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校是否会影响学生的个人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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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校是否会影响学生的个人成长（《教育学术月刊》2015年第6期)
——基于同伴视角的个案研究
■郑   磊   朱志勇   王思檬


摘   要：个体的教育过程与经历会影响其今后的社会地位以及经济利益的获得，在此教育过程中，择校是否会影响个体的同伴交往进而影响个体的成长和发展呢？本文采取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从微观层面考察“就近入学”政策背景下成长的个体，择校是否影响其成长的“圈子”以及产生哪些同伴效应。研究发现，随着学校教育阶段的提高，通过各种方式择校的情况越来越普遍，这对个人的择友标准、同伴圈子构成、同伴交往关系等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处于不同的“圈子”当中并不必然对个人的成长发展产生差异性影响。研究从同伴视角证实了择校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重要。
关键词：择校；群分效应；同伴效应；身份认同；就近入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3年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就近入学’政策背景下的择校行为研究”（13JDJYC00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教育的代际传导机制及相关政策研究”（71203014）以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学校教育与社区发展”（10YJA880201）的部分成果，同时本文也得到了国家留学基金（201308110030）的资助。作者对上述基金的支持表示感谢。
中图分类号：G40-0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11(2015)6-0034-10
作者简介:郑磊，男，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暨首都教育经济研究院讲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教育不平等；朱志勇，男，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学校教育与社区/社会发展（北京   100875）；王思檬，女，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硕士毕业生，现就职于北京市朝阳区地方税务局（北京   100029）。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个人的学校教育过程与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今后的社会地位以及经济利益获得。接受教育的层次、在每个教育层次所上学校的类型构成了个人的就学路径。“八零后”是义务教育阶段“就近入学”政策背景下成长的一代人。虽然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是按照户口所在地就近入学的，但是通过特长加分、学习成绩选拔、买房、转户口、交纳共建费、捐资等方式择校的也并不鲜见，而择校主要是选择优秀的师资和良好的同伴群体（曾晓东，2010）。家长希望通过择校，让孩子受到更优质的教育，接受优秀老师的指导，结交更好的同伴。与家长的“择校热”形成对照的是，出于教育均衡发展以及减轻学生负担的角度，政府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着力解决择校问题”。
从同伴的视角来看，在不同就学路径中成长的个体会处于不同的交往圈子之中，由此可能带来不同的同伴关系。那么，这种朝夕相处的“圈子”通过同伴效应（peer effects）这样一种人际互动方式又将如何影响个人的成长和发展呢？或者说，既然家长择校主要是选择同伴和教师，那么这种选择是否有效呢？
为了更深入的了解学校教育中的同伴效应，特别是在中国义务教育阶段存在择校行为的背景下考察择校——同伴效应——个人发展之间的关系，本文通过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以北京市的30位“八零后”个体为研究对象，考察在不同类型学校就学的个体的同伴关系，以及这种同伴关系对个人成长的影响。具体而言，我们试图通过一个小规模的个案研究，从微观层面了解择校是否形成不同的“圈子”并由此导致差异性的同伴效应。本研究既从不同研究方法取向上审视同伴效应的影响机制，也期望拓展国内有关择校问题的研究视角。

二、择校与同伴效应

