基础，赋予新的职能，注入新的机制，激发新的活力，将为我国中小学教材建设、改革和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人教社本届社领导班子1995年制定了全社中、长期发展规划，提出了对内加强制度改革、人才培养，对外加强合作与竞争的方针，具体地说就是：对内，建一流队伍，编一流教材，办一流企业；对外，联合起来造大船，联合起来办大事，联合起来创大业。奋斗目标是：向新世纪献一流教材，为基础教育铺路架桥。人教社已连续几年被国家新闻出版署评为良好出版社。全社职工决心在教育部党组领导下，经过10-15年的努力，把人教社建设成为在生产规模、产品质量、经营管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等方面，都达到中国第一流、世界先进水平的现代化教材中心。 编一流教材，任何时候都是人教社重中之重的头等大事。建社近半个世纪的经验告诉我们，坚持质量取胜是人教社的生命线。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加强内部制度改革和人才培养，建设一支敬业、团结、严谨、创新的队伍，同时为社史已近半个世纪的老企业、大企业不断注入新的机制和活力。近年来，我社坚持社长领导下的社务会议决策制。社务会议成员由党委书记、专职副书记，社长、副社长，总编（兼研究所所长）、副总编组成。社务会议下设编辑科研、经营管理、政工人事、行政后勤四个办公会议，建立了更积极、主动、有效的运作机制。 经过近半个世纪，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20年的迅猛发展，人教社已成为全国教育系统最大的中小学教材研究、编写和出版机构，总资产已达7000万元（未包括无形资产）。 毛主席题名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和邓小平同志题名的“课程教材研究所”的品牌，更是价值连城的无形资产。人教社将坚持以中小学教材为拳头产品、核心产品，并努力在社内、社外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尤其是与文字教材配套的音像教材和电子教材产品，进而同兄弟省市、兄弟单位搞双边或多边合作，多种经营。只有这样，才能在公开、公平、公正的条件下，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平等互利，共同发展。 1990年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4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同志题词，盛赞“人民教育出版社在过去的四十年中，出版了多方面的大量的优良教材，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原国家教委领导同志题词，称颂人教社“辛勤四十年，焚膏继晷，育人之功在不舍；课本亿万册，慧民强国，教化之利及将来。” 面对全国二亿中小学生，我们深感任重道远，决心更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进一步贯彻党的十五大关于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在教育部党组领导下，为把人民教育出版社和课程教材研究所建设成为全国中小学教材发展中心而努力奋斗。撰稿：吕　达　　　　审稿：马樟根　魏国栋

六

人教社（课研所）的业务工作具有三重性质，它不仅是教材和教育图书的出版机构，而且也是中小学教材的研究机构，中小学教材的编写机构。人教社的管理体制也具有三重性质：其一，它是国家教育部的一个直属单位，同时又接受国家新闻出版署的领导；其二，它不是政府机关，而是事业单位；其三，它实行的是事业单位、企业管理。在这种体制下，人教社既要在教育部和新闻出版署的领导下，积极地主动配合协助有关司局的行政工作，又要主动地开展自身的业务工作，尤其是中小学教材和师范教材的研究、编写工作；既要坚持把教育、出版事业的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又要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经受考验，发展壮大。
江泽民同志指出：“全党和全社会都要高度重视知识创新、人才开发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大作用，使科教兴国真正成为全民族的广泛共识和实际行动。”我们认为，我国新时期中小学教材建设、改革和发展，要坚持邓小平同志关于三个面向的战略思想为指针，为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各级各类创新人才、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为此必须解决好两个重大问题：一是如何正确处理创新与传统的关系，基础性与层次性的关系，进一步改革中小学教材体系、结构和内容；二是如何正确处理分级管理与加强领导的关系，多样化与统一性的关系，推动中小学教材建设与改革健康发展。我国中小学教材建设与改革的目标，决不是由统一性走向完全的绝对的多样化，以多样化取代统一性，而应是由统一性走向统一性与多样化相结合，如《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所说，是“在统一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实行多样化”。邓小平同志对此发表过一系列辩证统一的观点，值得我们进一步学习领会。针对包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弊端，邓小平同志认为：“中小学教材可以组织各地去编，不一定要教育部自己关起门来搞。”“要编几种教材，以供选择。”但同时他又十分明确地指出：“教育部要管教材，不能设想我们国家可以没有统一的中学教材。”“教材要组织专门班子编写。”在中小学课程教材问题上，过分集中统一，或者过分分散多样，都不利于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美、英等国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认为，在教育部领导下，成立“全国中小学教材发展中心”，以邓小平同志亲自题名的“课程教材研究所”为基础，赋予新的职能，注入新的机制，激发新的活力，将为我国中小学教材建设、改革和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人教社本届社领导班子1995年制定了全社中、长期发展规划，提出了对内加强制度改革、人才培养，对外加强合作与竞争的方针，具体地说就是：对内，建一流队伍，编一流教材，办一流企业；对外，联合起来造大船，联合起来办大事，联合起来创大业。奋斗目标是：向新世纪献一流教材，为基础教育铺路架桥。人教社已连续几年被国家新闻出版署评为良好出版社。全社职工决心在教育部党组领导下，经过10-15年的努力，把人教社建设成为在生产规模、产品质量、经营管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等方面，都达到中国第一流、世界先进水平的现代化教材中心。
