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宣传片抄袭门：中国最有创新能力的机构怎么了？

教师之友网

复旦宣传片抄袭门：中国最有创新能力的机构怎么了？

2015-05-29

来源:团结湖参考作者:曾炜

如果一个社会大量的涌现各类山寨产品，久而久之形成一种山寨的风气和文化，就不得不让人担忧了。事实上，今天的中国，就充斥着各种山寨的电视节目、电子产品、奢侈品、日常用品，俨然已经成为山寨大国。

　　原题：复旦宣传片抄袭，一次“自我招致”的山寨
　　中国人被人嘲笑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不是一天两天了。早在18世纪，那些对中国充满了好奇和崇敬的启蒙哲学家，比如伏尔泰，便认为中国人虽然心灵手巧、擅长手工艺，但也喜欢山寨和模仿。最近一次嘲笑中国人的，是惠普的前CEO、现在的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卡莉•费奥里娜。她是这样说得：“中国人考试没问题，但他们就不会创新，很缺乏想象力。他们不创业，他们不创新，所以他们现在来窃取我们的知识产权。”
　　这话传到了中国，不少人很生气，认为这是辱华言论。还有人表示不服，说咱们的应试教育是有点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就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比如，2014年赴美留学的中国人将近50万，如果说中国人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那这些人在一个崇尚创造力的地方，表现肯定会很差。可事实是，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表现可圈可点，而且真的不是“学霸”两个字能概括的。
　　费奥里娜的错误在于，明明是由于特定的环境因素，中国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没有发挥出来，她却偏说得好像中国人在这方面的能力天生就不行。这就好比一个农村孩子，到了城里，不知道红绿灯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怎么坐电梯，但你不能因此说他天生就是“笨”。中国人不是天生就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而是有些因素在阻碍它们发挥出来。这些因素到底是什么呢?看看复旦大学这个例子或许能找到部分答案。
　　就在留学生为国人“争面子”之际，复旦大学的一个宣传片却被曝出抄袭丑闻，让人难堪。事情是这样的，5月27日，复旦大学发布了一个官方的宣传片《To My Light》，用来庆祝110周年校庆。名字挺酷的，拍得也挺好，很多网友都点赞了。但赞美还没到一天时间呢，眼尖的网友就发现，这宣传片跟日本东京大学2014年的宣传片《Explorer》有诸多相似之处，创意、取景、形式也太雷同了，基本可以认定为抄袭。当然，复旦大学官方没有承认，只是说会有新的宣传片出来替代这个，现在这视频在很多网站也已经下线了。最新的消息是，该宣传片的制片人坦承“参考”，并表示接受大家的批评。
　　抄袭、模仿或山寨，偶尔出现一两次，问题不大。可如果一个社会大量的涌现各类山寨产品，久而久之形成一种山寨的风气和文化，就不得不让人担忧了。事实上，今天的中国，就充斥着各种山寨的电视节目、电子产品、奢侈品、日常用品，俨然已经成为山寨大国。在创新能力相对较弱的时期，山寨或者说模仿，可以抵消一部分强势力量的垄断压力，也能满足一部分低端市场的需求。比如山寨手机，由于价格便宜、外放声音够大，还能当手电筒用，虽然造型难看点，却很好地满足了一部分买不起品牌手机的人群需求。另外，任何创新也不是凭空蹦出来的，都得从模仿起家。模仿和创新并非天然对立，创造出新的元素，需要在熟悉已有的元素的基础之上。
　　可以说，市场经济的起步阶段，人们对于山寨产品有一定的需求和容忍力。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鼓励放弃创新的努力，心安理得地活在山寨王国里。这样只会永远落后于人，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跑，掌握不了核心技术。尤其是在市场经济趋于成熟和完善之际，更需要斩断这种习惯于投机取巧的山寨恶习。
　　复旦大学这次的宣传片，被指责抄袭，引起的失望情绪不同以往。看看网友的评论就知道，基本是一边倒的批评、讽刺和谩骂，即使是复旦大学本校的毕业生也表示很失望。这当然首先是因为复旦这个牌子，它是中国最好最顶尖的大学之一，本身就代表着活力和创新。一个人才济济的顶尖大学，怎么可能连一个宣传片也要抄袭。如果说中国最有创新能力的机构也习惯了山寨，那其他的机构怎么样，不敢想象。另外，宣传片代表的是一个学校的形象和脸面，也不存在和市场上其他同类产品竞争的压力，完全没必要抄袭、更不能抄袭，否则必然被人耻笑和羞辱啊。
　　事实是，一次没有借口也没有任何必要的抄袭，却还是发生了。康德以前给启蒙下定义的时候，提到一个词，叫做“自我招致”。他说所谓的启蒙，就是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智，摆脱自我招致的不成熟。啥叫自我招致呢?就是如果不成熟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缺乏运用自己理智的决心和勇气，那么这种不成熟就是自我招致的。有两个理由经常阻碍人们的决心和勇气，一是因为懒惰，二是因为长期服从权威力量而形成的习惯。这次复旦大学的抄袭也是如此，完全是“自我招致”的，它本应该具备这方面的能力，要么是因为懒惰，自己不愿意再动脑子，怀着侥幸心理照搬照抄;要么是因为没有主见，觉得有权威的好视频在，自己再也做不出更好的了。
　　山寨这玩意，再怎么给它找理由，它也只能属于某种过渡期的产物，对它不能形成依赖，更不能因此形成某种难以改正的恶习。从复旦大学的这次抄袭来看，山寨的惯性力量显然很大，连最有创新潜力的机构，也难以幸免。其实，理性也好、创造力也罢，都源自一种执着的信念，即一种相信自己有能力认识和改变这个世界的信念。说起来吊诡，这种信念有时候就类似于一种宗教般的情感。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无处不在的应试教育思维、那种只给指令不容讨论的家庭环境，以及爱走小道的世故圆滑，却始终在压制这种信念的成长。


