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1952年出生,陕西商洛市丹凤县人。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当代著名作家。曾多次获文学大奖,代表作有《商州》、《浮躁》、《废都》、《白夜》、《秦腔》、《古炉》、《带灯》等。
6月5日,贾平凹应邀来慈溪参加第三届“《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双年奖”颁奖活动,他的作品《带灯》和韩少功的《日夜书》、周大新的《安魂》、李佩甫的《生命册》、林白的《北去来辞》同时获本次长篇小说双年奖。
记者:这次您的获奖作品是《带灯》,这个名字很有意思,给我们简要阐述下这部作品的创作情况。
贾平凹:小说《带灯》的主人公带灯是一名乡镇女干部。小说的缘起就是来自一位乡镇女干部。当时写完《古炉》以后有一段休息的时间,我就跑了甘肃、山西、河南好多地方,到农村了解最基层人们的生活和精神状态。正好一次下乡时,我认识了一位乡镇女干部,她在大山深处的一个乡镇综合治理办公室工作,后来她陆续和我联系,在短信里讲述她的生活和工作,给我提供了素材。
小说中,女主人公原来的名字叫萤,但她在翻看辞典的时候,发现里面经常说“腐草化萤”,就是说萤火虫生于腐草里。她觉得这不好,就把名字改成了带灯。她这个灯是自带的,而不是别人给她的光亮,所以叫带灯。带灯是樱镇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每天的工作就是处理群众上访。这个人物是在最基层的社会环境中产生的。在当地人看来,乡镇干部一个月挣两三千块钱,比较稳定,她可以在那儿一直干下去。在这种环境下,她一方面要尽到责任把工作干好,另一方面她有自己向往的东西,但这些向往的东西有的是完不成的。
萤火虫不是火把,也不是日光灯,它的光本身就是微弱的。小说中,带灯后来心理受到伤害,脑子也有些问题,生了好多病。在作品的最后,出现了一大片萤火虫。写到这儿的时候,我在想,每个人如果都像萤火虫一样,凭着自己的一点点光亮,还是可以照亮好多人。
记者:感觉您这部作品的风格和以往的不相同,而是多了一些散淡的感觉?
贾平凹:在小说结构中,写实际的东西给人的感觉比较累,所以我加上了一些抒情、明亮的东西,以增强读者的阅读快感。我想尽量用简洁、明快的方式把故事讲明白,而以往的故事可能细节描写比较多。这可能跟年龄和心态有关,几十年以来,我喜欢明清以至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学语言,它清新、灵动、疏淡、幽默、有韵致。我模仿着,借鉴着,后来似乎也有些像模像样了。而过了60岁,我开始喜欢中国两汉时期那种史的文章风格,没有那么多的灵动和慰藉、委婉和华丽,但它沉而不糜,厚而简约,用意直白,下笔肯定,以真准震撼,以尖锐敲击。
《带灯》这个故事关注的是中国最现实的问题,这个题材跟自己目前的文学追求也有契合的地方。我觉得对一个作家来讲,要真诚地呈现生活,这样才可能把真实的东西贡献给读者。
记者:您一直说自己是农民,您的作品主题大多也是关于农民、农村和家乡。农村题材会是您永远的选择吗?
贾平凹: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使命,农村是我熟悉的氛围,可以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既然如此,那我就把这个题材写透写实。中国是个农业大国,骨子里依然是农耕文明,尤其在西部农村,不管现代生活如何发展,依然继承着原来的农耕文明,这就像是一种文化基因,轻易很难改变。而且如今处于社会转型期,有很多振奋人的东西,同时也有令人焦虑的东西,各种矛盾都在这个时期激化。面对这种现象,每个作家就应该有自己的思索。既不能不停地歌颂和表扬,也不能一味地否定、批判。你怎么观察、把握这个社会,是一个作家很重要的素质。
除了深入最基层的农村了解生活,我还每年去北京、上海和广州,了解大都市最时尚最前沿的东西,用两头来把握中国目前,这样才能正确地了解整个社会,尤其是转型时期的真实社会状况。因为很多人出去打工,他们的生活就在城市和农村的两头摇摆,尤其是新一代的农民工,他们喜欢城市,但是又融入不了大都市。现在农民的生活,和上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时候都是不一样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农村的危机就是没有人,年轻人都不回去了,这是最大的危机。
在生活中,一个人老主持公道,就有德、有望,公道主持得好,人们就说这个人“德高望重”。作家在面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时,也是在说出公道话。这个公道话建立在国情、民情、实情的基础上,作家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一定要面对真实的社会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不光要真实,还要有真知。
记者:文学评论家陈晓明说当代文学的走向需要现代性问题,也就是现实主义的传统如何和现代性接轨,您对此如何理解?
贾平凹:传统和现代性都是模糊的概念,现代意识应该是一种人本意识,是大多数人在想什么的潮流。我对现代性的理解是经济发达后,随着人们个性解放想法更为自由,人获得了一种自觉自由的状态,但这快速获得的一切也导致很多矛盾和问题的出现。
社会转型期出现了问题和矛盾,这是必然经历的历史阶段,对于作家来说,反而是给他们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想像的空间,这是一个大时代,也是让作家可以大显身手的时代。现在的农村题材作品,80后、70后跟我们50后写的就不一样了,农村已经在发生变化了。欧洲如今的乡土文学就是田园文学,或许多年后我们现在的农村题材作品也会慢慢消退消失了。怎样重视这种转型期的困境,通过作品引发社会关注,甚至解决这个事情,就能为人类进步提供一份总结经验。也就意味着文学创作要有现代意识,也就是人类意识。我在写作选取素材时有两个考虑,一方面,我所用的材料必须都是真实地从生活中长出来的,而不是在房间里面道听途说或编造的东西;另一方面,这些材料一定要有中国文化的特点,呈现的国情、民情,一定要以一种文化为背景。
记者:您的作品关注度最高的是《废都》,那部作品刚出来的时候,许多读者很好奇您为什么要这么写?难道真的是为了博眼球?您当年的真实想法是什么?
