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云飞：读经与宋代江西神童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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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云飞：读经与宋代江西神童产业

来源:冉氏艺文志作者:冉云飞

一个身不由己的神童，再神也会被这种身不自由所伤害。

　　

冉按：我读了不少中国传统典籍，对其中有意思的部分自然欢迎，但对其中糟粕部分也极不客气地予以批评。比如孝道(我主张平之爱，反对所谓的等差之爱)、死读经等神神叨叨的国学，都相当的反感，以后会写系列文章来批评。下面就是一篇关于宋代江西神童产业比较详尽的文章，值得有兴趣者围观，并敬请反驳批评。
　　一
　　今天江西以鄱阳湖与上饶为核心的地区是古饶州、信州所在地，没有比来这里谈教育更意味深长的了。你们也许会惊讶，我为何如此说呢?今天来的朋友们都非常关心当代中国的教育与自己的孩子，我却要来演讲你们这个地方宋代神童的生产链，那是不是就与今天教育的弊端与病灶无关呢?不是的，今天有些人倡导的死读经，各种培训班以及沉疴难起的应试教育，如河北衡水中学、湖北黄岗中学等一样的应试集中营，你不能由此看到一点遥远宋代神童产业的影子么?
　　汉代学者王充在其名著《论衡》里说：“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他的意思是说，只知道古代的情形而不知晓现代的情况，你就会陷入迂执愚昧的深渊，知道今天的知识而不知晓古代的知识，你就会盲目得没有历史洞穿力。太阳底下无新事，观察我们今天的教育，再返观古人所做的事，我们不妨看作是一种回证，也可视为祖先们对我们现在生活的某种预演。
　　神童在中国是个历久弥新的话题，江西之盛产神童，不仅是古已有之的事，于今亦大有可观。诸位如不健忘，一定会记得三十多年前的1978年一个轰动整个中国的大新闻，那就是中国科技大学第一届少年班的招生。这许多的神童里最出名的就是一位叫宁铂的人，他就是你们江西赣州人。他与我同年，我在僻远的山乡里，听到老师述说他的事迹，简直视为天神。为什么会如此呢?科学在中国其实没有受到真正的重视，因为我们缺少理性、实证以及逻辑教育的传统。但中国人的思维很特别，把自己看重的东西都供起来，对科学的崇奉也就免不了走向科学至上主义，也就是美国学者郭颖颐所说的唯科学主义。不论是科学至上主义还是唯科学主义，最终多半会蹈入巨大的神秘主义深渊。与此同时，徐迟《哥德巴赫猜想》的走红，陈景润思考问题入迷撞电杆的故事，与科大少年班学生在科学学习上的热情和神奇，自然被许多人当成小说来演绎，点燃了许多人体内的神秘主义焰火。仿照海涅来说就是：播下了科学，收获的却是小说。
　　宁铂的研究我不懂，他的生活细节我知道的不多，但我知道他作为神童的身不由己。一个身不由己的神童，再神也会被这种身不自由所伤害，因此看到1998年他在央视“实话实说”栏目上炮轰神童教育，就一点也不让我吃惊。这说明对身不由己所带来的伤害与挣扎，他开始愤怒，并终于2003年出家为僧。他三次考研不敢进教室，这是害怕失败，没有安全感，把他人的议论看得太重的必然结果，也是诸多人促使他成为神童的代价。我不想说他作为神童是否失败，但他选择自己所要的道路，只要不是被逼迫的，出家为僧也比在那里配合大家做所需要的神童形象要好。你若是看过电影《闪亮的风采》，读过印度作家妮基塔.拉尔万尼的《神童》，可能会同意我这个判断。
