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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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5期

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再认识

              孟华

内容提要：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申小龙倡导的文化语言学，其主要学术贡献之一，就是对汉语“语文性”的重新发现并提出了汉语研究的语文学范式，我们可以简单地将其概括为：汉字为本，以神统形，散点透视。语文学范式的提出涉及到了一个汉语建设、也是汉文化建设的根本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其实反对的就是汉字、汉字本体的语文学文化阐释模式，我们称之为“去汉字化”运动。语文学范式是作为一个文化拯救方案提出的，表达了文化语言学对五四“去汉字化”导致的“文化断层”的深深忧虑和人文关怀。

关键词：文化语言学  语文学范式  去汉字化

In the last twenty years of 20th century, the key academic achievements of Shen Xiaolong, who had advocated the Culture Linguistics, were the rediscovery of Chinese “Philological Features” and the appearance of Philological Paradigm which in chief were character-center, form achieved through meaning and free constitute. His Philological Paradigm concerns a fundamental issue,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ulture. The May Fourth New Culture Movement, called De-Sinogrammalization Movement, actually criticized on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mode of philological interpretation. Shen put forward the Philological Paradigm as a scheme of culture salvation in order to call for more attentions to the “culture fault” caused by De-Sinogrammalization.

Keywords:  Chinese Culture Linguistics, philological paradigm, De-Sinogrammalization

孟华，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青岛香港东路23号  邮编：266071

上个世纪８０年代，中国语言学界掀起一股文化语言学思潮，最主要的有两个流派：一是文化关系派，主张语言与文化之间的相关性研究，尤其强调语言对文化的镜像性反映功能。第二个是文化认同派，以复旦大学的申小龙为代表，他将文化看做是汉语的深层结构形式，认为汉语、汉字和中国文化其他样式的结构通约，从而把人文性、文化性而非工具理性定义为汉语的本质。申小龙的观点鲜明、言辞激烈、影响最大，且直接向占绝对权威地位的工具理性语言学提出挑战，由此而引发了学术界长时间的关注和争论，直到90年代末期才逐渐沉寂。

时隔二十年后的今天，再来反思申氏文化语言学，我们发现他所倡导的语文学范式正在成为中国学术的重要话语，并且成为一个值得总结的历史性事件。

1申氏文化语言学对“语文性”的重新发现和阐释

申氏文化语言学的主要学术贡献之一，是对汉语“语文性”的重新发现。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1·1汉语与汉字的相互认同

申小龙所创建的以中国文化为主体的汉语句型体系，依据的是对汉语书面文本的解析，他研究的是语文性的汉语，强调的是汉语基础单位的汉字性，这就是汉语与汉字的相互认同。

众所周知，由于汉字独特的表意体制，实际上形成了两套汉语：一是异质的汉语，即人们日常的生活方言口语，各地或不同时代差异很大。这种异质性常常表现为因语音的阻隔而导致不能相互通话。一是同质的汉语，即超越方言的书面语、官话或雅言，它的同质化是靠了汉字的规范而形成的。中国的传统语言学不区别汉语的这种双轨性，且常常以同质化的书面汉语的研究取代异质汉语的研究，因此人们叫这种语言学为“语文学”，传统上叫做“小学”。

申小龙的汉语句型体系的创建显然表现出对同质性汉语的偏好和恢复语文学传统的使命感[1]：

我们力求用朴素的眼光看汉语，期望通过对《左传》的专书研究，建立先秦汉语句型系统的一个典型模式，并以此为基础，观照古代汉语的历史延续——现代汉语，建立汉民族语独立的句型理论。

他的代表作《中国句型文化》根据古文言文的经典《左传》的书面材料，总结出传统汉语句子的三个要素：“句读本体，时序（事理）铺排，意尽为界。”他所说的这些要素都是书面语言的范畴。以句读为例：它“本质上是文章音节运行中一种暂时的休止。……古人最初意识到的造句法则，正是这种声气止息的法则。”[2]句读实际上是诵读文言文时由声气止息而形成的句法基本单位。与句读相关的还有“文气”概念，“以意统形的句法观同以“读”为本体，以“气”统形的句法观相互结合时，立刻形成了传统语文学的成熟的句法观。[3]“‘文气’就是念诵文句时的一口气。它常可于诵读之中领略出来。当一个句读接一个句读流转顿挫而进的时候，句子组织就自然发生‘流动’，形成声气‘场’。”[4]

