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之后再无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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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访谈主持：吴怀尧
     中国作家富豪榜品牌创始人，星榜文化传媒董事长。1984年生于湖北红安，师从现代汉语词典。17岁高二退学到北京做编辑；21岁进入知名媒体担任深度报道记者；22岁首创中国作家富豪榜引发空前轰动效应，让华语文学一夜之间举世瞩目。中国作家富豪榜已发展成公认的文化界奥斯卡，是全民阅读的超级符号和重要推动力量。


本期受访人：岳南

    中国非虚构写作第一人，原名岳玉明，连续三年荣登中国作家富豪榜。1962年生于山东诸城。现为中华考古文学协会副会长，台湾清华大学驻校作家，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解剖式研究中国知识分子与重大考古事件，著有《风雪定陵》等考古探秘纪实文学12卷，另有描写民国知识分子命运的《陈寅恪与傅斯年》、《南渡北归》三部曲等著作问世，其中《南渡北归》被誉为再现20世纪中国最后一批大师命运变迁的史诗巨著，两位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莫言联袂推荐，茅于轼、柳传志、俞敏洪、任志强、李国庆等人均是该书忠实读者。－－－－－－－－－－－－－－－－－－－－－－－－－－－－－2014 年 5月23日，岳麓书社出版之《陈寅恪与傅斯年》全新修订版上市。

大师之后再无大师

　 　人类学家克罗伯（Kroeber）曾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天才成群地来（Come in a cluster）。1890年前后的中国，似乎印证了“天才成群地来”这个令克氏久久不解的疑问。
　　在20世纪初叶成群而来的学术大师中，有些是单打独斗，依靠本身的研究成果对学术界产生巨大影响而为后人所怀念；有的除个人辉煌的学术造诣，还留下了制度性的遗业，在学术界维持着长远弥久的影响力。前者当以陈寅恪为代表，后者非傅斯年莫属。
　　陈先后留洋16载，通晓20余种文字；傅乃五四运动北京学生游行总指挥，海外留学7年，与陈寅恪在德国柏林大学共同度过了4年时光。二人学成归国，陈氏进入清华国学研究院，成为闻名天下的“四大导师”之一；傅斯年出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开南国一代学术新风。北伐成功后，被誉为“人间最稀有的一个天才”的傅斯年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而“三百年来仅此一人”的“教授的教授”陈寅恪出任史语所历史组主任。傅、陈二人这一历史性的聚合，开创了一个举世瞩目的学术流派。令人扼腕的是，随着国共两党干戈相向，这对同学加姻亲关系（陈寅恪嫡亲表妹、曾国藩的曾外孙女俞大彩乃傅斯年之妻）的旷世天才，被无情地阻隔在海峡两岸遥天对望而不能相聚。最后的结局是：一个无声地倒毙在台湾孤岛会议大厅，一个默默死于大陆岭南病榻。并世成双的天才之花凋落成泥，只有芬芳永留人间大地。本书叙述了陈寅恪与傅斯年成长、留学以及在动荡岁月中颠沛流离，执著学术事业的艰难历程，生动卓然地展现了知识分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理想信念，是一部反映20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心路历程与事业追求的心灵史诗，读来感人泪下，怅然叹息。

                                                                                               ——岳麓书社《陈寅恪与傅斯年》全新修订版试读

   
   “蔡元培、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钱钟书……为何大师之后再无大师？”
　作家岳南可能自己也没有想到，他的疑惑会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共鸣和讨论，甚至被媒体命名为一个特定词组——“岳南疑惑”，成为一个网络热词，频繁出现在微博、微信、论坛、报纸、杂志……
       在《南渡北归》篇外篇《陈寅恪与傅斯年》推出全新修订版之际，中国作家富豪榜创始人吴怀尧对话岳南，带您深度了解这个人和他的真性情。




[size=+0]                      “陈寅恪与傅斯年”