复旦回应宣传片涉嫌“毫秒级”抄袭：参考过

2015-05-30 [小 大] 作者：澎湃新闻 来源: 澎湃新闻2015年5月29日

复旦大学5月27日110周年校庆之际发布了新版形象片《To My Light》（测试版）, 根据复旦大学一名校友的真实经历改编。她是复旦大学力学系毕业生，目前是中国商飞公司民用飞机试飞中心仅有的两名女性试飞工程师之一。 但这部短片发布之后，有网友指责与东京大学的宣传片有雷同之处，澎湃新闻对话了宣传片制片人滕育栋。 澎湃新闻：为什么要拍摄这部宣传片？ 滕育栋：我们从媒体的报道上看到了该名校友的故事。2014年1月6日，中青报刊发整版报道《把危险试遍——中国第一支民用飞机试飞工程师团队揭秘》。新民晚报在2014年5月也作了题为《上海女孩的试飞故事》的报道。我们收集到了她的事迹，觉得挺赞的。于是和她取得了联系。和她进一步接触后，发现其事迹很有冲击力，很不容易，可以为其量身定做一部片子。 澎湃新闻：请具体谈一下这部宣传片的制作过程。 滕育栋： 2015年2月，我们进行了剧本的创作，女主人公的经历是独一无二，她的事迹也是独一无二的。在剧本创作时，团队采用三段式的故事来丰富剧情，包括飞机实验、校园回忆、试飞成功。剧本创作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构思完成后，摄制团队看了全球二十多所高校的宣传片和几家著名的广告公司的广告片，其中就有东京大学。我们的短片从2015年4月份开始拍摄，因题材类似，摄制团队比较多地参考了东大短片的叙事方式和表现手法。对此，考虑到剧本改编自真人真事，且试飞的悬念、时空的错位、主角与老先生们的深度互动等等，都是东大宣传片没有的，因此我们没有改变拍摄计划。现在看来，当初的认识显然是错误的。由于我们选择画质较高的4K技术拍摄，剪辑进度比较慢。因为赶时间想尽快做出来，在送审时，没有向学校有关部门全面汇报拍摄的过程和背景情况。 澎湃新闻：面对校友、网友的批评甚至谩骂，你的态度是什么？ 滕育栋：我必须负起责任，坦诚地接受校友们和所有关心复旦的人的批评和质疑，并随时准备接受应有的处理。作为制片人，我对这部片子对学校声誉造成的伤害深感自责，在此真诚地道歉。 澎湃新闻还就此事采访了东京大学广报课（宣传科）的八木桥老师，她表示，在日本刚刚听说这一消息，他们也向东京大学北京代表处询问了相关情况，但现在还处于事实把握阶段，暂无法做出回应，不过，复旦大学和东京大学并未就宣传片进行过交流，现阶段东大还未就此宣传片向复旦方面作出交涉。 她还介绍说，东京大学的宣传片《Explorer》是东京大学做的国际宣传片，对象是海外的人士，由东京大学自己的团队制作，是以东京大学93届毕业生、宇航员山崎直子为“模特”拍摄。

