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书房放牧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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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书房放牧自己
发表时间：2015-05-04　　　来源：新京报

　　我长大后要成为一本书……如果不是在这里，那么则在其他某个国家，在某一座城市，在某个偏远的图书馆，在某个被上帝遗弃了的书架的角落。
　　我猛然意识到，写作的世界并非依赖米兰或伦敦，而是始终围绕着正在写作的那只手，这只手就在你写作的地方：你身在哪里，哪里就是世界中心。
　　——奥兹

《爱与黑暗的故事》　作者：阿摩斯·奥兹　译林出版社　2007年8月

《我的疯狂世纪》　作者：伊·凡·克里玛　花城出版社　　2014年11月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在书的林子里游荡，如同放牧自己。

　　每个好的作家最后都会变成一本书，一本好书比一个作家活得长久，这是作家最好的归宿。
　　书是反时间的，它可以战胜时间，可以在时间中逆向行驶。时间几乎可以隔开一切，隔开故园，骨肉，至爱亲朋，却不可以阻隔作者与读者，他们可以越过任何时间点彼此相遇，书是最靠得住的友人。
　　立在书架上的和挤在各个角落的友人们，只要风还在我窗前过往，我就会把季节的流变告诉你们。
　　博尔赫斯认为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上帝慷慨给了他一座图书馆，却把他的视力给夺走了。在那样的天堂里，博尔赫斯是不是幸福，我不敢深究。鉴于上帝的天性，我不奢望图书馆，我以为天堂是一间自己的书房，哪怕只有几个平米。
　　在我年少的时节，这样的天堂并没有出现在我的梦中，那时候的世界荒芜如同沙漠，梦倒是会做的，但只会梦想一本书，一本偶然听说却无法求得的书，或是一本自己凭空想象的书，就像徒步在茫茫沙海的人，渴望看见一棵树。我的梦是迟钝的，当我得到一本书，再一本书之后，才会梦见书架，有了一个小书架，才会梦见一面书架并立的墙，而梦见书房，则是中年以后的事情了。记得一位我很尊重的文学前辈迁往新居的时候，我和几个朋友去看他。他慨叹道，直到人都退休了，才有自己的书房。那时我多么羡慕他的书房，但我看见他的眼睛是黯淡的。
　　学者的书房可专用于做学问，对我而言，那只是一个自己的角落，可以安放自己的心灵。志趣不同的人，阅读的方式自然也各个不同。早年听一位朋友讲到胡适先生要求自己的“刻读”，这大概是做大学问所必需的，学问家确实需要有一个大的阅读量给自己垫底，在单位时间里，比如说一天，必须读完一本书，这是每天的功课。我也试验过一阵，发现自己就不是做学问的料，只好又堕落回自己的慢节奏里。抛开了做学问的企图，读书就成了个人的喜好，个人的生活方式，在书的林子里游荡，如同放牧自己。喜欢一本书就是喜欢，心里一阵阵回应，看了可以再看，若是不合自己的趣味，丢到一边就是了，也用不着寻出那么些不喜欢的道理。
　　现在我真的有了一间自己的书房，非常好，六平方米，还有一个南向的窗子。先知和智者们安静地在书架上立着，随时可以走下来与我倾谈。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卓越的头脑，最优异的艺术天赋，却没有一个会耍天才的坏脾气，对我都很耐烦，诚挚。抱歉的是，我这里太小太挤，他们彼此挨靠，从书脊上露出睿智的眼睛，犹如过于密集的星辰。许多时候只要望着这些星辰，便觉得世界辽阔，能够深吸一口新鲜氧气。
　　前往看望作者　　
    越过任何时间点彼此相遇
　　以色列作家奥兹说，他小时候的希望是长大做一本书，不是一个作家，而是一本书，因为一本书不像一个作家那样容易被杀死。现在他已经是一本书，站在我的书架上。每个好的作家最后都会变成一本书，一本好书比一个作家活得长久，这是作家最好的归宿。书是反时间的，它可以战胜时间，可以在时间中逆向行驶。时间几乎可以隔开一切，隔开故园，骨肉，至爱亲朋，却不可以阻隔作者与读者，他们可以越过任何时间点彼此相遇，书是最靠得住的友人。而空间在现时代已经不成障碍，无论以古典的方式，还是现代的方式，书都可以漂过千里万里，找到它的知己。
