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伯益:从逛书店说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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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伯益:从逛书店说开去文化是一切硬实力的根基——从逛书店说开去    从青年时期起，我就喜欢逛书店，60多年来从未间断。在书店里，看看展出的新书，大致可以了解当时文化的一个断面。60多年逛下来，把这些连续的断面叠加起来就几乎是一部新中国的文化史。


   从我60多年逛书店的感觉来说：解放前，书少、精品多；解放后，书多、品种少；改革开放后，品种多、精品少。解放前出书少，但历代的精品书较多；解放后书店里书的数量大幅增加，但品种以《毛泽东选集》和各种革命文学为主，其他不多，到“文革”，就只剩几个作家的书了；改革开放后,书的品种和数量猛增，好的作品也有，但也有垃圾作品大量泛滥。

   我住北京50多年，北京图书大厦是全国最大的书店，是我主要光顾的地方。北京图书大厦内有四部分书。

   一是精品书。100元以上的书都锁在精品柜，图文书放在8楼精品部，不让读者上去，顾客指定要买什么书时，由服务员给你拿下来。我对服务员说：“读者看不到，怎么会想买呢？”服务员说：“怕偷，偷掉一本，我们要全额赔偿，还不如不卖。”我说：“不是有防偷的磁条吗？”服务员说：“小偷有消磁的办法。”我说：“不是说‘天下无贼’吗，怎么是处处防贼呢？”他嫌烦了，转身就走，懒得理我。

   二是一般的新书，这是数量最多的书，但大都昙花一现，放了年把就没了。

   三是长销书。指历代的经典著作。这在北京图书大厦还有些。到基层，市里、区里、县里，就越来越少，再往下就没有了。

   四是畅销书。北京图书大厦每月都有畅销书排行榜，分社科类和文艺类，每月更新一次。我把最近20多来年的新书和畅销书归纳了一下，有四类：

   第一类是领导和名人的书。领导指古今中外的国家领导人。名人包括演艺界、新闻界、企业界、体育界和政治、军事、经济、法律、科教文卫各界名人。

   第二类是吃喝玩乐的书，如饮食文化、酒文化、茶文化、服饰文化、时装、楼房、装修、家具、家电、旅游、影视、戏曲、休闲、娱乐等。去年底于丹的《趣品人生》：饮茶、品酒、听琴，第一次印刷就是五十万册。兼收名人之效。

   第三类是男女老少的书。男女，指爱情书。老，指老人养生保健的书：怎样使身子硬朗些，脑子少糊涂些，寿命更长些，病痛减少些等。少，指青少年和婴幼儿：怎样使身体发育更健全些，脑子更聪明些，考试成绩更好些，老师更喜欢些，升学更有把握些，还有各种教科书和辅导书等。

   第四类是坑蒙拐骗的书，如良心如何更黑一些，脸皮如何更厚一些，成功得更容易一些，成本减少一些，利润增加一些，领导喜欢一些，群众支持一些等。

以上说的是四个种类的书，并不专指贬义。一次，一位朋友把这四类书连起来读了，意思就走了样，就成了“领导名人，吃喝玩乐，男女老少，坑蒙拐骗”。这只能当玩笑听听，不是我的原意。好书还是有的。只是好书畅销的不多，所以在书店里寻购自己需要的书叫“淘书”，如“沙里淘金”，是很费时间的。

   2004年，我参加王蒙先生组织的《科学·文学·未来》研讨会，作家唐浩明发言说：“作家应该有社会责任感。”我觉得他说得很对。群众中不可避免地有“俗”的需求，有些作家就“媚俗”，他们的“俗”作品又把群众导得更“俗”，几乎成了一个恶性的“俗”循环。我们并不反对“俗”，但提倡“通俗”，反对“庸俗”。自古以来，我们民族就一直提倡雅俗共赏，反对低劣庸俗。我们不是要“代表先进文化”吗？那些“垃圾作品”总不能算是先进文化的代表吧？

   有些作家只要能赚钱，什么都写。我看过一位大学文学院教授的两部小说，第一部写的是当今官场生态，写得不错。常说文学教授写不了小说，这位教授还是会写的，引起了我的注意。几年后，他出版了第二部小说，写的是当今大学女学生的校内生活状况，尤其是性生活状况。看后，我大吃一惊，我不相信我们大学里的女生已无奈和堕落到如此地步！如果真是这样，父母们还敢把女儿送去上大学吗？如果作者是一般人为了牟利而胡编乱造，当做垃圾扔了也就算了，问题是著名大学文学院教授，写自己大学里的女生，能这样随意糟蹋她们吗？作者的社会责任感还要不要？良心还有没有？对这部小说的问题，后来我曾当面反映给作家协会主席铁凝，但她只看过第一本，没有看过第二本，也就没有了下文。