复旦三连抄：奏响中国特色教育体系的安魂曲

2015.6.1 第161期 作者：马小盐

导语：近日，复旦大学110周年校庆的“抄袭三部曲”引发了网友热议。评论人马小盐认为，该事件奏响了中国特色教育体系的安魂曲。模仿与抄袭，是创造力匮乏者的唯一捷径，而创新性人才的缺位，归根结底还是中国现行教育机制的恶果：标准答案和应试教育扼杀了学生的自由思考能力，大学管理官僚化严重奴役着知识和真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成了空中楼阁。

中国知名大学复旦，最近因110周年校庆的“抄袭三部曲”，再度闻名遐迩：校庆LOGO涉嫌抄袭苹果Touch ID 标志；校庆宣传片涉嫌抄袭东大；在一番苍白无力的辩驳之后，再度发布的宣传片，又被指涉嫌抄袭慕尼黑工业大学宣传片。我巍巍中华的堂堂知名学府，为何在一次短短的校庆Party之间，频频爆发抄袭事件？这是偶然之事，还是必然之物？
与此同时，BBC中文网声称，2014年有约8000名中国在美留学生被学校开除。相关数据分析，被开除的学生，学术不诚实的比例占22.98%，学术表现差的比例占57.56%。我们只要仔细对比一下，便会发觉，在复旦抄袭门与8000留美学生被开除之间，有着十分类似的共同点：不诚实——复旦校庆宣传片抄袭被网民发现第一反应是百般狡辩；表现差——毫无原创能力，短短四五分钟的宣传片，皆要山寨、抄袭他国大学的创意。我们需要追问：为何独独中国留学生会出现这样的状况？为何中国所谓的一流大学开个校庆Party皆要屡次陷入抄袭门？在我看来，被开除的8000留美研究生与复旦抄袭门事件，是三十多年来中国现行教育机制所结的恶果。这两起事件，警报一般凄厉的奏响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体系的安魂曲。
人才：应试魔咒下的木偶
中国的学生，从小到大，所受的教育皆是为了应试。考分的高低，不但是衡量一个学生是否优秀的标准，还是决定一个学生最终能否进入一个好大学的准则。从幼儿园到大学，中国的学生，既不注重人文修养，亦不注重原创精神，唯一注重的是对标准答案的执迷不悟。对很多学生来说，牢记老师课堂上所告知的标准答案，就能够获得更好的成绩。
然而，标准答案是知识空间的威权主义，它只迷信权威与唯一。标准答案也是质疑、反叛以及创新的死敌，它扼杀学生的自由思考能力。标准答案需要的是习惯于规训与奴役的奴隶型人格，塑造的是无限重复旧有知识体系的复读机。但人类目前所有的知识，都是建立在对旧有知识的扬弃之上，诸如日心说对地心说的反叛与质疑。没有反叛与质疑，人类的知识体系还在重复着原始社会的认知水平。没有反叛与质疑，人类的科技领域，亦不会发展至如今令人眼花缭乱的境地。
但是，中国的应试教育，偏偏培育的就是毫无反叛与质疑精神的提线木偶。木偶，是没有大脑、没有灵魂之物，它貌似活着，实则死了。它所有的动作，无非在重复那只暗中指引着它的看不见的手。复旦宣传部制作的两部校庆宣传片，便是这教育恶果的显性基因在集中爆发：在需要自我创造的时候，制作方的创新才能匮乏为零。只好反复研究、拷贝、复制他人的作品，才能以三岁孩童的方式，堆积出自己深度模仿的积木。
管理：大学官僚化
西方大学一词，来自拉丁语，它的本意是指教师与学者组成的知识社区。这个社区，是一个专门创造精神财富的社区，它拥有一种由知识博弈而产生的社区精神，叫大学精神。大学精神主要有以下四类组成：独立精神、反叛精神、创新精神与社会关怀精神。独立精神是大学精神的根基所在，如果一所大学毫无独立精神，那么它的反叛精神、创新精神与社会关怀精神，就会如多米诺骨牌般随之纷纷倒掉。
众所周知，目前中国大学的管理方式，与欧美大学截然相反。欧美大学多实行的是教授治校，中国的大学则施行的是行政管理，也即由一群对大学知识体系所知甚少的官员们来领导。中国的大学教授，在校园里几乎毫无实权，他们往往要被行政官员们吆五喝六、指手画脚。当然，中国的大学校园里，不仅仅有行政官员与教授，还有一种奇怪的两栖动物：你说他是教授，他偏偏所知甚少，且官职不小。你说他是官员，他偏偏还拥有教授职称，要给学生们讲课。这种既是官员又是教授的两栖动物，在中国大学的校园里数目不少，他们往往被民众戏称为学官。学官们教育出来的学生，能有什么创新能力？官员们管理出来的大学，能具有何种创新精神？在知识被严重奴役之地，陈寅恪所言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注定是一个残存而凄凉的搁置在话语楼阁里的美梦。
