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校父”是怎样炼成的

管季超0712

南开“校父”是怎样炼成的——读《严修日记》冯尔康 《 中华读书报 》（ 2015年03月18日   09 版）

    《严修日记：1876-1894》（上下册），严修著，陈鑫整理，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年2月第一版，138.00元

    中国近代教育家、南开“校父”严修（范孙）终生写有日记。今读陈鑫学友编校《严修日记》（1876至1894年），获知校父是怎样立志、怎样磨砺成长为杰出人物的，我作为南开学人获得很大教益。作为编修、史官、学政、学部侍郎、南开学校创办人的严范孙，一生离不开习学、治学，利用学问服务于国家社会。他的治学之精神在于学以致用，不仅致力中国传统学问，更关注西学和经世之学。下面简要介绍我从日记中了解到的严范孙学业与为人。

    一、刻苦学习研治中国传统文化知识。

    严范孙对于传统学问的经史子集棋书以及“六艺”的“射”，样样都学，反复阅读《左传》、《尚书》、《诗经》、“四书”、“二十四史”（最主要是“前四史”和《明史》）、《资治通鉴》，小学中的《尔雅》、《说文》等。如二十五岁时的日课：“辰起念《尔雅》字陆拾，温《尔雅》上、中各半本一遍。《诗经》每本三篇、‘四书’二篇，不拘遍。梳辫时看《通鉴》。午后写大字一篇，小字一开。念古文十遍，长者五遍，每篇百遍，再易生者，间以古赋。单日念七律二首，双日念七古一首。晚随意看书，并补昼间未毕之课。”（光绪十年九月十六日）二十八岁日课：“每日程课：温经书十叶十遍；影帖百字；写白折一开；看《史记》二十叶；看《说文段注》五叶。”（光绪十三年正月十八日）从日课中不难发现他的读书方法，自学是“诵读”，即读出声的吟诵；“温书”，避免遗忘，四书五经达到会背的程度；“点读”，为加强理解和记忆，对重要典籍采取点读办法。自学之外，与同好组成诗文社，拟出诗赋论题，写出作品，互相研讨，提高文字与认识能力。在时间上抓得很紧，每日早晨、上午、下午、夜晚（灯下）四个时间段，除了办公和社交活动，皆用作读书。他挤时间，有“三课”（枕课、辫课、车课）的经验，就是在起床前、梳辫子、坐车中看书及思考书中要义。年节亦不例外，接待来客和外出拜年，余暇就是读书。总之，严范孙实践“熟读、强记、切问、随钞、尊师”（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的五项准则，习学、治学不辍，获取丰富的知识。

    二、习学西洋近代科学技术知识。

    阅读日记，有一种强烈的感受：严范孙渴求西洋近代知识，对数学尤为钟爱。他在二十一岁开始学习算数，于光绪十二年九月初十日制订的读书时刻表，在十三点至十四点半，读罢古文，“余暇看西学各书，演算术”。数学领域他阅览的有清代数学家梅文鼎、丁取忠的著述，更有华蘅芳、傅雅兰、屈曾发等人编译的书籍，以及康熙年间诚亲王允祉集中外学者编着的《数理精蕴》等书，看来他学习了代数、几何、三角、对数，会开平方开立方，涉猎到微积分、三角函数，无疑掌握了数学基本知识。他的学习算数，不只是自学，也与友人交流。如请陈璋作辅导，听朋友华学澜（瑞安）“谈算法，使人乐而忘勌，既别犹恋恋也。”同时为学习算数结社，三十一岁时有所谓“九九小课”，从乘除法入手习算。以“九九”命名，是因成员陶喆牲行九，王荣卿行七，严范孙本人行二，合为两九。而九九又与习算之意吻合。（光绪十六年六月二十一日）这一学社真是习算史上佳话。习算与天文学关系密切，严范孙阅读《天元问答》、《天文启蒙》、《地球新录》、《天地图》、《四时图》，知道赤道、经纬度长度及日球径等，并曾亲自测日影、观恒星。

    此外，严范孙还对机器制造有兴趣，曾阅览《汽机图》八张，并对天津一位磨坊主试造机械磨取代畜力，表示乐观其成；在世界历史方面，阅读《瀛环志略》、《万国史记》；关注西医学，知晓在京城米市南大街药店可以买到治疗颈椎病的西药，从梁绍壬的《两般秋雨庵随笔》得知西医种牛痘法，令患儿“无所苦，嬉戏如常”，诚善法也；他还点读《化学卫生论》，从物理化学知道石与水、铁、铜、银、铅、水银、黄金、白金的比重，听友人介绍西人绘制的《南北洋沙线图》，对西洋画亦有所知。以今人观看，严范孙的数学水平一般，其他西医学、科技知识有限，但是他是在一百二三十年前的清代学习西洋文化，是在大多数国人不屑西学、基本不懂西学的情况下，主动自学，其精神令人感佩。而其所得，不仅是开阔眼界，获取近代西洋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开放思想，为他日后近代教育理念的确立与实行做了准备。