　　吴怀尧：据我所知，你创作生涯中的长篇处女作《风雪定陵》出版即引惊叹，而当时你还是解放军艺术学院的一名学生。这部作品在台湾出版后获得1996年《中国时报》十大好书奖，与王安忆的《长恨歌》同时获奖，在那块倾心文化的岛屿上备受推崇，继之又被美国《世界日报》评为年度华文最佳非虚构文学作品，其经历与情形与王小波的《黄金时代》颇为相似。在谈其他问题之前，我希望你或繁或简的讲点个人经历和家庭背景。
　　岳  南：我的个人经历和背景都比较简单，1962年农历12月出生于山东诸城县贾悦镇一个有着三条小河穿越、号称“西伯利亚”的偏僻村庄，在村子和镇上完成了小学与中学学业。1979年高考落榜后回到庄里生产队种了一年地，当了一年小学预备班的老师。1981年秋参军入伍，到山东日照武警边防支队某派出所服役。先后在派出所与支队机关当过战士、打字员、公务员等，后来考入武警济南指挥学校，当时叫教导大队。毕业后回到原部队当了一名司务长，主管伙房饭菜与炊事员工作。再后来因为我经常写点小诗或新闻稿在报刊上发表，就被作为“人才”调到济南武警总队政治部机关做电视宣传工作，再后来调到北京武警部队机关继续从事老行当，直到1995年转业到国家机关某杂志社工作。


　　吴怀尧：最近，你的作品《陈寅恪与傅斯年》新增5万字珍贵史料，推出全新修订版。透过这本书，我们得以领略民国知识分子群落的命运剧变，你写作这本书的初衷是什么？
　　岳  南：我上中学的时候，报纸刊物上开始宣传知识分子与他们的生活、理想、事业、信念与追求等等，比如像数学家陈景润，这是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典型，是我心中的偶像。还有事业加爱情的，如《第二次握手》主人公的生活与凄美的爱情故事，通过《中国青年报》连载，让我知道了原来没有听说过的人和事。当然，真正产生要为知识分子写点什么的想法，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事了。这批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与渊博学识，令我深受感动，觉得自己有话要说，不吐不快，这就是后来你所看到和我正在创作着的知识分子系列作品的初衷。




                               国学大师中的“双子星”


　　吴怀尧：在20世纪初叶的学术大家中，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鲁迅、陈寅恪、傅斯年、赵元任、李济、陶希圣、钱穆、顾颉刚、郭沫若……个个大名鼎鼎，许多人的成就至今都无人能及，你为什么对知名度并非最大的陈寅恪与傅斯年情有独钟单独写了一本书？
　　岳  南：写作这种事，不能说谁的世俗名气大就写谁，也不能说写大总统就比写小人物更有意义和更受读者欢迎。主要还是看作者与所写的传主是否在感情上有所共鸣。这一点我想你能理解，比如曹雪芹的《红楼梦》，法国小仲马的《茶花女》、莫泊桑的《羊脂球》等等，他们所写的并不是多么了不起的大人物，应该说大多都是些社会中的小人物，甚至是在世俗社会看来最低层的妓女。但就是这些小人物的命运感动了一代代人，这些作品也在世界文学史上放出了不朽的光芒。


　　吴怀尧：我刚刚提到的这些大家，你会为他们单独立传吗？还是完全按照自己的兴趣来？
　　岳  南：梁启超的色调有点冷，也就是给人冷冰冰的感觉；王国维有点软，有的时候你看他处理的那些公事私事，我都替他着急，真是像鲁迅所说的“老实得像火腿”一样的人物，对于这种性格的人我不喜欢；胡适与鲁迅嘛，此前写的已经够多了，我不愿意再去炒别人的剩饭，或者是在混水里摸鱼；赵元任与李济的专业有点深奥，要解释起来难度大，读者不容易搞清楚，一时还不好动笔；陶希圣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政客，可佩的地方不多；钱穆与顾颉刚学问当然是没得说，但总觉得缺点什么，要写一部传记，兴趣不大。至于近几十年在大陆政学两界名声显赫的郭沫若，一生翻云覆雨的事太多，鲁迅当年对郭沫若等人指斥为“才子加流氓”，或许有个人恩怨，不可当真。关于郭氏其人其事，我研究的不多，弄不明白，也不想弄明白。在上面列举的人中，我最喜欢的是傅斯年，他的性格和为人处事的方式、方法很称我意，这可能牵涉我与傅公同为山东老乡的地理关系，骨子里都有一点山东响马与梁山好汉遗风的关系吧。