　　事实上，与宁铂所带来的对神童事件之影响有一拚的，就是你们江西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所写的《伤仲永》。这篇文章入选中学课本，我们许多人都学习过，但也挡不住社会、学校、家长甚至包括学生自己对神童教育的变态热爱。非常悲催的是，人类能从教训里吸收的营养，实在是太有限了，这样的错误一犯再犯，到了专门爱上错误本身的地步。方仲永的天才固然被他父亲把他当作赚钱工具来使给害了，但这样短视的父母何时又曾少过呢?清代学者杜濬的《送黄童子序》里痛惜围棋神童黄童子，“为之父者，以贫故，不得已而鬻童子之技，夺其入学之时” ，已经很可悲。更可悲的是，其父还不知道，还以此作为向人炫耀的资本。最后如方仲永般“泯然众人矣”，便是必然的命运。
　　二
　　很多读过王安石《伤仲永》一文的人，只把方仲永这种“泯然众人”、“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事，视作是方仲永之父不智的个案来看。其实这是早就有的现象，而且土壤深厚，只不过到宋代愈演愈烈而已。汉代察举专设童子科，凡12至16岁能博通经典者，即入选孝廉试经而中者拜为童子郎。到唐代开始比较制度化，凡通一经包括《论语》、《孝经》等均可应试，每卷诵经文10题，全通者授官，通七题者予出身。如唐代理财专家刘晏八岁能文，皇帝命宰相面试，惊为“国瑞”，因之授太子正字。宋沿唐习，将年龄放宽到15岁以下，能诵经及诗赋均可应试，先州府报请，国子监验毕，礼部覆试，最后皇帝御试，间有诗赋，主是背诵经文。至于说授官、予出身或者是免解，那是临时决定的事。
　　关注童天才儿童，本来没有什么错，但如何关注，怎么使其健康成长，却是大有讲究。发现儿童的内在特质，关注他的兴趣点，让他成为自己，而非成人的强制与逼迫，这是非常重要的。但这一点对颇受些全球化影响、个体之权利逐渐受到重视的今人，尚且不容易做到，况乎传统农业社会下，交流稀少，思想较为大一统的古人呢?有人说中国人没有终极意义上的宗教信仰，包括传宗接代在内的祖先崇拜，才是中国人的真正信仰。这信仰看上去似乎高大上，但像七宝楼台，你若拆下来，只不过如土委地，一地灰尘。祖先崇拜的实质是什么呢?在我看来真正的内核就是活命哲学。活命哲学走到极端就是机会主义与实用主义的混合双打，一切只要为了在生物意义上的竞争中生存下来的做法，基本视为天经地义。这样一看方仲永和黄童子，都被父母视作赚钱工具而被剥夺了正当的学业，最后像流星划过夜空，就一点也不会令人感到奇怪。
　　中国古代除了当官受到现实的重视外，其它行当都受到抑制。换言之，其它行业只不过为当官者作配套性服务，从而分得一杯羹的。科举制度的主要目的不是培养读书人，也不是为了让你生产思想，而是为政府筛选进入各级官僚系统的人才。单纯的吟诗作赋作为生存套路是不足取的，因为古代没有这样的市场存在。只有当你是一个官员，若能写一手好诗文，那才会受到追捧。哪怕一再遭贬的大才子苏轼，他终究是朝廷的人，哪怕官职低微且不足道。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臣民的格局下，当王朝(政府)成为唯一买家的时候，你要么屈从，要么饿死。因为议题设置和游戏规则都是王朝(政府)制订的，何况它还有兵在，你只有遵守并尽量熟练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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揠苗助长地擢拔人才的“窄门”，被唯一的买家——政府把守着，于是诸多想走捷径，迅速致富的家庭，自然把自己记忆力等天赋还不算坏的孩子，当作早熟的产品来兜售。这就像在没有返季菜以前，有的菜农为让一种菜卖得起价钱而打销售上的时间差一样，有的家长只不过是把自己的孩子提前透支罢了。