    三、致力于近世经世致用之学。

    光绪十年，二十五岁的严范孙向老师张佩纶（幼樵）请教学与用的关系。张认为“虽通经实不足以致用”，致用不论今古，“有体有用，莫如读史”。严范孙受教，郑重记录于日记（五月二十五日）。学以致用，是他的读书准则，因而牢固树立仁政与生民意识、自强不息精神、关心兴修水利和太平天国战争之后的盐政与官制。

    笃信施行仁政观念。严范孙不止一次评论秦政和隋政，说秦始皇与隋文帝都是勤政君主，“然皆不再传而亡，岂非仁义不施而诒谋之末善乎？”（光绪十二年八月二十日）“秦并天下，残暴转甚，犹之去虎豹而代以豺狼也……隋广酷虐，罪与政等，小民怨苦，又有畏汤火就衽席之心。”（光绪六年）他在光绪十二年与同年冯星岩等人会课，赋题“仁义为巢”，以“高而益安，动而益固”为韵。完卷后几位学友讨论到晚上十点钟。（二月初三日）仁义，是他的理想。他多次诵读反映敬天爱民施行仁政的《诗经·生民》，关心民人及其生计。他与学友会课常以民生为题，如赋题曾有“稼穑维宝”、“百工由圣人作”等。光绪十二年京城龙文斋穆掌柜病故，其父到严宅请求诸事关照。严范孙记录这位老人年已七十六，暮年丧子，“亦可伤已”，流露怜悯之情。二十年三月初十日，严范孙自有贵州学政任命之后，亲友纷纷推荐幕客与长随，严范孙拒绝了大部分推荐，而聘请了其中的两位：卢文昭（选卿），父殁于贵州任所，母亲也死在那里，愿随从严范孙赴黔，以便迎还父母棺柩；陈学款（立堂），因乃父作幕在十八年前病故于贵阳府署，为迎柩，请求随往。延聘两人入幕宾，源自对他们孝心的理解之同情，体现了严范孙的仁者之心。

    曾国藩首倡自强不息精神，开启洋务运动。严范孙熟读曾氏政书和家书，受其影响。光绪十年十月十六日严范孙代友人王承勋（用霖）作《自强策》。十三年三月十七日与学友会课，用“自强不息”为论题，抒发其理解。及至光绪十九年三月二十八日，代表叔陈骧（石麟）拟禀稿，建议举办化学制造。可见严范孙在自强不息精神主导下，倡导兴办化学制造业。

    在日记中，关于历史地理、河道变迁的纪录举不胜举，也有多次购买水利类书籍的记录。更在光绪十五年录出该年朝廷考中书，钦命策题：“畿辅水利策”。及至十六年六月顺天府连日大雨，严范孙在京居室十余间全部漏雨，他说“读书之庐变为沮洳矣。忧心皇皇，如濒大难”。到友人尹溎（月波）家探视，路上泥沼没过马胫，到了才得知其居室将倾，全家迁徙。天津人潘小山去三河，遇雨被困在通州，转至京城，大病一场，旬日乃愈。对于治水之迫切性，严范孙有着切身体会。

    经世致用之学，清初学者颇为讲求，而后鲜为人留意，到近世国难深重，学者再度提起，已具有近代内容，表达兴办洋务、富国强兵的愿望，严范孙日记所显示的就是近世经世致用观念。

    四、严于自省，砥砺成为大器的先决条件。

    《严修日记》满篇自省自谴的内容。日记簿版心印“毋自欺堂”，设有“静过（妄逆诈）动过（伪世故）”或“敬怠”栏目，填写的多系“敬二怠八”、“敬三怠七”，表明实实在在每日三省吾身，不自欺，不懈怠，严于解剖自己。省身，本是写日记的要义，几乎为人人所留意，不过严范孙做得更加自觉，对自身的弱点，“疾恶如仇”，“除恶务尽”。从日记看，严范孙自我意识中的毛病，是性情急躁、多欲奢求、不良习惯、知过难改四个方面；改正的办法主要是端正做人态度，在于正心戒躁、窒欲、知耻、恒心，勤于反省，运用多种方式激励、磨砺自己。

