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毅衡：英国人如何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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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毅衡：英国人如何读书
一
座落于日内瓦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很注意统计各国的出版数字，说这是“各国生活标准，教育，民族自觉的重要指标”，这就说的太严重，我们只说“喜欢书的程度”吧，文章做的太大，会让人头晕。各种统计数字，精确到个位，反而让人怀疑其精确程度。所以本文只谈印象，说到书，印象可能比精确统计更加重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新（1997版）的统计年鉴，登录的数字是1995年。 此年中国出书十万九百五十一种，而英国却是十万一千七百六十四种 ，稍多于中国。全世界仅此两个国家出书过十万种。
可以说在出书上，英国与中国，长期以来是世界上两大领袖。1990年代中期后，中国与英国出书并列于十万种，往下就差得很远：德国七万种，美国六万种，法国三万种。从那以后，一时中国超过了英国，每年出书逼近二十万种。但是进入21世纪，情况似乎翻了过来，据中国新闻出版总署每年的统计数字，中国出版数字中，新书比例一直是60%左右，重印经典古籍当然是好事，但是读新书也是人民“文化自觉”的必要。
看一下每年出版新书的数字，那么近年英国又成为世界第一书国：2005年英国出版新书（new titles）二十万种；美国十七万种，居第二；中国在第三位，十三万六千种。如果考虑到英文书籍常有英美两种版本，可能有部分重复，至少我们可以比较肯定地说：中国把世界第一书国的地位又让给了英国。
这是绝对数字。往人口一平均，就是另一幅图景了。英国每五百五十人印书一种，德国一千五十人印书一种，法国一千六百人印书一种，美国每四千人印书一种，中国每一万两千人印书一种。也就是说，每年读者需要的印书种类，英国读者比德国读者多一倍，比法国读者多二倍，比美国读者多几乎七倍，比中国读者多二十倍。
或许有人会说，这样算法不对：英国的前殖民地，还在买英国的书，德国书中国书都难以出口。这有点道理。但出口只能增加印数，表明人口读书欲望的，是种数：种数越多越赔钱。
二
当然无法统计，书多少次被读。每年二十万种书，就是每天出版五百多种，谁也没有本事每天浏览五百本书的书目，所以印书不是读书。
不过旧书店多了，一本就顶几本，超过纯印数。所以，值得看一下英国人如何读旧书。
喜欢英文旧书，值得来伦敦。市中心旧书店星罗棋布，各有专司。市中心区的切林十字大街，竟是一条旧书店街，你就想象琉璃厂搬上了长安街就是了。有的旧书店奇大无比，全部按作者姓名排列，因为知道买旧书的爱书者，都是追着他们心爱的作家而来，在这里找书比图书馆都方便。有本小说《切林十字大街四十八号》，说的是一个纽约的爱书女士，所要的书只有到这家旧书店邮购才能买到。与书店老板通信多年，感情就从书晕染开去，来了一场旧书中的柏拉图。最后女士找到伦敦，旧书店老板却去世了，旧书店拍卖了：人走书空，令人伤怀。如此一本几乎无情节可言的书信体小说，得到如此浪漫感情的男人，竟然是个职业最无聊最没劲的旧书店老板，而且这本小说竟然拍成电影，而且除了我，还有不少人喜欢！
不过最让人惊奇的，是威尔士的一个小镇，名称有趣，叫歪河嘿镇（Hay-on-Wye）。此镇在威尔士东北山区，不通铁路。从伦敦开车单程要六七个小时，当天别想回来。从高速公路转进山间盘盘旋旋的窄路，两边只见牛羊，最后在绿水青山中，一个小城，全部人口怕只有千人。洁洁净净的街巷，酒吧野趣，山上有废堡，古色峨然。英伦三国，最好看的就是这种小镇，但是名镇数百，哪儿轮得上它？
1960年代初，有位布斯先生忽生奇想，买下一个废农具厂，改成一个巨大的旧书店。又有人改建电影院，打了四层地板。此镇变成一个旧书城，总共一条街，陆续开了三十八家旧书店，还有一家开在山上古堡里。最大的一家，恐怕也是全世界最大的旧书店，存书四十万本，干脆是个图书馆。不同的是在此地看书，老让人掂量口袋，掂量放纵占有欲到什么程度。
当然就得分类。“中国”这个题材，就有三书架。至于言情，色情，同性恋，侦探，庭审，历史，科幻，魔幻等“类型书”，自然各有发烧读者。不入类的“一般小说”，占了整整一层。与我一起去的，是一位作家，走出店门后，失魂落魄，说是从来没有想到有若许多小说被人写出来，印出来，买进家里，卖到此地。辛苦经年，出版时真是天上地下惟我独尊。到此才知不过是恒河沙数之一，何必再尽毕生之力供应旧书货源？