这种“有意”选择同质的、书面的、目治的汉语作为研究对象，其实是对汉语语文性的重新评估，代表了汉语学研究的“再汉字化”倾向。这种价值立场是对现代汉语学的“新语言观”——我们称之为“去汉字化”的汉语研究——的一种反拨。

什么是“去汉字化”的汉语或“新语言观”？简单地说就是强调研究口语的、耳治的、异质的汉语。沈兼士将这种“新语言观”概括为三条：

一，向来的研究是目治的注重文字，现在的研究是耳治的注重言语；二，向来只是片断的考证，现在须用有系统的方法实行历史的研究和比较的研究，以求得古今方言流变之派别，分布之状况；三，向来只是孤立的研究，现在须利用与之有直接或间接关系之发音学、言语学、文字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民俗学等，以为建设新研究的基础。[5]

在申小龙看来，新语言观“在获得新理论、新方法、新成果、新视野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那就是传统语言研究对汉语本质的一些精髓认识和蕴藉其中的人文精神与文化关怀的失落。这种失落使西方语言学中的科学主义倾向与汉语的文化形态与人文内涵产生深刻的冲突。”[6]

申小龙所说的汉语人文精神的“失落”其实就是汉语的语文性的失落。他尖锐批评了新语言观用一种耳治的、“去汉字化”、异质的语言理论来研究具有语文性、同质化的汉语所导致的矛盾冲突。

属于拼音文字文化的西方语言具有相对的“言文一致”性，这一点我们在电脑的文字输入中感觉尤为深刻：使用拉丁字母的西方人终身使用一套字母表进行文字输入，形音一致的编码使他们进入“想打”的状态，几乎感觉不到文字的存在。而汉字由于形音不对应而导致了汉字编码处于“万码奔腾”的局面，使用者不断要对新出现的输入码进行选择。另外在输入过程中汉字对思维的介入也较大，譬如想输入一个“衷”字，屏幕上会出现“中、重、种、众、衷……”等若干同音、近音的书写形式供人选择——人们在输入汉语过程中始终保持对汉字自觉意识，一种言文分离的双重语感。在某种意义上讲，言和文实际上是两种文化方式，“言”的要素与大众文化、现代性、异质性有关；“文”的要素与精英文化、传统性和同质化有关。这种“言文”双重语感就是汉语和汉文化的语文性，它与西方拼音语言“言文一致”的单轨性形成鲜明差异。所以，建立在言文一致基础上的西方语言学里，是没有文字学的地位的：

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7]

正是这种“语音中心主义”的西方语言观，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以后成为汉语学的支配性意识形态，人们在汉语研究、汉语教学中去掉了汉字性、语文性这一要素，严重背离了汉族人的双重语感以及汉字所负载的传统文化内涵，从而导致了汉语“人文精神的失落”。

这正是申小龙的汉语研究认同于汉语的语文性、同质性的原因。基于同样的理由，他的语言观也认同于中国传统语言学传统。

中国传统的语文学或小学是汉字本位的，即言文一体、文道一体，以文代言、以文代道。申小龙引用了古人祝允明对言文关系的论述[8]：

文也者，非外身以为之也。心动情之，理著气达，宜齿颊而为言，就行墨而成文，文即言也，言即文也。（《祝子罪知录》卷八）

言文关系是语言学研究的最基本问题，围绕对此的不同回答形成了不同的语言观。中国传统语言学持一种整体论言文关系观，即在文字为本的等级制格局下强调言文之间的整体一致性。申小龙肯定了古人“文即言也，言即文也”这一用“文”的研究来取代“言”的整体论立场。譬如在论述语言的社会功能及其世界观性质时，均分析的是“文”而非“言”：他以古人所谓的“结绳之政”、“八卦之政”、“书契之政”这些书写范畴来取代语言范畴；以许慎关于文字的功能是“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来阐述语言如何成为人类文化“本源”的。所以，他也认为传统语言学是“以文字为核心”的[9]：

