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新式国语教科书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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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新式国语教科书的诞生李娜 《 中华读书报 》（ 2015年01月21日   08 版）

蒙学格致教科书(清)钱承驹著 光绪29年（1903年）12月初版

白话文范　洪北平何仲英编纂 民国9年（1920）8月初版

    李娜（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编研一体，学术立社，此则人民教育出版社作为具有出版资质的国家级课程教材研究单位坚守60多年之信念。2010年12月，人教社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终获批准（课题批号：10＆ZD095），数百名编辑人员与国内相关高校、科研院所的学者共预其事。廓清百年教科书发展之轨迹，探寻近代以来吾国中小学课程、教材演变之规律，功在当下，利泽久远。
    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它具有一种藏而不露的霸权力量。
    话语代表着一种权力，拥有话语权就是拥有统治权的一种表现。
    自古以来，统治阶级通过对话语形式与话语群体的操控来稳固其统治地位，实现其统治权益。这一操控行为并非是一种自然而然地延续或选择，而是由权力机构控制、选择、组织和传播的结果。在对这种隐形权力运作的过程中，国家往往通过其“霸权”的实施机构之一——教育机构，对话语形式进行规则化、明确享有话语权的社会群体，从而规范其权力话语的使用和传播。国家以教科书为文化载体来塑造未来的国民、塑造理想的国民，培养未来社会的精英阶层，完善国家的权力机制。所以，对国家而言，教科书的话语形式代表着国家话语权力的表现形式。
    清末教育改革与新式教科书
    我国的传统教育是为选拔官吏、维护统治阶级利益而进行的，培养“明人伦”的“君子”的精英教育。选择“四书五经”等宣扬人伦规范的文言文为教育目标的载体，以文言作为统治权力的话语形式。由此社会分化为两种话语形式、两大话语群体——用文言的士大夫阶层与说白话的平民阶层。前者是社会的统治阶层，后者是社会的被统治阶层。
    19世纪后期，封建王朝的没落与受辱，仁人志士们“放眼看世界”，意识到“富强治理，在各精其业，各扩其识，各知其分之齐氓”，教育不应局限在“少数之英隽”，而应惠及民众。“开民智莫如改革文言”，将“语简理丰”的“二千年前古书”、“一切学堂功课书”、“农书、商书、工艺书”等均“用白话编辑”，以此作为“开启民智”的手段和工具。
    随着1901年9月废除八股取士，1902年公布《钦定学堂章程》，1904年l月公布《奏定学堂章程》，各级各类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并形成了一定的数量和规模。据统计，至1909年，学校增加到59117所，学生有1639641人。各类新式教科书也陆续面世，如文明书局出版的《蒙学读本》(1901年)，商务印书馆的《最新国文教科书》(1904年)、《简明国文》(1907年)等。
    新式教科书与文言教科书
    这些在清末教育改革之中诞生的新式教科书，内容有了变化，话语形式却并没有根本改变。他们仅是出于普及教育与开启民智的目的，简化了文字而已；并没有将真正的民间白话融入到新式教科书中。知识分子写白话文，也只限于三种场合：办通俗白话报，写作或翻译白话小说，或理论文中偶然流露一些“语录体”的白话词儿。此外，极少使用这种“白话”。因此直至“五四”时期的民国教科书，仍然是以文言文为教材文本，教科书还是以文言为话语形式的教科书。
    为什么已经意识到“言文一致”是“开启民智”的钥匙，却又仍然坚持，不放弃文言呢？
    首先，清末的教育改革是迫于外力的一种反动所产生的，并不是主持者真正明白新教育制度的优点与洞悉旧者的缺点。这些改革并没有完全破除传统帝制的价值、意识形态与行为模式。社会的文化主流、统治阶级话语权的掌控者，依然“居庙堂之高”；“处江湖之远”的民众终究是社会文化的细枝末流。教育的执行者与设计者要维护的仍然是封建统治者的权益。