择校研究是国内教育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已有研究大多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择校对教育资源配置、教育机会公平的影响（邬凌羽，2010；吴遵民、沈俊强，2006）。二是家庭择校方式、择校影响因素的研究。研究发现，尽管在禁止择校的政策之下，但是仍然存在多种变相的择校方式（曾晓东，2010），例如通过买房而择校（冯皓、陆铭，2010）、通过政治资本而择校（叶晓阳，2012）、通过社会资本而择校（周群力、陆铭，2009）。调查表明，家长更偏好各种可以控制的选择学校的手段，对完全无法控制的电脑派位入学最不偏好，并且在择校态度上存在家庭背景上的差异（曾晓东等，2014）。第三类研究则关注如何解决、治理择校现象。比如从国际比较的视野借鉴国外择校治理的经验（丁笑炯，2012；刘涛、范国睿，2011；曾晓东，2010），或者对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入学机会分配政策进行解读，从政府行为分析、政府治理的角度研究择校问题的解决出路（董辉、卢乃桂，2010；刘大力、林小英，2010；曾晓东，2010）。总体而言，尽管有关择校的研究很多，但很少有研究关注择校对学生在学校生活中的同伴关系、师生关系以及教育发展路径的影响。
尽管同伴效应是国外教育学、社会学、经济学的一个持续热门的前沿问题，但是与作为热点话题的择校研究相比，此类研究在中文学术界非常少见。国外学者有关此话题的研究大多使用定量研究方法考察个体的同伴构成（例如在社会经济地位、种族、地域、能力上的分布）对其学业成就的影响（Angrist and Lang, 2004; Carman and Zhang, 2012; Ding and Lehrer, 2007; Imberman et al., 2012; 曹妍，2013；杨钋，2009）。这些研究几乎都发现，同伴关系对个人的教育发展会产生显著的影响，并且对行为、价值观、身份认同的影响要大于对学业成就的影响（Sacerdote, 2011）。然而已有研究仅仅通过对同伴在某些特征上的构成或表现来度量同伴效应，缺乏对同伴交往方式、身份认同模式场景再现般的描述，而这些难以量化的内容恰恰是同伴对个体施加影响的机制。
本研究认为，与电脑派位或者房地产改革之前的就近入学相比①，通过各种择校方式入学的学生在学校生活中的同伴圈子在家庭背景上更加同质化，这对于来自“名牌学校”、“重点学校”的学生而言尤其明显。因此择校会加剧交往同伴按照社会经济地位划分的“群分现象”（sorting）。而不同的同伴圈子又会因为异质性的同伴效应对个人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
由于人和人之间的偏好、品位以及身份认同上的差异，人们倾向于和自己拥有相近背景的人密切交往，由此产生了一个个内部开放但是对外封闭的“圈子”，也即拥有相似职业、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聚集在一起，这就是“群分效应”（冯皓、陆铭，2010；陆铭、张爽，2007）。在每一个“圈子”里，人际互动的社会化过程又形成、改变或强化了“圈内人”的身份认同。基于共同的身份认同，圈子内部的人互相影响，从而产生了“同伴效应”。
在严格的“就近入学”政策下，如果不存在任何择校方式，就学机会就会完全按照初始的家庭居住地分配。在住房尚未市场化的九十年代初期，居住空间的分布相对而言比较均匀——各种阶层的人往往混合在一起居住。因此在同一所学校就读的学生更有可能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其同伴圈子的多样性程度较高。换言之，在不同学校就读的学生，其伙伴圈子的差异性虽然存在但不会很大。但是，“就近入学”政策背景下仍然存在各种择校方式。一个典型的方式就是“通过买房而择校”（冯皓、陆铭，2010），这在住房市场化的九十年代后期尤为普遍。在房地产市场与教育市场联动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下②，由此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聚集在好学校周围，垄断性的占有优质教育资源，而普通学校的生源主要来自一般家庭，由此产生了一种明显的群分现象——在优质学校就读的学生，其伙伴圈子明显的异于在普通学校就读的学生。比如针对南京市的一项调查发现，重点小学和初中周边的学区房住户，其家庭的父母教育水平、职业地位和收入水平都显著高于城市其他地区住户（方长春，2011）。在此背景下如果是就近入学的话，不同类型学校的同伴群体在家庭背景上存在明显的差异。因此，择校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教育过程中的群分现象，由此导致在不同的“圈子”中接受教育可能会面临不一样的同伴效应，从而对学生的成长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

三、研究方法

我们根据“目的性选择”的标准选择了30位（男生12名，女生18名）在北京就学的研究对象。这30位研究对象均是在北京出生和成长的“土著”，在北京就读小学、初中和高中。出生年份为1985-1991年，其小学入学年份为1991-1997年，因此全部属于“就近入学”政策下的求学个体。研究对象的家庭户口分布在东城、西城、崇文、宣武、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怀柔、房山等10个区。父母工作单位以事业单位、政府机关、国企为主，也包括个体工商户、产业工人和无业者。
