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敏特：关于“隽语”的随想(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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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敏特：关于“隽语”的随想(代序)

作者:沈敏特

人类历史从考古遗迹看有两百万年，从刻符记录看有一万多年。世界各国都在同一条演进轨道上竞走，有快有慢，有先有后，有偏离轨道、重又回归，有道外徘徊、终于上轨。

　　

　　要感谢张森根先生、贺平女士，他们面对周有光老先生数如“等身”的著作，不惜时、工，精心编选出这本《周有光隽语》。如以“功在千秋”来加以赞扬，也许会有人指责“过度”，而我呢，也不想与之争辩，因此，我更愿意落在这本书的实处，挖掘出它的实际功能，那就是弘扬周有光老先生的生命的核心的价值：当代伟大的启蒙思想家的贡献。是的，我以为这正是本书编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这一价值，李锐先生、资中筠先生指出过，董健先生更以“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为题，撰写了很有说服力的文章。但，不知何时、何故，有不少人，更想用“杰出的语言文字学家”来概括和定评周有光先生一生的主要贡献。当然，周有光先生在语言文字方面的贡献是杰出的，不容忽视的;称他为“简化字、汉语拼音之父”也不为过。但我要指出的是，即使在语言文字领域，周有光老先生的核心贡献也是思想启蒙。
　　老先生不止一次地强调过，他的语言文字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开发民智，提升民智。早在文革时期，在劳动改造中无人看管的高粱地里，他和林汉达先生私自讨论了语言大众化的问题，并达成一个共识：语言大众化的“外表”是通俗化、口语化、规范化，“内容”却是知识性、进步性、启发性。(《跟林汉达一同看守高粱地》)他多次详尽地论述了语言文字的发展和全人类文明发展史不可分割的关系。不久之前，他更现实地指出，汉语拼音在新媒体发展中广泛应用,所发生的大众公民化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电脑的国际互联网时代，这几个微不足道的拼音字母，可能发挥帮助中国文化走向全世界的作用。”(《字母跟着宗教走》)。他说，“创造民族文字是唤醒民族文化的前提条件。”(《启蒙运动》)今天，我们在论述老先生语言文字的贡献时，更要懂得老先生为什么要倾心语言文字工作的内在原因。
　　当然，我们应该看到，老先生一生的具体工作重心有三个阶段：五十岁前的重心是金融工作，期间也教书，重点也是金融;五十岁后，重心是语言文字工作;八十五岁之后是研究人类史、文化史、文明史。
　　三个阶段一以贯之的理念是：“语言使人类有别于禽兽，文字使文明有别于野蛮，教育使进步有别于落后。”(《世界文字的鸟瞰》)这三句话可说是他生命的纲领，核心是启蒙。而作为启蒙思想家，第三阶段无疑是最亮的亮点。因为，还在延续的第三阶段，老先生已经达到了横扫中外，贯通今古的境界，并且仍在扩展和提升。他的历经前清、北伐前民国、北伐后民国、人民共和国的丰富的人生经历，他的百科全书式的厚重的知识结构，加上惊人的终身学习的毅力和效果，经过疏理、锤炼、融合、升华，使他当之无愧，成为当代最杰出的启蒙思想家。
　　要强调的是，老先生倾其所有从事于思想启蒙，是总结历史经验，面对现实需要的，自觉的担当和追求。
　　他看清至今为止，启蒙仍是人类长久的任务;因为，尽管地球己进入全球化时代、信息化时代，但在人间却依然存在着兽与人、野蛮与文明、落后与进步的差别;其间之最大的差距，有万年之巨。用他的话来说，“人群之间的‘文化时差’有一万年。”所以，“18世纪结束了。启蒙运动没有跟着结束。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是历史前进运动的潜在规律。”(《启蒙运动》)
　　一个世纪以来而至今，中国正面临着愈来愈迫切的启蒙的需求与任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五四运动(1919)，大学生们走上街头，吹响‘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时代号角，被视作文艺复兴。中国的文艺复兴没有发展成为启蒙运动。”对此，他还有一段生动的描绘：
　　“五四运动”不断深化，提出了邀请“德先生”和“赛先生”两位客座教授前来中国的建议。这个建议是五四运动的精髓。遗憾的是，德先生没有拿到签证，无法成行。赛先生一个人来了。他们二人原来是一对老搭档，长于合作演唱“二人转”。现在赛先生一个人前来，只能“一人转”了。一个人前来也好，比一个都不来好。可是，发生了一个问题：怎样“接待”赛先生呢?接待问题是关键问题，关系到国家的发展前途。
　　这段话生动而又深刻。中国是一个皇权专制的政治文化传统超稳定的国家，对于德先生(民主)的抗拒，敏感而又顽强，任何民主的元素极易异化为化了妆的形形色色的皇权专制主义。其中最愚蠢的是袁世凯，他当上总统就废弃了原来的宪法，使自己虽称总统，却离皇帝并不遥远;可他还不过瘾，偏要穿黄袍，戴龙冠;于是而倒台。之后的聪明的政治家们接受教训，不穿黄袍，不戴龙冠，个个采用时尚的名号，打着时尚的旗帜，却在实质上稳稳地当上了皇帝。于是而有公仆不像公仆，公民不像公民的漫长的历史。这就是老先生所说的，能不能实实在在把德先生请进来，“关系到国家的发展前途”，于是启蒙需要并且迫切。只有经过启蒙而有了千千万万的公民，德先生才能在中国安营扎寨，生根发芽。
