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瑞清：行知教育永不“完稿”

管季超0712

杨瑞清：行知教育永不“完稿”

2013年11月23日 沈大雷 中国教育报

要让农民的孩子也能受到最好的教育，是杨瑞清的理想。
今年8月，亚青会期间，在行知小学的课外实践基地，杨瑞清当起导游，为亚洲各国青少年运动员介绍品种多样的荷花。
“我从事教育事业已经32年，要是能再干上30年该多幸福啊！”
十月里的南京市浦口区行知小学，瓜果飘香。小菜园里正在盛开的紫色的茄子花，果园里硕果累累的柿子树，还有农场里一垄一垄的红薯地……书香、花香、果香弥漫了整个校园。
“这儿可真漂亮啊！”又迎来了一群远道而来的参观者，像是游览景点一样，逐一参观菜园、茶园、果园、荷塘，独具匠心的设计让大家在每一处流连忘返。看到杨瑞清走来，大家簇拥上去，打招呼，求合影。带着平和微笑的杨瑞清站在人群中间，如数家珍地介绍着校园里的一草一木，像是谈及自己的孩子一样饱含深情。
这儿的一切，他再熟悉不过了！
18岁来到这个当初还是山沟沟的地方当教师，他32年不曾挪窝。当年只有几间透风漏雨的教室和一些破旧课桌板凳的村小，如今每年有上万名城市学生来这里体验生活，有上千名外国师生来这里开展中华文化浸濡活动，还有遍及全国各地的教师研修团慕名前来考察取经。
办一所小小的乡村小学，究竟有多大作用？当一名普通的乡村教师，究竟又有多大价值？
当年热血沸腾的青年大学生，如今已是知天命的年龄。少了些锋芒、迷惘和徘徊，多了几分平和、自信和坚守，走在行知路上，50岁的杨瑞清还在寻找着答案。
“我得感激我的自卑”
“我怕见三种人：有权人、有钱人和有学问的人。同这三种人打交道，我就莫名其妙地紧张，讲话会语无伦次，即使有机会也无法抓住。”
了解行知小学，往往从参观校园开始。而有了直观认识的人们通常会好奇，是怎样一位校长创造出了这样别致的学校？
上世纪初，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以留洋博士的身份，脱去西装革履，穿上布衣草鞋，立志通过改造乡村教育来改造中国。“让农民的孩子，也能受到最好的教育”。1981年，从晓庄师范毕业的杨瑞清效仿陶行知，作出人生第一次抉择，放弃进城机会，请求到一所最破烂、最偏僻的乡村小学去。
几经波折，杨瑞清来到当时的江浦县五里村小学。这是一所建在山坡上的简陋学校，尽管如此，他仍为没找到陶行知当初住牛棚办教育的感觉而失落。
地处偏僻，一周只能进城买一次菜；满脸稚气，村民对这个年轻的毛头小伙子没有信心。走村串户和农民交朋友，耐心做工作不让一个孩子失学，杨瑞清的真诚很快打动了农民。在村民的支持下，践行陶行知教育思想的行知实验班办起来了，异地新建的五里村小学崭新亮相了。
1983年5月，正当杨瑞清准备大显身手的时候，一纸调令让他犹豫了，组织上决定让他担任江浦县团委副书记。“当时，许多人都来恭贺我，说我前途无量。”杨瑞清说，这是年轻人非常向往的工作，对自己也的确有诱惑力。在矛盾中，他服从了组织的决定。可是，仅仅干了4个月，杨瑞清打了辞职报告，“做共青团工作不缺我一个，做乡村教师却不能少我一个。”他说，“我就是个教书的料子，非教书不可。”
在进城和回乡、从政与从教之间选择后者，这需要勇气。其实，对于杨瑞清来说，考验才刚开始。
1985年创办行知小学，1986年进行不留级实验，1991年获得全国学陶成果一等奖……在外人看来，杨瑞清似乎春风得意。而其实，上世纪90年代初，行知小学的发展正遭遇困境，除了办学条件长期得不到改善，师资的严重流失更让杨瑞清苦闷，甚至与他志同道合、当初一道到这儿践行行知教育理想的同学李亮也调走了。“那段时间是我最苦闷、最困惑、最艰难的时刻。”他打过退堂鼓，有过犹豫。但是他终究留下来了，“我经过了这么多磨难才把自己定位在农村教育事业上，哪能这么轻易放弃？”