　　吴怀尧：傅、陈各自的历程都跌宕起伏，可独成专著，你把他们放在一起写的原因是什么？
　　岳  南：傅、陈均出身清代名宦世家，傅斯年是大清开国顺治朝首位状元、武英殿大学士、掌宰相职的傅以渐七世孙；陈寅恪是晚清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孙，二人都有显赫的家族史，陈寅恪嫡亲表妹、曾国藩的曾外孙女俞大彩是傅斯年的妻子。陈寅恪自13岁起就赴日本留学，后来又赴美国哈佛大学与巴黎、瑞士、德国等欧洲国家高等学府留学，时间长达16年。在中国历史上，有名有姓的留学生，时间达16年的，除了唐代的玄奘，就是陈寅恪了，无出其右者。傅斯年是著名的“五四运动”北京学生游行总指挥，北大毕业后赴欧洲留学，与陈寅恪在德国柏林大学共同度过了4年时光。


　　吴怀尧：陈寅恪与傅斯年二人学成归国，陈进入清华国学研究院，成为闻名天下的“四大导师”之一；傅斯年出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开南国一代学术新风，后来却结局逆转？
　　岳南：国民党北伐成功后，傅斯年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陈寅恪出任史语所历史组主任，这个关系从1928年始，一直保持到1948年底，长达20年之久。而傅、陈二人对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这一历史性的聚合，开创了一个举世瞩目的学术流派，为海内外学术界敬佩。但随着国共干戈相向，大地陆沉，最后的结局是：傅斯年、陈寅恪这对同学兼同事，外加姻亲关系的旷世天才，遥天对望而不能相聚。一个无声地倒毙在台湾会议大厅，一个死于大陆岭南病榻，二人皆不得善终。这本书将他们放在一起写，不仅仅是因为两人是同学，是战友，是姻亲，更主要的是因为两人在国学大师群中的“双子星”地位以及他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光辉人格。前者依靠本身的研究成果对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后者除了个人辉煌的学术造诣，还留下了制度性的遗业，在学术界维持着长远弥久的影响力。


                            “不是预言，是感叹”


　　吴怀尧：金庸先生曾在广州大学讲学时透露，尽管自己未能亲自受业于陈寅恪，但敬仰其学术并尊之为师，自称“私淑弟子”。相比之下，今天的年轻一代，能知傅斯年与陈寅恪为何许人也，做过何种事业者，已不是很多了。你觉得是什么原因造成大众对傅斯年及他那一代知识分子精英的健忘？
　　岳  南：：原因很多，年轻一代不知道二公的学问与事业是正常的。现在这种状况稍好一点了，但还是感觉不到位。


　　吴怀尧：在很大程度上，传记作品，特别是写大学者的传记作品带有学术研究的性质，它的作者不仅是作者，更应该是学者，他应该有作家的感受力，更应该有学者的洞察力。在你看来，外界对你的这种关注度，是来自于公众对“揭秘”过程的兴趣，还是对你研究功力的认可？抑或话题本身就具有足够的看点？
　　岳  南：我想两者都兼而有之吧。其实所谓“揭秘”也谈不到，只是由于一些原因，使陈、傅二公的生活经历与事业成就湮没于历史的风尘之中不为部分人所知，现在靠着一些最新“出土”和披露的资料，我尽了最大努力复原了陈、傅二公那段历史事实，因而有些人觉得新鲜，就当作“揭秘”来看待。这个事情与临潼的兵马俑发现有些相通的地方。事实上，当年的兵马俑从制作到埋葬，是许多普通人都知道的史实。只是一朝湮没，一朝发现，时间的转换就使看到它的人在心理和视角上感到不同。


