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阅读一本小说》：小说承载人类世界共同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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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阅读一本小说》：小说承载人类世界共同的体验                                                          2015年04月20日10:35   来源：南方都市报
                                                      
                      《如何阅读一本小说》，(美)托马斯·福斯特著，梁笑译，南海出版公司2015年4月版

　　阅读一本小说，我们是该像纳博科夫那样，通过仔细寻找、分析、甄别作者镶嵌在文本中的细节，进而构建一份旨在通往作者意图的地图，还是如罗兰·巴特所宣称的“作者已死”那样，大可绕过可有可无的作者，而根据我们对文本的解构来制作一份属于自己的地图？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托马斯·福斯特显然是巴特的拥趸，他在《如何阅读一本小说》中阐释小说人物及其意义时这样写道：
　　“我们每个人都会夹带自己的生活经历、观点以及阅读其他作品的经验，去阅读每一本新小说，因此永远也无法‘所见略同’。你的匹普(《远大前程》主人公)永远不可能像我的，而这不是因为我有多特殊。你我看过太多不同事物，拥有太多不同想法，怀抱太多不同信念，这让我们不可能用相同的方式去看待匹普或其他角色。同样的词语，同样的书页，只是不同的我们。有时，连我自己也是不同的。我发现今天看到的匹普不是我昨天看到的。我已被岁月改变，我对角色的想法也随之改变……角色如此鲜活，是因为我们的存在如此鲜活。”
　　就此而言，《如何阅读一本小说》便是一本取消作者参与、纯由读者自唱自嗨的理论书吗？非也。福斯特除学术研究外，还教授创意写作课程，很多时候，他所面对的受众，是一伙有志于小说创作而非文学评论的年轻读者，或者也可以说，是绝大多数的普通读者，而上述那段话，显然是针对他心目中的“高阶”读者而言的。因此，他认为尽管“是我们决定阅读哪本书”，而非任何其他人，但也正因为读者手中操持着决定小说生死的大权，“巨大的权力总是与巨大的责任相伴”，那么，读者就更需自觉与必要，来正确地阅读和理解小说。换言之，奔跑之前，先学会走路吧。
　　在福斯特这里，与权力相伴的责任，是以防范“读者自决权”的滥用为前提的，这就使他对小说的分析与图解，走向了与巴特相对的另一极———如纳博科夫那样耐心、细致、努力触摸作者意图那样，去阅读一本小说。我们从《如何阅读一本小说》的章节与编排中，就可以感知福斯特在阅读这件事上，不厌精、不厌细的认真本色。本书共分22章，福斯特从小说开头第一句话，一直讲到最后的大结局，当中历数布局、措辞、组句、视角、人物、元小说等等的起源、发展，及其在不同小说中的不同妙用。题目太多也太杂，我们与其走马观花罗列一遍，不如挑若干有意思的话题，加以细细揣摩，或许会有更大的收获。
　　福斯特开门见山就说，“文学是个时尚产业”，而不是缪斯在诗人耳旁的浅唱低吟。这是不是让人产生一点点幻灭感呢？福斯特的目的是要提醒大家，我们对一本小说的评价，常常受我们所处时代的经济、政治、人文、乃至时尚价值观的影响。元小说、意识流、非线性叙事、消解意义的后现代，等等，这些“新”小说、“新”元素，并非20世纪的产物，早在《堂吉诃德》《项狄传》《十日谈》《坎特伯雷故事集》时代就已经存在，甚至最远可以追溯到荷马的《奥德赛》，可是这些作品，或者这些作品据以构成的写作方式，为什么在19世纪销声匿迹了呢？
　　因为，19世纪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发展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也是面向新兴市民阶层的报刊、杂志等大众媒体大量涌现的时代。报刊杂志为了吸引读者，就像如今分“季”播放的美剧英剧那样，热衷于连载热门作家的长篇小说，这些小说通常以每月一期或者每周一期的方式，连续登载一年或者数年。小说的连载方式决定了小说家们的创作方式(同时，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批靠市场吃饭的职业小说家)：保持情节、人物性格的连续性，方便信息得以有效和快速的记忆与处理，让读者保持对小说的持续忠诚，等等。这就使得那些不以故事为宗，而是以主题、形式、原创性或者其他东西为特色的小说，无法以连载方式面世。
　　直至新旧世纪之交，火车、汽车、飞机的发明改变了人们体验外部世界的方式，而弗洛伊德、尼采、威廉·詹姆斯、亨利·柏格森等人则改变了人们体验内心世界的方式，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无法承载人们那么多丰富多元的体验，于是小说迎来了又一次重大变革。许多湮没已久的作家、诗人，被诸如T .S。艾略特这样的“现代派”重新打捞上来。而D .H 。劳伦斯则更具典型性，1930年去世后即遭遗忘，60年代性解放运动中被重新捧出，更有《恋爱中的女人》等多部作品被翻拍成电影，却在之后兴起的女性主义、解构主义和雷蒙德·卡佛“极简主义”浪潮的围攻下，劳伦斯可疑的女性观念和庞杂繁复的写作方式再次受到质疑。
　　因此，我们要问，我们对一部作品的评价，有多少出自镌刻着鲜明时代特色的文学观念和思想观念？而观念这种东西，本身就是人造的，因而也是有所倾向乃至偏见的。几乎每一部“文学史”，即是编著者本身的观念史，消极一点地说亦是偏见史，就如福斯特所言，它们无法“捕捉到特定年代小说的所有微妙差异，更别说所有年代了”。
　　那么，一位言必称博尔赫斯或卡尔维诺的读者，要如何正确地对待那些专擅描写人情世故和道德价值的19世纪小说家，比如狄更斯、萨克雷、乔治·艾略特呢？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本身对文学传统充满敬意，还从中汲取过创作的能量——老实说，前述作家正是后者无法抵达、亦即在刻画人情世故和道德判断方面做得与之一样好的宗匠——但是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的粉丝，却未必买狄更斯们的账。
　　于是，我们就能理解，福斯特为何用亨利·詹姆斯关于“小说之屋”的观点，来代替传统的文学史著述以及那些浅薄的，将小说发展史解读为电脑软件式1.0版、2.0版的论调。詹姆斯将小说家比喻为工匠，其工作是建造“有着千扇窗户”的“小说之屋”，“每扇窗户外都有不同的景象，每间屋子都提供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每扇门都通往另一个国度”，门窗之间既有区别又有所联系。福斯特借《一千英亩》让我们重温《李尔王》，借《时时刻刻》重读《达洛维夫人》，在海伦·菲尔丁那里听到简·奥斯丁的回响，就是为了让我们明白，小说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一个由传统和现代构造的系统，承载着人类世界“几千年来共享的体验”。小说阅读与写作，就是为了打通和联络上述系统，让你我自觉地汇入这条全世界人类共沐的经验之河。(黄夏自由撰稿人，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