在资料搜集层面，我们首先邀请研究对象填写关于个人求学路径的半开放式调查问卷，共计回收30份有效问卷。问卷除了了解研究对象的个人和家庭背景基本情况之外，重点按照时间顺序询问了研究对象小学、初中、高中的求学路径，特别是受访者的择校情况、日常伙伴交往情况和学校内的师生关系。对于择校情况，问卷通过“实际居住地”、“户口所在地”、“学校名称”、“就读方式”、“转学情况”等问题进行考察。对于伙伴圈子以及研究对象的感知，问卷通过“对自家生活水平与同学相比较的感觉”、“关系特别要好的同学的情况”、“课余生活是怎样度过的”、“对学校环境的评价”、“毕业后是否频繁联系”等问题进行考察。
然后，针对问卷当中主观感受性的问题，我们与研究对象进行访谈并记录访谈内容，访谈以结构性访谈方式为主，重点考察研究对象对就学环境中人际交往圈子的评价（包括对老师的评价以及对同学的评价）、对择校的态度以及伙伴圈子对受访者成长的影响等。访谈主要通过以下问题得以开展：“评价老师对你的影响”、“说说同学或好友对你的影响”、“择校或非择校的求学路径对你产生了哪些影响”、“是否会考虑购买学区房以及原因”等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在研究对象上小学的时期，北京市的崇文区、宣武区是独立的行政区。同时，北京市还存在所谓的市重点、区重点学校名号，这些情况与现在有所不同。本文以研究对象上学期间的实际情况为分析基点，所使用的区域划分、评价学校的级别、入读方式等，均以研究对象的回答内容为准。另外，参考曾晓东（2010）的定义，本文所谓的“择校”包括特长加分、学习成绩选拔、买房、转户口、交纳共建费、捐资等多种方式。
本研究所有研究对象在被充分告知研究目的的前提下自愿接受问卷调查和访谈记录，所有资料的使用均征得研究对象的同意并采取了匿名处理。

四、资料分析

（一）升学方式：多元化
在小学就学阶段，共有21位研究对象按照户口所在地入学，其中有15位就读于所在片区内的普通学校。在初中就学阶段，进入比北京市重点还难进的“超级重点”学校有2位，进入北京市重点学校有7位、区重点有6位、片区内口碑较好的学校有5位。在高中就学阶段，有3位就读于普通学校，1位就读于薄弱学校，其他26位全部就读于各类重点学校，其中在北京市重点就读的共有15位。
在小学阶段（也即房地产市场化改革之前的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前期），9位采取了各种择校方式入学就读，其中有4位动用社会关系择校入学，有2位为了上理想学校，将户口迁到亲戚住所从而“就近入学”，有2位通过独立考试入学，还有1位利用父母单位与学校是共建关系而入学。这9位没有按家庭户口入学的人中，有4人是因为“人户分离”（也即家庭实际居住地与家庭户口所在地不一致），家长担心上学太远而进行择校的。其他5位则是为了选择高质量学校而采取了各种择校手段。
在“小升初”阶段，仅有6位是按照电脑派位入学的，其他研究对象则采取各种形式进行了择校。其中，有13位是通过参加学校独立考试和体育艺术奥数等特长进入了比较心仪的中学，这是最主要的一种择校方式。此外，动用社会关系择校的共有5位，利用父母单位与学校是共建关系而入学的有2位，基于小学推优资格入学的共2位，在电脑派位时利用关系派到理想学校的有1位，没有任何关系但是缴纳赞助费入学的有1位。由此可见，在“小升初”阶段面临着“电脑派位、就近入学”的升学政策，但是30位研究对象及其家庭存在着各种形式的择校方式，比如靠学习能力择校（独立考试和特长生）、通过社会关系择校等。
在“初升高”阶段，学习成绩对于升学具有更加重要的影响，有21位是通过中考成绩或学校组织的独立考试进入了志愿高中。此外，有5位是通过独立考试直接升学，2位因中考成绩较差缴纳赞助费择校入学，以初中推优生资格以及高中附属的初中部毕业生资格优先录取的各1位。
有择校经历的研究对象对择校持肯定性评价，认为“师资较好，同学氛围很好，对我的帮助是决定性的”、“为以后的升学奠定了基础”、 “好的学校确实有更好的学习生活环境，周围同学的基本素质也比较好，眼界更开阔”等。也就是说，择校者可以拥有更好的教育资源（这种资源主要指的是师生关系而非校园硬件条件），对自己以后的求学和人生道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没有择校经历的研究对象认为，“通过统一考试或者就近分配的方式，让我养成了一切靠自己的习惯。做事从来都不依赖他人，也不愿意求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一切已经成为了我生活的习惯”，“学校次，但我的学习成绩很好，大家都愿意和我玩儿，增强了我的自信心”。
（二）同伴构成：地缘抑或社会阶层缘？
在住房尚未市场化的1997年之前（也即受访者当中最晚的小学入学时间），研究对象的小学入学方式主要是“就近入学”，这意味着生源分布比较随机。“小升初”阶段的择校行为最为普遍。通过择校进入心仪的优质初中，以期提高中考成绩，这也是为不受“就近入学”政策限制的“初升高”入学提前做好准备。“初升高”主要是通过成绩作为“敲门砖”的。因此，相对于小学阶段而言，初中和高中阶段同一所学校的生源会更多的来自家庭背景接近的学生③。在以家庭户口就近入学为主的小学阶段，有13位认为自家的生活水平与同学差不多；在以各种方式择校入学为主的初中阶段，有20位认为自家的生活水平与同学差不多；在以考试作为主要入学方式的高中阶段，有18位认为自家的生活水平与同学差不多。由此我们认为，在小学阶段，研究对象的同伴圈子异质性较高，来自各种家庭背景的学生都有，伙伴圈子的形成主要来自一种基于居住地的“地缘关系”。而在初中和高中阶段，研究对象的同伴圈子同质性较高，主要来自与自己具有类似背景的家庭，伙伴圈子的形成更多的是一种“社会阶层缘”。