当一所大学，丧失了独立之根基，学生的创新精神可想而知，大学精神的存在与否可想而知，制作校庆LOGO和宣传片的创新能力更是可想而知。模仿与抄袭，是创造力匮乏者的唯一捷径。复旦校庆的“抄袭三部曲”，在中国大学之中，并非独一无二。近年来，中国的一些学者、教授，因论文抄袭事件，屡屡成为互联网热门。更有个别学者、教授，宛若复旦大学的双胞胎兄弟——复制大学的得意门生，他们复制、拷贝的高超技巧，已经走出国门，扬我国威，荣登一些国际学术刊物的黑名单。在我看来，此次复旦校庆，之所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深陷抄袭门，是因大学官僚化这一顽疾，四处蔓延所结的硕果，在互联网这面放大镜，火眼金睛的扫描与监督之下，再次被迫无奈显露原形而已。
后果：“U”型价值链的中下游
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教育的真正目的是培养出创新性人才。然而，中国现行的教育机制，培养出来的皆是毫无灵魂的木偶与复读机。所以，中国的“山寨文化”泛滥成灾。我们看到，中国的各行各业，皆在山寨。从日常电器到手机，从电影剧本到走红的电视娱乐节目，从论文到小说文本，等等等等，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就是被一堆堆山寨产品环绕着虚假繁荣至烈火烹油的生活。
上世纪八十年代，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在《竞争优势》一书中首次提出“U”型价值链理论。波特认为，每一个企业都是在设计、生产、销售、发送和辅助其产品的过程中进行种种活动的集合体。在U形价值链中，“中国制造”只能从事零部件、加工制造和装配业务，长期处于中下游的低端位置（本观点参见朱大可等人合著《文化批评》一书）。由此可见，高设计、高技术、高科技等居于U型价值链上游的创新性活动，一直与中国制造无缘。
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模仿、山寨他国产品尚可理解。韩国、日本，在经济发展初期，也曾模仿过欧美国家，但很快他们就有了自己的原创型品牌。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是衡量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指标之一。在经济发展放缓，模仿了将近三十年之后，中国人才还原创能力匮乏，中国制造还处于U型价值链的中下游，这就需要追问中国现行教育机制的弊端，究竟是中国人愚蠢，不会创新，还是现行教育机制不允许、不鼓励创新型人才的存在？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同时，2015年高考马上就要来临。我曾亲耳听到，有的家长因惧怕互联网话语对孩子的影响，千叮万嘱地对考生说，写作文的时候，千万不要按网上的那些话来写，虽然那些话是正确的，但不能写，你要按老师平时教的来写，这样就能得高分，就能进一个好大学……中国学生的创新能力，就在这些细小的、一件件的日常琐事中磨损殆尽：为了高分，精神分裂可以采纳，保驾护航；为了高分，真话可以不说，深藏于心；为了高分，真理可以不要，弃之一旁。由此可见，我们的社会与我们的教育机制，需要的根本不是创新型人才，而是听话的擅长考高分的僵尸娃娃。
在我看来，中国教育理念与教育体制一日不改，8000名中国在美留学生被学校开除与复旦抄袭门之类的事件，仍旧会荒诞剧一般层出不穷的上演。最近几年，颇多的知识分子呼吁教育改革。但所有的呼吁，皆若石投大海，涟漪皆无。我知道，我写得这篇文章，对教育体制的改革，亦不会起到多大的作用。它仅仅是一声无奈的呐喊，响在耳闭目塞的教育体制的荒野上。
马小盐，小说家，文化批评家，现在《延河》杂志任职。