作家也太容易颓唐。我也在纳闷，不过是另一个问题：人们为什么要开车那么远，来此地看旧书？到该找旅馆的时候，我就明白了：就像求签问卦要上峨嵋山，一个道理。这是一种特色旅游业，满镇不是旧书店，就是小旅馆。环境之绿，似乎买了书，就沾了一点儿山水。
每年夏天，此地还开历时十天的文学节，借本地小学操场，搭大棚组织上百场作家演讲，爱书者排长队等签字，到此时连附近农庄都腾房办旅馆，牧羊人开临时出租车。慕名而来的读者过万。这个生意经，点子还真不错。
话又说回来，或许只有在英国，才能做这种“旧书城”的生意经。我到过的西方国家，数英国人最喜欢读书。
三
另外一种估计读书（而不是仅仅买书摆架子）情况的，是图书馆。图书馆是唯一“一本书多人读”的地方。
我曾经住在北京东北的望京“小区”，此处号称三十万居民。据说还不是一般居民区：教师，艺术家，书人（作家、记者、编辑、书商），远远超出北京全市比例。北京本来就多这三类人，在文化首都中，此处居民文化更高，那么望京真是“来住无白丁”了。无怪乎规划建造“望京好莱坞”电影院，望京宜家城，望京宠物乐园……
但是没有一个规划者想到一所公共图书馆。整个望京，几乎没有一家象样的书店。至于公共图书馆，整个北京，东半边的人，要看书报，到首都图书馆；西半边的人，到北京图书馆。起个大早来回打了八十元的出租，能否看到要看的书，各位读者经验丰富，抗议文字已经写了半个世纪，豪华的图书馆实为藏书楼，说了没用就不说了。
八年前在英国，我必须搬家，挑的地方，首先想靠地铁交通方便，还想离公共图书馆近一些，看书看报方便。幸亏，这点容易办到。伦敦有三十六个区，平均每个区有八个公共图书馆，因此有二百八十八家公共图书馆。至于大英图书馆，大学图书馆，都是供研究用的，居民看书报不会去那里。我就近挑个象样的公共图书馆，有四层楼，分别陈列书籍报刊，地方史资料，音响录象，电脑终端。
英国报刊最近指责图书馆“方向错误”：来图书馆的人不断增加，借书人数量却连年下降，来图书馆借录象，用电脑的人越来越多。舆论认为，图书馆读者减少，对人口素质不利。
必须承认，这是有图书馆可去时，才能发的牢骚。住在北京，从望京到和平里，几十里绵延不断锦绣般光灿灿商场大楼，就是没有找到一家公共图书馆，让我无法对管理员的进书趣味挑剔一番。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近公布的各国公共图书馆统计。这份统计一向延迟过久，最近的是1998年。数字是各国自己提供的，联合国无法核实。而且不全，有些国家，例如美国，向来不屑于向联合国提供数字，只能从缺。
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看出，大部分国家，在公共图书馆数字上，似乎没有谎报。各国数字天差地别，但是我化了点功夫，用人口总数一平均，却看出规律井然。
从我喜欢但又痛恨的英国图书馆谈起：英国上报，有公共图书馆五千一百八十三所。也就是说，每一万居民，有一家图书馆。这个水平看来是全世界中等。加拿大等许多英语国家，与此相仿。
比较爱读书的，似乎是日尔曼语国家：德国每六千六百人有一所；芬兰五千人；奥地利四千人；挪威四千人；瑞士三千人。看来瑞士最出色。
拉丁民族好玩乐，果然每两万两千名法国人，享用一所公共图书馆，每两万六千意大利人一所。他们都去看戏看歌剧了，文化生活也算丰富。
其他地方就惨了。不过发展中国家，先要喂饱肚子，总不至于外援或贷款用来买书。公共图书馆不是文化产业，是要各级政府财政支持的公益事业。有的国家公共图书馆才个位数，堂堂中华不应当跟他们比。此文就不再引用此种悲观数字。
图书馆不能收钱，相反，公共图书馆必须付借用费给作者。
很有可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中国，公共图书馆，报的数字是两千六百所（1998年），是经济上中等水平英国的一半。但是用十三亿人口来平均，中国五十万人分到一所公共图书馆。五十万人，是一个县的平均人口。一个县过去往往保持一所图书馆，这个数字看来似乎准确得出奇。
但是知识人最集中的望京三十万人，没有一所图书馆，文化首都北京，东半边八百万人，分享一所首都图书馆。难道全国各地，图书馆密度比北京多八倍？这公平吗？我只能怀疑两千六百这个数字，是否准确，各县的图书馆依然在否？
大部分人没有觉得这是个问题，因为想读书的人，多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必然属于一个公家文化单位，那里总有个资料图书馆可供使用。这个简单的假设，已经非常不符合目前社会情况。望京的知识分子，多的是“自由职业者”，靠得是自己的藏书。但是这“自力更生”日子，总有过不下去的时候。