（三）择友标准：趋同性抑或趋异性？
在研究对象如何选择同伴方面④，因为“家庭居住地接近而成为朋友”的人数随着教育阶段提高而递减，小学、初中、高中阶段以此择友的人数分别为21人、12人、8人。与之相对，择友越来越看重“性格相投”这一原因的在小学、初中、高中阶段的人数分别为14人、18人、23人。此外，在各个教育阶段，因为爱好相同或者家庭背景相似而择友的人数基本保持稳定。
社会学认为，个人在选择同伴时倾向寻找和自己特质类似的人，即为“趋同性交友”，而个人在择友时选择与自己特质不同的人，则为“趋异性交友”（McPherson et al., 2001）。在种族、性别、年龄、宗教等特征方面，趋同性交友比较普遍；但是在教育、职业、社会网络等特征方面，趋异性交友比较普遍。前者是为了满足交友过程中的情感表达需要，而后者则是在社会资源分配不平等的情况下，通过“差异性交友”作为一种交换，获得某种工具理性上的收益（陈云松，2012）。我们的研究发现，尽管选择以家庭背景相似的同学作为伙伴是主要择友模式，但是随着教育阶段的提高，某些特征上的趋异性交友方式越来越明显，特别是一种“向上寻求式”的择友模式——个人越来越倾向于选择家庭背景、成绩优于自己的人作为伙伴。在小学、初中、高中阶段，分别有2人、5人、7人表示选择了家庭背景优于自己的人作为伙伴；分别有1人、2人、4人表示选择了成绩优于自己的人作为伙伴。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研究对象越来越以一种工具理性的方式进行择友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是否意味着随着年龄增长，这种伙伴关系更多的是基于某种互惠的“利益性需要”？或者说，童年时期的伙伴关系相对于青年时期的伙伴关系更加“纯洁”？
（四）毕业后与同伴的联系
研究对象毕业之后基本不再与小学、初中、高中阶段的伙伴联系的分别有18人、9人、4人。也就是说，越久远的伙伴，毕业之后联系的可能性越小，这有可能是因为小学阶段各种通信工具不发达所致。但是我们在访谈中发现，虽然有相当比例的受访者与小学和初中同学基本不联系了，但如果保持联系，则这种关系非常紧密，甚至超过与高中同学、大学同学以及工作同事的联系。他们与小学和初中同学不仅使用网络等渠道进行联系，而且见面与“串门”的次数也相当频繁。同时，与小学初中同学保持紧密联系的研究对象，几乎全部是在户口所在地的片区内就读的小学和初中，并且基本没有择校行为。这表明，按照“就近入学”政策正常求学并且没有择校的研究对象，与同伴的联系更加紧密。这或许是因为按照“就近入学”政策就读的研究对象，在小学初中时与同学居住在同一个或距离很近的居住区内，单位制社会结构和街坊大院的居住形态导致研究对象与其同伴的相处的时间比较充裕，而课业压力较小使得这一阶段的伙伴之间主要通过玩耍加强了友谊，这是一种单纯的、目的性不强的“玩伴关系”，这在下文会有进一步的体现。
（五）同伴关系：从“玩伴”到“伙伴”
所有研究对象都认为自己的小学阶段“无压力”、“没什么竞争”，小学阶段很快乐、很团结、同学都很友好。其中有7人表示，“那时住的都很近，每天和伙伴一起上下学一起玩，非常充实”。这表明，在以“就近入学”为主要入学方式的小学，同伴圈子的形成主要是基于居住地的远近来划分“亲疏关系”。到了初中阶段，有17人认为“有压力”，有2人认为“竞争激烈”，有5人透露“有考试排名”、“压力大”。有20人认为初中同学带给自己新鲜的知识、使自己进入了以前不知道的领域、开阔了眼界、培养了新的兴趣爱好。有8人表示，初中同学有的学习出色，使自己学习有动力。有4人表示和初中同学有共同的志向和价值观，结识了一生的好朋友。由此可见，在就近入学比例较高的小学阶段，同伴关系是一种玩耍、游戏为主要方式的“玩伴关系”。在择校比例较高的初中阶段，同伴关系变成一种基于相同的兴趣、价值观的“伙伴关系”。
根据问卷调查和访谈的结果，我们发现，如果从个人发展路径来看，尽管择校对择友标准、同伴构成以及交往方式产生了一定影响，使得身处不同类型学校的研究对象拥有不同的伙伴圈子，但是这种异质性的“圈子”并不必然对个人成长发展产生差异性的影响。换言之，即使身处一般学校，研究对象的同伴圈子主要来自社会经济地位一般的家庭，但他们的个人成长经历未必就不如身处好学校的同龄人。
根据资料的分析，研究对象的群体交往方式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1）优质学校里的“共同奋斗型关系”，同学之间竞争压力较大，但这是一种良性竞争，同学在名校氛围里彼此都很有认同感，互相“比学赶帮超”，在压力下互相促进共同成长，“近朱者赤”的同伴效应非常显著；（2）优质学校里的“互通有无型关系”，同学之间非常看重在优质学校共同交往的社会资源和社交圈子，这种圈子既带来精神上的促进（比如都属于阳光少年、开朗励志），也具有物质上的收益（比如利用圈子寻找工作和生意上的伙伴），在毕业之后充分利用伙伴圈子的人脉关系；（3）优质学校里的“残酷竞争型关系”，身处同学个个家庭背景不凡的优质学校，人际关系复杂，个别老师偏袒某些学生，人际交往和学习压力均较大；（4）普通学校的“自强不息型关系”，身处普通学校，但是自身学习能力、人际交往能力较强，凡事都靠自己努力，因此颇受同学欢迎，建立了很好的自信心。表1概括了身处这四种类型的受访者的就学路径以及择校方式。限于篇幅，我们在这里只呈现10位研究对象的群体交往方式。

表1：就学路径与同伴关系
类型 受访者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学 目前状态
优质学校的“共同奋斗型” A（女） 市重点（缴纳赞助费） 市重点（跨区保送） 市重点（成绩优异） 市重点 银行职员