编一流教材，任何时候都是人教社重中之重的头等大事。建社近半个世纪的经验告诉我们，坚持质量取胜是人教社的生命线。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加强内部制度改革和人才培养，建设一支敬业、团结、严谨、创新的队伍，同时为社史已近半个世纪的老企业、大企业不断注入新的机制和活力。近年来，我社坚持社长领导下的社务会议决策制。社务会议成员由党委书记、专职副书记，社长、副社长，总编（兼研究所所长）、副总编组成。社务会议下设编辑科研、经营管理、政工人事、行政后勤四个办公会议，建立了更积极、主动、有效的运作机制。
普通中小学课程改革的试验与研究》、《普通教育整体改革研究与实验》、《面向21世纪中小学教育模式的研究与实验》、《面向21世纪中小学教材建设现代化的研究》、《21世纪中小幼教育现代化的研究与实验》、《国际中小学课程教材比较研究》等，相关成果正在陆续出版。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全国中学语文、小学语文、中学数学、小学数学、中小学外语、历史、地理、化学、生物、自然、体育等学科的教学专业委员会，以及全国课程专业委员会等20多个学术团体均挂靠在我社（所），由我社（所）人员任主要负责人。通过课程教材研究所主办的学术刊物《课程·教材·教法》，也团结了一支中小学课程教材改革与研究的骨干队伍。 80年代中期，国家教委主要领导同志明确提出，要把人民教育出版社和课程教材研究所办成全国中小学教材研究中心、编写中心、出版中心和资料中心。这是对我们工作的充分肯定和巨大鞭策，也是我们始终不懈、努力奋斗的目标。六 人教社（课研所）的业务工作具有三重性质，它不仅是教材和教育图书的出版机构，而且也是中小学教材的研究机构，中小学教材的编写机构。人教社的管理体制也具有三重性质：其一，它是国家教育部的一个直属单位，同时又接受国家新闻出版署的领导；其二，它不是政府机关，而是事业单位；其三，它实行的是事业单位、企业管理。在这种体制下，人教社既要在教育部和新闻出版署的领导下，积极地主动配合协助有关司局的行政工作，又要主动地开展自身的业务工作，尤其是中小学教材和师范教材的研究、编写工作；既要坚持把教育、出版事业的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又要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经受考验，发展壮大。 江泽民同志指出：“全党和全社会都要高度重视知识创新、人才开发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大作用，使科教兴国真正成为全民族的广泛共识和实际行动。”我们认为，我国新时期中小学教材建设、改革和发展，要坚持邓小平同志关于三个面向的战略思想为指针，为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各级各类创新人才、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为此必须解决好两个重大问题：一是如何正确处理创新与传统的关系，基础性与层次性的关系，进一步改革中小学教材体系、结构和内容；二是如何正确处理分级管理与加强领导的关系，多样化与统一性的关系，推动中小学教材建设与改革健康发展。我国中小学教材建设与改革的目标，决不是由统一性走向完全的绝对的多样化，以多样化取代统一性，而应是由统一性走向统一性与多样化相结合，如《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所说，是“在统一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实行多样化”。邓小平同志对此发表过一系列辩证统一的观点，值得我们进一步学习领会。针对包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弊端，邓小平同志认为：“中小学教材可以组织各地去编，不一定要教育部自己关起门来搞。”“要编几种教材，以供选择。”但同时他又十分明确地指出：“教育部要管教材，不能设想我们国家可以没有统一的中学教材。”“教材要组织专门班子编写。”在中小学课程教材问题上，过分集中统一，或者过分分散多样，都不利于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美、英等国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认为，在教育部领导下，成立“全国中小学教材发展中心”，以邓小平同志亲自题名的“课程教材研究所”为基础，赋予新的职能，注入新的机制，激发新的活力，将为我国中小学教材建设、改革和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人教社本届社领导班子1995年制定了全社中、长期发展规划，提出了对内加强制度改革、人才培养，对外加强合作与竞争的方针，具体地说就是：对内，建一流队伍，编一流教材，办一流企业；对外，联合起来造大船，联合起来办大事，联合起来创大业。奋斗目标是：向新世纪献一流教材，为基础教育铺路架桥。人教社已连续几年被国家新闻出版署评为良好出版社。全社职工决心在教育部党组领导下，经过10-15年的努力，把人教社建设成为在生产规模、产品质量、经营管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等方面，都达到中国第一流、世界先进水平的现代化教材中心。 编一流教材，任何时候都是人教社重中之重的头等大事。