邓曦泽：我为复旦抄袭门“叫好”

作者:邓曦泽

复旦抄袭门既不是山寨中国的高潮，更不是山寨中国的终结，它只是一次惩罚——规律对山寨中国的惩罚。一方面要求创新，另一方面却阻碍创新，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创新”。

　　最近，复旦抄袭门又为舆论场带来一场盛宴。复旦校庆宣传片涉嫌抄袭东京大学的宣传片。舆论指责复旦有辱斯文，有辱名校，甚至为国家抹黑。事情的发酵过程颇具普遍存在的“中国特色”。先是复旦官方竭力否认，宣称宣传片完全是独立完成;然后，不得不承认有抄袭行为;再后，道歉……体现“特色”之余，复旦官方的表现还是不错的，没有顽抗到底，转身虽不华丽，但还算及时。不过，舆论场并未因复旦的道歉而停歇。有网民戏虐道，再这样抄下去，复旦大学都要成为“复印大学”了。复旦这个脸，算是丢定了。复旦的脸，其实是小case，大case是抹黑中国。泱泱大国的堂堂一流名校，连个校庆宣传片都要东施效颦，令中国创新情何以堪?
　　但是，我却要为复旦的抄袭“叫好”!
　　复旦抄袭门，是事实，但关键在于如何理解这个事实。我倒认为，复旦的抄袭(准确说，是模仿)尚有可称道之处。
　　第一，复旦间接承认了自己创造力不足。唯有承认不如别人者，才会抄袭或模仿。其实，近两百年来，中国一直就在抄袭外国(准确说，是模仿)。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不就是抄袭么?只不过，魏源主张公开抄袭，而复旦是偷偷摸摸地抄袭。公开抄袭被表彰，偷偷抄袭还挨批，真可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甚至，魏源还主张抄袭老师然后干掉老师，这在中国传统中可谓欺师灭祖。
　　进而言之，鸦片战争之后，吾国长久不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愿、不敢大张旗鼓地抄袭。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又龟缩起来，继续天朝的春秋大梦，不愿师夷长技，非得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耻辱，才羞羞答答地搞洋务。洋务运动，不就是抄袭西方么?之后，百日维新、预备立宪、建立共和(中华民国)、计划经济体制，及近期的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等等，难道不都是模仿甚至抄袭么?而最初那些搞洋务(准确说是“夷务”)的官员，在官场中都被瞧不起。当权者笃信，“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李鸿章语)。于是，一方面，心底自知不足，应该学别人的;另一方面，却又羞羞答答，犹抱琵琶，非要拿自家的特色旧瓶装新酒，以至于旧瓶败坏了新酒。洋务运动、百日维新、建立共和等等，表明国人连抄袭都不会，显得不伦不类。既不肯承认落后，又不善于学习。君不见，当年的土法炼钢、亩产万斤、农民学哲学……俱是一脉相承——拒不承认自己创造力不足。所以，复旦抄袭或模仿先进，总比拒不承认创造力不足，充满自信地抱残守缺，坚持自己的落后“特色”要好得多。
　　胡适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肯认错了，方才肯死心塌地的去学人家，不要怕模仿，因为模仿是创造的准备工夫，不要怕丧失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因为绝大多数人的惰性已尽够保守那旧文化了。”胡适所言的模仿也包括抄袭。复旦之举，不亦为胡适之嫡传乎?
　　第二，复旦具有辨别优劣的眼光。复旦知不足而抄袭，可谓自知。还值得表扬的是，复旦没有乱抄袭。复旦的初版宣传片被指抄袭东京大学宣传片，而新版宣传片又被指抄袭慕尼黑工业大学宣传片。除此而外，就连校庆LOGO也涉嫌抄袭苹果公司的Touch ID。一次校庆，三大抄袭，此校庆可谓海纳百川的百衲校庆。但不得不承认，复旦是有眼光的，它抄袭的都是最先进、最有创造力的国家：美国、日本、德国。记得当年中学教科书就讲，当今世界，科技最发达的国家是美国、日本、联邦德国。如今，此三国仍然领先。复旦慧眼如炬，没有抄袭北大清华CCTV，而师夷长技，可谓21世纪之魏源、胡适也。幸甚幸甚!
　　第三，复旦不乱搞创新。复旦之所以抄袭，其实深明一个事实：许多高调的创新，不过为邀功求赏扯虎皮，而最终都沦为平庸，甚至低劣。与其重蹈于原创的平庸，不如去模仿高明。如胡适所言，在确凿的差距面前，老老实实学习、模仿而不是虚张声势地创新，才是正道，才能缩小差距，赶超先进，走向真正的创新。
　　而中国的乱创新由来已久，且绝非个别现象。远有土法炼钢、大放卫星之流，近有将创新泛滥化。例如，当前，明明著名高校、科研机构的教授们尚且缺乏真正的创新，但有关部门却要求硕士论文甚至本科论文也要创新。更甚者，某些地方要求中小学老师也要搞科研，要创新。这不但是对大学、科研机构的羞辱，更是对真正的学术、创新的羞辱。要知道，在全球化时代，创新的标准不但是纵向的，还是横向的。只有在世界范围内比较，才能确定是否创新。所以，如此要求者，要么无知，即根本不知学术、创新为何物;要么明知却刻意制造假学术、假创新以邀功请赏。
　　可以说，中国已经进入“全民创新”时代。但是，要求全民创新的国度反而是严重缺乏创新的，只有缺乏创造力才会创造出全民创新。为创新而创新的民族，是没有出息的民族。要求全民创新者，根本不知创新为何物，唯领导意志是瞻，而不按科学规律办事，这与当年的“大跃进”并无本质的差异。