32年的坚持，有人认为杨瑞清选择了理想；也有人认为他是想出风头，自讨苦吃。杨瑞清说，“这里面有理想的成分，还有自卑心态的驱使作用。”
杨瑞清出生于贫寒的农村家庭，再加上父亲去世等因素，他性格内向，一直有着深深的自卑感。在上晓庄师范的时候，他甚至很难融入到班集体中去。
这份自卑感伴随杨瑞清多年。直到1995年，他作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步入人民大会堂接受表彰，自卑仍然困扰着他。“我怕见三种人：有权人、有钱人和有学问的人。”他说，“同这三种人打交道，我就莫名其妙地紧张，讲话会语无伦次，即使有机会也无法抓住。”
就在这一年，杨瑞清遇到了周弘，一位把重度耳聋、高度自卑的女儿培养成才的父亲。周弘教育女儿的经验，让杨瑞清对陶行知的“爱满天下”、“小孩不小”等儿童观有了一种彻悟，这让他相信，人是有潜力的，而开发潜能的金钥匙，就是自信。他开始琢磨起赏识教育来，考虑如何培养孩子的自信心，而自己也在不知不觉间变得舒展起来了。
通过开展赏识教育，杨瑞清压在心头的自卑的巨石被彻底掀翻了。2000年，杨瑞清入选全国师德报告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面对台下四千听众，从容而深情地讲述自己成长的经历。
“事实证明，我到乡下去，到偏僻的地方去，路子是走对了，”杨瑞清说，“这是一种生命的内在力量在牵引着我，去寻找自己的心可以自由自在的那个环境，寻找自己的快乐老家。我得感激我的自卑，正是由于这份自卑感，成就了我和我的这所学校。”
静待花苞开放
“可面对学生时，我们往往就改变了心态，天天都在逼花苞‘你要马上开，立即开，要是再不开，我就要把你掰开’。”
行知学校有两只可爱的卡通吉祥物出镜率很高，像是两个张开的手掌，寓意是手脑并用，知行合一。师生们给这个卡通形象起了个名叫陶娃，不仅学校里的孩子们经常摆出陶娃的造型打招呼，陶娃还曾跟随杨瑞清到了国外，深受国外师生的喜爱。
陶娃的设计者叫小朱，现在是一名大学教师。说起小朱，杨瑞清一脸自豪。早年，小朱在行知小学读书，由于比较顽皮，成绩总是倒数。孩子的父亲找到学校，要求留一级打打基础。那时，行知小学正在搞不留级实验，杨瑞清好说歹说，家长才勉强答应升一级看看。
经过细心观察，小朱的班主任发现这个孩子对美术有着浓厚的兴趣，就鼓励他多画，偶尔再送他点蜡笔，还为他举办画展。小朱自信心越来越高，成绩也上来了。后来，他凭美术特长考上了西北轻工学院工业设计系。
小朱的成长故事，带给杨瑞清长久的感动和启示。“都说教师是园丁，教师的职责是培育祖国的花朵。其实，在教育的百花园里，尤其是小学教育里，更多是花苞。”杨瑞清说，走进花园，人们都是既欣赏盛开的鲜花，又善待迟开的花苞。“可面对学生的时候，我们往往就改变了心态，仿佛天天都在骂花苞‘别的花都开了，你为什么不开？’天天都在逼花苞‘你要马上开，立即开，要是再不开，我就要把你掰开’。”
杨瑞清说，赏识导致成功，抱怨导致失败，教师最重要的素养是学会赏识，修炼一种“花苞心态”。“学生没有好与不好之分，只有两种，不是美丽的鲜花，就是可爱的花苞，若是抱着这样的心态来看学生，慢慢的，就不那么急了。”除了开展不留级实验，杨瑞清试着印制“优点卡”，让孩子分享优点，成为心灵的主人。
“小刚同学：昨天早上，我看到你手上拿着一只塑料袋。很多同学吃完早点后就随手把塑料袋扔在路边。我悄悄跟着你，想看看你究竟怎么处理。结果你把它扔到废纸篓里。看到你这样的行为，我感到非常欣慰。”
