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雪：用写作来自我救赎与疗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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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雪：用写作来自我救赎与疗愈
本报记者丁杨 《 中华读书报 》（ 2015年07月29日   11 版）

陈雪

《迷宫中的恋人》，陈雪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6月第一版，48.00元；

《恋爱课》，陈雪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6月第一版，35.00元

    像我这样的人，写过那么激烈的作品，心里有很多伤，想要静静地生活并不容易，而两个人的生活里肯定会有很多摩擦。和爱人生活在一起会暴露很多自己的问题，这些很难回避。我意识到，这是爱的功课，可以写《恋爱课》这样的书来证明自己。
    要是从1995年出版第一本小说《恶女书》算起，台湾女作家陈雪进入文坛已有二十年。在台湾文学界，她的写作一向予人尖锐、犀利甚至有些前卫的印象，早期作品尤甚。自幼生长在台湾农家，和父母为生计奔波，小小年纪饱尝世态炎凉和生活艰辛，做过多种底层职业，从亲情到个人情感屡遭坎坷……她有远多过同龄人的阅历，这些经验成为后来写作的重要素材，也成就了她直指内心、本色入文的自传式写作。
    陈雪的小说以虚构面目示人，但故事常常来自她的亲身经历，或者耳闻目睹。文字背后的情绪、人物的心理世界大抵是其精神层面的某种写照。这样的写作不轻松，对体力和情感都是考验。当然，这样的写作带给读者的阅读冲击相当剧烈。对号入座也好，浮想联翩也罢，陈雪就是用这种“豁出去自己”般的写作完成《恶魔的女儿》《桥上的孩子》《陈春天》《附魔者》等作品，收获了台湾的《中国时报》开卷十大好书奖、台湾文学奖长篇小说金典奖、台北书展大奖小说类年度之书等奖项肯定，成为个人风格鲜明、评论口碑上佳、读者群稳定的作家。
    写完自传体三部曲的最后一部《附魔者》那一年，一场莫名其妙的病令陈雪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加之感情上的挫折，她几乎失去了写作的热情和能力。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她选择用写作来自我疗愈与救赎，艰难而痛苦，不过坚持下来还是渡过了难关，宛如新生般重新开始写作，重燃生活热情。她用以自我疗愈的那部作品，就是前不久在大陆出版的长篇小说《迷宫中的恋人》（繁体版已于2012年在台湾出版），这部三十多万字的自传体小说也是她迄今为止所写的最长篇幅作品。
    陈雪在这部作品中以第一人称用大量的细节、对话、内心独白等讲述了“我”在病痛与情感纠结的双重打击下的抗争与自省，在贯穿全书的疾病和爱情两大主题下阐释着作者对于生死、情感、写作、信仰等等命题的理解。坐在本报记者面前的陈雪瘦弱而斯文，说话轻声细语。谈起这些年来的经历，这部长篇写作过程中的种种不易，她更多是已然远离那种身心俱疲状态下的解脱，理性、平静，少有情绪起伏。已过不惑之年的她，正在步入写作和人生的新阶段。
    读书报：经历一场病痛以及情感上的波折，写出《迷宫中的恋人》是你人生和写作的重新开始，这样的写作也是某种自我救赎吧？
    陈雪：除了自我救赎和内心疗愈，写作《迷宫中的恋人》也帮助我体力上渐渐复原。其实我在写完《附魔者》初稿时就病了。写的时候状态非常好，之前我读了一年的书，又写了一年的小说，觉得快要到达自己写作的一个高峰了，结果《附魔者》还没出版我就病了，后来复健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勉强把《附魔者》修改完。