　　第四，复旦可谓先进文化的接引者。在古代，中国确有许多本土原创的东西，这些东西也曾经先进过，犹如阿Q说的，老子先前也阔过。但是，先前阔不等于永远阔，以前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近代中西碰撞以来，面对强大先进的外来文明，中国不乏抱残守缺、拒不承认落后者，至今犹然。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远未真正做到胡适所言的模仿(包括抄袭)。也正因为我们总是欲迎还拒，不肯老老实实模仿、抄袭，用所谓传统、国情和特色来稀释现代性和普世性，导致半吊子现代化，以致我们仍然停留在不想承认却又无法否认的模仿和抄袭之中，并经常把模仿和抄袭吹嘘为创新，以此邀功请赏。所以，复旦之举，移花接木，暗渡陈仓，属接引先进文化之壮举。遗憾的是，像复旦这般抄袭者太少。复旦山寨国外，倘若举国山寨复旦——山寨复旦的山寨，或许，我们能更快地走出山寨的困境。当然，若要这样，就得如胡适所言，坦然、公开、老老实实地山寨，而不是偷偷摸摸，羞于承认。
　　在上述意义上，复旦者，善抄者也。只不过，抄袭者运气不好，他生活在知识产权明晰、信息传播全球瞬时化的时代，而魏源生活在知识产权不明晰的时代。而抄袭者真正的过错，则是没有公开、坦然地承认自己的模仿和借鉴。
　　复旦抄袭门事件，后来演化为对中国创新的讨论。这不是上纲上线，不是夸张，而确确实实呈现了中国创新的困境。鲜有国家像中国这么强调创新，甚至官方最高报告也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但是，中国的创新能力实在让人不敢恭维。不要说跟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即便跟韩国、新加坡等新兴小国相比，中国的创新能力也令人汗颜。甚至，我们连高端山寨能力都还很缺乏。我们还无法山寨出同等质量的苹果、奔驰、飞机发动机。而我们在制度、文化上的山寨能力，则更为缺乏，故事不断新编，西方为橘，东方为枳。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民族都有进步的灵魂。要培养创新能力，使一个民族具有进步的灵魂，就得遵循创新的规律。我们当然承认，某些人或组织确实很强大，但是，没有什么东西比规律更强大。创新有创新的规律，它必须依赖一些基本条件，其要者如法治、自由、科学。　　创新是高成本的持久战，只有真正的、规范的法治，才能为试图创新者提供可靠的行为预期，使其明晰自己的资本、精力、时间等投入的成本、收益和风险。如果他觉得划算，才能长久地追加投入，才能增大创新的可能性。法治不倡，有几个企业家愿冒着政策不确定性风险做长线投资?又有几个学者愿做长线研究?总有一些人或组织以为自己很强大，可以违背规律，他们一方面大声疾呼要创新，另一方面却用种种可见和不可见的手段破坏法治。这岂非南辕北辙，缘木求鱼?
　　创新就是要突破限制，所以，它还需要自由的思想文化环境，这可谓常识。但是，也总有一些人或组织，设置种种禁区，这不准讲，那不准谈。长久以往，必然形成畏首畏脚的国民心态，这种心态之于创新，又如何可能不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李克强总理强调，要“破除一切束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破除创新堵点”。其实，诸如此类的呼吁可谓老生常谈。但为何是老生常谈?因为问题得不到解决。而解决问题的前提是对问题作自由、充分的讨论和研究。但是，我们有这样的讨论和研究吗?甚至可以怀疑，我们有自由、充分地讨论和研究阻碍创新因素的社会环境吗?
　　没有法治和自由，也可能偶有创新，但很难持续，难逃昙花一现的命运。不过，仅仅有法治和自由，还不足以驱动创新，还必须借助科学。这里说的科学是指用科学的思维和方法改进教育水平，进而提高学术水平，这是创新的必要条件。但是，在这方面，我们也存在严重不足。近代以来，我们看似学了许多科学，但其实学的是一些技术。我们对真正的科学精神、科学思维，还隔膜得很。许多人一方面高谈科学，另一方面却叶公好龙，常常抵制科学精神、科学思维，并违背科学规律。
　　一方面要求创新，另一方面却阻碍创新，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创新”。
　　复旦抄袭门，无论如何辩，也不能为它洗白。其实，复旦之抄袭，在山寨中国，太常见不过了。不同之处在于，复旦的一流大学身份在承载着官方和国民对中国创新的部分厚望的同时，也消耗着大量公共资源。而复旦抄袭门过于直率、尖锐和深刻地暴露出中国创新的现实困境，也无法让国民不失望。公众上升到中国创新能力层次讨论此事件，并非上纲上线。不过，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和机制是否能得到有效的讨论和研究，却不得而知。
　　复旦抄袭门既不是山寨中国的高潮，更不是山寨中国的终结，它只是一次惩罚——规律对山寨中国的惩罚。甚至，这次惩罚也不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诸如此类的惩罚太多了，而复旦抄袭门也绝非最后一次。这些惩罚虽可发为千万语，但也可凝为一句话：要想创新，就得遵循创新的规律，因为——
　　没有什么比规律更强大!