我在这里写这篇文字，看来是区区小事。文化正在欣欣向荣地产业化，政府凭什么要花钱满足居民中的书呆子？但是从我上面列举的数字可以看出：公共图书馆，关系到一个民族的素质：民众无处读书，无需读书，无书可读，似乎也不必读书，这样我们如何成为21世纪的主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上，我们的东邻日本，不知为什么没有上报公共图书馆数字。村上春树的《海边的卡夫卡》，主人公，一个逃离家庭的少年，在一个海边小城的图书馆找到藏身之地，两个图书管理员，一个是唯一能理解他的人；端庄的女图书馆长，爱上他，最后竟然是他从小散失的母亲；而一个文盲白痴通灵者，在图书馆看到通往地狱或天堂的入口。
发生在此小城图书馆的这些事，我始终摸不着头脑。但是村上春树很懂得日本读者，或许日本人就是觉得图书馆怪怪的，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我们小说的有趣故事，从来不发生在图书馆里。近日的电影《恋爱中的宝贝》，被评为幻觉镜头太多。其中有个老头死在书架下，却是他自己的藏书室。可见，我们再幻想，也没法脱离实际。
我希望北京有更多的公共图书馆，哪怕不发生奇迹，哪怕只让我们翻翻书报，幻想离家出走，遇到奇迹。
四
有图书馆工作人员告诉我，先前调查“国民读书习惯”时，那些对“去年你读过几本书”作了尴尬回答的人，给的理由，一般都是“忙不过来”，“没有时间“。但是前两年出现了一个新的答复，大多是年龄不大的人给的：“我一看书就头晕。”为了健康而不读书，更是理由十足。
而且，他还告诉我，真有人走进书店或图书馆，看到一排排书架，就感到心口不适，呼吸憋气，需要赶快奔出去，以免晕倒。
我觉得这个情况很严重，所以特地在此报告医学界，请他们注意：“晕书综合症”听说是全球性的，却在中国蔓延扩展速度特别快。尤其是在青少年中，扩散迅疾，不得不引起警惕。从粗浅的观察来看，男性似乎比女性比例大，但是确切的统计数字尚未收集到，不便贸然下断语。
得此病的青少年，或许是被中国特色的成堆教科书和教辅材料气昏了头脑，看到文字就恼火。强迫读这些东西之余，除了QQ和MSN，除了网上的“浅阅读”，报上的明星八卦，其他什么书都不想读。
这个病在中国造成的危害很惊人，据调查，中国公民每年平均阅读量为零点七本书，日本为四本，韩国七本，法国十一本。当然，“晕书症”在那些国家也是存在的，只是范围小得多。
在这个后现代，据说文化已经混成一片的，没有什么文化层次之分，雅俗之分，全球化把各国文化都变成一个“奇观狂欢节”。有不少文化学家说，这是时代病，图象时代，影视时代，全世界的人，都离书本越来越远。也有人说：知识结构正在改变，不读书不等于没有知识。我这里倒是有个数字：中国人有“读书习惯”的，从几年前的7%，降到2004年5%。而英国有“读书习惯”的，从1977年的54%，升到2002年的65%。
理论家妙笔生花的宏论，实际上掩盖了一个可怕的文化等级分野，而且是越来越严重的等级分野。
首先，各个国家之间，读书习惯差别很大。联合国在世界五百强企业家读书调查，日本企业家一年读书五十本，中国企业家一年读书半本，差一百倍。中国企业家读书之多，竟然是全中国人民的平均数，看来在中国，真是什么人都能当老板。正当联想收购IBM，南汽收购罗孚，百度胜利进军纳指，中国企业大踏步走向国际舞台时，这个读书统计，让人担忧中国资本的进军，会不会一路顺利到底。
在每个社会，读书出现越来越严重的阶层性：2002年英国统计，四分之一人读书五本以下，半数人读书五本以上，有四分之一，读书二十本以上，两极分化严重。美国NEA调查，美国人中，有“读书习惯”的，全国平均为38%，但是南美裔移民中，只有26.5%。这个调查还指出，有读书习惯的阶层，热心公益，慈善事业，参加体育运动，比例超出没有读书习惯的二至三倍。
读不读书，标志着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已经有大量统计资料证明。据很多后现代文化学家说，当代社会，是一个普遍“感性商品化”的社会，上层要保持上层品位，就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高香水的号牌，香槟的品牌，手提包的价格。我看这些文化学家有点糊涂：读书与知识范围，是一个非常明确的阶层指标，而且这个格调区分“间隔”正在越拉越大。
我知道，抽象地谈“开卷有益”，已经说服不了当今的年轻人。但是我有一则有趣的社会统计，可以让中国舒舒服服患“晕书症”的男性青年，吓得坐起来认真听一下：英国《泰晤士报》2004年6月7日报道，企鹅出版公司研究部调查两千位妇女，85%认为，聊天闲谈或正儿八经谈情说爱的男人，如果大谈读过的书，这种男人更具有吸引力，更容易让她们“感到爱慕”。或许，这是医治中国青少年“晕书症”流传的唯一妙方。
大英帝国没有了，大英书国却还在。在这个全人类越来越不读书的时代，大英书国还是可以傲视世界的。至少，英国女士的读书趣味，会影响两个男人：想成为她丈夫的人，不得不成为她儿子的人。这就极大地增加了读书传统承传的可能。
文章来源：《文景》2009年第四期    2009-0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