　　因为愚鲁，我错过了不知多少好书，让它们在书架上白白待了十年，二十年，但它们并不因此而背弃我，它们就在那里沉默地等着，冷冷地看我忙那些它们不屑于谈论的事，有时会让我背脊冷飕飕的。直到有一天我发现它们，发现它们几十年前或一百年前已经预知了我的困扰，懊恼和痛悔的当然只能是我。我的这些不死的友人们，全都是我的畏友，我每日里想的做的，全都瞒不过他们。至于那些糟糕的书，作者写它们的目的当初就不在书本身，作者想必已经各得其所，那些书也就归于它们该去的去处，我们无需谈论。
　　是否要见见下蛋的母鸡，我的兴趣不大。通过阅读认识一位作者，是最直接也最深入的方式，通常来说，他们的所思所想都写在书中了，他们最好的状态也在书写之中，想要对他们多了解一点，最好的办法是多读一点。他们不会让要紧的东西白白在脑子里晃，单等着你进见的时候独独告诉你，除非你是布罗德，等在路上是要与卡夫卡相见。幸亏卡夫卡有了这样一位生前好友，要不然他的手稿就全部葬身火海，我们就永远读不到卡夫卡了。那将是我们巨大的损失，而更为悲剧的是，我们甚至不会知道自己蒙受了损失。
　　另一种情况是作者的生存环境特别残酷，他写下来了，却不能出版，或者根本不能够写下来，那些要紧的东西只能埋在他的脑子里。像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写下的诗，只能由亲朋背下来，然后把纸片烧掉。这种情况下，前往看望一个作者才是必要的，而做这样一个读者真需要巨大的勇气。
　　和作者谈谈
　　是的，克里玛，直率地说吧
　　当然有时候我也会想与作者谈谈，譬如刚刚读过克里玛的《我的疯狂世纪》，有些事情就在我心中萦绕不去。这是克里玛的回忆录的第一部，从他的童年写到1967年，他一生的这前36年大约可以分为三个段落，起先他作为一个犹太孩子在纳粹的集中营里，苏联红军打赢了战争将他解救出来，这是A点。而后苏联的体制也进入了捷克，他在这个体制里逐步上升，得以跻身名流，进入那个奢华的城堡写他的小说，这是B点。而后他的思想发生变化，终至被执政党开除党籍，这是C点。
　　克里玛在书中写到，曾经有一位美国记者采访他时，很直率地问了一个大部分人都不好意思问的问题：为什么你的同龄人都死在了泰雷津，而你却活了下来？我如果见到克里玛，我想问的是，从A点上升到B点的路途，可否说得详尽一点？这种问题当然不应该拿来问一个不幸的弱者，但一个得到命运眷顾的强者，一个人生的赢家是可以也应该面对的。我想问克里玛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我对自己的审视，前不久我偶尔参加了一个校友聚会，发现那基本就是一个红色后代的聚会。入校那年我9岁，我还以为自己赢了一场考试，挺不错的，五十年后才明白，考试的背后其实别有筛选的规则，这样的机会总是给体制里面的特定人群预备的，别人根本就不会有。
　　我在我生活的时代里属于“红五类”阶层，克里玛在他生活的时代里也属于相似的一群，我们得到了许多别人得不到的利益，我们不是无辜的。是的，克里玛，直率地说吧，从A点上升到B点，你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当你作为一个叛徒，逃出螺丝钉的宿命，也被体制踢了出来，特别是，当你老了，功成名就，尘埃落定，也可以自由言说了，回头审视自己的一生，你怎样看待自己早年的那一段上升？名流们对有些事总是语焉不详，我们见得多了，之所以要钉在这里问你，是因为我以为你应该与他们不同。
　　请留下我的眼睛
　　令人难过的是，即使有了瞬间穿越万里空间的种种现代技术，却还是有很多的好书不能来到这里，那些我期待又期待的友人，那些我无从得知的友人，可以走遍世界，却就是不能与我相遇。
　　谷雨那天下了一场冰雹，当时以为天要倾塌，今天看见天还在。我书房的窗子透进黯淡的光，这大约就叫做春光。几年前，还有一株活在水杯里的绿叶植物摆在窗台上，现在那里已经没有它的位置。立在书架上的和挤在各个角落的友人们，只要风还在我窗前过往，我就会把季节的流变告诉你们。是的，是的，任何所得都需要代价，一间自己的书房当然也需要代价，我的眼睛显然已经不如从前，很容易疲倦。但是上帝啊，你可以从我这里拿走任何东西，我只求你一件事，留下我的眼睛。（筱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