　　吴怀尧：人类学家克罗伯曾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天才成群地来。中国近现代史上，我们也有过一个“天才成群地来”的时代。可是后来，仿佛弹指一挥间，那些成群而来的天才们又结队而去，只留下了支离破碎的吉光片羽。大师之后再无大师，你觉得问题在哪里呢？这种尴尬和遗憾如何才能解决？
　　岳  南：天才成群地来的时候，与他们所处的历史阶段、环境、社会风气等密切相关。就人文科学来说，这批人在少年时就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功底，后来又有机会到东洋或西洋学习现代知识，二者如同两块不同磁石，一旦碰撞，必然产生耀眼的火花和能量。但这批大师之后，社会风气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变了，后起者受世风的影响和条件的限制，既缺乏深厚的国学功底，又很难有机会到国外深造，潜心苦读，所以就产生了大师之后无大师的遗憾。


　　吴怀尧：你希望“大师之后再无大师”的观点起到什么效果？
　　岳  南：我说的“大师之后无大师”，不是预言，更不是像尼采一样的宣判，而是一种感叹，这个感叹暗含一种希望和期待，就是希望在人类文明进程中仍有大师出现，这个大师是民众的一分子。

“白卷英雄”张铁生是个好作家

    吴怀尧：现在回头梳理下，你的文学启蒙是来自家教还是来自社会，抑或是来自身边的师友？你目前的写作在美学上的追求与你当初的文学启蒙是否一致？

    岳南：我的整个学生时代，生逢乱世，当时中国已取消了通过考试继续到大学读书这一方式，主要靠阶级成分的外衣由掌权者推荐上大学，也就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只能打洞”的时代。

    谈到文学启蒙，家教有一点，更大的应该是齐鲁之地厚重的文化积淀的原因.我的家乡诸城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它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盟主——舜的出生地，后来产生过不少知名人物，如张泽瑞/赵明城，刘统勋父子，以及后来的康生/江青，还有现代著名作家王统照、王希坚、王愿坚，以及诗人臧克家等等。我们村尽管偏僻一点，但有些老头老太太能口述中国历史小说，比如《三国演义》、《隋唐演义》、《水浒》、《西游》、《七侠五义》甚至一般人不太了解的《矿山英雄传》等等，还有一些民间传奇故事。我自小有听别人讲故事的嗜好，也就是家乡说的“把瞎话儿”。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断断续续听了一些“瞎话”。

   记得有一年冬天，每天晚上吃过饭都到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家里听她讲古书，这个老太太是我舅爷爷冯西元的夫人，我喊她叫舅妈妈，人很慈祥，很能说，我一边听一边帮她扒棉花桃子——秋后不开的棉桃，采到家中扒开再亮晒——结果一个冬天下来，一部《隋唐演义》加半部《矿山英雄传》就听完了，现在我所知道的隋唐历史人物与故事，大多是从她那里来的。类似这样的民间“把瞎话”，对我后来舞文弄墨并当这个空头文学家起了相当大的启蒙作用。

    不过，当时毕竟还是一个学生，从小学到高中，老师的传教当然是最令我受益的。好像一种天意，我上学的时代，遇到的语文老师都特别有水平，有几位后来还成为省内外颇有影响的作家，如我在中学时候的班主任王良瑛老师，后来到了县文化馆，又到了山东省作协，并一度出任过《山东文学》主编，也就是前一段时间写“鬼词”的作协副主席王兆山兼任的那个位子。当然，二者是不可相提并论的，王良瑛老师曾以长篇小说《野色》确定了他在文学界的地位，写过几百万字的优秀作品，是他们那一代人中非常优秀的具有代表性的伟大作家。这些小学和初中老师如王丙瑞，冯照德，以及诸城五中的语文老师姜其旺、薄维荣、房克华，还有后来成为著名诗人的夕深等等传授给我的知识，是后来能够搞点文学创作的基础和最基本的条件和原动力。

