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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志铭 王守民 选就黛青色的石料,匠人们开始打磨石面,抛光、打格,工作做完时,星月在天,风露满庭。洗去通身的粉尘,顶着晚风,边啃鞋底一样大的馒头,边在心里合计着明日某家的石胚会到,谁家的活会延迟。匠人把石料处理完毕,剩下的书写、镌刻工作就交给书丹者和刻手,跟他没什么瓜葛了。
这些石料将被刻成墓志,随葬主人墓冢。他们的命运通常不错,也正符合埋葬者的初衷:后人在找不到祖坟或者混淆墓主人的骨殖时,通常依赖于墓志来辨别子午。它出土时,一般都是沁凉如冰,抚摸它,让人感到是地气的阴冷把它良好地护封,它才得以保留得如此完整。
当阳光重新抚摸到它时,它的使命已经完成,它成了文字爱好者与书丹者沟通的媒介。铭文被拓成拓片流转于文人案头几间,石面上刀锋的凌厉在黑白之间也消磨了杀气。观者怡悦于文词的优美和如佩环般玎珰有声的节奏。
我关注的还是书丹者。
这些书手,调和着朱砂,酝酿着对死者的美誉之词,巧运文思,挥洒成章。书写墓志的文人一般都是胸有成竹,也有固定的格式可套用,所以他们在书写时不假思索就能挥笔立就,旁边的看者也不少,多是与死者有关的亲戚、邻居、朋友等。他们不会在这时大声叫好,只是在具有穿透力的红色面前体验着肃穆与庄严——这是一块维系逝者一生的石头。这些古代书法家或者称作书匠的人,落笔千钧,胸无狐疑。今天如果这支笔握在我的手中,我肯定会在笔墨与纸张的协调上做长时间的斟酌。
一个书手这样写道:“穆穆天人,乘和诞生。兰聚蕙糅,玉润金声。令问石室,徽音事庭。方孚洪烈,范古留名。如何不淑,世徂倾思。”
操持这样文笔的的文人,胸中韫含的一定是是汉魏六朝的古风,辞藻固然繁缛花饰,读起来铿锵顿挫、玎珰有声、反复铺陈的文字,正适宜于这种场合。
对于褒扬,没有谁会感到繁琐。相反,会不吝笔墨,浓描重写。
立在地上的石碑,就没有墓志那样幸运了。他们通常是随着年代的增加而呈现出不同的品相:老旧、斑驳、残泐、断裂,有时知识渊博的学者也不能读出子丑寅卯来。碑的命运又重新从碑的束缚下解脱出来,他完全又恢复了最原始的功能,仅仅作为一块石头使用。锤布石上清脆的的棒槌声,在斜阳高柳的意象中传出。每块石头都有自己的命运。埋在坟墓中的石头注定要有个长久的等待,等待发掘人的惊喜。被解读、验明正身后才真正发挥墓志铭的作用。它拥有无穷多的读者。而在地下沉寂的时光里,墓志铭似乎只是守株待兔地等候着收获惊喜。
岁月的风雨居然能把一块坚硬的石块剥蚀得面目全非,而墓冢里的石刻文字刀口如新,毫发无伤。很多墓志文章因此得以流传。
金朝元好问的墓志文章流传下来最多,粗略统计有三百篇之多。在金末战乱的征尘中,捻亮如豆的灯火书写墓志,几乎是文人每天要做的日课。据《元遗山年谱》载,元好问在弱冠时就是从郝天挺学习墓志铭(没想到元氏还专门研学墓志铭的作法)。在他的笔下,记载了许多墓冢人的事迹。他为逝者代言,勾勒出掩埋于地下的一个个尘封的不为人知的轶事。一个简约而丰富的人生在这小小的石头重新演绎,或许逝者生前并未激起波澜,平淡如水的日子在石头上也能精彩。
没有哪个书手会在墓志铭上用行草来表现自己内心的性情,他们把自己深深掩藏于石头背后,谦恭而谨慎,笔笔不苟。
也有些墓志铭没有镌刻上石,裸露着红色朱砂的字迹。可能是来不及刻写,匆匆掩埋所致。《高昌墓砖》是一块没来得及刻的墓志。在朔漠里泅渡的行者,半途而夭亡,通常采取最为简朴的方式处理后事。同行者帮助打理后事。找到了笔和朱砂,却没有石料。于是在馆驿的墙壁上拆下老砖代之。写好了又没有刻手,匆匆复匆匆,只好作罢。这可以说是最为仓促的葬礼了,墓志在荒漠中奇迹般地穿越轮回,摆放到我们面前时,谁又能否认这不是他的宿命呢?
凡是有文字的纸都有价值——一位文字研究者说。现在不经眼的东西,在以后或许就很有价值。古代的残纸在现代不早就身价千倍万倍了么?墓志铭的存在更验证了这句话。
尽管墓志铭保存完好,但终归有一天它仍旧会身销字陨。北朝时期的大量墓志出土,有些墓志渐渐被搁置起来,堆积如山。一些终年得不到呵护者,最先在风雨中零落成了尘泥。
生活在简约世界里的人们,本来内心空间就狭小,没有给繁缛铺陈的文字留有余地。他们在想象力方面几近萎缩、脱水,对于墓志铭文的妙处,从来就没有关注过,更不想或者没有兴趣关注生活在幽冥世界中的那个人。这一点古人也早就料到。不是在唐代乾陵前有块无字碑么?它就是简约到极至,想用这种方式,换回挣扎在自己忍耐底限上的尊严。
每个人都有一块无字碑。这块碑铭的书丹者是自己,材料不是石头,而是自己心灵的石板。这块碑铭是给自己看的,随着自己的逝去而飘散无踪。如此简约的墓志铭,比及闲置于日光风露之中遭遇冷落后而自行消殒的石质墓志,境地要好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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