若是对宋史稍有点了解的人，就必然会有疑问，方仲永的父亲为何不让其去参加童子举而博取功名，取得远期且多是永久性回报的做官资格，只是带着他在乡村里“巡游”讨点赏钱，而不务学业呢?一些人读书不细，搞忘了王安石明道间随父亲回家，在舅舅家看到十二三岁的方仲永的细节。这样推算下来，方仲永比王安石长一岁，据推算应生于1020年。　　从王安石的文章中，我们发现方仲永的致命伤，是不能背诵经典，只能做诗，这可能是得不到州县学官推举的原因。没有基层举荐，不过五关斩六将，那皇帝的御试是得不着的。当然还存在另一种可能，那就是方仲永作为童子时童子举出现罢废的现象。从崔丽君《宋代江西教育研究》(南昌大学07硕士论文)附表C《宋代江西、福建童子举表》的中举时段来看，若此表所列是准确无遗漏的，那么中童子举比例很高，共47人次的江西、福建，在1012至1084年七十年间无一中童子举，是件令人纳闷的事。崔丽君所使用史料为《宋史》诸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会要辑稿》、《文献通考》，无疑具有权威性，但对后出的《江西通志》与各州府志县志，均无采纳，其准确度恐怕要打一点折扣。别的不说，单子是童子举，若查阅1988年广陵书局影印的线装民国版《德兴县志》中的“选举志”，就发现有董彦德、万湜、万淋、张蒙泉、张蒙正五人不载是表。据考宋代于史有载的第一次罢童子举应为1038年，此前是否已然多年没有举行，现在尚不清楚。总之，方仲永已经在错过童子举最高年限后五年亦即二十岁时，泯然众人矣。
　　宋史研究者汪圣铎在《宋代的童子举》(《文史哲》2002年第6期)一文里，将宋代的童子举的起始与罢复、选拔程序与考试内容、录取和奖励办法、童子举的几种特例(如有女童等)等做了一个比较清晰的分析。据汪的研究宋代童子举起于984年的杨亿，接着是1005年又幸运地得到了晏殊，此后便没有什么可称道的人了。终宋一代，北宋授官与赐出身共48人，南宋为21例，所以汪圣铎认为两宋通过童子举入仕者约在百人上下。他把那些只是赐钱帛、得到免解、免解一次、永免文解者，视为是没有被正式录取的童子。南宋用免解一次、永免文解远多于北宋，这也是南宋童子举越来越滥的原因。
　　若汪圣铎是对宋代全国童子举进行了勾勒，那么崔丽君的《宋代江西教育研究》里的附表C《宋代江西、福建童子举表》，无疑是对江西童子举截至目前比较清楚的研究。表中列了49人次童子举(实为47人次，有两次列重，同时把元丰七年1084年的三个童子举错为元祐七年1092年)，从1001年至1173年江西童子举30人次，饶州共21人次，抚州4人次，庐陵2人次，吉州、临江军、南康军各一次。值得注意的是，1124至1173年共江西童子举共23次，其中饶州19人次，这说明江西童子举在南宋时期这五十年里近乎两年中一次，饶州尤其多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三
　　为何饶州童子举多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呢?在分析其间社会经济因素之前，让我们来看欧阳修的女婿、元丰时的主客郎中庞元英，对彼时朝制变化所做的“一手实录”——《元杂昌录》里的记载。“四月初五日，礼部试饶州童子朱天锡，年十一，念周易、尚书、毛诗、周礼、礼记、论语、孟子凡七经，各五道，背全，通无一字少误者。是日侍郎召本曹郎官赴坐，左右观者数百人，此童讽诵自若，略无慑惧。后数日，召至睿思殿，赐五经出身。昔晏元献公名贯抚州，近年何正臣名占临江，皆童子举。江南多奇伟，亦山川之秀使然耶?”(卷第五P59，中华书局1958年版)《宋史》神宗本纪亦载朱天锡事，可见其有童子举在制度起复上的意义。同年十月四日朱天赐的堂兄朱天申年十二、十月二十七日抚州黄居仁年十二，均因能背诵包括上述诸书在内的经典，赐五经出身(同上书P65—66)。
