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与“死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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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与“死磕”

徐迅雷

    北京市民刘巍和王宇，为20元较上了真儿，想要讨一个说法。这两位女性，找到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公司，找到北京市政府、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和市审计局，请求公开公交一卡通20元押金的明细和用途。6年来，盯住这20元押金的一轮轮较真，就像一场接力长跑，尽管问题还没得到解决；这些较真的人认为：作为公民，“有义务一查到底”。

    是的，小账本，大问题。别看每张一卡通押金只有20元，可北京市先后已发放了4000万张，押金总额高达8亿元，仅押金的年利息就高达2800万元。而这20元押金的收取与使用，以及其产生的利息的“下落”也太不透明了。那些有着公民意识和公民责任感、有着“牛虻”精神的北京市民，选择了“死磕”，不给说法，就一直紧紧扭住不放。

    面对公共事务，不少人选择的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如果都没有人站出来发声，那就如同万马齐喑；如果都没有人行动起来，那必然就是死气沉沉。好在越来越多的公民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哪怕在一个地方只有“一个人在战斗”。最近让人很钦佩的是青岛姑娘潘琦，她以普通市民的身份，质疑青岛的种树工程，要问一问大规模种树到底合不合理；她到施工现场调查树的成本，她致电政府追问种树方案的决策过程，她的温和的言行，呈现出更为强大的公民力量。青岛市政府自今年3月启动了耗资40亿元的“增绿行动”，要把海滨城市打造成“森林城市”，第一个月就一口气种下了180万棵树。这些钱都来自纳税人，作为纳税的公民，“种树问个为什么”，多么正常、多么必要的事情！

    作为公民的潘琦有句妙语：“理想是不能当饭吃，但没理想，我吃饭不香！”个人理想是重要的，潘琦的“公共理想”则更为可贵。个人与公共利益、公共事务之间的关系，大致有三种情况：与自己利益直接相关，与自己利益只有间接关系而无直接关系，与自己利益压根就没有关系。涉及自己直接利益的，有言有行、奔走呼告，这很正常；如果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能够行动起来，这多么可贵！市民潘琦与本市种树，仅仅只有间接关系，她完全可以“高高挂起”、熟视无睹，但她没有那样做，公共幸福，需要她那样的“公共理想”。

    公民无觉醒，改革无动力；公民无行动，社会无进步。公民，只有公民，才是社会进步的真正动力。公民社会，正是由无数的公民所组成的。一个地方，应该为出现优秀的公民而高兴，正是他们在帮助政府修正错误、实现进步。

    公民为权利利益而“死磕”的精神，就是一种“韧”的精神。不久前，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发布2011年度公民社会十大事件，乌坎行动、郭美美风波被列为头两位，其中乌坎行动以45票全票通过而位列榜首——这些公民社会的事件，因为众多公民的坚持不懈而取得成就，这不仅反映出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更反映出为权利而奋争的坚韧的“死磕”精神。

    公共利益永远是个中轴，公民与制度、德治与法治、民主与宪政、理想与务实，构成了一个个“螺旋体”，其中有了“公民意识”这一灵魂，那么公民与国家、个体与共同体之间，才有真正的和谐共生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