H（女） 普通小学（就近） 市重点（独立招生） 市重点（成绩达线） 市重点 国家级通讯社编辑
优质学校的“互通有无型” B（男） 普通小学（就近）——区重点（托关系） 区重点（缴纳赞助费） 市重点（成绩优异） 市重点 自己经营财务代理公司
I（女） 普通小学（就近）——区重点（学校撤并） 市重点（体育特长生） 市重点（托关系缴纳赞助费） 出国留学 三甲医院工作
J（男） 普通小学（就近） 市重点（共建单位子女） 市重点（成绩优异） 市重点 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
优质学校的“残酷竞争型” C（男） 区重点（转户口择校） 市重点（就近） 市重点（成绩达线） 市重点 汽车公司财务专员
D（男） 口碑较好（就近） 薄弱校（就近） 市重点（成绩优异） 市重点 会计师事务所高级顾问
普通学校的“自强不息型” E（女） 普通小学（就近） 薄弱校（就近） 市重点（成绩达线） 复读进入北大 全职公益人
F（女） 普通小学（就近） 普通初中（就近） 市重点（成绩达线） 普通大学 MBA在读
G（女） 口碑较好（就近） 薄弱校（就近） 薄弱校 市重点 外企


1.优质校的“共同奋斗型”。A是一位一直在重点学校（甚至是重点中的重点）就读的女生。在其上小学的时候通过缴纳赞助费入读了与户口片区并不一致的重点校。她觉得就读于北京最好的小学“没有压力。老师的教学方式是自由民主、快乐学习，班级很团结，同学家长很多是知识分子，比较注重孩子各方面素质的培养，小学时很快乐。”到了初中阶段，“学习压力较大，经常排名，同学关系非常融洽，属于在压力中共同进步。结识了很多至今都保持密切联系的好朋友。虽然那时学习很苦，但是大家同甘共苦，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高中阶段是快乐的学习和生活，班级氛围好。有一定竞争，但还好。我已经适应了竞争。老师注重每个人的个性发展，因材施教，很有耐心，使我受益颇多。”在如何看待择校方面，她认为“小学时的择校，奠定了日后的基础，好的学校确实有更好的生活环境，周围同学的基本素质也比较好，使我眼界更开阔。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会购买学区房，因为好学校师资好，教学方法好，学生的家庭条件和素质也较高，使自己的孩子不容易学坏。应该让孩子从小在良好的条件和氛围中学习。”
另一位具有类似就学经历的女生H同样对择校持认同态度。她表示，“会在孩子的初中和高中阶段为其择校。小学可以离家近一点，从初中开始就一定要让孩子去好学校。12-18岁是人生很重要的阶段，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性格脾气秉性等都是在这个阶段形成并最后定型的。孩子在这个阶段如果能上一个校风严谨、氛围单纯的学校，对其成长会有很大的影响和帮助。我很受不了那些三类校的流氓打架等事件，比如像M校那样的烂校。我的孩子一定不能在人生的关键阶段学坏。”这两位从“名校”一直读上来的受访者对自己所处的学校具有强烈的身份认同，对一般学校具有一种毫不掩饰的鄙视，并且认为自己的伙伴圈子是基于一种共同的爱好、价值观形成的。
2.优质校的“互通有无型”。男生B是一位在就学路径上多次通过托关系、缴纳赞助费等方式择校的头脑活络的小伙子。上小学的时候，家里为了改善其就学环境，托人把他转进了区重点。但是“同学都很排外，陌生的环境让我一个小屁孩儿适应不了，自信心严重受挫。转学前是两道杠儿，学习委员，这么大的干部转学后没有平级调动。我也没觉得新学校有哪儿好，音乐老师课间当着小朋友的面儿往地上吐痰，这哪是区重点的素质！”到了“小升初”的时候他参加了某区重点的独立招考，缴纳了赞助费。“我觉得分数过线足够，但是因为校长要填建校时的大窟窿，所以让家长都交赞助费。我觉得这钱是合理的。”当然，他对初中的评价也很高。“老师不错，有经验，很负责，努力鼓励我，使我变得很阳光。同学都是富人子弟，啥人都有，都很聪明，学习都很好。学习压力嘛，据我同学说压力大、竞争激烈，但是我没感觉。”在这样的重点校上学，自然会结识一帮具有相似家庭背景的朋友。“初中同学都很牛，不过很多出国了很难见到一面。高中同学目前很多都是铁瓷，大学同学也是一堆哥们儿。大家都是追求上进性格阳光的人，没有颓废的。大学同学目前广义上来看全是同行。现在逢年过节时同学们经常联系，和同学们在一起探讨一下近况，展望一下未来，看看有没有一起合作做买卖的可能。我估计未来大家一定会一起折腾一些好玩儿的事儿出来。”受益于成长道路上的择校经历，他对择校也持认同态度。当我们问及买房时是否会考虑学区因素、是否会为子女择校等问题时，他表示“首选是少年时就移民留学，直接读发达国家的学校。这一条不可行的话，就去读贵族学校，尤其是初中高中的时候，让孩子的朋友圈都是‘大牛’。再不行的话，就哪儿都一样，甭费劲了，多读点语言早日留学，或者多学点实用的社会技能。关键时刻，我要亲自上阵进行教育。”由此可见，择校形成的同伴圈子对他的个人成长具有比较明显的影响。但是与其说他看重的是名校本身的身份认同，更不如说他看重的是身处名校所形成的人脉关系。
有意思的是，身处名校的受访者对自己学校有一种高度的认同，但是不同学校之间的受访者彼此不认同对方。换言之，这种群分不仅体现在不同档次的学校之间（如前面的H对一般学校的鄙视），也体现在同一档次的不同学校之间。女生I和男生J的访谈充分体现了这一点。I就读的初中是市重点。访谈的时候她刚从初中同学婚礼现场赶过来。我们自然就聊到婚礼现场怎么样。