还有一些课外书和文章，都成为滋养我文学创作的一个部分。比如说1973年，辽宁省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队长、下乡知识青年张铁生，他在参加当年6月份全国高等学校招生文化考试时，几乎交了白卷，语文38分，理化6分。他自知录取无望，便将事先准备好的一封信抄录在理化考卷的背面交了上去。这封信被发现后，他作为“白卷英雄”轰动全国，一时成为大红大紫的风云人物。《人民日报》曾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转载了这封信，全国师生组织学习，我自然也要参加。

[size=+0] 当时我感到这封信文才很好，让我很感动，完全可以当作模范文章来读，有些段落就背了下来。张铁生君这封信开头的第一句话是：“书面考试就这么过去了，对此，我有点感受，愿意向领导上谈一谈。”这是岂今为止我所见到的文章中最好、伟大的开头，干净利索，不卑不亢掷地有声，特别令人感动和提神的是“愿意谈一谈”，而不是低头哈腰，诚惶诚恐地上达天听，“向组织上汇报汇报”。后来听说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于1984年创作完成并获当年龚古尔文学奖的《情人》，开头一段就是模仿、借鉴的张铁生这封信。《情人》已有中国译本，第一句是“我已经老了……”

    吴怀尧：呵呵，杜拉斯模仿张铁生，这还是第一次听说，好在只是一种传言。人们常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你涉猎考古文学多年，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

    岳南：准确的说法应是“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是唐太宗李世民的话，他主要是从政治角度来说这话的。至于我的感受，这个有点复杂，所谓失，没有什么感觉，写了就写了，没有失去什么。说到得，就是把田野考古学自引进中国以来，在这块土地上所发生的最伟大和具有代表性的考古发掘事件，在当事人还活着的时候，通过采访、调查写出来了，给后人留下了一段较为真实的历史史实。比如说再过二十年、五十年，后人来到北京周口店，来到安阳殷墟，来到十三陵或者法门寺或者兵马俑坑，那个时候所有亲身发掘的人都死光了，来龙去脉也不清晰了，如果我或我的朋友如杨仕、商成勇等人不写这个发掘经过，可能后人就不知道当年发生了什么。但这本书现在写出来，五十年后的读者看过之后就会说：“噢，原来是这么回事？”读者或观众知道了历史真相，这就是我的所得。

    吴怀尧：我一直很好奇，你在军艺读的是文学系，后来怎么对考古感起兴趣来的？

    岳南：我是一次偶然到十三陵去旅游，看到了定陵的地下宫殿，觉得写一写发掘过程应该有些意思，于是就开始采访和写作了。这就好比莫泊桑与大小仲马写妓女一样容易理解。我已经说过，在我少年时代，曾听到家乡不少老头老太太讲过历史小说，比如对朱元璋、永乐皇帝等等明代的人物、事件也有所了解。所以说到写十三陵的定陵地下宫殿发掘，并牵涉到明代的一些事儿，并不觉得突兀，反而感觉很自然。

    吴怀尧：呵呵，偶然也得有机缘，有知情人士曾向我透露，你写《风雪定陵》是为了获得一个女孩的尊敬和爱情，这是奇闻还是逸事？

    岳南：刚进军艺没多久，我想交个女朋友聊一聊，但是因为我的山东口音太浓一时难已得逞。后来曲径通幽，在某杂志上看到交友信息后，就给杭州一个自称爱好旅游、写作的女孩拍电报：“速来京，解放军艺术学院作家岳南邀请你。”没想到，这女孩过了两天就来了，他在军艺我们班跟着读了几天书，星期天我就带她去十三陵游玩，她看完后很激动，觉得非常美。我说既然你喜欢，那我就写本书给你看吧。后来找到当年的考古队长赵其昌先生采访，然后是查阅资料等等，并与赵先生的夫人杨仕鼎力合作，花几个月的时间写就了《风雪定陵》。

    吴怀尧：看来歌德说得还是很有道理的，伟大的女性引导我们上升。通常，你是否经过重写才能完成作品？当一部作品完成时，你心情怎么样？

    岳南：没有，我是2000年之后才开始用电脑写作的，此前出版的8部作品全部是一稿成功，基本不改动，送到出版社后由编辑删削加工，没有我的什么事了。海明威说他每写一部作品，就像与狮子搏斗一样，当把狮子打倒的时候，自己也累趴下了。我的感觉没有这么酷烈，但也感觉很累，一旦作品完成，真有一种被捆绑后突然释放的感觉，身心俱感轻松。