　　庞元英虽然记录了三个童子举的人事，但他只在朱天锡这里花了一些闲笔。如“观者数百人，此童讽诵自若，略无慑惧”，充满现场感，并用钟灵毓秀来作结，他是否想起了王勃的“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藩之榻”?关于神童朱天锡最早的记载，就这样充满戏剧色彩。众所周知，轶闻趣事、娱乐八赴都是不长腿就能走，甚至能飞的。对此，当时的学者、文学家不乏记载，朱天锡所在地的官员浮梁令张景修，更是在其赴试之前写了一首《送朱天锡童子》的诗：
　　黄金满籯富有余，一经教子金不如。
　　君家有儿不肯娱，口诵七经随卷舒。
　　渥洼从来产龙驹，鸑鷟乃是真凤雏。
　　一朝过我父子俱，自称穷苦世为儒。
　　雪窗夜映孙康书，春陇昼荷儿宽锄。
　　翻然西入天子都，出门慷慨曳长裾。
　　神童之科今有无，谈经射策皆壮夫。
　　古来取士凡数涂，但愿一一令吹竽。
　　甘罗相秦理不诬，世人看取掌中珠。
　　折腰未便赋归欤，待君释褐还乡闾。
　　这首诗的文采与技巧都说不上多么好，事实上凡是称颂人的东西，堪称卓越的极少，因为谀词是不能动人心扉的。如杨万里《送刘童子》、《送李童子西归》、王迈《和毗陵傅知录送其侄得隽广童科》、浦寿宬《送刘童子试艺天京》，均无甚可观处。不过上面这首诗里已经让我们看出朱天锡虽然家境贫寒，但勤奋好学，背功了得，故张景修对他中童子举充满了期待。因为朱天锡是他们推荐的，搞砸了自己脸上也无光，因此说“待君释褐还乡闾”，等着你高中授官返乡的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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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朱天锡这样的神童中举都有演义性，是演义就如顾颉刚先生所说的历史有层累叠加的特点，只不过在演义这里是越传越神。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记张敏叔(景修)早年为其祖父幕客，好写诗。“元丰末，为饶州浮梁令，邑子朱天锡以神童应诏，景修作诗送之。天锡到阙，会忘取本州公据，为礼部所却，因击登闻鼓，院缴景修所送诗为证，神宗一见，大称赏之。翌日，以语宰相王禹玉，恨四方有遗才，即令召对。禹玉言不欲以一诗召人，恐长浮竞，不若俟其秩满赴部命之，遂止，令中书籍记姓名。比景修罢官任，神宗已升遐，亦云命矣。”(《石林诗话》P16，中华书局1991年版)这样的轶闻还有继续生长的能力，在同为江苏人的后学龚明之《中吴纪闻》卷三之“张敏叔”条里，亦有大致相同的表述。　　张景修写了几千首诗，号《张祠部集》，但真正传下来的并不多，而且连他生卒年至今仍是一团谜。只有这样的轶闻记载，与许景衡的《横塘集》里有十八首诗关涉他。庞元英说朱天锡当着几百人的面背诵经书时，毫无惧色。参以叶梦得的记载，到阙忘公据，敢击鼓缴张景修送诗以为证，也算是很有点胆魄的孩子了。宋神宗见朱天锡不凡，想进一步召对他，给其更多的荣耀，被宰相王禹玉“恐长浮竞”一语制止。本来期望能有更多的赏赐，无奈朱天锡运气没有接着延续，不久宋神宗去世。
　　即便如此，朱天锡的传奇，还是进一步引发了江西特别是饶州地区神童生产热潮，也可以藉此引发了我们对彼时神童产业链的思考。叶梦得作为紧邻江西的江苏人，在《避暑录话》里记载过江西两个有名的诗僧祖可、惠洪，甚至记载金兵侵宋以来，逃难的民众为了保全一家，让小儿不哭的方法，饶州逃难的路上都有这样的广告。“已酉冬，敌自江西犯饶、信，所在居民皆空城去，颠仆流离道上，而婴儿得此全活者甚多。乃知小术亦有足活人者，君子可不务其大乎?”(P165)但叶梦得对于饶信二州历史最有贡献的记载却是下面这一段：