这是杨瑞清写过的一个“优点卡”，这样的表扬真实、感人，对于孩子的激励也是出乎意料的。但杨瑞清又想到新问题：“班上那么多的孩子，一个孩子平常有那么多的表现，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细节能有多大的教育效果呢？”重要不在于优点，而在于“优点分享”，于是，他通过颁发“优点卡”仪式、上黑板报等形式，让大家学习彼此的长处。
杨瑞清认为，教育的本质就是爱，而学会赏识就是学会爱。让孩子感到自己是被爱的，引导孩子学会爱别人，要让孩子自爱。
下午放学时分，三三两两的学生有序地登上校车。这时，不知是谁先发现了从报告厅走出来的杨瑞清，孩子们纷纷从车窗探出头来，亲切地喊“杨校长”。杨瑞清则清晰洪亮地一一回应——“你好！”
“你看，这棵是野生的乌桕树，”杨瑞清指着教学楼前一棵枝繁叶茂的小树跟记者说，“3年前，不知是哪只馋嘴的鸟儿衔来的树种。我们把它悉心地守护了起来，别看它现在还很小，想想等它以后变成参天大树的时候，该多美啊！”
兴办大教育
为了走出困境，杨瑞清试过办校办工厂，有塑料管厂、扎绣厂，但都以失败告终。一次城里学生来学校开展的活动让他看到了新机遇。
杨瑞清常说，行知小学有“三宝”：丁跃生种的千余种莲花，张宴志种的精品有机绿茶，还有世界各国学生合作种植的红薯。
谈起丁跃生，杨瑞清一脸钦佩。丁跃生是一名高考落榜生，是一位种荷花的好手。在杨瑞清的促成下，丁跃生租下学校东面的200亩地建成艺莲苑，现在有超过700个不同品种的荷花、100多种睡莲。这个曾经的落榜生也因此成了中国荷花新品种鉴定委员会的专家，还是南京农业大学的兼职教授、研究生的指导老师，出版了4本荷花专著。
“丁跃生的创业故事，是一本多么生动的现实教材啊！”杨瑞清感慨地说，孩子们在这里种荷花、画荷花、唱荷花、写荷花，艺莲苑成了行知小学、行知基地“荷文化课程”的绝佳现场，“在我的心里，花园也是校园，是做大了的校园，做美了的校园，这个特殊的校园所发挥出来的育人力量也是非常强大的。”
杨瑞清说，陶行知主张“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就是强调不能关起门来孤零零地办学校，而是要和社会、和生活紧密联系。因此，“学会联合”成为他坚定的办学信念。
杨瑞清将学校前26年的发展分为两个13年，如果说第一个13年，以行知实验班命名为标志，实行村校联合，是行知事业播种扎根的阶段。从1994年起的第二个13年，则是以行知基地挂牌为标志，实现城乡联合，是行知事业赢得活力、茁壮成长的阶段。
上世纪90年代，农村的经济形态有了重大变化，村里再也拿不出钱来支持学校了。为了走出困境，杨瑞清试过办校办工厂，有塑料管厂、扎绣厂，但都以失败告终。后来，在村民的支持下，他又办起了实验农场。尽管种田没让行知小学赚到多少钱，但一次城里学生来这里开展的实践活动却让他看到了新的发展机遇：实验农场是学生动手实践、提高素质的宝贵资源，何不办一个让城里孩子可以体验乡村生活的基地呢？
1994年，行知基地正式挂牌，开始每年接待众多城市学生。这种“城乡联合”的办学思路使行知小学走上了快速的、可持续的发展道路，10余年来，行知基地累计接待了10万余名城市学生来这里体验生活。在政府的支持下，行知小学建成了具有徽州民居风格的现代化校舍，校园面积由最早的8亩扩大到了现在的80亩……“如果没有行知基地的创立和发展，行知小学极有可能在布局调整中被撤掉，也就不可能得到新的经费投入，获得新生。”杨瑞清深有感触地说。
从2007年开始，行知小学被国家汉办认定为“汉语国际推广中小学基地”，以此为标志，行知小学将逐步达成“国际联合”。“办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农村教育大有可为。”杨瑞清说。
不再执着于“留人”
