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戎教授复称“国语”的建议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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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戎教授复称“国语”的建议有道理

作者:张毅

恢复“国语”名称，意在强调中华民族拥有同一“族际共同语”(周有光语)课程和共同的“社会母语”(王宁语)课程，有助于“一国”意识的进一步强化。

　　马戎《建议改称“汉语”为“国语”》(《环球时报》2015-8-27)——近日在一个会议上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罗富和谈起“汉语”用法的利弊问题，他认为应该改称“国语”，因为“汉语”在多个少数民族语言中表达的直接意思就是“汉族的语言”，政府提倡学习双语，就被理解为要求少数民族学习“汉族的语言”。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被汉族“同化”的问题。其实在今天的中国，回、满、赫哲、土家、锡伯、畲族等族绝大多数人口讲汉语。壮、白、撒拉、东乡、苗、瑶、蒙古、土、保安、羌、仫佬等族中有很大比例的干部民众通用汉语。汉语文在中国几千年文化发展史和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已经在事实上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族际共同语”和“国家通用语”，把今天的“汉语”顾名思义地看作只是“汉族的语言”是一种十分偏狭的理解。长期以来，我国西部地区的双语教学中对汉语的提法是“汉语普通话”，这是把普通话与汉语方言做了区别，但仍然强调的是“汉语”。去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中，在谈到双语教育时，提法已经改为“国家通用语言”。但是社会各界对此的关注不够，在电视新闻、报纸杂志中仍在大量使用“汉语”一词，如有的报纸宣传少数民族“学好汉语，有利就业”，国外的孔子学院也在讨论“外国学生如何学好汉语”。今后这些提法应尽快统一起来。“国家通用语言”的提法是十分准确的，指的就是全体国民通用的工具性语言文字，但是在口头表达中稍长了一些，不如在许多日常场合下进一步简化为“国语”。这一调整有几个好处：一是使我国回族、满族等在语言方面的传统提法从“通用汉语”改为“通用国语”，名正而言顺。二是有自己母语和文字的少数民族学生在各级学校和双语教育中所学习的是“国语”。译成少数民族语言就是学习“国家通用语言”而不是目前所译的“汉族的语言”，有利于少数民族在观念上准确地理解“国语”。三是与台湾的用语建立连接。民国时期把汉语学习称为“国语”，1932年叶圣陶、丰子恺编的《开明国语课本》近期在大陆一度十分流行。1949年后，台湾一直在推行“国语”教育，这是建立台湾民众对中国认同的文化基础。四是对海外的“汉语”教学起到重新“正名”的作用。教育部下属有“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汉办”)，下级机构是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一些相关的社团组织如“世界汉语教学学会”等也由“汉办”指导，其职能是“对外汉语教学和汉语国际推广”。但是，国外学生学习的“汉语”，译成英文是Chinese(language)，直译是“中国的语言”。很显然，把Chinese(language)译成“汉语”，给外国学生留下的认知就是“汉”就是“中国”，那么藏、维吾尔、蒙古等民族的语言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呢?这无疑是存在很大问题的。如果海外推动的是“国语(中国国家通用语言，Chineselanguage)”教学，就没有问题了。藏、维吾尔、蒙古等民族的语言当然是中华民族语言体系的组成部分，但不是“国家通用语言”。从这个思路出发，也许教育部的“汉办”需要考虑更名了。(作者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大社会学系前任系主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前任所长。北京大学藏学研究院筹备专家。)
　　近年来我国学界要求恢复“国语”的呼声十分强烈。最近，北大社会学系马戎教授在《环球时报》发文呼吁改称“汉语”为“国语”。但学界也有反对改称“国语”的声音，一些人对“国语”历史缺乏了解的人甚至认为恢复“国语”名称是无事生非，是在做字面文章，此种误解实为大谬。笔者翻看前几年的几篇反对恢复“国语”名称的文章，例如钮葆先生的《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中不可以把"普通话"改称"国语"》(以下简称“钮文”)和曹德和教授的《〈语言文字法〉拒绝"国语"名称的原因和合理性──从“国语”好还是“普通话”好的争论说起》(下称“曹文”)，看到这两篇文章在一些论述上有似是而非之嫌。知史明道，这就需要我们拨开笼罩在"国语"和"普通话"两个名称之上的历史迷雾。