中国古代语言学的学术规范形成于汉代。……这个被称为“小学”的学术规范，以文字为核心，不仅形成了说形、说音、说义的丰富的体例和方法，而且形成了一整套的释义、考证、校订的术语。……更能体现小学学术体系之完备的是汉代递相出现的小学专著。这些专著建立了三种相关而又各具特点、自成体系的学术范式，从整体上创立了中国古代语言学。

申小龙同意，即使是古代的方言口语研究也是汉字本位的[10]：

汉语的传统方言学，自扬雄以后，将研究的重点放在词源的考证、书面语的诠释上，而诠释的单位是“字”，它主要是一个意义单位。……并未越出传统小学以今证古、经学考证的框架。

申小龙对传统汉字本位语言学的认同，其目的一是以此为基础建立独立的现代汉语语言理论，二是通过解释汉语的“语文性”来阐释汉字所蕴涵的文化传统和人文精神[11]：

（古代语法学）和古典的文化阐释紧密结合在一起。这一方面是由于它所寄生的古籍诠释母体注定了它要在文化阐释中寻找自身的法则，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中国古代的语言观具有“世界观”的本体论的意义，古代语文学家必定循着人对自然、人文世界观察与理解的逻辑顺序与轨迹去把握汉语的语法规律。

他深刻揭示了“汉语/汉字/汉文化”之间的依存关系：汉语寄生于汉字负载的古籍文化的母体之中，倘若去掉了汉字之本，汉语的人文性将丧失殆尽。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古代语言学是以文字的研究为中心的。”[12]这里表现了申的意识形态性：坚持同质汉语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表明他的保守主义文化立场。

1·2汉语语文性和汉文化的相互认同

关于“文化”的定义学术界众说纷纭：或者被解释为人的意识性活动及其产物，或者定义为人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或者理解为生活方式；而更多的则倾向于认为文化是作为一个特定社会或民族所特有的一切行为、观念和态度。[13]每一种定义都源自一定的理论立场，各有其合理性，而申小龙主要持一种符号学文化观，即文化是人类使用和制造符号的方式。卡西尔认为文化活动起始于符号的运用，符号作为意义的载体，是文化的根基：

人类在思想和经验中取得的一切进步都使这符号之网更为精巧和牢固……从某种意义上讲，人是在不断地与自身打交道而不是应付事物本身。他是如此地使自己包裹在语言形式、艺术想像、神话符号以及宗教意识之中，以致除非凭借这些人为媒介物的中介，他就不可能看见或认识任何东西。[14]

人类学家利奇也从符号学的立场出发，认为文化只有在交流中通过意义载体即符号而形成。[15]譬如进餐行为，中国人用的筷子和西方人用的刀叉就成为一对符号，它们分别代表了一种技能性和技术性的文化方式。不过符号学更倾向于将语言看作是文化的典型形式，或者是文化的基本模式，其他文化现象是它的投射。埃科认为“文化现象必须看作语义作用的手段（即有能力产生语义作用的东西）。前苏联的塔图（Tartu）符号学派将语言看作是创造性文化活动的基本模式和中心，非语言文化现象看作是语言的“第二次模式化体系”。[16]

申小龙也是把文化的符号性质集中于对语言的阐释上。他受到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和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沃尔夫文化语言学的影响，相信语言不仅仅是反映文化，认为语言是民族文化的典型形式，语言认同于文化：“汉语与中国文化的结构通约，即汉语语法与汉民族思维方式的同构，把语法作为一种文化的结构类型来研究。”[17]

建立了语言与文化的同构性联系以后，文化必然表现为一种特定的编码方式；汉文化的编码方式就表现在汉语语法当中。我根据申小龙的论述，将文化语言学所认定的汉文化编码方式概括为：汉字为本，以神统形，散点透视。

汉字为本 申小龙在《中国句型文化》中总结了中国传统语言学的汉字本位思想[18]：

以“字”为本体，以意统形的句法观同以“读”为本体，以“气”统形的句法观相互结合时，立刻形成了传统语文学的成熟的句法观，即“先意气，后辞句”，“凡为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彩章句为之兵卫”。这种句法观体现在句子分析上，就是以句读为本体，以句读的循序铺排为局势，以意尽为句界。这种句子观是意（神）与气（形）的统一。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汉字本位与稍后徐通锵提出的汉语“字本位”语法是有区别的。徐通锵的字本位指的是汉语语法的基础单位是“字”，更侧重于语言的结构描写，这个“字”带有更多的描写语言学特征，所以他叫“字”而不是“汉字”；申小龙的字本位关注的是汉语语法系统功能的汉字性，汉语存在条件的汉字性，无论是字还是句都是以汉字为其存在方式的，这个“字”就是“汉字”，带有更多的古典语文学特征：