复旦“抄袭门”引发的教育忧思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4da8aa0102vlnh.html



近日，复旦大学为庆祝110周年校庆发布新版形象宣传片《ToMyLight》，不料却被爆料不料被指抄袭日本东京大学2014年宣传片，最初复旦大学坚称是“独立制作”，后宣传片已经从官网、微博和微信公众号等平台下线，承认有所借鉴，再发布新版宣传片。复旦大学也因此被网友称为“复制大学”。

很多人看到这个问题后，马上就想到是复旦大学的责任。的确如此，事件发生在复旦大学，其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我们能不能把问题看得更远一些？大家不妨这样思考，难道全国就只有复旦大学在抄袭？其实，举目四望，国内抄袭嫁接的身影比比皆是，只不过这次复旦大学的抄袭太过露骨，且是又是一所全国人心目中的重点名牌大学，一下子让人接受不了，这才是这次事件的爆发的原因。

“抄袭门”在复旦大学爆发出来，这是一个“好事情”，毕竟，这样的事情在其他学校或地方爆发出来，不会引起人们的关注频率，不能引起社会和教育的高度重视；相反，这个问题出现在一个名牌大学身上，其关注度和引发的问题就会引起广泛的深思，进而能产生一些积极的效果或者措施或者制度出台，然后进行治理，未尝不是好事？！