　　饶州自元丰末，朱天锡以神童得官，俚俗争慕之。小儿不问如何，粗能念书，自五六岁即以次教之五经。以竹篮坐之木杪，绝其视听。教者预为价，终一经偿钱若干。昼夜苦之。中间此科久废。政和后稍复，于是亦偶有中者。流俗因言饶州出神童，然儿非其质，苦以至于死者，盖多于中也。(《避暑录话》卷二P128)
　　看了叶梦得这则重要记录后，让我马上想起张景修《送朱天锡童子》一诗。起首的“黄金满籯富有余，一经教子金不如”两句，道出了家长热心童子举的目的，就是把天才童子当作赚钱机器来使。士、农、工、商的价值排序，未必是这些阶层在实际生活的地位排序。比如商人再被看不起，不少人也比做农、工的，乃至比当士子的都有钱，有了钱可以购买那些无法用自己的地位取得的东西，除了那些被官方严肃规定，不能逾越的穿戴以及建筑等。商人被拥有话语权的官方与士子排斥，使得统治者以培植人才的科举考试，成了几乎是唯一被认可的购买方式。统治阶层作为唯一的买家，用科举考试作为议题与制度设置，使得所有的人才流向都往官方流动，所谓“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就是这个意思，社会控制与维稳的目的由此得以达成。
　　俚俗对神童争慕之的原因，当然是因为神童在那时成了一种致富捷径。小孩能背诵经书，甚至会做诗文，固然会被家人视为骄傲，也会被时人腾播于口。但如果没有神童中举，马上就能做官的现实刺激，那么就不会形成俚俗争慕之的热潮。就像没有考试加分的刺激，如今奥赛等培训项目，就不会形成如此庞大的市场。投入与产出的可见收益，使得家长、教师、书院乃至官学，成了一条共同生产神童的产业链。这些产业链上推波助澜的，还有所在地官员，不然张景修所写《送朱童子》还可以作为证明朱天锡身份的证据，就不好理解。礼部及皇帝的好处是什么呢?礼部证明神童资质的一个考试机构，其所考核过的神童，最后被皇帝看中的越多，越证明其运转正常且有效率，为国家输送了人才。
　　而皇帝呢，得人才实效的可能性倒不大——因为像杨亿、晏殊这样后来真正成才且有贡献的神童毕竟少见。四岁童子蔡伯希得官后，毫无作为，年八十还时常乞求政府照顾。正如俞文豹在《吹剑录外集》里说：“然以童科显者，百不二三;少聪慧长昏懵者，十常八九”(转引自汪圣铎《宋代的童子举》)——倒是得统治合法性和意识形态得以加固，就像考察神童刘晏时的宰相对皇帝所说的一样“国瑞”也。不要小看国瑞这种像征性的事情对统治合法性所带来的收益。由此看来，整个生产神童的利益链条已然形成。
　　由于神童产业已经成形，参与生产者特别是将来收益最大最直接的父母期望甚殷，于是不问资质怎么样就延请老师来教孩子苦学，昼夜背诵。老师也不管孩子的资质，只要家长愿意折腾，愿意出钱，他也不管孩子资质如何，只管与家长一起“昼夜苦之”。所以张景修咏“君家有儿不肯娱，口诵七经随卷舒”，对于朱天锡这样的穷孩子，或许是事实。但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不是孩子不肯娱，而是家长不让娱。在被强迫学习的过程中，根本做不到“口诵七经随卷舒”，也得不到学习的真正快感。不然就不会需要“以竹篮坐之木杪，绝其视听，昼夜苦之”了。中国式的学习，充满很多变态，可是我们不少人至今把变态做法，当作励志故事来传播，如“头悬梁，锥刺股”、“萤囊映雪”、“学海无涯苦作舟”等，似乎要把书读好，就一定要与快乐绝缘。把孩子悬吊(或绑扎在)树梢上的竹篮子里，不让他看到听到那些诱惑他的人事，好让他专心学习，用功背经，你能想像到这么充满“创意“且“优雅”的折磨方式么?若每个村庄树梢上到处都是这种情形的话，停歇树梢的鸟儿会暗想，我的天啊，我们鸟类怎么“进化”成这个样子了呢?