“别提了，一肚子闷气。新郎是我X中的初中同学。新郎初中是X中的、高中是Y中⑤的，所以来了一些他Y中的同学。我们坐一桌，五个X中的、五个Y中的，对半。本来都是来祝贺婚礼的，大家见面热闹热闹也没什么，可你猜怎么着？我们那桌那个气氛啊，甭提多叫人憋气了。”“是不是两所学校的人合不来？”“没错。他们Y中的五个人坐在对面半桌，一张桌子两边完全不是一个气场。那群Y中的，别提有多嚣张了，一个个高谈阔论、趾高气扬，凑一起神侃，指点江山，夹杂着各种炫耀、点评，每个人都是一副唯我独尊的死样子，都特有优越感，全都斜眼儿看人，都特能侃，显得自己知道的东西特多。拽，全都臭拽，都觉得自己特牛×，都特装×。”
“那你们X中的同学呢？”
“我们X的同学都挺和气的，以前关系就不错，多年未见了，今天大家聚聚都挺开心的。本来嘛，大家是来祝贺婚礼的，又不是来装×的。挺好的事情，结果全被Y中的那帮人搅了兴致。早就听说Y中的人都特有优越感，觉得自己特牛，今天算是见识了。他们不就是有些家长在某某部工作么，装什么装，其实那些家长指不定干的是什么工作呢。”
男生J正好读于Y中。我们让他用一句话形容Y中，他说，“非常牛的学校。比北京市重点牛，牛校中的航母。”我们追问，“有人说你们学校的都比较趾高气扬、目中无人，你认为是这样么？”他笑笑说，“嫉妒呗。”但是这两位受访者也表现出一定的共性。他们上的小学都是普通小学（I到了小学高年级因为并校进入重点小学就读），都表示毕业之后不再与小学同学联系了，但是与之后就读的重点初中和重点高中的同学在毕业之后依然保持密切的联系。谈到对择校的看法时，I表示，“会考虑买学区房，优质的教育资源肯定是在买房时考虑的重要因素。在有能力有财力的情况下，应该会为孩子择校。必要时会动用社会关系，再配合孩子的个人意愿。反正我会尽量把受教育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但是J的看法很有意思。“虽然我也是择校的受益者，但乖宝宝式的学习经历，让我丧失了很多想法和冲动。沿着一条好高中-好大学-好工作的人生道路按部就班，真心不刺激。不过等到我有了孩子，我还是会给他买学区房择校的。”
3.优质校的“残酷竞争型”。男生D的小学口碑较好，初中是薄弱校，义务教育阶段都是“就近入学”。高中进入“超级”市重点就读。他认为在一般学校就近入学其实挺好。“上小学时按照户口就近上学，由于身边的人群都是一个阶层，所以没有很大的压力，很轻松。上初中时，我本来可以被保送到北京市重点初中，但后来赶上改革，取消保送政策，不愿意花很多钱去择校，只能就近上学。其实就近上学很好，因为身边的同学都是同一类人群，所以没有过度的攀比、压力。上高中时考上市重点高中，接受了当时最好的高中教育，但由于身边的人群非富即贵，所以会有很大的心理压力。由于从三类薄弱学校上来的，所以基础差，需要花很大时间才能把成绩排进班级前列，总之，高中时代进了一个非富即贵的圈子，压力很大，当然压力可以转换为动力，高中时代过得很辛苦，但确实是改变后来生命轨迹最重要的时间。”从他的访谈中我们发现，进入名校也未必是一件好事。身份认同上的落差、新的环境的适应、人际关系的调整等等都需要代价，能否很好的利用名校的优势，顺利调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
尽管他对择校的态度有所保留，但是在谈及将来是否会为自己子女择校时，他毫不迟疑地表示了赞同。“会为孩子择校，接受良好的教育对孩子未来的成长、视野、接受的潜在机会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会考虑买优质学区的房子，这不仅关系子女的上学问题，也有投资保值、升值的空间。”
4.普通校的“自强不息型”。女生E的义务教育阶段没有择校，一直在普通校甚至薄弱校就读，高中进入市重点，高考发挥失常，复读一年后进入北大。根据这样的就学路径，我们揣测她应该具有一种坚毅隐忍的性格。访谈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了我们的猜想。“我的初中特别差劲，你所不能想象的各种差劲。除了工读学校，简直没有比它更差劲的了。初中时，我是团支书、副班长、学习委员。竞争？没有任何压力，评奖，全是我的。”但是她却高度评价这极其差劲学校中的老师和同学。“我非常非常爱我的初中老师。直到今天这种感情都不能忘怀。我永远不能忘记他们对我的关心，对我未来的建议，保护我不受其他人的影响。他们最担心的是我在离开他们之后难以独自面对挫折。十四年之后的今天，我比从前更坚强。我的同学非常的团结，他们一起打架，一起犯事，也一起担心未来。他们非常的聪明，友爱，善良，但却没有得到最好的资源。如果时光逆转，我还能回到彼时，我绝不吝啬拥抱他们每一个人，告诉他们我对他们的感情。今天我和他们当中的所有人大概已经没有什么交集，但是我爱他们，爱从前在一起的日子。他们是我整个青春里面最好的记忆。”
    按照她的说法，她今天的性格，她的成长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与这所超级差劲的初中有关。“因为学校实力不行，在初中的三年里面我过得非常焦虑，我觉得我的同学平庸，我的老师一般，而我的父母并不能给我无忧的未来。我所有做的事就是为了一个目的——尽快中考，尽快离开这个地方，为了更好的前途努力活着。他们让我在同龄人里面确定了我的角色：少言、优秀、一点点冷漠。这种认知一直延续到今天，这样一个角色的确定是我熟悉又满意的。从这个角度说，我的初中同学塑造了我一生的态度和行为。我爱他们。”