其实，“抄袭门”仅仅把矛头责怪复旦大学是毫无道理和价值的，就事论事完全会陷入事情的漩涡之中。事实上，复旦大学仅仅是这次事件的执行者而已，真正导致这个事件的是我们从小学到大学进行的应试教育完全抹杀了孩子们的创造能力、创新思维。只要是教育者，或者只要是有孩子在读小学初中或高中的父母，其实大家都知道现在的教育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从小学开始，就有不停的作业、不停的抄写、反复的练习，这样的方式占据了孩子们大量的时间，能够训练出能自如地应对考试的孩子，却训练不出具有创造力的人才。尽管“减负”教育倡导这样多年，但大家都心知肚明，其实现在的教育越减越负，孩子们的压力越来越重。尽管，一定程度上学校减少了一些负担，但很多老师和家长却把这种负担延伸到课外，甚至因此而在社会上产生一条很大的产业链和培训市场，让学生更不堪重负，也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学校的教学秩序和打击了学校的教育热情。

教育不能培养学生具有创新精神和能力，于是，当这些学生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后，当他们在接触到一些问题和工作的时候，他们首先要做的不是思考和创新，因为其本身不具备创新思维能力和创造力，于是其立即想到的就是寻找一些可供借鉴的东西进行复制、粘贴，然后变成自己的东西，而且，现在在教育界乃至整个社会，大家都习惯于网络生活下或者信息化时代下的复制粘贴生活模式，并且乐此不疲。这应该是当前社会生活的一种常态，这样的常态甚至出现在我们的一些教育改革上，直接“移植”借用外国的东西并美其名曰为改革；也出现在当前的智能化手机行业，其实也是一种如此的借鉴改造复制过程。因此，复旦大学抄袭门事件，仅仅把“板子”打在复旦大学身上，把所有责任都推卸在复旦大学身上，如果真这样的话，复旦大学也只能找一个“临时工”出来承担责任。所以，更多的则是教育需要反思的问题，从小学到高中，我们的教育对孩子的创新思维能力进行了多少的培养，我们的教育又扼杀了多少孩子的创造性，这才是复旦大学抄袭门事件带给我们有益的思考。

这让我想到了《曾子杀猪》，尽管这个故事在这个当口出现有点“风马牛不相及”，但我相信这个故事能完美解释抄袭门背后的真谛和本质；这个故事虽然很简单，几乎家喻户晓，几乎每个父母在孩子很小的时候都会给孩子讲这个故事，但是真正能透彻领悟这个故事并践行的人不会有很多。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曾子的这种行为说明成人的言行对孩子影响很大，待人要真诚，不能欺骗别人，否则会将自己的孩子也教育成一个待人不真诚的人。事实上，当前我们的教育口号在喊“创新教育”、“减负教育”、“新课程改革”、 “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基”、“为学生的生命成长奠基”、“素质教育”等口号，但事实上在现实的教育课堂中，有多少地区多少学校多少教师在践行这样的教育？！教育口号喊的和学校教师所教授的东西完全是两回事“两张皮”，难道孩子们看不出来。因此，这就在孩子们心理潜移默化地打上一个深深的烙印，即应付、作假、不诚实，一旦这些孩子大学毕业走向社会后，这种潜意识的东西必然要爆发出来，甚至会变本加厉地表现出来，疯狂地反作用于教育或社会。于是，抄袭门事件发生也就在所难免，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复旦大学也是这种教育模式的受害者而不仅仅是肇事者。

复旦“抄袭门”引发的教育忧思，是一个涉及到教育本质和核心的问题，是一个需要国民和教育界人士认真对待的问题，而不是等到“抄袭门”风声一过，马上就销声匿迹，这样的结局是不应该出现的。当前，政府或者教育界，真正需要利用复旦“抄袭门”，认真深思和审视钱学森在2005年提出的“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转眼一瞬间，十年过去，中国教育仍然没有培养出杰出的创新人才，中国教育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依然没有走上创新教育之路，正如《人民教育》杂志主编余慧娟在一篇文章里面指出十年课改尽管有很大改善和进步，但却是收效甚微的，根本没有达到当初顶层社者的意图和指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怎样改变这样的情况，如何让教育改革真正能落地并能执行下去，这需要政府部门、教育主管部门、地方教育部门和学校进行认真思考、真正能出台能贴近教育本质的教育改革，至少，能在创新教育上和创新思维能力培养、在孩子们的素质教育培养道路上真正能够出台泽被后世的良方，这将是教育之福，社会之福。

复旦“抄袭门”，如果复旦大学和整个教育界，都能正视这次的问题，并深思问题，也许，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如果能够真正利用这次事件反观教育，也许能教好地推进创新教育的发展和进步。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