中国古代语文传统把“字”看作语法的基本单位，认为“句者，局也。局言者，联字以分疆”。“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文心雕龙·章句》）正因为以字为本而字义又很有弹性，所以汉语形式松弛而容许有丰富的语义解释。字的灵活组合为神的解释提供了自由空间。[19]

根据符号学的意指定律[20]，一个符号系统基础单位的性质，决定该系统组织的结构方式。申小龙所阐释的汉字“振本而末从”的本位性也说明了这一点：汉语基础单位的汉字性质，决定了申小龙所谓汉语组织表达的“以神统形”即“汉语形式松弛而容许有丰富的语义解释。字的灵活组合为神的解释提供了自由空间”。

以神统形 符号有两个维度：一个是表达的维度，即表达层面和内容层面的关系（符号学叫能指和所指的关系），这种关系方式我们称为意指方式；一个是组织结构的维度，即符号与符号之间的组织法则。申小龙所提出的汉语“以神统形”着眼的是表达层面，指的一种迥异于西方语言的意指方式，以意义控制形式的符号化规则。这个术语本质上带有符号学特征，是从表达或意指的维度探讨汉语语法的人文特性的。

申小龙认为，汉语体现中国文化主客体统一、“言不尽意”的哲学，字的语义弹性和灵活组合为意义的理解提供了充裕的空间，意义的理解对句法的结构作了最终的认定。语言表意之“神”控制着形，稳定着形，解释着形，语义和功能执行对句法的解释权——这就是“以神统形”的含义：

文法即意法，意之表达有非“法”之可拘，而是“文成法立”，所以只要专注意义，就把握了语言的组织。[21]

譬如“都说这本书好，可我怎么一点儿也不懂，都把我给看腻味了”这个句子，它没有严格的形式规则，力求以意统形，只要能够意会，形式上就可以“人详我略”。

以意义控制形式的“以神统形”，还表现在形神之间的理据性原则，即汉语句子中句读段的铺排遵循事理逻辑的连贯性。我们先分析《春秋.僖公十六年》中的例子：

春王正月戍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飞，过宋都。

对于“陨石于宋五”，《公羊传》的解释是：“曷为先言陨而后言石？陨石记闻，闻其石磌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先闻“陨”，后见“石”，数之则“五”，这是一个“耳治”的过程，是人对现象观察的过程。“耳治”的顺序“模铸”句法的结构。对于“六鷁退飞”，《公羊传》的解释是：“曷为先言六而后言鷁？六鷁退飞，记见也。视之则六，察之则鷁，徐而察之则退飞。”先见“六”，后见“鷁”，察之则“退飞”，这是一个“目治”的过程，“目治”的顺序“模铸”句法的结构。因此申小龙指出：“‘耳治’、‘目治’的结果正是语言结构对客观世界的直接映照……（语言结构的秩序）往往基于人的主观意图，或强调，或突出，它依然映照着概念结构”[22]。他所谓的这种“映照”、这种“以神统形”就是符号学中的动机性、理据性意指方式，在汉字学中叫做“据义构形”：形体结构服从于对意义的显示。一言以蔽之，许慎的汉字“六书”理论的精髓就是“据义构形”或“以神统形”。这是申小龙总结出的汉语语法又一条重要的规则，即动机性、理据性规则。而他所谓西方语法的“以形摄神”，则属于任意性意指原则。

散点透视  “散点透视”考察的是符号的第二个维度即结构组织法则的人文特性。

根据意指定律，一个符号系统在意指关系上越是理据的、动机的，它在结构关系上便越是非线性的、意合的。反之，若是任意性的，则结构关系是线性的、形合的。而申小龙对汉语结构组织“散点透视”性的总结，就是强调了其非线性的意合特征，具体表现为汉语句法三个特征：“句读本体”、“时序（事理）铺排”、“意尽为界”[23]，这三点从视觉心理上讲就表现为“散点透视”，申小龙认为这种句子建构方式和中国画的建构一样，采用散点透视的方法，没有一个动词核心组织句子成分，而以句读段为单位将不同视角的事象按事理顺序移动展开，句读段之间相互制约形成一体。根据申小龙的统计，“汉语交际中90％的句子都不是SVO型以动词为中心作焦点视的句子，那么，‘主动宾’之类的句子模式在心理机制上就不适宜于汉族人的语感。汉语句子是以‘流水句’的面貌出现的。一个个句读按逻辑事理的铺排才是汉语句子构造的本质。”[24]

