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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经典的意义
解玺璋
大卫"邓比是美国的一个影评人,他在48岁那年重返大学校园,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名学生。他在《伟大的书》——这是他重读大学的重要成果——中解释这种行为,是因为妻子的一个建议:“要是你对这件事这么生气的话,何不再去上一次哥伦比亚的课?”大卫的妻子,凯瑟琳"夏安,正坐在他们纽约的公寓里读书,膝上伏着一只猫,快乐地发出呼噜声,主人全神贯注在她的书里,一连几小时搔着猫的头。她说的“这件事”,是指当年发生在美国知识界的一场争论,即如何对待西方传统“经典”——是神圣不可侵犯,还是狗屁不是!这些经典作品中到底有些什么东西?居然能使激进派勃然大怒,恶语相加;又使保守派趾高气扬,志得意满!邓比因此被搞得义愤填膺,却又困惑不已。他接受了妻子的建议,因为,按照她的办法,“问题的解决之道确是近在咫尺,位于曼哈顿西侧的哥伦比亚离我的公寓只有两英里路”。
此外,邓比还发现,自己也“正在经历某种危机”,而这种危机,“使得这计划或许变得比我从前以为的还要有必要”。什么危机呢?他说:“我被铸进现代‘活在媒体里’的模子中……我觉得我读过的、懂得的东西在流失。我有的是缺乏知识的资讯、缺乏原则的意见、缺乏信念的本能。”每个人都生活在媒体里,如果说,这就是邓比所谓危机的话,那么,他指的正是那种面对媒体的疲惫感。他寻找解决危机的办法,仍然是“认真地阅读”;在他看来,读书“或许可以终止我被媒体吸纳的生活,让我重新找到方向”。
所以,《伟大的书》首先不是一本指导我们如何阅读经典的书,而是一本探讨为何要阅读经典的书。他要我们思考,经典究竟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如果说这本书对当下的我们确有针对性或现实意义的话,恐怕就表现在无论是我个人还是我们大家,都面对着邓比曾经面对的问题。巧的是,很多年来,我也一直做着影评人的工作,也曾陷入一种厌倦的情绪,也并非是对电影或影评感到厌倦,而是厌倦于那样一种“镜像社会”的生活氛围,一种被表征和幻象所塑造的、使人得不到真实感的生活。读这本书,我得到一些启发,我想,我虽然没有条件再回大学重读某一门课程,但我可以尽量做到,以平心静气的阅读,抵抗“生活在媒体中”对人的异化。
这只是就我个人而言。看一看我们周围,患有此症的也不在少数。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关于“国学”的争论,关于“阅读经典”的争论,几乎就是十几年前发生在美国的那场论战的翻版。无论是支持或反对阅读经典,尤其是国学典籍的,都在实际上离他们所讨论的这些书——文学、哲学、历史的作品——特别远。比如四书五经,它们毫无疑问既是国学,也是经典,但它们真如某些人所言是邪恶的根源,或者如另外一些人所言,是民族精神的源泉或21世纪的希望吗?得到真实答案的最好办法,就是带着今天所遇到的问题,把这些书认真地读一遍。《伟大的书》很有启示性的一点,就在于他的重读经典,不是单纯的怀旧,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从现实出发,寻找经典和现实的联接点。这是一种积极的读书态度。也就是说,我们阅读经典,目的还是解决今天的问题。经典对于我们还有意义,也是因为它能够解决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比如他读霍布斯与洛克,讨论的却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社群的权利问题,即参与公民事务的观念在今天这个笼罩着个人主义神话的时代,还有什么意义?总之,这是一本很有实用价值的书,却又超越了实用性,表现出睿智的感悟和思考。他提醒我们,阅读经典,可以使我们重新获得精神的健康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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