建社近半个世纪的经验告诉我们，坚持质量取胜是人教社的生命线。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加强内部制度改革和人才培养，建设一支敬业、团结、严谨、创新的队伍，同时为社史已近半个世纪的老企业、大企业不断注入新的机制和活力。近年来，我社坚持社长领导下的社务会议决策制。社务会议成员由党委书记、专职副书记，社长、副社长，总编（兼研究所所长）、副总编组成。社务会议下设编辑科研、经营管理、政工人事、行政后勤四个办公会议，建立了更积极、主动、有效的运作机制。 经过近半个世纪，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20年的迅猛发展，人教社已成为全国教育系统最大的中小学教材研究、编写和出版机构，总资产已达7000万元（未包括无形资产）。 毛主席题名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和邓小平同志题名的“课程教材研究所”的品牌，更是价值连城的无形资产。人教社将坚持以中小学教材为拳头产品、核心产品，并努力在社内、社外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尤其是与文字教材配套的音像教材和电子教材产品，进而同兄弟省市、兄弟单位搞双边或多边合作，多种经营。只有这样，才能在公开、公平、公正的条件下，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平等互利，共同发展。 1990年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4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同志题词，盛赞“人民教育出版社在过去的四十年中，出版了多方面的大量的优良教材，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原国家教委领导同志题词，称颂人教社“辛勤四十年，焚膏继晷，育人之功在不舍；课本亿万册，慧民强国，教化之利及将来。” 面对全国二亿中小学生，我们深感任重道远，决心更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进一步贯彻党的十五大关于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在教育部党组领导下，为把人民教育出版社和课程教材研究所建设成为全国中小学教材发展中心而努力奋斗。撰稿：吕　达　　　　审稿：马樟根　魏国栋 经过近半个世纪，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20年的迅猛发展，人教社已成为全国教育系统最大的中小学教材研究、编写和出版机构，总资产已达7000万元（未包括无形资产）。
毛主席题名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和邓小平同志题名的“课程教材研究所”的品牌，更是价值连城的无形资产。人教社将坚持以中小学教材为拳头产品、核心产品，并努力在社内、社外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尤其是与文字教材配套的音像教材和电子教材产品，进而同兄弟省市、兄弟单位搞双边或多边合作，多种经营。只有这样，才能在公开、公平、公正的条件下，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平等互利，共同发展。
1990年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4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同志题词，盛赞“人民教育出版社在过去的四十年中，出版了多方面的大量的优良教材，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原国家教委领导同志题词，称颂人教社“辛勤四十年，焚膏继晷，育人之功在不舍；课本亿万册，慧民强国，教化之利及将来。”
邓小平旗帜指引教材改革和发展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 “早在1977年，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指示：‘要引进外国教材，吸收外国教材中有益东西。’根据邓小平同志指示，中央在外汇十分紧缺的情况下，仍千方百计挤出10万美元专款拨给教育部，我社在我国驻外使馆的协助下，从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家选购了大批教材，并通过空运尽快运回国内，供编写我国教材参考。我社认真研究了引进的外国中小学教材，并就数学教材提出了报告。教育部于1977年9月15日以“简报增刊”报送中央。邓小平同志对此十分关心，并很快作出指示。9月19日他在同教育部负责人的谈话中说：‘我看了你们编的外国教材情况简报。看来，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教书非教最先进的内容不可，当然，也不能脱离我国的实际情况。’” 一 校舍、师资、教材，是中小学教育的三大基本建设。党和国家一贯十分重视中小学教材建设。新中国建立伊始，百废待兴，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就于1950年批准成立以中小学教材建设为主要任务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毛泽东主席还亲笔为人民教育出版社题写了社名。 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成长和发展，走过坎坷的道路。“十年浩劫”中的1969年，人教社全体人员被下放到安徽凤阳“教育部五七干校”劳动。1972年1月，绝大部分同志被分配到全国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同年3月，人教社主要负责人通过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上书周恩来总理，请示恢复人教社；7月，得到批准。但重建工作十分艰难，原180名编辑，到1976年只准调回近30名，而且不准编中小学教材。