贾平凹:20年前的社会价值观和现在是不一样的。写这本书的时候,大概是20年前了,书中有对社会的观察和对社会的前瞻,其实书中描写的那些情况,已经在社会上出现了。这并不是书的作为,而是时代的作为。社会总有一个前进的规律和趋向,只要你认真关注,总会注意到的,是时代变迁继而产生的价值观的变化导致了读者和社会对《废都》从不认可到认可。
按我当时的想法,是用回避的方式,以实写虚。那个时候比较年轻,也不顾忌什么,反正觉得把这些东西表达出来,把自己想写的表达出来,就写了。但是在当时,社会的道德极限容纳不了,这跟今天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书中的性描写只是作为辅助素材和虚构人物的铺垫存在,并非主要内容,在整个作品44万字的总数中,它只有三四千字,所占的比例也是极小的。那些删掉的地方,原来就有内容,不是我故意留下多少个空白格子,是出版社的编辑怕惹麻烦删了那么多。其实,《废都》这本书的核心是知识分子的生存境况和对整个社会的记录。
记者:听说您写作必须要原型,就像画家一定要写生?那么《废都》中的庄之蝶有您本人的影子吗?
贾平凹:对于作家来说,每个人物应该都折射有作者自己的东西,借别人的材料来表达自己的东西,可以说也许都有关系,庄之蝶身上当然有我的影子,但是不能说那个人就是我。
创作中必须要有原型,这是我的一种写作习惯。像盖楼房一样,必须有几个大的深坑来灌柱子,上面才能盖楼房。这几个柱子在我脑子里就是那些原型,有原型后我在写作时,整栋大楼都可能是虚构的,但它跑不到这几个柱子之外,这些原型能把你撑住。如果没有原型,你就漂移开了,落不下来,落不到最实的地方。如果太空,写不下去的时候,就可能会采用变形、夸张的句子和情节,这在某些时候或许起到一些变形生活、反映荒唐生活的作用,但掌握不好就会变成对自己真正不了解、对最细部东西缺乏了解的掩饰办法。明眼人一看就能看出来,他哪里熟悉哪里不熟悉。人和人之间、故事背后,它有最重要的“生活气息”在里面。你如果纯粹只写一个事件,但不到现场去具体了解,你获得不了它背后的气息。
记者:您的每一部作品都很受关注,您自己最喜欢哪部?
贾平凹:没有特别满意的,只有比较重要的。我写《废都》的时候40来岁,《浮躁》写于30多岁,《秦腔》写于50岁,《古炉》和《带灯》写于60来岁,他们都是我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品,大概每隔10年会有一个转折。有的人喜欢我年轻时候的作品,也有人喜欢我老了的作品。我自认为年轻的时候写作有技巧,人文的比较少,大多是从史书小说中看来的。年长了之后激情不如年轻时候,但结合的是自己生活、生命中经历感悟和提炼出来的智慧,智慧不是轻易就有的,它是日常生活中切实的体会,慢慢积累,看透了,了悟了的东西。
记者:您的创作在中国文坛饱受争议,尤其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压力吗?坚持这种创作方式的动力是什么?
贾平凹:现在再回想过去,自己也算是个坚强的人吧。这份坚持或许更应该说是一种执拗,那时候还是比较年轻的阶段,四十出头,当时经历的事情还不是特别多,各个方面的一下子铺天盖地。很长一段时间的压力,周围的人都在说,如果是一般的人肯定就压垮了,因为我表面上比较胆小,但是骨子里面还是比较倔强的。事情过后一想,人生也就这样了,如果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事我就不在乎了,也是磨炼出来了。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还是一种启发。实际上,我觉得从那个艰难的时代过来也是一件幸事。
这段经历也让我悟出一些道理,作品只要按真实感受写出来,一时不被理解,以后总有一天会被理解。每本书都有每本书的命运,书和人一样,有的书一产生出来就有好命运,走得很顺当,有些书就特别艰难。《废都》一路走来是比较艰难的,后面的几本就顺当多了。
记者:创作之余,您还喜欢书法、绘画、收藏等,这些爱好对您的创作有什么影响吗?
贾平凹:我觉得搞创作的人不管是文学还是艺术,都需要能量很强大,才能创作出好作品。所以优秀的创作者需要吸收各个方面的营养。从纵向来看,一方面需要传统的东西,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有太多的文化值得我们学习。另一方面,要对现代社会有充分的了解。20世纪以来,中国的作家都在讨论中西结合,传统和现代的融合问题,如何在现代的背景下让传统继续发展?民间性的东西如书法、绘画、收藏等都有很好的推动作用。
农村有种土语说“会推磨子就会推碾子”,反正都是转圈。不管从事任何艺术,最高的境界是一回事情。要想把画画好,实际上也是表达,和文学表达是一样的东西,也是创造一种格局。音乐、绘画、舞蹈,最高境界都是一回事情。所有这些实际上都是相通的,也是相互促进的。
记者:听说您在创作一部反映中国人百年生活变化的长篇小说,可否先给我们分享一下?
贾平凹:不是太长。大概今年的九十月份就可以出版,具体内容还是留些悬念吧。 来源:宁波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