我们问她如何看待择校。她说，“如果我当时择校了，可能心理上会过得更平静。不会有那么多大起大落，不会有那么多性格上的弱点。不会有那么多的野心，现在野心已经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的父母让我觉得自己培养自己非常重要，外部环境都在其次，自己敢去吃苦比什么都重要。这种靠自己的经历过程让我觉得自豪，又觉得不堪回首。”她认为“就近入学”政策并不公平。“用户口分配资源是一件非常不公平的事情，如果学生不想认命就得拼命，这对学生要求太高了。不过只要学生不认命，学校好坏、就近与否不一定能给他的未来带来绝对影响。这样看来所谓的高价买学区房是一件愚蠢的事情，而通过各种关系来拼爹同样劳民伤财而无用。”尽管自己在逆境中靠拼搏一路过关斩将，认为择校也不一定有多大用处，但是她和之前的几位受访者一样，毫不犹豫的表示会为自己的子女买房择校。“会买。倒不是为孩子求得多么有保障的未来，只是不想让孩子和我一样备受煎熬。”
与E具有类似经历的女生F同样认为，在一般学校就读并不见得就是坏事。竞争压力较小，同学关系融洽，只要自身努力，一样潇洒自在。特别是没有择校经历的就学路径让她同样形成了一种任何事情靠自己的坚毅。“在整个求学过程中，我从未择校，也没有想过择校，都是通过统一考试或者就近分配的方式。我觉得这样的经历让我养成了一切靠自己的习惯。做事从来都不依赖他人，也不愿意求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一切已经成为了我生活的习惯。”“父母对我一直没有太严格的要求过，一切顺其自然，这让我的学生生活过得十分快乐。但也正是由于父母的宽容与信任，我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也养成了要强的性格。”F也是所有受访者中唯一一位认同“就近入学”政策并且表示不会为将来的子女择校的。“我认为就近入学很好，首先同学们住的比较近，有利于交流，可以建立长期的友谊；其次省下了大量上下学途中的时间，可以利用这些时间培养兴趣爱好；此外还减少托关系，交赞助费等入学方式，让所有的孩子感到公平与平等，对于孩子人格的建立有帮助。我也不会考虑为孩子择校。我希望他能够凡事靠自己的努力。并不愿意让他觉得家长可以帮助他得到一些额外的资源。”

五、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发现，小学阶段大部分研究对象以“就近入学”的方式进入户口片区的小学。到了初中阶段，通过各种方式择校的比例大为提升。是否择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个人的择友标准、同伴构成以及交往方式。受访者小学期间的伙伴圈子主要按照家庭居住地远近划分亲疏关系，而中学时代的伙伴主要基于兴趣、价值观等进行选择。教育阶段越高，择校比例越高，同伴圈子来自相同家庭背景的比例也在递增。尽管受访者大多表示毕业之后与小学同学几乎不再联系，与初中和高中同学仍然保持密切来往，但是在那些与小学伙伴仍然联系的研究对象当中，这种联系的强度更高。尽管择校可能给个人带来不同的伙伴圈子，但是研究发现，这种异质性的“圈子”并不必然对个人成长发展产生差异性的影响，这个结论与当前社会中择校家庭的预期不符，至少从同伴视角看来，出于选择同伴为目的的择校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重要。
根据教育经济学有关教育生产函数的理论，对于学生个人成长发展而言，有这么几个因素起着关键的影响。一是家庭环境，比如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等；二是个人因素，比如能力、禀赋等；三是学校环境，比如教师质量、办学条件等资源；四是同伴影响。其中，家庭环境、个人因素、学校环境对个人发展起着直接的影响，这三者又通过影响同伴群体而产生间接影响（Hanushek, 2010）。具体而言，家庭通过择校可以选择就学的学校环境，形成不同的就学路径。基于这种自我选择过程，加剧了身份认同基础上的“人以群分”的分割现象（也即群分效应）。在每一个人身处的密切交往的小圈子里，圈子中的同伴对自己施加影响（也即同伴效应）。但是我们的研究发现，个人并不是单向度的接受同伴群体的影响。个人的能力、禀赋在很大程度上主导这种同伴群体的影响——或是强化正面的同伴效应，或是抵消不利的同伴效应。因此，我们可以构建如图1所示的概念框架图。
从我们的研究来看，择校与否似乎并不影响学生个人最终的成长和发展路径——不论是否择校，我们的研究对象几乎都进入了市重点大学甚至更优质的大学继续学习，大学毕业之后也几乎都拥有一份用社会主流标准评价还不错的工作。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研究对象都表示会为将来自己的子女进行择校。而择校的理由主要基于两点：择校可以为子女创造更好的同伴环境，这种良好的同伴环境既具有价值理性的塑造良好价值观的作用，也具有工具理性的结交人脉的作用；择校也是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的背景下，家长为子女尽可能地减少教育机会不公平所做的努力。




图1：影响个人发展的因素

