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王鼎钧《昨日的云》第四章 回想起来,我并非大老师的好学生。那时,人人称赞我的作文好,大老师却说不然。 那时我们爱写抒情的散文,所抒之情,为一种没有来由的愁苦怅惘,不免时时坠入伤春悲秋的滥调。那是当时的文艺流行病,我们都受到感染,而我的“病情”最严重。 那时,我已经觉察国家危难,家境衰落,青年没有出路,时时“悲从中来”,所以不能免疫。 “愁苦之词易工”,我那时偶有佳作,受人称道,只有大老师告诉我们,这样写永远写不出好文章。 他老人家说,文章不是坐在屋子里挖空心思产生,要走出去看,走出去听,从天地间找文章。 天下这么多人你不看,这么多声音你不听,一个人穷思冥索,想来想去都是别人的文章,只能拼凑别人的文句成为自己的文章,这是下乘。 他老人家最反对当时流行的“新文艺腔调”,例如写月夜:“一轮皎洁的明月,挂在蔚蓝色的天空,照着我孤独的影子。”例如写春天:“光阴似流水般的逝去,一转眼间,桃花开了,桃花又谢了,世事无常,人生如梦。”当时,这种腔调充斥在模范作文或作文描写辞典之类的书里。他不准我们看这些书。 他老人家说,说书人有一种反复使用的“套子”,死学活用。说书说到官宦之家,大门什么样子,二门什么样子,客厅里挂着什么字画,摆着什么家具,有一套现成的说法,这一套可以用在张员外家,也可以用在李员外家;可以用在这部书里,也可以用在另一部书里。作文一定要抛弃你已有的“套子”。 依他老人家的看法,学文言文和学白话文,方法大有分别。学文言是学另外一套语言,那套语言只存在于书本里,在别人的文章里。你必须熟读那些文章,背诵那些文章,才可以掌握那一套语言。你写文言文的时候,先要想一想你能够背诵的那些句子,把它从别人的文章里搬过来使用。你写的文言文是用古人的句子编联而成,颇似旧诗的集句。 那时去古未远,大家对学习文言的过程记忆犹新,自然拿来用它学习白话文学。可是大老师认为这是歧途,白话文学的根源不在书本里,在生活里,在你每天说的话里,不仅如此,在大众的生活里,在大众每天说的话里。 回想起来,大老师这番教导出于正统的写实主义,是堂堂正正的作家之路,对我们期望殷切,溢于言表。可是,那时候,我并没有完全了解他的意思,我相信,别的同学也没有听懂。 回想起来,这段话,也许是说给我一个人听的吧?遍数当年全班同学,再没有像我这样醉心作文的。 可是,那时,我完全没有照他的话去做。 他说,文笔一定要简洁。 国文课本里有这么一个故事:敌人占据了我们的城池,我军准备反攻,派一个爱国的少年侦察敌情。这少年在午夜时分爬上城头,“看见月色非常皎洁”。 看见月色非常皎洁!全课课文只有这一句写景,大老师称赞这一句写得恰到好处。为什么到了城头才发现月色皎洁?因为这时他需要月色照明,好看清楚城里敌人的动静。他说,倘若由俗手来写,恐怕又是“一轮皎洁的明月挂在蔚蓝色的天空”,一大串拖泥带水的文字。 受降城上月如霜!月如霜三个字干净利落,用不着多说。 他老人家的这番训诲,我倒觉得不难。我把这种写法首先用在日记上。我记下,参加一个亲人的葬礼,“四周都是哭红了的眼睛”,大老师给我密圈。我记下,有一天因事早起,“星尚明,月未落,寒露满地,鸦雀无声”,大老师又给我密圈。 通常,学生的作文都很短,老师总是鼓励大家写得长些。有一次,大老师出题目要我们比赛谁写得又好又短。题目是”我家的猫”。我写的是—— 我家的猫是一只灰色的狸猫,是三岁的母猫,是会捉自己的尾巴不会捉老鼠的猫,是你在家里的时候它在你脚前打滚儿、你不在家的时候它在厨房里偷嘴的猫,是一只每天挺胸昂首出去、垂头丧气的回来的猫。你说,这到底是一只什么猫? 据说,大老师看到我的作文时微微一笑:“这孩子的文章有救了。”作文簿在老师们手上传来传去,有人认为“的猫”两个字太多了,删掉比较好;也有人主张“的猫”很有趣,而且扣题,题目就是“我家的猫”嘛! 在那一段日子里,我对作文又爱又怕,怕我那些“妙手偶得”的佳句不能通过大老师的检验。有一次,我在作文簿上写道: 时间的列车,载着离愁别绪,越过惊蛰,越过春分,来到叫做清明的一站。 大老师对这段文字未加改动,也未加圈点,他在发还作文簿的时候淡淡的对我说:“+++++这是花腔,不如老老实实的说清明到了。” 又有一次,我写的是: 金风玉露的中秋已过,天高气爽的重阳未至。 他老人家毫不留情的画上了红杠子,在旁边改成“今年八月”。 回想起来,大老师提倡质朴,反对矫饰,重视内容。他朝我这棵文学小草不断的浇冷水,小草受了冷水的滋润,不断的生长。这一番教导对我的影响太大、太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