    严范孙把急躁不稳重、做事不踏实视作大毛病，自责自怨敬谨果断办事不够、待人有欠周到，是“丧德”，关键在于窒欲、克服怒气怨气。十二年正月二十五日“静过”栏书写“躁气多，宜寡言”。九月初一日“日内心气不沈静，虽手一编，格格不入，此即是无形间断，慎防勿懈。”十三年五月初二日“记事”：“日来心气浮躁，且多卞急之病，平旦之气存焉者寡矣。宜亟思居敬养气之法，先以治怒为主。”连续检查性急的不当，明确敬静制怒努力方向。因毛躁，处理事情不周到，疏忽与犹豫不果断。十六年，为买房的事，忙忙碌碌，九月十五日记道：“前后几十日，兼之见事不决，窒欲不力，即此一事而其人可知。”同年九月十二日记事：“终日只是游思游谈”，“未事疏忽，临事忙乱，既事懊恼。”一句话，应当“惩忿窒欲”。（九月十六日）浮躁，在交友待人方面，就出现严刻弊病。十年五月初十日“在（姑母）宋宅晚饭，语言失检极多，不但忤人，抑且损己，归路悔恨无已。”责备他人，是不能容忍人家的弱点，需要有忍让的襟怀，十六年四月初七日自警：“此心小忍便无事，吾道力行方有功。”可是十二日与表兄交谈，“有使气处”。九月十四日，感到“言人过失颇失溪刻，当以此为省身之第一关。非为免祸，实丧德也”。严范孙慎交游，对友人重义气。十五年八月初三日，尹月波来访，留客住宿，但是“谈论殊不及义，非徒自误，亦负此良友矣，后当戒之”。同年挚友曹寯瀛（星槎）多日未见，及至于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去拜候，才知道已故世。内心非常不安：“竟未知其病势之剧。漠然相视，负心甚矣！”于是尽心为其料理丧事，帮助其家属出卖书籍。

    检查自身的不良习惯，严范孙把惰性、爱看戏与饮醉酒当作克服对象。人人都有懒散的惰性，事情在于能不能改正，对此严范孙持有清醒态度。十年四月十九日九点起床，“近来愈起愈晚，可痛恨，宜猛省！”同年九月十一日，“夜五更后醒，因思近来荒废景况，如沃煎油于心，焦灼难可言状，遂有改过之念。天未明即起。”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昼寝至两时之久，昏惰之萌，宜慎遏之。”十六年九月二十三日从早九点到晚九点，严范孙清理家庭开支账簿，因平时未做，故费事费时，于是将立账排到日课中：“限定晚饭前写账，既自课，亦以稽家人之侈俭也。”严范孙爱同朋友聚会饮酒，有时喝醉，随着是不断自谴，最后限定饮酒量度。十一年三月十五日和朋友都喝醉了，“放荡逾矩，事后思之，汗为之下。”十三年元宵节，严范孙与众多友人在上午就喝醉了，午后观剧，接着又喝到大醉，晚间听唱，因酒性发作，大呼小叫，“丑态万出”，然后赌博，恣意嬉笑。“醒后思之，不可以人齿。”于是下决心，“自今日始，饮酒不得逾十杯，不得赌博，浪唱。”认为不去掉这些恶习，就是禽兽，就不配做人——“人禽关，生死门，懔之！戒之！”十五年十一月十六日观剧，“连日溺于此事，废学荡志，不可收拾。”“自今除师生、乡人公燕，不得藉词往观。”饮酒、观剧为人生应有之义，问题是在有度，不能过限，严范孙正是抱持此种态度。

    过失，人人皆有。严范孙认识到知过必改是人生的大幸，否则成为无耻之人。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记：“人之生，不幸不闻过，大不幸无耻。必有耻乃可教，闻过乃可贤。”知过是幸事，不知过是大不幸，是无耻之尤。他把知过当成改过的动力，蔑视文过饰非的人。

    改过从认识开始，用严范孙的话是“治心”。他因爱忘事，尹月波于十五年十二月三十日，赠他“打埽心地”四言，严范孙表示“当牢记力行”。即听规劝“治心”，去伪饰、抑骄傲、澄昏乱、纠偏执，心地纯洁，就能改正一切毛病。他每日思考的“静过”就是检查内心活动之不当者；“动过”是查找行为失检处。从思想活动与实际行为作全面检讨。如此就能做正人，兢兢业业做事，严于责己宽于待人，处理好人际关系。十五年八月十二日，因夜间做恶梦，以为是“心之荡佚甚矣。不速自省，而求免于禽兽难矣！”把事情看得那么严重。