尽管本研究仅仅是一个“个案”分析，我们也无意把本研究的结论推广到其他个体，但是本研究的发现却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我们对择校行为的影响以及教育中的同伴效应的理解。首先，择校可能会强化人类社会本来就有的群分现象，同一所学校的生源来自背景相似的家庭，学校教育的社会化过程又强化了群体内部的身份认同，这将不利于城市居民之间的社会融合（陈友华、方长春，2007；方长春，2011）。其次，同伴效应是一种人际互动。尽管没有择校有可能处于一个平均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同伴圈子之中，但是个体并不是单向度的受同伴的影响。换言之，即使没有择校进入了一个生源一般的学校，也不意味着个人的发展轨迹就一定受到不利的影响。共同在逆境之中的奋斗、鼓励、团结等交往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薄弱学校在师资、生源上的劣势。而这种同伴交往方式恰恰是已有的关于同伴效应的定量研究所难以考察的内容。第三，就学生个人的教育发展而言，家庭环境和个人因素的作用要大于学校和社区环境的作用。上世纪60年代美国的《科尔曼报告》就已经指出，增加学校资源投入并不能提高弱势群体的学业成就，而家庭是一个更重要的因素。越来越多的来自经济学、社会学的研究也表明，居住社区虽然对个人成长有影响，但是其作用并没有家庭环境的作用大（Vigdor and Ludwig, 2010）。比如一项有关加拿大多伦多公共住房随机分配实验的研究发现，居住在完全不同的社区环境不足以解释个人社会经济结果上的差异,家庭内部环境的差异却能够解释样本总体差异的30%（Oreopoulos, 2003）。这就意味着旨在促进教育公平的政策应该将政策目标放在家庭而不是学校或社区方面。具体而言，应该针对弱势群体家庭提供早期教育干预、育儿方式、家庭阅读等方面的指导，以此增加这些家庭的文化资本。
注释
①之所以强调房地产市场改革之前，是因为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的就近入学基本上是按照不受家庭选择的居住地分布进行入学机会分配的一种模式。但是随着房地产市场化之后，家庭越来越有操作空间通过“买房而择校”，因此后一阶段的就近入学其实是一种在家庭选择能力之下的入学模式。
②基于经济学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研究这两个市场的互动关系的研究，请参见丁维莉与陆铭（2005）。
③无论是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择校，还是通过特长生考试等方式择校，择校的手段都和家庭背景密切相关。
④在“家庭住址接近”、“性格相投”、“爱好相近”、“成绩类似”、“家庭背景接近”等几个择友原因当中，研究对象可以多选。
⑤X中与Y中都是市重点，但是Y中的生源更多的来自某国家部委工作人员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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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School Choice on Students’ Personal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Based on Perspective of the Peers
Zheng  Lei,  Zhu Zhiyong & Wang Simeng
Abstract: The individual school education process and experience plays great impact on their attainment of social status and economic reward. During this process, how does peer affects influence the individual growth and development?  Collecting data through methods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interview, this study aimed to examine if the school choice influenced the individual’s “social communication circle” and what kind of peer affects that it brought about in the context of educational policy “going to neighborhood schools.” It is found that the school choice through different ways became popular with the enhancement of school educational stage. The school choice did have certain impact on the individual standards of selecting friends, constructing peer circles, and communicating with peers, but being in different “peer circles” for individuals did not necessarily have an disparate influence on their personal development.
Keywords: school choice， sorting effects， peer effect， identity， go to school in the neighborho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