　　一、国家观念的话语反映--民国时期的"国"字化
　　在社会巨变中，语言问题往往是重大的政治文化问题。如果把“国语”与其他“国”字头语词放在一起考察，就可清楚地看到这些词从产生到被广泛应用再到后来一度成为话语禁忌的时代原因。
　　清末民初，国门大开，面对外来文化冲击，国人亟需整理本国文化遗产以重构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系。在比对和反证中，与"西方"之"西"相对的“国”字就成了国人对中华文化身份自认的重要标识，并由此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国字号”社会文化运动，一时间，“国语”“国文”“国学”“国医”“国画”“国乐”“国剧”“国术”“国故”“国父”“国民”“国族”等“国”字属词汇，成为了国人对世纪初国家政治文化共同体想象的重要元素。1923年1月顾实指出：“迩来国家观念普及于人，……种种冠以'国'字之一类名词，复触目皆是。”[1]最典型的例子是“国族”，这个词的产生本身就在于强调对民族共和一体的认同。“国语”一词在当时受到青睐，亦在于以国民通用语言建构为其旨的“语言统一”运动，有着维护国家统一及促进教育普及之效。彼时其他的“国字头”热词也都与民族身份自认相关。当然，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党搞一党独裁，言必称“党国”，可谓以“党”祸“国”。随着1949年因专制腐败和发动内战而失去民心的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崩溃，“国”字头语词家族也遭受了殃及。这是历史的必然。二、"国字头"话语退出：国共内战在宣传话语斗争上的延续
　　“钮文”质疑《提案》：“(《提案》)说建国初期确定使用‘普通话’这个名称是'为避免使用国民党当权时所通用的‘国语’就选择了‘普通话’一词'。《提案》人如此归纳新中国建立时对语文政策制定中一些重要名称的选用原因,依据是什么呢?如果有依据，对于这么重大的事情,是不该全然不提供依据的;如果没有依据,那就是把庄严的提案儿戏化了。”实际上，《提案》所说非虚。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国共政治话语斗争形势仍非常严峻。当时的台湾大兴文字狱，“法国作家左拉的小说，因为作者姓'左'而不可在台湾出版，马克·吐温，因是马克思的'弟弟'而作品遭禁。”“党营文化出版事业的一台台搅拌机轰鸣不止，打算在每个人的大脑里浇铸出一块块任由党国跑马的广场”，使得台湾的上世纪50年代成为“汉语自身历史上最为丑陋、粗鄙的一段”。[2]
　　在大陆，一场肃清国民党统治精神余毒的战争也随即打响。客观地说，对于人民政权的巩固来说，这样的思想肃清有其必要性。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在与“国民党反动派”有关事物的区分上，当时我们也“采取了冒进的一刀切模式，即‘凡是敌人支持的，我们就坚决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坚决支持’”。按照这样的逻辑，针对国民党“反共复国”的准备，我们这边当然需要搞斗争话语上的去“国”化了。于是，“国”字头名称纷纷退出历史舞台。因为这个“国”字可以代表“国民”“国家”，也会让人联想到“民国”“国民党”“党国”之类的词。由于"国"字在当时被视作国民党反动意识形态的象征，"国字号"被牵连九族。这种“恨屋及乌”的思维当时普遍存在。
　　“钮文”在质疑"提案"时批评提案人，作为“长期从事语言学研究和语言文字工作的《提案》人对‘普通话’和‘国语’这两个概念早于上个世纪初期就并行并用的历史事实不会不知道，而知道却又这样谬讲，这是很不妥当的”。进而质问：“不把‘普通话’改称‘国语’的道理是很清楚的。可问题是：对这样一件道理很清楚的事情，怎么却是由几位语言学者身份的政协委员把它的否命题以《提案》的方式提交给全国政协了呢?”钮文此处措辞欠妥，而且显然忽视了"国"字头语族在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集体退却的历史。
　　三、用“普通话”反对“国语”：苏式阶级斗争话语的印记
　　如“钮文”所言，“普通话”和“国语”在民国时期是“并行并用”的，但两个概念被赋予了不同的意识形态色彩，而且二词显然有着朝野地位的不同。为何在建国初“国语”不仅失去了“在朝”的地位，而且很快也失去了与“普通话”“并行并用”的资格了呢?这是受带有极左倾向的苏式阶级斗争话语的影响使然。受其影响，我们过去一直强调要创造出一种为工农兵所需要的劳动大众的“普通话”。
　　现在来看，瞿秋白、郑伯奇等一些左翼文人的语言文字理论在重视人民群众鲜活的口语实践和语文现代化方面无疑有其积极意义，但其倡导与语言雅化背离的俗化，以及要求废除汉字的偏激观点，也显示出了其作为非专业语言工作者对汉语言文字本身民族性特点的忽视，而且其语言理论的许多方面也不具备语言学的科学性，存在较大的局限性，正如杨慧指出的那样：瞿秋白在“无产阶级无上的先进性和科学性”二者之间充满了矛盾纠结，“构成了瞿秋白思想深处的文化矛盾乃至个人思想危机”。[3]对此，解放前茅盾先生曾作过批评分析，但并不深入。建国初，由于我们在语言文字理论建设上准备得不够充分，这种带有很大局限性尚未得到全面清晰梳理的语言文字理论，成为了当时指导语言文字工作的为数不多的理论遗产,影响了当时语言文字政策的制定(包括对于"国语"和"普通话"名称抑扬存废的选择)。