　　《周有光百岁隽语》把老先生具有启蒙意义的思想言说疏理成九个方面，摘选出若干“隽语”，引发读者进一步研读老先生著作的兴趣，和深刻把握老先生启蒙思想的精髓。而“隽语”说白了，就是重要言论的语录。这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曾经很熟悉的“语录”。但今非昔比，周有光的“隽语”与之是大不相同的。
　　对于“隽语”的研读，前提是一种自由的选择，而不是强势压下来的命令、指示或是不容怀疑、懂不懂都得接受的政治任务;你接受不接受都和你个人的教养、兴趣有关，没有人像曾经的“语录”那样，会动用“公安条例”,以暴力去惩治怀疑者、反对者。它是平等的交流，共同的探讨;不妨质疑，欢迎批评。
　　因此，“隽语”只有靠两种文化元素去获得生存空间和愈来愈多的采取认同态度的读者。它更符合精神产品输送和传播的客观规律。
　一是追求真理，追求真、善、美的精神。我作为老先生著作的已有的读者，深知老先生无权、无势、无财，至今仍是一介草根;我尊敬他，服膺他，是为他所揭示的真理震撼，为他所展示的真、善、美的人格魅力吸引。老先生反复强调，真理欢迎批评，不怕反对;批评和反对是真理的滋养品。抗拒批评、经不得批评的，绝不是真理。　　二是老先生的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和吸引力的文风。这一点他和马克思的重要论述完全一致。马克思对物质领域和精神领域的手段作了严格的区分，他把物质领域的手段称为“武器的批判”，而把精神领域的手段称之为“批判的武器”;在他看来，这两种手段必须严格区别，绝不能交互和替代。而所谓“批判的武器”就是依靠说理，以理服人。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理论的“彻底性”。而老先生之说理的能力已经达到举重若轻、出神入化、魅力十足的境界。
　　我所以要强调这第二个元素，是因为几十年来，我们在精神领域的工作的大失误，正是常以“武器的批判”替代“批判的武器”，使太多的精神领域的工作者缺乏说理的能力，更缺乏说理的魅力。不少行政地位很高，权力很大，也能在级别很高的媒体上发表大作的人物，却恰恰难获大多数读者的青睐;于是，他们从寂寞而焦躁，由焦躁而愤怒。最近有好几个自诩的“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说是自己的发言权受到了威胁和打压。其实，他们的发言权丝毫无损，仍在级别很高的媒体上大喊大叫;殊不知，他们唯独缺少了发言的能力，更没有言说的魅力。也就是说，缺少了“批判的武器”。自然而然，他们只能依靠武器为后盾的强权来推行他们的言说。我曾经研究过他们的大作，大都达不到我的中学老师给我的教导;我的中学老师说，论说文须有四个元素;论题、论点、论述、论据。而我国自诩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大作几乎千篇一律：论题宏大，非主义、道路、模式、方向等论题不谈;论点坚硬，不是“必须怎样怎样”，就是“只能怎样怎样怎样”、“绝不怎样怎样”，对于不同意见则是一顶顶吓人的帽子;但论述薄弱几近于无;论据更是荒诞无稽，作为论据的真相则照例回避和掩盖。这样的大作，是大多数读者厌恶和避弃的对象。于是，这些自诩的“马克思主义者”先是寂寞悲凉，继而怨痛悲恨，最终是发出对强权的呼喊，要求以“武器的批判”来对付不同的意见;这就有了所谓“毫不手软”、“重拳出击”、“要宪政也要专政”、“要强硬更要亮剑”的种种说法，一句话;他们用不了“批判的武器”，驾轻就熟的是“武器的批判”;前三十年一个个政治运动何以产生如此之多，达到史无前例的冤假错案，这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因此，老先生那种云淡风轻而又鞭辟入里的言说能力和魅力，正是思想启蒙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我们建设一个和谐、公正的公民社会，意义重大。
　　《周有光百岁隽语》正是依靠上述的思想启蒙的前提和元素，奠定了给予传播、得以传播的基础。当然，“隽语”不能代替老先生的全部原著;更不是曾经流行的“语录”，被说成是学习某种“主义”的“捷径”;我之所以推荐“隽语”不是为了减轻研读原著的任务。恰恰相反，“隽语”的功能是引导研读原著，激发研读原著的渴求。这好有一比，如果我们把老先生的所有原著看成有山、川、湖、海，有高原、平原和丘陵的大地，那么，“隽语”就是标识准确的地图，它是入口处，它是亲临现场的通道。它提供论题和论点，而原著则是充分展开的论述和论据。这一点恰与《论语》不同，《论语》也是语录，只有论题、论点，而论述、论据要靠研读者自己去延伸、去想象;于是，一部《论语》产生了无数的说法与学派;而《周有光隽语》来自“等身”的原著，是以原著为基础，是为进一步研读原著服务的。它的目标是，在深化改革开放的今日中国，进一步传播周有光的启蒙思想，充分发挥周有光启蒙思想对于深化改革开放的推动作用。
　　我想起老先生慢悠悠、笑眯眯的隽语：“人类历史从考古遗迹看有两百万年，从刻符记录看有一万多年。世界各国都在同一条演进轨道上竞走，有快有慢，有先有后，有偏离轨道、重又回归，有道外徘徊、终于上轨。”(《人类历史的演进轨道》)必回归，必上轨，老先生的启蒙思想，让我们成为有信心、有举措、有行动的历史乐观主义者。
　　草成于2015-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