“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只有一条出路，就是让成长的速度远远大于流失的速度！”
作为一所乡村小学，行知小学的老师都很普通，但如今他们做的事情可不简单：葛元在新加坡思励小学教华文，邹云在菲律宾担任华文教学督导，陈志燕在新西兰培训当地美术老师……
然而，回忆起工作最初的10多个年头，杨瑞清最渴求的却是志愿兵，最担心的是骨干教师的调离。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学校刚刚有了一点起色，聚集了一批年轻有为的教师，但是接着就是不断有骨干教师调离。
“农村学校有一个奖励办法，如果你做得好，以后就有机会被提拔重用，或是调到城里的学校。这个心态太普遍了，所以，我们年年要开欢送会。”杨瑞清说，1991年，当初和他一道来这里践行行知教育梦想的李亮也调走了。欢送会再也没法开了。
有人劝道，要不然，你也调走算了。杨瑞清有点不甘心。杨瑞清一直在苦苦寻思，落后的农村教育究竟怎样才能形成一支好的教师队伍？
杨瑞清渐渐想通了，因事业需要，或者生活所迫，教师的流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行知小学调出的老师，在新的岗位上大多数都很出色，也为行知小学争了光，他们又纷纷利用自己的资源，给予行知小学热情的帮助和有力的推动。
有了这样的想法，以前执着于留人却留不住的杨瑞清，现在干脆不留了，“去留自便”。“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只有一条出路，就是让成长的速度远远大于流失的速度！”杨瑞清说，为了促使教师的成长，行知小学成立教师发展中心，实施良师成长工程，与每一个班组、群组建立正向的互动关系，热忱地为教师专业发展服务。
“乡村教师可以不进城，可以不提拔，也可以不发财，但是不可以不自信，不可以不快乐，不可以不成长，我们要确保自己在乡村学校里面不封闭，不僵化，不落伍，要拼命地成长。”杨瑞清特别强调要读好行知这本大书、读好实践这本活书、读好生命这本天书，“走行知路，办真教育”。
如何做一名合格的管理者？这也是杨瑞清一直在思考的问题。随着时代和社会思潮的变化，杨瑞清感到，管理者对学校的掌控能力以及对教师的影响力都在下降，“尽管自己算是很有资历的老校长，但仍旧无法抗拒这种变化”。
那么，这是不是坏事呢？杨瑞清说，在这个时候，一名管理者倘若仅仅企图通过计划、奖惩、说服、培训去改变教师，这样就会越来越有挫败感。“这本质上并不是校长跟时代、教师的冲突，关键在于校长自身需要成长。”慢慢地，他有了一个信念，在对待学生上，总的规律是，“教师好好学习，学生天天向上”。而教师如果表现不尽如人意，从校长的角度讲，不能怪教师，“校长好好学习，教师才能天天向上”。
“根本不用担心青年教师，他们的学习能力要比我们强好多倍。”杨瑞清发自内心地认为，做校长的，对待年轻人只能是两个态度，“一是无条件地相信他，二是老老实实地向他们学习”。
这样想来，一度困扰杨瑞清的心结打开了。“作为一名管理者，要放下自己身上的光环，不是自以为是、趾高气扬地一天到晚灌输师德，而是要努力去营造舒心、自在的成长氛围”。
“有人请我到上海去向他们介绍实践经验，我就向他们提条件，要让我带老师去学习，还要在上海帮忙联络几所我想去的学校。”杨瑞清说，这些都是极为宝贵的专业提升的过程。
这几年，行知小学在国际交流上的道路越走越远，成为南京市首批青奥示范学校，学校80%的教师也有了出国交流的机会。
杨瑞清还强调教师要“自爱”。“校长不仅表现在带头吃苦，带头学习，带头创新，还要带头自爱。”杨瑞清带头买房子、骑摩托、买电脑，他希望营造一种新的集体文化，教师在爱岗敬业的同时，也要更好地去经营家庭。
