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调查研究”方式也需要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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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调查研究”方式也需要超越

         ——陈嘉映《哲学 科学 常识》读书笔记（30）

                      王晓春

  

……对近代哲学—科学影响更大的，不是通过旅行和探险见到了更多的新事物，而是通过新仪器和实验手段发现了更多的新事物。近代科学的眼光不限于我们平常能够经验到的事物，多种多样的仪器和实验显示出我们平常经验不到的现象。这和近代科学与古代科学—哲学的一个显著的不同之处。……

望远镜、显微镜、温度计、气压计、抽气机、钟摆被相继制造出来。旧理论越来越不足解释由新仪器、新机器发现的新现象。

（陈嘉映：《哲学 科学 常识》东方出版社2007年2月第一版  104—105页 ）

    我读了这两段话，想起了中医和西医的差别。西医有大量的诊断仪器和手段，而且发展神速。记得我年青的时候，根本没有什么B超，脑血流图，好像也没有心电图一说。那时体检，量量血压，验验血，用听诊器听听心脏，再照个X光透视，就不错了。当然，医生还要按按你的肚子，搞得你直想笑。现如今医生和病人见面，没说几句就给你开几个单子，然后你就去拜访各种仪器，让它们把你看个“暴露无遗”，在此基础上，医生才能诊断。所以我常常怀疑这究竟是医生给我做的诊断，还是机器给我做的诊断。我相信西医离开了诊疗器械，会一个比一个傻（这是西医的一种弊端）。

    可是每到体检的时候，不管如何力挺中医的人，也还是走西医的路子，去会见这些仪器。为什么？因为中医的诊疗手段实在太少了，“望闻问切”而已，且千百年来没有什么变化，得出来的结论也难以明白。比如他说我“内热”，我就想不清楚究竟什么地方“热”，热到什么程度。他一说我一听而已。也许他真明白？反正我弱智。

     毛泽东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极其经典。与中医相比较，西医把重点放在“调查研究”上，他们创造了很多很多“调查研究”工具（医疗器械），所以，他们对人体的发言权就比较大。西方人有一种非把人体彻底搞清楚不可的冲动，不像我们，知道个大概其就行了。陶渊明说过：好读书不求甚解。“不求甚解”四字，活脱脱勾勒出了中国人的习惯思维方式（可能这也与汉字的特点有关）。在这种思维方式下，要产生科学是很难的。所以像基因（基因太重要了）这种东西，它根本就在我们传统思路的视野之外。

    三句话不离本行，我们再来看教育。教师是如何了解自己的教育对象的？我们有哪些“诊疗”手段？一观察，二询问，三打听，四看材料，如此而已，而且千百年来没有什么变化和进展，就是说，今日教师了解学生的手段，与孔夫子那时并无多大差别。这与中医的“望闻问切”何其相似！西方则出现了智商测验，人格测验，解梦，词语联想，早期记忆分析等多种“调查研究”方式。我们的教育，说得难听点，其主要特点恰恰是和毛主席的意见唱反调的——“没有调查，却垄断发言权”。大部分教师对深入了解学生并无兴趣，他们所关心的只是一件事，如何按主观愿望“管住”学生、“安排”学生。所以教师提问，几乎全是问“怎么办”，极少有问“为什么”的，那个姿态就是急着要“办”学生，而不想知道学生究竟在想什么。恕我直言，这种思路，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已经碰得教师满头是包了。必须加以调整，闯出新路，让教育走向科学。（当然，超越旧方式并不是说要完全抛弃旧方式，西医有那么多仪器，医生有时也还是要按按你的肚子，仪器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拙著《给教师一件新武器》，就是尝试寻找一些新的、科学的、超越“望闻问切”的“调查研究”方式，以便教师更准确地了解学生，减少工作的盲目性。（2009，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