在“四人帮”的严重干扰下，人教社处于举步维艰的境地。 历史的发展，终于到了重大转折的关头。一代伟人邓小平同志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之无愧的总设计师，同时对我国新时期的教育改革和发展，包括中小学教材建设与改革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同志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首先紧抓了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并自告奋勇地要为教育工作当“后勤部长”。他一开始就敏锐地抓住了教育改革的核心----课程教材问题。他在1977年8月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就强调指出：“关键是教材。教材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据原教育部副部长浦通修同志的回忆说，当时的教育部真是一副烂摊子，乱糟糟的。原来编教材的机构和人员都没有了，原人教社的班子早已发配到外地。针对十年动乱中教材混乱的状况，当时任党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同志多次提出要编写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并要求在1978年秋季开学时能用上新教材，他果断地指示：“要组织一个很强的班子，编大中小学教材。”在邓小平同志的亲自关怀下，1977年教育部从全国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借调了大批干部，连同人教社干部，共200余人，以“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的名义，按中小学学科，分12个编写组开始工作。各路人马调集北京，首先遇到的是房子问题，但当时的情况非常困难。据当时分管人教社的教育部副部长浦通修同志回忆----几乎把北京城都跑遍了，到处为教材编辑干部找安身之地，但始终无法解决。后来又到当时的西苑大旅社，我还亲自跑了几趟，找经理商量，但没有钱根本住不进去。恰巧国务院秘书长（曾任教育部长）周荣鑫同志的追悼会在八宝山举行，北京市的领导同志也去了，其中有我认识的两个熟人，我就和他们谈了房子的事。他们用手指了指八宝山第一接待室说，小平、先念同志都在里面。为了解决房子问题，我只好去惊动最高领导。先念同志见到我就问：“通修同志有啥事？”我如实地把房子的事报告了。还没等先念同志说话，小平同志就说：“把他们叫进来。”北京市的领导同志进来后，小平同志对他们说：“马上办，这是个关键要紧的事情。”就这么两句，北京市的领导立即着手解决；人教社调集北京的200多位同志得到了妥善安置，住进了西苑旅社9号楼，后来又搬到条件更幽静的香山饭店。 为编写新教材从各地临时借调的编辑干部，任务完成后本应返回原工作单位。但是中小学教材建设是项长期工作，新编教材在使用过程中需要修订和更新；被解散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急需重建和充实。教育部党组为尽快增强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编辑出版力量，以适应教材建设的急切需要，报请中央批准从各省、市正式抽调一批编辑出版干部。报告是1978年2月5日写的，邓小平同志在看到这份报告后，2月10日就迅速作出了大力支持的明确批示，指出：“编好教材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要有足够的合格人力加以保障。所提要求拟同意。”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教育部迅速为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调集了所需要的干部，教材编辑出版工作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 邓小平同志日理万机，仍然抽空看“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简报，直接领导教材编写工作。“教材编写工作会议”还聘请了45名一流专家担任各科教材顾问。在邓小平同志的亲自关怀下，全国通用的中小学各科教材编写工作进展顺利，1978年就开始出版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各科教材，以后又陆续供应其他各年级教材；1980年完成了全套教材即各年级各学科教材的编写任务。这是十年动乱后第一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也是人教版第5套中小学教材。这套教材为教育战线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提高教育质量，稳定社会秩序立下了不可低估的功劳。 邓小平同志对中小学教材建设和改革，发表过一系列重要的指导性意见。早在1977年，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指示：“要引进外国教材，吸收外国教材中有益东西。”根据邓小平同志指示，中央在外汇十分紧缺的情况下，仍千方百计挤出10万美元专款拨给教育部，我社在我国驻外使馆的协助下，从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家选购了大批教材，并通过空运尽快运回国内，供编写我国教材参考。我社认真研究了引进的外国中小学教材，并就数学教材提出了报告。教育部于1977年9月15日以“简报增刊”报送中央。邓小平同志对此十分关心，并很快作出指示。9月19日他在同教育部负责人的谈话中说：“我看了你们编的外国教材情况简报。看来，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教书非教最先进的内容不可，当然，也不能脱离我国的实际情况。”到1978年2月，引进的外国教材已达2200册。在以后的年代里直到今天，我们一直牢记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以各种方式方法，通过各种渠道，不间断地搜集、选购、引进国外中小学教材，作为借鉴。