这样，我们就可以将申小龙发现并提出的文化语言学理论概括为“汉字为本、以神统形、散点透视”的语文学范式。具体可表述为：汉字、汉文化存在基础的汉字性，决定了其文化编码的动机性、理据性（以神统形），以及组织结构上非形式化的事理铺排（散点透视）。这种范式既是中国语言的语法特征，也是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方式和民族思维特性，进而实现了汉语和汉文化的相互认同。

2结语：对申氏文化语言学的再评价

申小龙所倡导的语文学范式，涉及到了一个汉语建设、也是汉文化建设的根本问题。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其实反对的就是汉字、汉字本体的语文学文化阐释模式。“五四”引进了西方话语中心的反文字立场，重语轻文，从而导致了中国传统学术话语的崩溃，促成了语言与文字、语文与文学、文史哲等统一体的分裂：文字成了语言的工具、语言成了文学的工具、文学成了哲学和历史的工具。在这种层累的工具与中心的二元关系项中，前项属于“文”的范畴，后项属于“语”的范畴。“五四”以来中国学术的主流是将“文”贬低为工具，这意味着一场持续近一个世纪之久的“去汉字化”运动。这种语文分离主义使各学科逐渐分家，哲学、文学、史学从语文学中独立出去，剩下语言学成了工具之学。接下来又是语言和文字的剥离：传统以文字为本来探求形音义关系的小学，五四后将音韵学送给了语音学，将训诂学送给了词汇学（唐兰语），只剩下字形的研究叫做文字学。经过这样层层的“剥离手术”后，传统语文学深厚的人文精神被抽空，现代汉语言文字被处理为一套抽象的、形式化的符号规则系统和交际工具。比如当代的汉字学，都是以如何有效地记录汉语的角度来建立自己的理论框架，其结果是汉字学成了汉语学的附庸，它从未真正地获得自己的学术话语和独立的学科地位；在语法学方面，句读为本的中国传统语法精神也被西方话语中心的词本位“主－谓”语法体系所取代。在文学创作领域，“去汉字化”思潮导致了所谓“母语的危机”，尤其是诗歌创作方面，传统的植根于汉字性的一些古典创作手法如格律、意象、偶对等等为白话和自由体所取代……中国语文学汉字为本的话语方式整体上被西方语言中心的话语方式所压制而失语。

尽管申小龙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低估了五四“去汉字化”文化思潮的现代性价值，但他的语文学范式是作为一个文化拯救方案提出的，表达了他对五四“去汉字化”导致的“文化断层”的深深忧虑和人文关怀，这也是文化转型期的中国所面临的重大历史难题。可以预见，未来中国语言学、中国学术和中国文化的每一个重大进步，都将离不开人文知识分子的这种忧虑和关怀，以及种种的拯救方案。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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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小龙《中国句型文化》，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7页。

[2] 同上，第11页。

[3] 同上，第14、15页。

[4] 同上，第140、141页。

[5]申小龙《语言文字学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85页。

[6] 同上，第187页。

[7]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47页。

[8]申小龙《语言文字学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0页。

[9] 同上，第22、49页。

[10] 同上，第184页。

[11] 同上，第312页。

[12] 同上，第92页。

[13]韩民青《文化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5页。

[14]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33页。

[15]利奇《文化与交流》，卢德平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1年，第14、15页。

[16]池上嘉彦《诗学与文化符号学》，林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年，第128、156页。

[17]申小龙《汉语语法学》，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页。

[18]申小龙《中国句型文化》，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4、15页。

[19]申小龙《汉语语法学》，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0页。

[20]孟华《汉字：汉语和华夏文明的内在形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31页。

[21]申小龙《汉语语法学》，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页。

[22] 同上，第8页。

[23]申小龙《中国句型文化》，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6页。

[24]申小龙《汉语语法学》，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