    其次，文言是士大夫们身份、地位的象征。旧儒们所推行的白话文运动、开启民智的运动，出发点都是维护或挽救他们的统治。躬身与平民说同样的话，看同样的文章，这并不是他们的目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我们的文字，对于大众，除了身份、经济这些限制之外，却还要加上一条高门槛：难。跨过了，就是士大夫，而这些士大夫，又竭力的要使文字更加难起来，因为这样可以使他特别的尊严。”可见，不同的话语形式，本身就在地位不同的人之间制造出了一种特殊的权力关系。这群士大夫们又怎能容许自己的特权与“贱民”一起分享呢？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尽管清末民初的白话文运动持续了30多年，清末民初的教育改革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教科书这一行使话语权力的主战场仍然被文言所占据着。
    新式国语教科书的诞生
    语言是学习、求知的一种工具，教育的目的不仅是要掌握语言文字，而且要掌握如何运用语言文字这种工具来学习生活与生存所需的知识和技能、拓展知识的领域和空间。当社会的发展已经完全超出古典经学的范畴，当社会呈现出日新月异的变化，新的事物、新的知识、新的思想，这些都是简单的古文体，无法应付、难以承载的。正如蔡元培所言：“白话是用今人的话，来传达今人的意思，是直接的。文言是用古人的话，来传达今人的意思，是间接的。”所以只有白话才是直接进行平民教育的基础，是宣传文化的利器；同时间接的也将推动社会文明的发展与进步。所以，要真正强国，必须从普及教育开始；要普及教育，必定用白话文去宣传。
    因此，编写、出版白话文教科书，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
    五四期间，胡适倡导“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并积极践行这一主张。在他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文人投入到白话文写作中。
    1920年4月，教育部通告全国：
    至1922年，国民学校原先采用的文言教科书一律废止，各科教科书均采用语体文。当年商务印书馆便出版了第一部小学国语教科书——《新体国语教科书》，第一套中等学校国语教科书——《白话文范》。
    白话文教科书的编写专家群体也逐渐形成并崛起：在20世纪20—40年代形成了三大编辑专家群体：商务印书馆编教科书，最初的规划者是蔡元培，紧随其后的是张元济，并聘请高梦旦、蒋维乔主事，编者也多为名家，形成了包括吴增祺、许国英、蒋维乔、庄适、孙俍工、傅东华、陈望道等的商务群体；中华书局由范源镰副部长主事，形成了包括沈星一、黎锦熙、陆费逵、孙怒潮、穆济波、宋文瀚等人的中华群体；第三个群体是由叶圣陶、夏丏尊、朱自清等形成的开明群体。他们的活动和影响从20年代初期一直持续到40年代末。“据历届统一会审查工作的报告，民九（1920年）审定的教科书凡173册，民十（1921年）凡118册，民十一（1922年）约100册。民十以后几年间，各书坊竞出儿童课外读物，种类很多，还不在教育部审定范围之内。大抵‘儿童文学’这一股潮流，自周作人等提倡以来，在民十一（1922年）新学制公布时，达到最高点，……初中用的也依了‘新学制课程标准’，将语体文与文言文合编，文言文中，所采从来不给中学生读的新材料也颇不少（如王充、崔述之文，从此才入选本），于是乎教科书大改观了。”
    在他们的努力之下，“五四”以后“不论教育性的书刊、文艺文和理论文，白话文都成了‘正宗货’。”白话教科书的出版也很快进入全盛时期。
    据《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中小学教材》统计，民国时期共有88家中小书局或机构参与中小学教科书的出版工作，其中仅涉猎小学教科书的有25家，仅涉猎中学教科书的有40家，中小学教科书均涉猎的有13家；共出版中小学教科书334种，其中小学教科书147种，中学教科书187种。而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就馆藏有解放前师范学校及中小学、幼稚园教科书2626条；包括各级各段课程标准22条，小学（幼稚园）教科书766条，初高级学校用书1566条，师范院校教科书272条。以至于开明书店创办人章锡探说：“商务、中华、世界所以能成为出版界的翅楚，唯一的基本条件是印数最多的教科书”。可见当时教科书在出版社业务中所占分量之重。
    自此，新式国语教科书诞生了，这种白话文教科书的广泛使用，标志着白话取得了国家教育机构的合法保障，从而成为代表国家统治权力的话语形式。同时，随着白话文教科书的广泛使用，“现代汉语”这一在语法、词汇、句式等各方面都有别于古代汉语的全新的语言体系也逐渐形成并得到确立。20世纪20年代以后，官方文告逐渐以白话文予以公布，白话翻译作品大量涌现，许多本土作家开始用白话创作大量优秀的本土原创文学作品。这些具有现代意义的白话文作品被精选进新式白话教科书中，从而又推动了新式国语教科书的完善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