    动笔写《迷宫中的恋人》之前，我大概有一年的时间不能写东西，手脚甚至全身关节都痛，有段时间好像也不大出得来声音，还眼睛发炎……每隔一段时间就有新的症状，弄得我很惊慌，精神上也是狂乱的，不知道接下来会哪里不舒服，医生也没办法告诉我。
    读书报：从生病到康复这个过程对你有怎样的影响？康复到什么程度才可以动笔写作？
    陈雪：那时候我常常去医院，觉得人在医疗体系中太渺小了。过去我写作时最多就是想想，哦，我靠头脑写作，我的想法和写作可以带我去任何地方。结果生病的时候我才发现，我的肉身就是生存下去的工具。我开始思考人是怎样的一种构成，想要巨细靡遗地去捕捉一个人，一个病人的生活。为什么《迷宫中的恋人》细节那么多，我生病之后发现人就是由细节构成的，一日三餐，吃喝拉撒，细节才是重要的事。
    我是2008年开始生病的，到了2010年元旦就病得蛮厉害了。那时我连用滑鼠（鼠标）都很困难，E-mail都不写。写作停摆，也不出去演讲，完全没有自信。于是骆以军就跟我约定，今年各自写一个长篇，也不要太长。他说，你可以先用录音笔录下你要写的，然后请人打字。听他那么一说，我就试着每天写很少的字，坚持写了一年多。先是写了《疾病的隐喻》，就是《迷宫中的恋人》的第一章。写的时候根本没想过这是一个长篇小说的开头，还想过，搞不好这是我最后一次写小说了，这么一想反而不着急了，好像有一辈子时间可以慢慢写，记得写完这一章时很激动，觉得我还可以写作，但跟以前的写作好像不一样了。
    读书报：写完《疾病的隐喻》那一万字以后，你的状态就完全不同了吧？
    陈雪：对。《迷宫中的恋人》是我写作这么多年在过程中有最多思考的小说，有哲学性，还带一些宗教色彩。我用写作去探问那些年迎面而来摧毁我的各种问题。我的父母是无神论者，我也顶多去拜拜，但生了这场病，我真是会去求神问卜，还读了《圣经》。所以我写这个长篇的时候，我会更多去了解人们为什么会有信仰，什么时候需要信仰。
    2010年我获邀去香港参加一个月的国际作家工坊。本来那时我不介入任何活动了，但出版社的朋友鼓励我，又是钟玲（女作家）老师邀请。去了以后觉得对我的帮助是蛮大的。那次我还第一次到了大陆，之后就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在大陆出版，接触了那么多不同的读者，自己也有了生命力，好想再写下去。回到台北后，那时写了两三章，身体状况已经平稳，写作速度也变快了。用了一年八个月的时间，把《迷宫中的恋人》写完了。
    读书报：在《迷宫中的恋人》的很多章节前面，你都会引用诸如卡夫卡、太宰治、维勒贝克这样的国外大作家的话，为什么这么做？感觉上你受西方文学的影响很大？
    陈雪：引用的那些话都来自我熟悉的作家，写作这个长篇的时候我就希望每个章节前面都能有我喜爱的作家的一句话来带领读者去思考。这是我从前的小说没用过的方式，以前我很排斥这样的引经据典。至于西方文学对我的影响，我想是阶段性的。我大学读的中文系，所以中国古代经典我读得也很多，也读鲁迅沈从文张爱玲。成为作家之后，反而是翻译小说读得更多。
    读书报：除了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方文学，你对中国大陆作家的作品有多关注？
    陈雪：其实我对大陆文学关注很多，刚出道的时候我就读了王安忆、莫言、韩少功的一些作品，特别是王安忆和莫言的作品我几乎全都读过，那一代的大陆作家对我影响最大，像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就影响了我的早期作品。那时台湾没有销售大陆版简体字图书的书店，我只能读到台湾的出版社引进的大陆作家作品。后来，情况有些改观，两岸交流更多，我对大陆年轻一辈的作家的作品反而读得少了。