　　由于不管孩子资质如何，家长与老师都把孩子当作未来的神童来看待，这种看待带有很大的赌博性质，因为他们哪怕知道孩子并无神童资质，却经不住神童中举后巨大的利益收获，愿意来下赌注。既是赌注，必有输赢;既有输赢，必有投入如何减少风险的问题。全部七经教完才拿钱，老师感觉得太慢长太亏，即便物价不上涨，先拿到孩子能背七经后的收益进行投资与享受，也是很划算的事。但家长也不省油，他想我如果把教孩子背七经的钱预先全部支付给老师，那老师就没有教孩子的动力了，说不定我还要管老师你吃饭与住宿(或者年节时还得送礼)，何况我还要预付这笔可以挪作其它投资的不小费用呢?家长与博弈下来，就成了叶梦得所记载的“教者预为价，终一经偿钱若干”，家长分期付款，教师终一经即得“偿钱若干”，于是在时间与效率上都非常有动力。不过真正的主角亦即孩子不得参与意见，只有被“昼夜苦之”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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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由于年纪小，自己没有决定权，爱不爱学习，学习有没有快乐，都不能由自己来考虑。因为孩子只被当作被动的物品来看待，成为包括家长与老师在内神童产业链上最底层最受摆布的棋子。虽然真正成为神童中举后收益不菲，但成为废物乃至因此而致死的代价，却只有孩子自己付出最大，没有谁能够给你补偿。你成了废物，你的生活得自己过，还得帮父母养老;你死了，父母固然有所损失，但他们可以从头再生孩子，但对孩子来说，死亡使所有补偿变得毫无意义。朱天锡成神童做官，大约仿效者不少，因此童子举不久即废。1118年后恢复神童举，至叶梦得写《避暑录话》的1135年，查前述崔丽君表，饶州又中了五名。所以他说这是偶有中者，但“流俗因言饶州出神童，然儿非其质，苦以至于死者，盖多于中也”。饶州这样的神童“出产率”，在叶梦得看来都只是偶有中者，那么相邻地区苦至于死者，可能是不少的。　　四
　　来之前，南昌的朋友们接我到离阳明路、象山路、叠山路都不远的附近吃余干菜，想起明天要到谢枋得的家乡去演讲，有点令人兴奋。上饶弋阳南宋诗人谢枋得号叠山，是从南宋开始非常流行的蒙学读本《千家诗》的编者之一。这只是宋代江西文化繁盛的一个象征。有宋一代，江西所出状元共十一名，位列前矛。但更厉害的是，整个宋朝江西分别出了晏殊、欧阳修、王安石、洪适、周必大、江万里、文天祥这样的宰相及文人统治集团，在重地理与血缘的古代社会，这会使得江西人所受到的提携概率大大增加，夯实江西人互助的人脉与文脉土壤。从晏殊开始，江西文风之盛，令全国绝大部分地方望尘莫及。据夏汉宁等所著的《宋代江西文学家考录》，传世文学家1376人，排在浙江、福建之后，名列第三。
　　刘锡涛《江西宋代人才地理研究》(《井岗山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一文，其所据材料为雍正、光绪《江西通志》，造就了如下用表格论证的方式。“宋代江西书院分布状况表”列出书院264家(夏汉宁等的研究说有278家)，全国第一，而江西的前四位是饶州51家，洪州40家，吉州37家，信州30家。从“宋代江西籍人物著作分布状况表”来看，江西籍人物著作共计1786部，前四位分别是吉州325部，饶州306部，抚州276部，洪州213部。“《宋史》江西籍人物统计表”共列江西人240位，前四位分别是饶州45人，吉州42人，临江军25人，抚州与洪州各24人。“宋代江西进士分布状况表”，所列进士共5753人，前四位分别是饶州954位，吉州939位，抚州626人，洪州568人。从以上数据来看，饶州的文化实力在群雄并起的江西，算得上是领头羊，与它所盛产的神童数额，应该是匹配的。这说明浓厚的文化土壤与氛围，使得家长更加重视教育，从而造就了不少神童的出现。