    严范孙的检点自身，主要靠自觉，靠自我修养，比如用岁首激励自己。十三年正月初三日九点起床，自知晚了，于是责骂自家：“连日晏起，殊可痛恨，春初岁首，万物皆有发生之象，而志气昏惰乃尔，岂不可耻？！自明日起不得过辰初。”新的一年开始，万象更新，自身也应有新气象，改掉晚起床的坏毛病。同时借助外力，如前述尹月波的四字箴言，又如以他人为榜样，去学习。十五年十一月十日，见徐世昌（菊人）写的“白折，深愧不及”，因而想到羡鱼结网，亡羊补牢，犹未为晚，第二天开始，“每日写几行，少以六行为限。”其实他多年写白折，至此要求与徐世昌写得一样好，继续书写。

    改正缺点是难事，改了会再犯，改错需要持之以恒。所以严范孙将日记命名为《恒斋日记》，立恒心做正人君子；有不当行为而又不能检点，或屡改屡犯，为着惕励，又标目为《无恒斋日记》，以便每一次触及日记，就用“无恒心”责备自己。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严范孙在十年二月十八日日记“日知”栏写道：“连日静坐一室，虽亦相安，弟（第）见异思迁之病不能即免。盖由入手时，欲速进锐，未暇妥筹，是以中道而犹豫也。孟子以恒心许士，自是士所当有。”士人就应当像孟子要求的人——做有恒心的人。

    五、结语

    光绪七年至二十年的《严修日记》大致内容就绍述到这里，不必再看他此后的使黔日记、东游日记，就可知它具有两大特点，一是记录严范孙本人的中西文化素养，尤其是对西学的热情，在数学、天文、理化、世界地理和历史多方面有所了解，对数学可以说有所钻研；二是极具反省精神，按照“慎独、居敬、治怒、谨言、静坐、散步、遏欲、慎医、早起”（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的自我设计，砥节砺行，力求上进，勤勉好学，勇于改过，惩忿寡欲，遵行伦理道德，“教子弟以身率导”，对朋友讲义气，和善相助，做讲求道德的人。是人，必须摒弃不守社会公德的兽行。正是由于他时时事事反省，才成为杰出人物、历史名人。

    从三十五岁以前严范孙的为人品德、中西文化素养，不难理解他日后人生重大举措的渊源所自。正是对西学的兴趣与认识，开阔了眼界，接受先进事物，有胆有识地改进传统教育，在贵州，建设传授近代西方科学知识的学校；疏奏选拔近世经世致用人才；在学部，提出兼采中西教育思想的五项宗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值得肯定的是尚公尚武尚实的要求，既用立志与实行并重，要求受教育的学生，更体现了富国强兵、教育救国的思想；在天津，以近代教育理念创办南开学校，使它成为私立学校的楷模。严范孙被誉为近代教育家，近代教育先驱，哪里是偶然因素冒出来的，是他既有成大器做人目标，且具兼容中西文化的胆识和勇于自我反省所造就的。

    《严修日记》繁体竖排本即将面世，编校者陈鑫学友要我写几句话，乐于应命。一者我们都是南开人，对校父的著作有着强烈的阅读欲望，今有先睹的机会实乃快事。二者，今人对严范孙的研究极其缺乏，是憾事，今有供人方便阅读的新版问世，将会促进学者的研讨。当然研讨的不力，另有不识严范孙其人的原因。现今南开大学校园有“范孙楼”，进楼的校外学者大多不知范孙为何许人，其实南开学人了解严范孙历史与为人的同样甚少。对严范孙应当有相应的研究，此其时也。陈氏的编校相当成功。第一，以日记原貌示人，按年份的时间顺序分章，实以日记全文，即使日记作者涂改的文字，亦加注说明，达到存真的目的。第二是编排、注释技术性处理得体，为读者提供阅读方便。每年日记的前面，首列“提要”，是从《范孙自定义年谱》的相关内容移入该年，成大事记，令人明了严范孙当年对家国要事的概括；次为“按语”，是编校者说明该年日记的署名、记叙时间范围，使用墨笔、朱笔书写情况，既便利读者，也是存真表现；复次，对于日记原文，因其本身的问题，作出技术性处理，如日记的日期，每月初一日写明月份，而后往往省略，为查阅便捷，加添月份；又用楷体字表示日记的“杂识”、“日知”栏目内容；另外还将制作人名索引。第三标校用力甚勤。记日记与写文章不同，书写者自己读懂即可，如写人名不书全名，仅以字、号代表，书名多从俗称、简称；叙事极其简略，没头没尾。这就使得点校难度很大，很难完全准确。陈氏肯下功夫标校，实属难得。

    我已读到陈鑫学友论说严范孙的几篇文章，得知他在编校严修日记同时，进行严修专题研究，期待他成为严修史专家。就编校的《严修日记》而言，陈鑫是严范孙的知音，是严著的“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