    吴怀尧：我看过著名诗人/评论家何三坡写过一篇叫《圆明园画家村札记》的文章，说岳南基本不读外国书，有这么回事吗？为什么呢？  

    岳南：言重了，外国书还是读的，只是读得较少。这个与兴趣有些关系，但主要还是没有时间。因为在我28岁之前，基本上是当学生、农民、当兵。当学生的时候没有好好学习读书，当农民的时候，由于体力劳动很重，很难再读书，加之当时农村也没有什么书可读，所以纯文学的书特别是外国文学书自然就不会读得太多。但像当年流行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与高尔基的作品，甚至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契可夫的《草原》，最近去世的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等等是必须要读的。当然，何三坡是后现代主义诗人兼评论家，他读的比较多的是罗柏·格里耶，西蒙，还有博尔赫斯，还有一些什么斯，等等作家的东西。我最喜欢的是198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2006年去世的的埃及作家纳吉布·马哈兹，他的书我读过几遍，有的段落和句子甚至都能背诵，大段我现在一时想不起来了，小段还可以。你比如他在《自传的回声》中有这么一小段：“我伤感地闭上眼睛，却看见为我出殡的队伍正在行进，我走在队前，手执一只斟满生命醇酿的大杯！”

     吴怀尧：你有阅读哲学书籍的习惯吗？谁是你最喜欢的哲学家？你如何看待哲学家们的冥思苦索？

    岳南：我最喜欢的哲学家，就是我的家乡号称“西伯利亚”，真名叫河西拐庄的农民、患有严重哮喘病的王中华先生，他创造了一个消灭人类自身的全新理论。

    我中学毕业在西拐庄第三生产队耕种的时候，听到他不止一次地对社员们说过：盼望在某年某月某日，天老爷突降大雨，一直下到隔天二指，或稍宽一些，除他之外，天下人都沉没在洪水中挣扎。一夜之间，天降冰冻，所有在水中挣扎的人都被约五厘米的冰层铁板一样卡住了脖子，头部和下半部还可转动。王中华受天老爷委托，拿一把铁锨，在冰上像铲草一样来回地铲人头，他认为那时自己的心情一定很爽。

我理解他的这个思维是，人类不要再抱着原子弹继续前进，要么把这个核弹集体扔掉，要么假上帝之手让人类重新回到洪荒时代的幼年，也就是亚当、夏娃的时代。很显然，要让已经怀抱核弹的人类扔掉或者毁掉这个现代化“宝贝”是不可能的，那么要想避免整个地球生物被毁灭，就必然要设法使人类回到远古的摇篮里去，重新开始新一轮生命历程，这个时候世界复又太平了，秩序就可以重新得到恢复，太阳系将回归到他的原生态，回归宇宙本体面貌等等。可惜大洪水时代没有到来，诺亚方舟也没有在西拐庄出现，作为哲学家的王中华却因病死掉了。

    像我喜欢的这个王中华，他整的那一套想象的成分太多，也含有愤世嫉俗的成分，是个真正的乌托邦。能够让我感到理论与实践可以结合并有可能落到实处的外国的哲学家中，我比较喜欢诺齐克，我知道诺齐克已经很晚了，这位了不起的哲学家同癌症抗争了七年之后，终于在2002年1月23日与世长辞，而这个时候，我还没有读过他的书。我是在一次出席北大哲学研讨会上，获得了对这位杰出人物的认识并心向往之。

     诺齐克走后，他的名著《无政府、国家、乌托邦》曾传到中国，他希望保障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建立“最弱意义的国家”，为人类谋求最好的、可以操作的“乌托邦”等等。这些理论给了我重新开启对世界认识的一个别样通道。“哲学是逻辑的诗”，在诺齐克那里，这句话得到了验证。

[size=+0] [文章来源：华西都市报2014年5月24日－－大师之后再无大师]