   说实在的，我有时看一些现代作品是作为社会现象和文化动向来观察的。追踪一位作者的作品，有时看到他从稚嫩走向成熟，走向辉煌；或者相反，看到他从先进走向平庸，甚至走向堕落。自古以来，下三烂的东西，可以忽悠一时，赚些钱，但最终是遗臭若干年。能够流传后世的作品，都是有利于社会进步，有利于人民追求真善美的人生真谛的。

   现在中央提出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后来，我从有关文化部门的活动中又看到，这些部门主要想的是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对这个，我有点担心。

   最近在北京上演新京剧《霸王别姬》，由美籍华人导演，用很多外国的音响、灯光和道具，连霸王的乌骓马也是真的活马上台了。京剧爱好者看后都摇头，不伦不类。尽管主演是当红名角儿孟广禄和丁晓君，但演出全场观众默然端坐，没有了京剧院里常见的那种兴奋和喝彩。这个节目七八月就要去伦敦奥运会上代表中国文化演出，然后再在欧洲巡回演出“忽悠”外国人。就这么搞法，能算文化发展和繁荣吗？

   就在我写了这段文字的第二天，《北京青年报》有一长篇评介，题目就是《新版〈霸王别姬〉——中国文艺弊病之集大成者》。有观众说：“看在祖宗遗产已经百孔千疮的份上，放京剧一马，别再瞎折腾了。”有的说：“这当然不是京剧，说破天去也不是，打着各种革命旗号更是胡扯！”有的说：“现在这种时候，别说什么弘扬京剧艺术，不糟践京剧，已经是功德无量的了。”

   是的，工业、农业、商业、服务业、信息业等都应该产业化，而科教文卫领域是不能笼统提产业化的。教育提了产业化，学校里出现不少有悖于教育精神的措施；医疗提了面向市场，要产业化，医疗机构中出现不少有悖于医学道德的事情。科研提了产业化，结果基础研究，包括应用基础研究就上不去。我对发展文化产业的提法并不看好，还是应该“发展文化事业”，提倡高尚的人文精神。文化事业发展了，才有文化产业发展的可能性。

   孔子一生只是把鲁国的《国史》修订成了《春秋》，没有一部自己的著作。老子一辈子只写了五千个字，《孙子兵法》也不足一万字，曹雪芹一生还没有完成一部小说。有些作家写了大量文字，发挥了巨大的社会作用，如梁启超一生写了1400万字，鲁迅写了几百万字。他们不仅没有想产业化，而且受尽了磨难。恰恰是他们，代表着中国的传统优秀文化，维系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命脉。

   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主要靠好的作品，这就要保证作者有充分的写作自由和良好的出版环境，让作者能本着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进行创作。因此现在最需要的是制定有关法律，使大家有共同遵守的准则，而不是通过一些临时的行政规定和首长的临时指示来干涉文化和出版的自由。没有创作自由，就不会有好作品；没有好作品，就不会有持续的、健康的、繁荣的文化。现在的情况是庸俗的、媚俗的、低俗的、恶俗的文化作品充斥市场，高雅的作品寥若晨星。根本原因是一些政府的有关部门还缺乏对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认识和信心。

   文化事业是根，文化产业是叶，根深才能叶茂，否则是无本之木。文化事业是源，文化产业是流，源远才能流长，否则是无源之水。文化是软实力，如水之柔，谁都可以拿捏她，封杀她。但她又是最有力量的，她是一切硬实力的根基。因为她决定着国民素质、道德风尚、社会诚信，政治信仰，直至国家命运。

   我们改革开放后取得了经济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人民欣逢盛世。中国历史上有过3次盛世：汉朝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和清朝康乾盛世。文景之治采取的是“清净无为”、“与民休息”，文化创作有充分的自由。唐朝李世民从谏如流、用人不疑，有充分的自信和宽阔的胸怀，开启了全面发展的盛唐文明，中国成了当时世界文化和经济中心，引得万国来仪。清朝康雍乾三代，政治、军事、经济盛极一时，GDP是世界总量的1/3，但文化上闭关锁国、钳制言论，屡兴文字狱，把百姓管成了奴才。结果，乾隆一死，中国就从盛世一落而为危世、末世，从此受尽了一百多年的列强欺凌。

   苏联曾是足以与美国争霸的超级大国，但长期在斯大林的高压下，言论控制，书报检查，没有文化自由。解体之日，克里姆林宫前，红场上一夜静悄悄，没有人起来捍卫这世界上第一个、曾号称坚如磐石的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可怕呀！因为它太突然。也很可贵呀！因为它太深刻！

   我相信，有五千年文明积淀的中国，他的人民，他的领导人，会在自己的和世界的大国兴衰的历史中选准我们自己应该走的路。资中筠的自选集《坐观天下》书里说得好：“大国消长如月之盈亏，是人间正道。”

   我想借用人民日报2月23日的一篇文章题目做我的结束语：“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全国人民正寄希望于中共十八大后中国会出现新的局面！

   （作者为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原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原载《民主与科学》杂志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