　　关于江西文化为何在宋代特盛，饶州本地学者洪迈在其《容斋四笔》中，先是引抚州学者吴孝宗《余干县学记》概论宋代江西的情况：“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吴孝宗接着具体而微地分析了饶州的情形：“盖饶之为州，壤土肥而养生之物多，其民家富而户羡，蓄百金者不在富人之列，又当宽平无事之际，而天性好善。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其美如此。”今天江西有学者在评价夏汉宁等人著《宋代江西文学家考录》一书所取得的成果时说，“以鄱阳湖地域为核心、全面辐射的分布格局，并指出这种分布格局的形成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北民南迁有重要因果关系。交通便利，社会安定，农业、手工业发达，人口众多，学校、书院林立，科举发达成为江西文学在两宋崛起的重要经济基础和文化土壤”(宋磊《“文章之士，特盛于江西”——宋代地域文化与人才分布的一个特色》，《北京日报》2012年5月28日)。我觉得用这段话来解释包括饶州在内的江西神童之多的外在原因，也是比较靠谱的。
　　对于宋代江西特别饶州为何盛神童，除上述原因外，叶梦得在《避暑录话》里的分析值得我们拈出来特别申说。杨亿与晏殊是宋代神童中的特例，早岁颖异，亦是及长以后文才与政声并著的人。“元献十四岁，文公十一岁，真宗皆亲试以九经，不遗一字。此岂人力可至哉!神童不试文字，二公既警绝，乃复命试以诗赋。元献题目适其素尝习者，自陈请易之。文公初试，一赋立成，继又请，至五赋乃已，皆古所未闻也”(卷二P128)。按记载，杨亿与晏殊是真有才能，才能如此诚实而经得住考验。“观元献不以素所习题自隐，文公不以一赋适成自幸，童子如此，他日岂有不成大器者乎?”(卷四167)在叶梦得看来，杨、晏二人诚实无欺，的确有真材实料，观之一生而前后自洽，而其他不少参加童子举者却并非如此。
　　熙宁四年(1071年)王安石改革科举考试，废除明经、诸科，罢诗赋、帖经、墨义，主张以策论取士，为的是从中找到通经术、明时务的人才。但这种代圣立言的方式，更多的时候是为了改变“异论纷然”，完成儒家经术义理统一思想的使命。接着王安石将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的“三舍法”，由外而内至上舍，下等免解，中等免礼部试，上等予官，其实是学校教育(地方官学与太学均如此)成了选官制度的一部分，因此在绍圣中，曾一度因此法而废科举。故叶梦得说：“大观行三舍法，至政和初，小人规时好者谬言学校作成人材已能如三代，乃以童子能诵书者为小子有造，此殆近俳，而执事者乐闻之。凡有以闻，悉命之官，以成其说。故下俚庸俗之父兄幸于苟得，每苦其子弟以为市。此岂复更有人才哉!”(卷四 P167—168)
　　叶梦得当然不能直接说皇帝有什么问题，只是说具体操办童子举的人有问题。三舍法本非选官制度的正途，既降低了标准，复以“作成人材已能如三代”为饰，得“人材”就比较容易了，因之以“小子能诵书者为小子有造”便泛滥起来。凡听说哪个童子能诵读点经书，就给他官当，以便那些操办者好自圆其说，学校作成人材之效已达三代。一般人家才不管你是不是选材很严，只要自家孩子能得官家的看中，便“幸于苟得”。正因这样，童子举的事变成父兄带着自家子弟到处兜售的行为，所以叶梦得认为这像倡优一样不足取。“宣和末，余在蔡与许，见江外以童子入贡者数辈，率一老书生挟二三人持状立庭下求试，以倡优经过而献艺者略等。初亦怪，抱之，使升堂坐定，问之，乃志在得公厨数十千为路费尔，为之怅然。后或因之有得官者，今莫之皆安在?理固然也。”(卷四P168)求试却是为要路费，这和耍猴要钱的把戏真没有太大的区别了，所以叶梦得说与献艺略等，并非诬妄之辞。这样滥得的官，于国家之治平、民众之福祉何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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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天祥、刘辰翁的老师，江西庐陵人欧阳守道曾为自己本土能背诵经典的胡童子写《送胡童子序》，为其赴试壮行色。同时在《送刘童子序》里说：“吾庐陵每岁中童子选者常居四方十之二三，而能文者亦时有之，国家人才之盛，至于童子，颖拔相望，盖文盛极矣。二刘童子前年叔侄同以记诵中，而后皆以能文，其一尚在十岁之内，今又以文试。吾知试之必高选也”(见欧阳守道《巽斋文集》，转引自汪圣铎《宋代的童子举》)。其实欧阳守道先生去世不几年，南宋王朝就覆亡了。所谓的“国家人才之盛”是否事实，姑不论，即使真有人才之盛，也难挽一个偏安到末年、百孔千疮的衰弱王朝。好在宋代江西文化的繁盛，并没有随着一个王朝的覆亡而完全湮没，但那些轰动当时的神童们，却是大多不为世人所知了。　　2014年11月26至28日于成都，28日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