　　三、双语发展、"两全其美"--多元一体之中华民族的语言格局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冷战阴云散去，两岸意识形态对骂也偃旗息鼓，中华民族迎来了迈向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在改革开放造就的宽松的社会氛围中，“国”字头语族获得了重生的条件。如果说20世纪初期“国”字头现象显示出中华文明在半殖民地语境中的挣扎抗争的话，新时期“国”字头语族的崛起，则是随中国国力日强之势，国人在全球化时代西方文化大举入侵的后殖民主义语境中，努力摆脱文化边缘心态，以重新确立民族文化自信的语言表征。
　　1988年，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常务理事张镜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部主任王嘉实主张复用"国乐"名称;2000年，教育部高等院校艺术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傅谨呼吁复用"国剧"名称;语文教育工作者龚仁贵(2001)、江川(2002)、彭光宇(2010)等呼吁复用"国语""国文"名称。
　　“国语”归正目前遇到的一个问题是一些学者在民族问题认识上存在着似是而非的认识误区。“钮文”和“曹文”在其论述中就以“普通话”更能体现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语言平等为论据，否定“国语”归来的意义。曹文承认：“毋庸讳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废止国语，同苏联影响有着直接而明显的关系。”曹文多处引用前苏联一些人的观点和瞿秋白当年转述复制来的前苏联语言理论，以已经解体了的苏联过去的语言理论作为圭臬，似有很大的商榷空间。
　　首先，前苏联的国家语言规划存在着重大缺陷。前苏联的解体与其语言政策的失误不无关系，以其为戒，今天我们既要借鉴他们在保护各民族平等权利上的一些思路和举措，也要充分认识其语言政策的失误。其实，在上世纪20年代，我国学者对于苏联民族政策的策略性和意识形态性已有过分析。一个庞大的多族群国家由于没有长远的科学合理的语言规划与法制建设，只能自吞苦果。前苏联教训就是：“没有建立将俄语作为国家通用语言进行推广的法律框架”，[4]没有确立俄语国家通用语的地位，致使其"语言政策未能有效地发挥对国家认同应有的促进作用"。其次，必须看到我国的总体语言战略规划和法制建设明显优于前苏联。如果说建国初我们的语言工作还有着仿苏色彩的话，新时期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中，我们已经初步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规划思路。所以当今我们在讨论语文问题时，不应处处再拿一个已经解体了他国的政策来作立论的依据。我国语言政策是根据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特点制定的，尊重各民族的语言权利，能够保证各民族语言的繁荣和发展，同时重视服务于民族国家构建的大局，以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社会和谐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客观需要。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所谓"多元"就是民族之间地位平等，所谓一体就是有着共同的政治认同和超越各族群之上的共同的文化认同。我国公民具有民族身份和公民身份两种身份，因此，在语言认同上既要认同本族群的语言，又要认同国家通用语，学好双语。张文木在论述中国国家语言战略规划时指出：“国语是国家公民统一使用的无差别的交流工具，公民掌握国语是通过国家教育实现的;族群语言和地区方言则是国家内部不同民族和地区内各自通用的有差别的交流工具。”[5]“钮文”“曹文”在论述中都显然混淆了族群语和国家通用语的功用，忽视了“国语”教育是公民教育的重要一环。
　　四、"国语"归来--我国当前统战战略发展的现实需要
　　1985年，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先生指出：“全国各民族的族际共同语叫做国语，也未尝不可。”[6]而"普通话"这个名称在学理上是否严谨，这在国家语委内部也有过讨论。1995年，时任国家语委语言组书记的林炎志先生透露：“‘普通话’一词将逐渐改用‘通用语’。语言文字工作不久将进入法制化管理的层次,‘普通话’作为法律用语,不够严密。‘通用语’是高于各民族语言的用语。‘普通话’只是指汉民族语言的普及用语。‘通用语’还赋有国家地位，在国际上也能接轨。同时，采用这一概念，也是符合宪法的。通过推广‘通用语’即推广普通话，有助于提高汉语在国际上的地位。”[7]林先生是主张以“通用语”的说法代替“普通话’。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在学术界，郭熙、田惠刚、曹桑等先生也纷纷提出“普通话”更名的建议，可见“普通话”这个名称在学者那里已经祛魅，而“国语”也不再是政治忌语。根据汉语构词惯例，“国家通用语言”这一短语的简称就是“国语”，和“普通话”根本不挨边。种种拒斥“国语”的意见都因循着历史的成见，在伟大的变革时代的映衬下，更显抱残守缺的局促。