老校长遇到新命题
一所在发展中国家落后地区的乡村小学，也能谈世界学校吗？
“喏，你看，那边就是长江三桥和京沪铁路桥。我们学校周围许多拔地而地的大楼是科技企业、研究所，接下来，这里会慢慢成为都市中心。”站在行知教育体验中心大楼10楼，杨瑞清指给记者看。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行知小学的所在地由县改区、由乡改镇，慢慢融入了南京市的主城区。与城市的“短兵相接”，给杨瑞清带来了新问题，办学条件同以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办学理念、学校的定位、培养孩子的目标上，有没有新变化？
“过去我们一直定位乡村小学，现在环境变化了，但我们又不是城市学校，我们生源来自于周围的一些乡村，还有一部分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我想，不必再纠缠于城乡学校、中外学校，也许到了这个时代，我们应该一起来办世界学校。”杨瑞清找到了答案。
一所在发展中国家落后地区的乡村小学，也能谈世界学校吗？杨瑞清说，这样的时代已经到来，现在可以在网络化、全球化的平台上一起工作。行知教育，让理论根基更加牢固，而世界学校则让办学视野更加开阔。
杨瑞清坦言，自己工作32年了，成绩斐然，守成、啃老本自然可以高枕无忧。而继续探索下去是有风险的，也许能再有突破，也许会困难重重，甚至一败涂地。“教育应该是这样的感觉，高端大气上档次，与世界接轨，我们有这么好的教育思想指导，遇到这么好的时代，难道不应该更大气吗？”
2011年，行知基地扩建工程全面竣工，近几年来，行知基地每年接待来自五大洲境外师生一千余人，实践行知教育，创办世界学校，释放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傍晚时分，校园一角的红薯地里，不时传来蛐蛐动听的鸣叫声，为宁静的校园增添了几分静谧的感觉。“这一片红薯地，有个美丽的故事，”杨瑞清说，“这可是由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用接力棒的形式种植起来的，新加坡的学生翻地，德国的学生栽苗，韩国的学生浇水，中国的学生松土，英国的学生采收。”合作、友谊、尊重的价值观在各国师生心中扎根。
今年8月，亚洲青年运动会期间，作为亚青会文化教育活动基地，行知小学迎来了来自亚洲各国的青年运动员。在同国外学生的交往中，行知小学的学生能和外国朋友大方、自如地相处了，又能以自己熟悉中国文化、农村生活的优势，以主人翁的姿态主动为外国朋友提供帮助。孩子们的变化，让杨瑞清很有成就感。
而再过几天，由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三国20余家学校、教育机构发起的第九届行知教育三国论坛将于行知小学举行，论坛将推动三国学校做行知教育实验的引领者。
“行知教育是一部永不完稿的诗篇，我们要联合起来弘扬行知精神，单独一个杨瑞清做不了多少，单独的一个行知小学也做不了多少。”杨瑞清说，通过这些开拓性的工作，行知教育思想从国内影响到了国外，行知小学也逐渐成为中国乡村教育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
在行知路上探索了32年，杨瑞清说：“教育对我来说，是一份让人着迷的事业，所以辛苦就是幸福，疲惫就是陶醉，而奋斗就是享受。”
下个30年，杨瑞清满怀憧憬。（记者 沈大雷）

《中国教育报》2013年11月23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