据统计，截至1998年7月，人教社（课程教材研究所）引进的美、日等六国的中小学教材已达15000册。 在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思想的鼓舞下，我社从70年代末起还组织力量，陆续编译出版了《外国教育丛书》33种，全方位地介绍外国基础教育、师范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的概况、特点和改革发展趋势，其中有不少内容涉及课程教材改革问题，这在全国也是最早的，为打开世界教育之窗作出了可贵的尝试。新华社为此曾专门发了内参，指出，这是我国对外开放政策在教育方面的反映。 邓小平同志对中小学课程教材的一些重大的实际问题，也十分关心。1977年，他亲自向浦通修同志过问并要求研究高中数学、物理课程与大学的衔接问题；针对王力、吕叔湘等语言学家的建议，他还亲自过问了中学语文课程的改革问题。1978年2月24日，教育部将我社历史组1977年9月草拟、1978年2月油印的《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和教材中几个原则性问题如何处理的初步意见》，报送中央。当时中央主管教育、科学工作的方毅同志3月7日将报告送请邓小平同志审批。邓小平同志于3月9日就作了“原则同意”的批示。这份报告共提出了九个原则性问题，其中第七个问题是关于中国现代史教材中出现的革命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先烈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批示：我的名字不要出现，活人以少宣传为好。后来，经邓小平同志批示的这份《意见》还成为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会议的重要参考文件。二 只有经过艰辛的科学研究，才能编出高质量的中小学教材，这是数十年来人教社的根本经验。为了从组织上保证把中小学教材的编写更好地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教育部党组于1983年7月同意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请示报告，正式发文，批准成立“课程教材研究所”。教育部的批文下达后，课程教材研究所全体同志给邓小平同志写信，恳请他为研究所题写所名。正因为邓小平同志一贯关心、重视中小学教材建设与改革事业，所以当我们请他为“课程教材研究所”题写所名时，他及时地答应了我们的请求。邓小平同志日理万机，但在百忙当中，欣然命笔，很快为研究所题写了所名，于7月中旬送到我社。据我们所知，邓小平同志亲自为一个教育研究机构题名，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这不仅再一次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同志对中小学课程教材建设与改革事业的殷切期望和巨大支持，也再一次充分体现了他对教育的重视，对科研的重视。 事实证明，课程教材研究所的成立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卓有成效的。课程教材研究所先后参加了六五、七五、八五、九五期间国家重点科研课题，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课程教材研究所主办的《课程·教材·教法》杂志，是全国第一家课程教材学术期刊，80年代初最早发表的一批知名学者的文章，吹响了我国新时期中小学课程教材改革的号角，在理论上和舆论上为我国中小学课程教材改革提供了准备。近年来这份杂志越办越好，以定位准，品位高，理论联系实际，雅俗共赏而著称，荣获全国首届社会科学期刊奖，成为全国教育类核心期刊，内容质量和发行数量都在全国同类杂志中名列前茅，成为广大教师的挚友，教研的参谋，教学的助手，深受欢迎。课程教材研究所成立以来，也进一步密切了我们同全国各地中小学教研部门、教育科研部门的协作，以科研带教研，以教研促科研；并且极大地拓宽了我们同海外学术研究机构开展广泛交流与合作的渠道。在许多方面，研究所往往能发挥出版社难以发挥的作用，因为一般意义上的出版社，很难与教材研究与教材出版联系起来。课程教材研究所没有辜负邓小平同志的期望。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教育部党组决定课程教材研究所和人民教育出版社合署办公，二者相辅相成，对我国中小学教材建设和改革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特别有助于中小学教材的编写工作更好地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这种做法有利无弊。近年来，我们加强了对科研工作的组织领导，在管理、制度、经费、奖励等方面加大了力度，决心把邓小平同志亲自题名的课程教材研究所办得更好，进一步注入新的机制，为我国中小学课程教材事业更多更快更好地出成果、出人才。三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1985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6年国家颁布了《义务教育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小学教材逐步趋向于在统一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实行多样化，并实行编、审分开的制度。人教社坚决拥护我国中小学教材体制改革，并积极顺应形势的发展和变 面对全国二亿中小学生，我们深感任重道远，决心更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进一步贯彻党的十五大关于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在教育部党组领导下，为把人民教育出版社和课程教材研究所建设成为全国中小学教材发展中心而努力奋斗。

[size=+0]撰稿：吕　达　　　　
审稿：马樟根　魏国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