    读书报：说说这本《恋爱课》吧，无论形式还是内容，在你的作品里都得算异数。你以往的作品更多关注自己的内心，而《恋爱课》有耐心给读者在情感方面的迷惘解惑，怎么想要写这些文字的？
    陈雪：《恋爱课》看上去是和我以前的文字不一样，不过改变不是一天完成的。我和我的伴侣在2009就结婚了，但到了2011年，因为脸书（Facebook）的关系，我在上面公布了我的事情，就有报纸来采访我。突然之间，用骆以军的话说，我就是“爆红”了。2011年底我写完《迷宫中的恋人》之后在台湾出版，出版社办了一些新书发表会，来了很多读者，我写作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拥有过这么多读者。
    那之前我是个低调甚至孤僻的
    作者，就这样被推到台前。记得那时我问骆以军，报纸要来采访，我接不接受啊？他说，当然要接受，你已经四十岁了，到了除了当作家也要担负起社会责任的时候了。后来我意识到，生病的时候我曾经发过一个愿，如果我可以好起来，除了写作，我还要做些别的对其他人有益的事情。经历了在脸书分享个人生活“爆红”这件事情后，有非常多的年轻读者会到我的新书发布会或者签名会现场问这方面的问题。我开始觉得，原来我这样一个作家，对那么多人来说是一种鼓舞耶。
    像我这样的人，写过那么激烈的作品，心里有很多伤，想要静静地生活并不容易，而两个人的生活里肯定会有很多摩擦。和爱人生活在一起会暴露很多自己的问题，这些很难回避。我意识到，这是爱的功课，可以写《恋爱课》这样的书来证明自己。写的时候我心里没把自己当成小说家，我说我就是爱的练习生。书里也不是真地回答别人的问题，那些问题连我自己也很困惑啊。我的优势在于，我真的是历经沧桑，我就试试看能不能利用这样的方式去鼓舞大家。事实上，真的鼓舞到了。
    读书报：你的家庭背景、童年经历乃至成年后的职业、情感经历不可谓不丰富、坎坷，如今看来这些都成了你写作的灵感源泉和素材来源，你觉得这些“苦难”对于写作是必须的吗？
    陈雪：这是没得选的，这些东西促使我成为作家，因为生命需要出口。如果经历过那么绝望和贫瘠的阶段，心里就要有个向往，我的向往就是生活中哪怕什么都没有，还有想象力。坐在那里发呆的时候我就去想象一个世界，那给我一个出口。所以应该是“苦难”让我必须成为一个作家，否则我无法救赎自己。
    读书报：我采访过好几位台湾作家，他们之间多少有些关联，《迷宫中的恋人》中你也写到一众作家朋友不
    时相约喝咖啡、聊天的情节，这是你的亲身经历，台湾文学生态的这种表现还是挺特别的。
    陈雪：有几位我的同辈作家已经去世了，邱妙津啊，黄国峻啊。为此我们有种焦虑感，有一次一场葬礼之后，我们几个人就聚在一起，说要成立一个小组，互相陪伴，挽救我们不自杀。那不是很大的圈子，一开始七八个人，后来变成五六个、三四个，但彼此非常相爱。那时我的忧郁症非常严重，后来变成骆以军得了忧郁症。那几年大家有各自的焦虑，我们隔一两个月就会见面，讲述各自的故事、身世。我们伴随彼此也都写出了重要的作品，先是骆以军写出了《西夏旅馆》，他也陪着我写出了《迷宫中的恋人》和最新的《摩天大楼》。我们陪伴彼此度过生命的低潮，无论写作上的困难还是经济上的问题，这样的情况已有十年啦。
    读书报：朱天心在《陈春天》的序言里说，你肯于“为自己写下一个万难达成的目标”，写作之于你是这样不断给自己增加难度、设置障碍的吗？
    陈雪：我觉得是。现在的我当然还是在小说的世界里有所追求，可是我看到的东西更宽广，不会像从前那么较劲了，我的病都是较劲出来的。心态不一样了，整个人辽阔了，自伤自苦的情况少了。写作在我心中的分量没变，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我会在小说世界里投入更大的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