　　名称问题关乎中华民族语言生态建设的问题(是要雅化还是俗化)，更关系到对国家忠诚的公民教育问题。在此问题的认识上，我们应把思想统一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和《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上来。国家通用语言能力作为国家公民的基本语言能力之一，应通过学校教育使公民拥有这一能力得到切实的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第三条规定：“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必须认识到，在公民教育中推广国家通用语(即“国语”)对于形塑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意义重大。2009年3月7日，全国政协委员、民革新疆区委会主委蒋平安在“两会”日记对于讲“国语”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大力加强文化建设方面，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固然重要，但是通过立法加强汉语作为国语的地位，少数民族学习和掌握汉语言文字是提高中华文化在各少数民族中认同感的更重要的途径。”[8]
　　当前，大陆地区应从文化统战的高度，兼顾台湾地区的社会母语课程的现状及台湾特殊的政治生态。多年以来，一些台独分子鼓吹自己不是中国人，而仅是“含有汉族血统的汉人与中华文化素养的华人”。2010年马英九主政时，“国语文”改“华语文”传说再起，台湾两岸统合学会立即发表声明痛斥此举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郑声乱雅、乱紫夺朱”。声明严正指出：更改国语文课程名称是“大是大非之事”，“‘国文’变成‘华文’，‘国语’变成‘华语’时，国基崩毁、魂魄不存!”[9]这是多么振聋发聩的声音!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恢复“国语”名称，意在强调中华民族拥有同一“族际共同语”(周有光语)课程和共同的“社会母语”(王宁语)课程，有助于“一国”意识的进一步强化。正像王东杰先生指出的那样：“通过‘正名’，人们可以发动一场政治和社会‘革命’，也可以缝合由此带来的历史裂纹。正是通过类似的一次又一次的‘言语行为’，那个‘成文的’、‘标准的’、同时也是线性的国族叙事被不断修改，又不断成形——尽管言说并非塑造历史的唯一方式。”[10]如果说“普通话”名称受青睐是革命年代左翼语文运动使然的话，当今恢复“国语”称谓正是“缝合历史裂纹”和进行新的“国族叙事”的现实需要。与时俱进，在世兴我。当前，我国正在展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叙事，在中华民族统一体全面复兴的“中国梦”民族想象过程中，“国语”归来当为应有之项。(此文摘自《北华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2015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顾实.国立东南大学国学院整理国学计划书[J].国学丛刊,1923，1(04)：121-127.
　　[2]胡平.沉默，是将大地吸干——台岛50年代恐怖主义之隐性暴力[J].随笔,2013(1)：56-78.
　　[3]杨慧.口语的革命动力学——略论瞿秋白的文艺大众化思想[C]// 韦尔申，张伟.中华美学学会(第七届)全国美学大会会议论文集，2010：260-273.[4]田鹏.语言政策与国家认同：原苏联民族语言政策的失误与思考[J].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3(1)：1-7.
　　[5]张文木.在推进国家语言战略中塑造战略语言[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3)：83-91.
　　[6]周有光.文字改革的新阶段[J].文字改革，1985(05)：5-11.
　　[7]成纯.“普通话”将改`通用语”[J].咬文嚼字，1996(2):7.
　　[8]2010年全国政协委员、民革新疆区委会主委蒋平安“两会”日记.新疆民革网. [EB/OL].http://www.xjmg.org/show.aspx?id=1341/2014-3-3.
　　[9]中评社.两岸统合学会曝“马政府真的要去中国”[EB/OL]. (2010-09-01)[2014-11-10].http://www.crntt.com/doc/1014/3/ ... mp;mdate=0901165329
　　[10]王东杰.官话、国语、普通话:中国近代标准语的“正名”与政治[J].学术月刊，2014(2)：155-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